人性預設下的法律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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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傳統文化對人性的基本假設及制度影響

法家認為人性既然不是善的，則應通過外在的強制力來推進社會管理，這種手段就是訴諸于法律。但是，我們必須看到，無論是儒家堅持性善論，還是法家主張性惡論，他們都認為統治者性善，因其德性高尚，只要他們加強自身道德修養，把德性用于統治過程中，再輔以教化就可以治國平天下。人民是愚民，其性惡。對人民的統治必須嚴刑酷法，再輔以一定的禮儀教化國家才能太平。以性善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直接影響了中國古代法律文化的特點和制度設計，導致了人治思想的蔓延。其影響主要在以下方面：第一，這一人性假設造就了中國法律的倫理化品性。德主刑輔、先德后刑、理法結合的正統法律思想，經新儒學代表人物董仲舒及其追隨者大為倡導后，逐漸定于一尊，并影響了整個封建王朝的法律實踐，是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儒家化、倫理化，法律實則成為一部等級倫理法。在中國古代，宗法倫理原則支配著立法，歷代統治者認為法律應符合“天情人理”，立法應盡量遵循“法順人情”、“引禮入律”的原則，從而把“三綱五常”、“十義”等宗法倫理親情義務法律化，強迫人們遵從，禮法結合，禮法合一。“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刑不過是用以維護禮的尊嚴的一種處罰手段。立法的目的也是別貴賤、序尊卑，確立尊尊、親情、長長、男女有別的宗法等級秩序。儒家強調尊長在家族中的權力，尊長是家族對外的代表，子孫在人格及權利上從屬于尊長。法律嚴禁卑幼告發尊長，不管所控告的事是實是虛，競敢告發尊長就說明有“無情之心”。相反尊長卻可以“以理殺人”，而其不受處罰，同時子孫也可以代父母受刑。在量刑方面，法律也規定“準五服以制罪”來悍衛宗法倫理秩序。第二，這一人性假設直接導致了人治傳統。國為家的放大，忠為孝的延伸。中國古代把皇帝比作父母，把天下百姓比作子孫。法律特別維護“皇權”，嚴厲打擊“犯上作亂”侵犯皇帝尊嚴與權威者。如“重罪十條”中就多系危害皇權及其專制統治的行為。同時皇帝“口含天憲”，王命效力高于法律。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和修改法律的不足，但也造成法律形式多樣、法條繁雜，甚至相互矛盾。這也影響了以后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現象嚴重出現。在中國古代法律中，官貴及其親屬受到公開的法律特權保護。一人作官，則封妻蔭子，“刑不上大夫”，官貴犯法可以減輕處罰，也可以官俸贖罪，如“八議”、“官當”等制度。在立法法律保護尊長、官貴的優勢特權的同時，強調卑幼的片面尊敬義務，“良賤既異制，同罪又異罰”，“君不君臣不可以不臣”。雙方的權力與義務極不平等，公開等差。法律基本上為義務本位性法律。這與法律應有的價值—公平正義相違背。第三，這一人性假設影響了中國古代的司法。中國古代在司法中作為普遍性裁判標準的東西首先是“情”，其次是“理”，最后才是法。雖然個別朝代的統治者強調緣法而治，但畢竟占少數。大多數司法官員斷罪是不以辯明是非為目的，而以維護倫常秩序為目的。司法中“原情論罪”，“原心論罪”。原什么情，就是原每個人在君臣上下、尊卑貴賤、內外親疏、長幼男女之差別中的名分和義務。法官斷罪注重從案件事實中去尋找可以運用的情理?！霸恼撟铩本褪菑姆缸飫訖C去論其是否合乎情理。如果某人犯罪動機符合道德要求，雖然結果有害社會，也可以免于處罰，如“親親相匿”、“以理殺人”，相反如果其動機違反道德要求，雖然其沒有行使犯罪或沒有危害社會，也要懲罰。如在思想上不敬皇帝的“腹非罪”。同時，在司法中盡量賤訴、息訴。儒家認為訴訟是道德敗壞的表現和結果，無訴是追求的理想境界。儒家強調處罰和判決必須合情合理而不一定合法，法官審理大量案件（尤其是民事案件）是用一種“教諭式調解”的方式來處理的。在這種場合，法官的職責不在根據嚴格的法律來判定當事人的權利的有無，而是作為一個通情達理的君子，尋找一種方法恢復和重建當事人雙方的和睦關系。這固然可以緩和當事人雙方的緊張關系，但有些調節是強制性的，漠視了訴訟當事人的權利要求。同時作為掌握最高審判權的皇帝可以完全憑自己的意志創制新的法例，對案件作出他認為合情合理的任意處制。這在一定程度上漠視訴訟當事人的權利。也造成中國人訴訟觀念的薄弱，使中國人發生爭執時回避“國家法”，而以“民間法”或私了解決，這也困擾和制約了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第四，這一人性假設導致了“清官司法”。中國古代社會為人治社會，統治者認為“賢人重于良法”，故非常注重“賢人之治”，而不從良法良治的角度去探討權力的分工和制約，一般民眾也在遇到糾紛時就期盼一個“包公式”的人物出現，把正義和公正向一個“清天式”的人物呼喊和訴求。如果一個人的正義得到伸張，就歸于青天老爺的給予，而沒有把它作為自己應得的保護，這也直接導制了“清官司法”。

二、西方文化對人性的基本假設及制度影響

一般認為，在西方的歷史和傳統中占主導地位的人性假設則是人性惡理論。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最先主張“哲學王”統治，但是后來他選擇了次優的法律之治，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對人性認識深化的結果。由于西方文化很大程度上發源于猶太教或基督教，而基督教的一個首要觀念就是人類誕生之原罪說，基督教的原罪說就是一種典型的性惡論。它認為：人類的祖先亞當和夏娃因違背了上帝的意愿犯了“原罪”，亞當和夏娃的子孫們自從來到這個世界即負有深重的罪惡———“原罪”。因此人要用懺悔的心態和服從某種禁忌、戒律等來獲得全能全知上帝的救贖。否則人的靈魂就不能進人美麗的天堂，而只能淪落于苦難的地獄。西方近代以來關于人性的理解，無論是奧古斯丁、霍布斯、馬基雅維里，還是孟德斯鳩、休模，沒有從根本上否定基督教關于人的罪性的觀念，而是更多地從自然本性的角度來理解人性。雖然他們關于人性的闡釋有諸多不同，但從根本上都同樣包含著某種人性惡的預設，即出于自然本性而趨利避害有可能濫用自由權利。奧古斯丁認為，自從亞當和夏娃被上帝逐出天堂之后，塵世間就出現了兩個世界，即“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世俗之城是撒旦的王國，是被放逐的凡人集合而成的共同體。由于人自私的愛，這里充滿了邪惡與暴力，充滿了不平等和奴役。而上帝之城是基督教的“千年王國”，高于世俗之城。英國思想家霍布斯在《利維坦》中提出了“自然狀態”，認為“自然狀態”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在這一狀態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像狼與狼一樣。而被尊稱為“美國憲法之父”的麥迪遜更是指出：“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在組織一個人統治人的政府時，最大的困難在于必須首先使政府能夠管理被統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無疑問，依靠人民是對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經驗教導人們，必須有輔助性的預防措施?！薄白杂傻恼?，不是以信賴，而是以猜疑為基礎建立的?！薄拔覀冇弥萍s性的憲法約束受托于權力的人們，這不是出自信賴，而是來自猜疑。因此在權力問題上，不是傾聽對人的信賴，而是需要用憲法之鎖加以約束，以防止其行為不端?！薄懊绹鴳椃ㄊ腔谝环N深刻而持久的對政府不信任的基礎上?！瘪R基雅維里指出：“人總是從一個欲望走向另一個：首先尋求自我的保護，然后就要去攻擊別人”，“總而言之，人的本性已經注定他們總是貪求一切卻又無法得到，因此欲望總是大于滿足欲望的能力，人們總是對于他們已經獲得的東西不滿，進而也對他們自己不滿。人們的命運由此而被決定，一些人希望獲得更多，而另一些人則害怕失去他們的手中之物，因此戰爭與敵意便是自然的結果?！薄罢l要是想建立一個國家并為其制定法律，就必須假定所有人都是惡的，只要他們一有自由，就會按照其思想中惡的一面行動?！庇軐W家、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大衛•休模，更是提出了經典的“無賴原則”，并將此作為國家制度構造或設計的基本價值起點。他認為“政治家們已經確立了這樣一條準則，即在設計任何政府制度和確定幾種憲法的制約和控制時，應把每個人都視為無賴，在他的全部行動中，除了謀求一己的私利外，別無其他目的?！?/p>

可見，西方近代以來思想家關于人性的闡釋各有不同，但都包含著某種人性惡的預設，即人出于自然本性而趨利避害，有可能濫用權力，這種惡性是不能靠自身的道德約束來防范，而只能通過嚴密的制度將權力濫用的危險減少到最低限度。因此從對人性的警惕和無奈出發，西方社會建立了一套以法治為核心的憲政理論和制度安排。正如有學者提出：西方人關于人性的幽暗意識對法治與自由主義的演進，曾有極為重要的影響。這一人性假設對西方法律制度的發展也有重大的影響意義：首先，西方社會性惡論假設直接導致了他們非常強調法律的統治而非人的統治。通過契約建立政府，政府的目的也已確定。但是如何才能保證政府目的的實現呢？從不同的人性假設前提出發自然會得出不同結論。古希臘時期，柏拉圖曾苦心造詣地炮制了他心中理想國的藍圖，主張實行“哲學王”的統治，把城邦的完善、公民的幸福寄托在統治者個人身上，把防止統治者的腐敗和權力的濫用寄托在個人較高的道德水準和優秀品質上，以實現萬世不易的正義。由于在實踐中屢次受挫，到晚年時不得不主張“第二好的國家”———法律的統治。亞里士多德提出了“法治優于一人之治”的命題。啟蒙時期，古典自然法學家普遍肯認人性之惡，并在此基礎上系統地論證了法治。西方社會對人性本惡的基本判斷，導致了他們在制度設計上采取對權力者不信任，這也導致他們非常重視或信任“法律的統治”，法律在社會治理方式中被提高到至高無上的地位。正如休謨所言：“我們既然不能改變或改正我們天性中任何重要的性質，所以我們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只是改變我們的外在條件和狀況，使遵守正義法則成為我們的最切近的利益，而破壞正義法則成為我們的最遼遠的利益。”

其次，西方社會性惡論假設直接導致了權力的分權與制衡制度設計。西方分權制衡的理論前提是性惡論和社會契約論。為了使天賦的自由、權利更有保障，人們通過契約的方式把自己的權利讓渡給國家統一行使，從而產生了國家權力，那么這樣是否就能保證權力不違背契約而始終以個人的自由為宗旨呢？答案是否定的。性惡論作為西方分權制的理論前提認為：無論是當權者還是普普通通的公民，他們都不可能是天使，尤其是當權者，在權力的誘惑面前，往往會貪欲。因此，將國家的制度構造建立在對權力者信任的基礎上是不可靠的。正是為了避免統治者腐化、貪欲、實施暴政，而實行法律的統治。為了防止權力的濫用，就必須要對權力加強監督和制約。正如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指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薄皬氖挛锏男再|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p>

從而孟德斯雞設計了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相互分立、制約的制衡方案。最后，西方社會性惡論假設直接影響了其法律體系中公法、私法的不同特點。西方社會一直以來就有把人的生活范圍劃分為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傳統。西方社會制度構建者認為公共權力在規制人的生活時，在這兩個領域應遵循不同的價值取向和原則設置。在公共領域，他們對權力高度不自信，認為不受限制的權力會導致權力濫用，最終危害公民個人的權利。因此，他們通過三權分立等權力制衡限制制度設計，來加強對公共權力的制約和限制，以防止其侵犯個人權利。相反，他們認為私人領域應該特別強調意思自治，尊重當事人的選擇，認為在私人領域應該對這一場域中的行動者采取高度的信任，認為他們有能力處理好個人事務，國家權力應該盡可能的不要干涉，在制度安排上應該以個人權利保障為首要價值，國家的制度構造“并不是建立某種特定的秩序，而只是創造一些條件，在這些條件下，一個有序的安排得以自生自發的型構起來并不斷地重構?！薄?3〕最終形成西方社會私法“以主體地位平等，機會平等為其確立的前提；以竭力保障權利，救濟權利的權利本位觀為其基礎；以契約自由為其核心內容；以維持有效競爭為其主要功能”〔14〕的特色，這也直接造就了西方社會私法的高度發達。

三、法治：基于雙重人性假設的結果

本質而言，人性是相對于動物性的一個概念，屬于人的都是人性。因此，善惡都是人的本性，在此意義上，人性本善抑或人性本惡的先天假定都是一個偽命題。就像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一樣，將更多的精力糾結于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惡的爭論并沒有太大的意義，人之為人當然有善有惡，此即一半天使一般魔鬼。但是，有意義的是，在國家治理體系的制度構造中，不同的人性假設，可能產生制度構建者意料中南轅北轍的效果。中國古代社會一直以來用“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等道德話語，加強對共同體中個體的人格教育，企圖塑造一個個“君子”，通過“賢人之治”推進共同體的有序發展。但是，人性之中的幽暗并沒有被隨之屏蔽，相反，卻導致了集權、人治等傳統的根深蒂固。而與我們遙遙相望的西方社會，一開始就基于對人性的不信任進行國家公共治理的制度設計，雖然沒有把每個人都看作“君子”，甚至如休模那樣把每個人都視為無賴，但是，卻直接造就了當今西方社會法治的蔚為大觀。因此，當務之急不是探究人性本善抑或人性本惡，而應該考慮公共制度設計到底應該以何種人性假設為基點，也即，我們究竟是以一種“先小人后君子”的構建理路來進行制度設計，還是以一種“先君子后小人”的價值預設來搭建我們的治理體系。我們認為在國家公共制度建構中應基于雙重的人性假設：

第一，在私人領域對民眾采用人性善的假設，滿足其人性要求，尊重他們作為個人應有的尊嚴，保障他們的自由、財產和權利。承認他們可以通過自己的理性處理自己的私人事務，承認在私人領域，每個人在法律框架下是唯一有權決定自己行為的主體，他可以依自己的意志，獨立自主的表達自己的偏好與權益要求，自主的選擇與決策自己的生活行為與方式，自主的規劃與處理自己的私人事務，自主的追求自己的理想與幸福，其他任何人或組織不得加以非法干涉。這就要反對對他人私生活的無端侵擾與干預。當權者不能自以為是，以人為神似的把自己偏好的觀點與生活方式強加于他人身上，為別人規劃自認為“幸?！钡纳?。同時也就要反對政治國家干預市民社會事務，除非個人行為侵害了真正的公共利益，否則政府就不應干涉私人事務。政府也不該命令民眾按自認為是“幸?！钡姆绞饺ド?，因為“政府的職責不是授予幸福，而是讓每個人有機會找到自己的幸福，最好的政府是協助我們自主管理的政府。”

第二，在公共領域對統治者采用人性惡的假設，約束他們的私欲，防止統治者以權謀私、假公濟私。政府并非常是一個公正無私的福利人，相反它也是一個強有力的社會行動者，它也有自己的利益考慮。且政府是由一個個追求個人利益的官僚所組成和運作，這些人當然有個人私利與派系利益的考慮。加之政府權力本身是對公民權利的最大潛在侵害者，如果不對它加以限制，那不可避免的會使一些人通過操縱國家機器來謀取私人利益。換言之，國家的憲法和法律必須制約統治者擴展權力的欲望和最大限度地保護公共利益。正因為人性中不可避免的會有向惡發展的危險，所以在國家的治理中才需要通過法律來對此進行預防和矯正；同時，又因為人性具有向善的一面，因此法律對惡的矯正才有可能?；诖?，通過以人性惡為假設來設計政治法律制度，最終才能使整個社會的人性與個體的人性向向善的可能性和現實性目標發展，這種“先小人后君子”的思維模式應該是比較務實的?！耙驗槿诵允菒旱?，所以法治是必須的，因為人性是善的，所以法治是可能的。”

作者：高成軍單位：甘肅政法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