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管理理論與傳統(tǒng)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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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管理思想與特征

（一）秦始皇的管理思想中國古代管理的突出特點是大一統(tǒng)與集權，最著名的代表者是秦始皇（公元前295———前210年）。這位中國的始皇帝13歲繼承秦國王位，公元前221年并吞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大帝國，一統(tǒng)天下。秦始皇完成統(tǒng)一大業(yè)后，為了鞏固統(tǒng)一，采取了一系列強有力的集權統(tǒng)治措施，包括：（1）政治集權。秦始皇統(tǒng)一全國后，在政治上建立起了封建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國家管理方面，大權獨攬，三皇五帝合而為一，自封“始皇帝”，是至高無上的統(tǒng)治者，政事不論大小，全由皇帝裁決。宏觀管理方面，中央機構設立三公九卿，分工明確，各司其職，共同對皇帝負責。地方管理方面，否定分封制，推行郡縣制，各郡、縣由朝廷任命長官。郡守掌管全部政務。（2）經濟集權。秦始皇在經濟上也主張高度統(tǒng)一、高度集權的管理：首先，政府直接控制農業(yè)管理與賦稅管理。值得注意的是秦朝的農業(yè)管理，不是只有“田令”和賦稅，而且還對農田水利、山林保護、牛馬飼養(yǎng)的具體管理用法律的形式作出詳細規(guī)定，以保護皇族的權利。其次，實施高度統(tǒng)一的貨幣管理、計量管理和交通管理。統(tǒng)一幣制。統(tǒng)一了度量衡，實行全國范圍的車同軌，極大地便利了陸路交通。水路方面，修筑了靈渠，溝通了湘江與漓江。還在交通管理方面設置了很多制度，成為秦王朝統(tǒng)治龐大帝國的有效工具。（3）文化集權。統(tǒng)一文字；統(tǒng)制思想，焚書坑儒。秦始皇集權管理思想的影響表現為兩方面：一方面，如廢分封、立郡縣，統(tǒng)一貨幣、度量衡、文字，在全國推行土地私有制，為治理龐大帝國創(chuàng)立一系列典章制度，以利于中央集權封建統(tǒng)一國家的鞏固；另一方面，皇帝獨裁、中央集權，壓制學術，統(tǒng)制一律。客觀而言，秦始皇統(tǒng)六國、筑長城、開靈渠、修墳墓（兵馬俑坑）等一系列“大動作”，都蘊含著中國式的古代文化及其管理思想，一系列的宏大工程，在當時，如果沒有嚴格、精細的集權式管理，實在難以完成。

（二）儒家的管理思想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流，其代表為孔孟學說。儒家管理思想以“仁”為核心，特點在于關注人生與社會問題。孔子認為，“仁”是做人的核心，“禮”是行為的規(guī)范，兩者不可分割“，克己復禮為仁“”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提出“性善論”，荀子提出“性惡論”，是關于人性學說的最早假設。儒家闡釋的“民本論”，在內涵上與現在的人本管理異曲同工。儒家把人的因素看作是統(tǒng)治的首要因素，重視被統(tǒng)治者對統(tǒng)治者的擁護、支持和配合，如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民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即為至理名言。儒家遵循由管理自我到管理家庭、再到管理國家，繼而到達“大同”社會的管理邏輯，要旨是：完善自我、信仰仁義、同情忠恕、追求至善，強調“修己安人”“舉賢任能”及“任而能信”，提倡“中庸”為度。這些思想在現代管理中都有體現。孔子關于管理的“九字名句”：“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闡釋了管理的要義和關鍵。“先有司”，即要有規(guī)則和表率；“赦小過”，即要把握寬嚴與平衡；“舉賢才”，是講用人，而且必須德才兼?zhèn)洹Ｈ寮夜芾硭枷氲暮诵氖恰爸泻汀保粗杏埂⒑椭C的綜合，這是管理的愿景，亦即管理的理想狀態(tài)。

（三）道家的管理思想道家思想與儒家思想同時產生、并行發(fā)展，代表人物是老子，其最高境界為“道”。“道法自然”是道家的哲學基礎，在此基礎上提出的“無為而治”，則是道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內容和基本原則[7]。這里的“道”，本意是“天地之始”“萬物之母”，既指宇宙力———萬物根源，又指一般力———事物運動變化規(guī)律。“自然“”無為”，是“道”的基本內涵，“道常無為而無不為”、“善利力萬物而不爭”，“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見道家認為“自然”居優(yōu)先地位，世間萬物都應契合于“道”，順乎自然，循道而行，不妄為，不以主觀意志強加于“道”。道家的“為”包含著豐富的管理思想。“無為而治”要求管理要順乎事物的發(fā)展規(guī)律，“無為”不是無所作為，而是不妄為，是效法“道”在化育萬物中的作用：看似無為，實質上無所不為，亦即不是不為，不是不治，而是有為有治，有治有為；是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治，有所不治；是不治不為，治而有為，有為必治，治而必為；也可以說是有為有治，為治一致。“無為”如同“治大國若烹小鮮”：一是，把握總體，積極而為，遵循規(guī)律，深入實際；二是，認真對待，保持適度，注重細節(jié)，追求適合。總之，以“無為”的理念達到“無不為”的效果。此外，道家還崇尚以弱勝強的管理策略。其中，以弱勝強的前提條件是“哀者勝”，以弱勝強的基礎是“以正治國”，以弱勝強最終通過“后動制敵”來實現。

（四）法家的管理思想在中國，與儒家、道家思想并存的還有法家思想，代表人物商鞅、韓非子、吳起等。法家思想的基礎是“崇法”，反對“人治主義”或賢能政治；反對主觀的道德規(guī)范和空洞的忠心理念；在“人之初，性本惡”的人性論基礎上提出“抱法出勢則治”的核心思想，認為“好利惡害”“人之情世”，主張以功利、效果論善惡；只有通過刑賞之法勸禁臣民，才能達到“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的目的。韓非子還提出“法“”勢“”術”三者并重的思想，認為“法”是制度安排，“勢者，勝眾之資也”，即現在的職位權利，“術”為監(jiān)督、考核等種種辦法。韓非子強調“勢”與“術”的概念，擁有“勢”的統(tǒng)治者還應把“法”和“術”很好地結合起來。“人之大屋，非法則術也”。在法、勢、術三者中，法是中心，勢與術是行使法的必要條件。可以看出，法家注重創(chuàng)造公平的社會環(huán)境，在行使法時提倡“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守自然之道”“因道全法”的觀點，要求講規(guī)距、講約束、講程序、講控制，強調要重視人，要遵循事物發(fā)展規(guī)律并且順從人心。這些觀點是符合現代管理的人本主義思想的。

（五）兵家的管理思想春秋戰(zhàn)國時期兵家思想盛行，主要代表人物是孫子。《孫子兵法》是一部蘊含豐富管理思想的重要著作，共13篇，不足6000字，博大精深，言簡意賅。開篇就提出“兵者國之大事也，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概括了關系國家存亡的五件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與五件事相應提出“五德”，即“將者，智、信、仁、勇、嚴也”，用人要非常重視“適”“恩”“威”“恕”“嚴”等幾方面結合。在《孫子兵法》中提出了很多后人耳熟能詳的重要思想，“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上兵伐謀”“以奇制勝”“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兵不厭詐“”制人而不制于人”等，都是現代管理的重要理念。應當承認，兵家思想的重要方面，就是特別強調士氣，重視激勵的重要性。《孫子兵法》包含了大量的謀略和用人之道，可以說是現代管理理論的重要思想寶庫。

（六）墨家的管理思想墨家也是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著重要影響的古代思想流派之一，重要代表人物為墨子。墨子思想的核心內容是“兼相愛，交相利”，認為“義”與“利”是同一事物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用人主張“唯賢”，認為“為政之本”應當“不辨貧富、貴賤、親疏，賢者舉而上之，不肖者抑而廢之”。同時，用人選才要注意：“聽其言，跡其行，察其所能”，包括“德義”與“思慮”；“良劍期乎利，不期乎莫邪”“；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墨子還提出，“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現在看來，這些仍然是現代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內容。

綜上，中國古代管理思想的基本特點主要體現為：順道、中和、重人、誠信、仁義、法治等方面，其基本內容又可以大致分為以宏觀管理為主的治國學和以微觀管理為主的治生學。前者是中國高度集權的封建制國家及其制度在管理思想方面的反映，后者是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與經濟生活在管理方面的理論概括。中華文明與傳統(tǒng)文化不僅哺育了中華民族，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思想遺產，而且對整個人類文明的發(fā)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不僅蘊藏著不同于西方的管理思想，而且比外國管理思想毫不遜色。正確認識、承啟與把握中國傳統(tǒng)管理思想，對于實現中國傳統(tǒng)管理思想現代化，西方管理理論中國化，創(chuàng)建中國現代管理理論具有重要的傳承與借鑒意義。

二、中國傳統(tǒng)管理思想的構架與不足

中國傳統(tǒng)管理思想既不同于西方管理思想，也不同于中國現代管理理論。與中華傳統(tǒng)文化相生相伴，中國傳統(tǒng)管理思想有自己獨特的構架。

（一）天時、地利、人和天和地，反映了管理的外部環(huán)境。孫子指出：“知天知地，勝乃無窮。”可見正確判斷外部環(huán)境之重要。“天”主要指時勢、世勢，即客觀世界發(fā)展的趨勢，順其勢則昌，逆其勢則亡。要因時立政，順應時勢。管子認為：“地者，政之本也，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調和，則政不可正也。”中國古代，農耕為業(yè)“，地”為命本，適合的土地制度是經濟繁榮的基本前提。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是天、地、人的關鍵。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荀子認為“：愛民而安，好士而容，兩者無一焉而亡。”他將“人和”劃分為兩個層次：一是“愛民”；一是“好士”，即愛惜人才、尊重人才，重用人才。我們的祖先，將組織環(huán)境概括為天時、地利、人和，視之為管理行為與活動的前提與基礎。

（二）修身、齊家、治國管理者的素質與組織的興衰關系甚大，中國古代“修齊治平”理論認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管理者具有必備的道德和知識素養(yǎng)，才能夠齊家、治國、平天下。《禮記•哀公問》中說“：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論語•為政》中指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都是從管理者示范作用的角度，論述其自身修養(yǎng)的重要性。管理者規(guī)避誘惑與邪惡，克服自身弱點，是成功的必由之路。“治身莫先于孝，治國莫先于公“”君子謀道不謀富“”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管理者應有高尚的道德境界。人的因素與管理活動的關系在這里一清二楚。

（三）實事求是，先謀后事決策（配置）是管理者的首要任務，是管理學的重要內容。中國古代的先哲們認為：“先謀后事者昌，先事后謀者亡。”凡事應謀劃在先，才能成功，反之則敗。“遇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也是這個意思。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講的是戰(zhàn)略決策、戰(zhàn)術決策之區(qū)別，長期發(fā)展戰(zhàn)略與近期計劃的區(qū)別；“事無巨細，比陳于前。若網在綱，振之則舉，馳則盡廢。”說明決策者應抓主要矛盾，抓住關鍵，才能綱舉目張，決策正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講的是決策者必須考慮決策實施的手段、物質基礎和政策制度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講的是借鑒其他組織（國家、地區(qū)、單位）經驗的重要性，這是正確決策賴以形成的外部因素“；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補牢，未為遲也。”講的是決策者應注意決策實施的反饋信息，及時糾正錯誤，必要時甚至于重新決策。如此等等，在中國古籍中比比皆是，對于中國現代管理影響甚大，可謂精髓也。

（四）賞罰嚴明，德刑并用管理的方式方法等方面，我們的祖先也留下了豐富的遺產。概括而言，即剛柔適合、德刑并用，寬猛相濟、恩威并重。孔子把治國方略概括為“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其另一句名言：“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事以和”，提倡寬猛互補，相濟有度，則管理有序，政治和諧。蘇軾提出：“威與信并行，德與法相濟”，主張領導者行政權威與取信于民并行，道德的教化功能與法律的規(guī)范功能相結合。成都武侯祠膾炙人口的名聯：“能攻心，即反側自消，自古之兵非好戰(zhàn)；不審勢，則寬嚴皆誤，后人治蜀要三思。”上聯強調“攻心為上”，不要盲目迷信強權和暴力；下聯推崇“審時度勢”，不要造成寬嚴悖誤的被動局面[8]。柔與剛、寬與嚴、德與刑、軟與硬，是對立統(tǒng)一的辯證關系，兩者結合適度的關鍵在于把握好當時的內外環(huán)境。可見，古人認為“度勢”與“辯證”是管理的硬件與邏輯。

（五）義利兩全，富民強國中國傳統(tǒng)文化大多主張重義輕利，也有利義并重者。《三國志•吳書•駱統(tǒng)傳》中指出：“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高度概括了中國古代義利兩全、民富國強的真諦。義利如何適度？蘇軾主張“用于國有節(jié)，取于民有制”。王安石主張“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主張開源節(jié)流，量入為出。民富國強靠的是人民“，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為”。總之，富民、強國的辦法很多，沒有既定模式，正如《鹽鐵論》中桑弘羊所說“：治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審時度勢，戰(zhàn)略正確，是民富國強的前提，也是管理之核心所在。

（六）知人善任，德才兼?zhèn)涮铺诶钍烂袼浴盀檎┰谑谷恕保赋隽巳瞬艑芾淼闹匾浴Ｋ抉R光強調：“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是故才德全盡謂之圣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人才的基本標準在于德才兼?zhèn)洹Ｈ绾斡萌耍枪芾淼闹卮笫马棧袊糯苡兄腔叟c方略。孔子說：“無求備于一人。”漢朝東方朔說“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用人是用其所長，因材施用，切記責備求全，正所謂：“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管子》中講：“成器不可不用，不試不藏”，即不經過考核不加任用，不經試用不作為人才儲備。考核的辦法是“聽其言而觀其行“”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諸葛亮有“七觀法”“：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三曰，資之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義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魏征則提出了《六觀法》：“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yǎng)，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受，賤則觀其所不為。”這些方法，至今仍有借鑒與現實意義。

（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在組織理論方面也有許多精到內容。韓非子“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zhí)要，四方來效”，區(qū)分了決策層與執(zhí)行層兩個組織層次；管仲“威不兩錯，政不二門”，強調了統(tǒng)一指揮原則；李世民“理國守法，事須劃一”的國家治理思想“；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指各負其責，各司其職“；公事不私議”，強調明確的議事規(guī)則；“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君暗臣諛，危亡不遠”，要求善于聽取不同意見，不能偏聽偏信，如此等等，內容豐富，頗有見地。

（八）齊心協力，上下同欲任何組織，都是人組成的。建立什么樣的人際關系，形成什么樣的組織風氣，是關系到組織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周易•系辭下》說：“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即對領導者不諂媚，對下級要尊重，不輕侮。《莊子•山木》指出：“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強調清正廉潔的組織風氣。歐陽修在《朋黨論》中講：“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即君子合群而不勾結，小人勾結而不合群。組織內部的管理與團結至關重要。

（九）廉潔勤奮，始終如一為了提高組織的凝聚力，組織成員要“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管理者應率先垂范。建立在“上下同欲”價值觀基礎上的組織，其凝聚力是持久的，其戰(zhàn)斗力是堅強的，正如《孫子兵法》中所認定的：“上下同欲者，勝。”成功的管理者一定要有德有信，以身作則，大智若愚，舉重若輕。中國傳統(tǒng)管理思想在歷史上曾起過巨大的積極作用，使得中國封建社會得以穩(wěn)定發(fā)展。但是，中國傳統(tǒng)管理思想又是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緊密相連的，與現代化大生產的市場經濟及其現代管理理論相差甚遠，其缺陷與不足主要表現在：重穩(wěn)定，輕發(fā)展；重農本，輕工商；重感性，輕理性；重經驗，輕科學；重和平，輕競爭；重考據，輕創(chuàng)新；重人情，輕交易；重人治，輕法治；重權術，輕管理；重集體，輕個人。中國傳統(tǒng)管理思想的不足之處，恰好就是需要改造和創(chuàng)新之處，總體而言，就是要由傳統(tǒng)的小生產式管理向社會化的大生產式管理轉化，由家族式的經驗管理向開放式的科學管理轉化，由封閉的等級式管理向文明的人本式管理轉化，否則，就沒有中國管理實踐與理論的現代化。

三、傳統(tǒng)文化對于中國現代管理理論的意義

研究、整理、歸納、總結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對于進一步探討中國傳統(tǒng)管理思想的革故鼎新、古為今用，創(chuàng)建新時期的中國現代管理理論，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多次談到管理二重性的問題，一是組織生產力的自然屬性，表現著管理的共性。二是組織關系的社會屬性，表現為管理的個性。中國現代管理理論追根溯源幾乎都可以從中國古代管理思想的寶庫中直接或間接找到，反映了古今管理思想的共性問題；同樣，由于時代的發(fā)展和環(huán)境的變化，有些管理思想、方法今天就不一定可用了，這就是個性。用二重性理論認識與把握傳統(tǒng)文化與中國現代管理理論的關系，就能思路清晰，取舍客觀，判斷適當，評論準確。對待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我們既不能肯定一切，也不應該否定一切，而應采取歷史的、辯證的、科學的、發(fā)展的態(tài)度，在歷史發(fā)展的長河中，具體考察傳統(tǒng)文化的精華和糟粕，從而決定褒與貶、揚與棄。

（一）入世精神在關心社會、面對現實、熱愛生活的人生態(tài)度上，宗教文化的共同特點是消極出世，主張“天國”或“來世”。而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尤其是作為中國主導文化的儒家思想，不論是先秦的孔孟之道，還是兩漢以后乃至程朱理學等，其主要的思想是積極入世的。其主旨都是經世致用、興邦強國、教民化俗、修身養(yǎng)性，要求將內在的修養(yǎng)外化為積極的事功；尊崇自然與祖先的道家文化，看似玄虛奧妙，消極遁世，其實質卻是注重積聚自身的力量，“以柔克剛”、“以弱勝強”、“以少勝多”、“以后爭先”、以“不爭”為“爭”，“無為”而“無不為”；至于法家文化，德刑并用，厲行法制，獎勵耕戰(zhàn)，富國強兵，強調積極的治理社會，大膽地追求功利，具有更明顯的現實精神。總之，這種積極入世的精神，激勵著歷代中華兒女在艱難的環(huán)境中，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錘煉出自尊自強、艱苦奮斗、無所畏懼、拼搏向上的民族精神。這種精神正是中國現代管理理論的堅實基礎。

（二）中庸之道中庸是儒家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獨特觀念。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何為中庸？漢朝鄭玄認為“：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朱熹說“：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之道以“中和”為最高原則，講求并把握“度”，反對過與不及，重視和諧，不走極端，是中國幾千年來處理人際關系、民族關系、社會關系的傳統(tǒng)理念，也是中國社會長期穩(wěn)定的重要文化支柱。中庸達“和”“，和”字，“口”邊有“禾”，乃中庸之追求。如文臣武將關系的“將相和”，民族關系的“和親”以及“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都是中庸“和為貴”原則的具體運用。再如，故宮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以及皇家花園———“頤和園”的命名，無不與中華民族的“和”文化有關。實際上，這也是中國現代管理理論所要達成的配置狀態(tài)與人文環(huán)境。

（三）倫理中心中國古代社會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是以倫理為中心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孔子便提出了以“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克己復禮為仁。“”禮”作為宗法等級制度，具有外加的強制性。“仁”則把“禮”的約束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上，具體為“五德”，即仁、義、禮、智、信。“忠”和“孝”是維護“禮”的重要道德標準，其特點是服從。這種倫理文化有其合理的一面，即重視維系人際關系的倫理紐帶，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穩(wěn)定與和諧。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倫理文化是社會管理的基礎，倫理觀念滲透到了社會關系的各個領域。這也是我國傳統(tǒng)管理思想獨具特色的內容。如何科學傳承傳統(tǒng)文化的這部分遺產，是中國現代管理理論不容推卸的歷史任務。

（四）重義輕利重義輕利是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統(tǒng)。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孟子進一步認為：“何必曰利。”董仲舒主張“：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中國傳統(tǒng)管理思想也持此種義利觀，其積極意義在于：提倡在物質利益面前要“克己”“寡欲”“見利思義，義而后取”“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鄙棄“嗟來之食”，不取“不義之財”。其消極的一面是：輕利、輕商。正確處理義利關系是中國現代管理理論的重要內容與方面。

（五）重視名節(jié)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在傳統(tǒng)文化中，民族、國家、尊嚴、榮辱、人格、信念、操守中重視名節(jié)，重視精神需要滿足的特征凝鑄為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視死如歸的偉大愛國精神，正是我們民族精神的精華。繼承這種偉大民族精神是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義不容辭的責任。

（六）勤儉廉潔勤儉廉潔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為中國傳統(tǒng)管理思想所倡導。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以勤儉為大德，奢侈為大惡，主張“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唐代詩人李商隱的《詠史》寫道：“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主張克勤克儉。同樣，廉潔在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中具有十分深刻的內涵。明代無極縣知縣郭允禮書曰：“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則吏不敢慢，公則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因而中國現代管理理論對于廉潔與公正更應孜孜以求。

（七）任人唯賢中國古代的人事思想其核心內容是“任人唯賢”“知人善任”。我國歷史上存在著兩種用人方略———“任人唯親”和“任人唯賢”。[10]從總體看，大凡有成就的英明君主及其謀士，總是倡導“任人唯賢”。“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將必拔于卒伍”（韓非子），主張任用有實踐經驗和成績突出的人才。諸葛亮則提出：“治國之要，務在舉賢”“為官設人者治，為人設官者亂”，“賞賜不避怨仇”“誅罰不避親戚。”中國現代管理理論在人力資源與人力資本管理方面將進一步豐富和發(fā)展傳統(tǒng)文化中的這些重要歷史遺產。

（八）辯證思維樸素的辯證思維與方法，在中國傳統(tǒng)管理思想中有突出、上乘的體現，在整體觀、發(fā)展觀、轉化觀、辯證觀等諸方面，都有成熟、精彩、典型闡釋。如“物極必反”“相反相成”的辯證思想；“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不戰(zhàn)而勝，是為上策”的戰(zhàn)略思想；“以順待逆，以逸待勞，以卑待驕，以靜待噪”的策略思想；“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予之”的智慧與方法；“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將者，智、信、仁、勇、嚴也”的人事哲學等謀略等，極為豐富地體現在中國傳統(tǒng)管理思想的基本內容之中，是中國現代管理理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思想寶庫。

綜上，中國傳統(tǒng)管理思想的內涵博大精深，其主要特征又可概括為皇權與農本、小生產與大一統(tǒng)、豐富與精彩、深刻與獨到，盡管其主體是封建性的，但精華與科學仍可隨處可見，不僅與現代大生產和市場經濟不矛盾，而且是中國現代管理理論的寶貴資料與豐富營養(yǎng)。這一點，已經為中國管理現代化的成功實踐和正在創(chuàng)建的新學科———中國現代管理理論所證明。

作者：張增強張超逸單位：河北經貿大學學報編輯部河北出版?zhèn)髅郊瘓F河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