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機構改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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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國務院行政機構改革的方案,這個方案采取了以往不同的改革方式,自上而下而且方案十分具體,充分顯示了我國政府進行行政機構改革的決心。這樣一件大事,對于我們財政界來說既是一次挑戰又是一次機遇。說它是挑戰,是因為政府的行動已經走在了財政理論研究的前面,這就必然要求我們加快重新構建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財政理論體系的步伐。說它是機遇,是因為我們可以借這次改革的東風,去解決長期困擾財政的政府支出緊張、政府內部財權分散以及管理不規范等問題,并通過財政管理制度的完善去推進行政機構改革。

一、從財政的視角看行政機構改革的必要性

只要有國家存在,有關政府行政機構改革的問題,無論是對財政理論研究來說,還是對財政管理實踐來說都是一個永恒的話題。

首先,從合理確定政府活動范圍看,政府的活動范圍說到底是一個財政問題。圣經上有一段故事,說是古代以色列人沒有國王,他們便請求神給他們派一位國王。神說:“有了國王他就會拿走你們的一部分財富,你們要國王做什么呢?”以色列人說:“即使如此我們也要,因為我們要國王帶領我們去作戰,要他為我們的糾紛進行仲裁。”這個故事說明:人們在一定區域內的社會中生活就離不開具有最高權威的管理機構——政府。有了政府,政府就要同社會成員分享社會產品,要求政府做的事越多,政府的作用就越大,政府拿走的社會產品也越多。因此,人們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政府,需要政府做些什么?便成為了財政研究的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古代以色列人需要政府僅僅是為了帶領他們打仗和進行仲裁,拿今天的話來說就是需要政府承擔國防和治安這兩大基本的職能。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發現需要政府所做的事遠遠不止這些。政府的職能在不斷擴大,政府的機構在不斷增加。怎樣的政府職能設計才是合理的呢?從亞當•斯密的古典財政理論到現代的財政理論,無不把合理確定政府活動范圍作為財政研究的基礎。斯密根據市場經濟發展初期的要求,提出了“廉價政府”的理論;主張國家干預的現代財政理論,認為應在堅持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上,針對市場缺陷來確定政府職能;我國的社會主義財政理論則根據計劃經濟由政府直接進行資源配置的要求,提出了政府財政應在再生產的分配(包含收入分配與資源配置兩種含義,即:生產成果的分配和生產條件的分配)環節中起主導作用并直接制約著生產、交換和消費的理論。在不同的理論指導下所確定的政府活動范圍和建立起來的政府職能機構是會有明顯不同的。但有一點卻是相同的,那就是:政府活動范圍的確定和相應的行政機構的設置,必須同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和社會成員對政府的要求相一致。這便是財政學中關于合理確定政府部門和非政府部門比例關系的理論,比例協調則有利于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比例不協調則會阻礙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就我國而言,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市場化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然而我國政府的行政機構設置卻還保留著許多計劃經濟的痕跡,許多管理部門無論是對國有企業的機制轉換,還是對市場經濟的運行和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都造成了過多的干預。因此我國這次行政機構改革的首要目標就是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要求去重新調整和設計政府的各職能部門,以建立起一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相協調的政府行政體系。

雖然,人們可以從理論上去論證政府的活動范圍,政府的行政機構可以根據社會經濟的客觀要求去設置。然而古往今來,人們看到的卻是政府行政機構不斷擴張的事實。無論是中國封建時代的國家政府還是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國家政府概莫能外。就連當年的革命根據地政權也進行過“精兵簡政”。事實上,政府行政機構的膨脹是具有其必然性的。用現代財政理論研究中越來越受到人們重視的公共選擇理論來分析,個中原因就一目了然了。公共選擇理論中的官僚理論認為:政府的行政機構是由大大小小的單位和部門領導所掌握的,他們的利益是通過單位和部門的大小來體現的。機構設置越復雜,越龐大,單位部門可獲得的財政支出越多,單位部門領導的權力也越大。因此官僚的利益與國家政府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政府高層有時出于執政的需要會提出壓縮行政機構的要求,但不久,行政機構又會慢慢膨脹起來。因此,如何通過有效的制度和措施來約束行政機構的膨脹,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就成了現代財政理論研究和財政管理中的長期的課題。一位美國的財政研究人員曾說,本世紀以來,美國的各種管理制度中改革最多的就是關于政府會計和預算管理方面的制度,而改革的目的之一,則正在于通過完善財政預算約束機制來控制行政機構的膨脹,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經濟體制改革以來,我國出現了行政區劃升級風,縣要升級為市,縣級市要升級為地級市,省直轄市要計劃單列或升級為國家級的直轄市。升級的理由當然是多種多樣的,但這些理由的背后,卻有更為明確的利益動機,行政區劃的升級必然會有相應的行政機構升級,每一位行政干部的行政級別都會隨著行政區劃而提高,這種待遇的提高比起靠自己的多年苦干來晉升自然要容易得多。行政區劃升級和行政機構及干部的行政級別提高后,機構膨脹也就隨之開始,增加辦事機構和人員,增加辦公樓和住房,增加車輛和提高用車標準,各種各樣的利益也就得到了滿足。

然而企業負擔也因此而加重,財政困難也因此而加深。今天,面對著企業在資產重組的過程中,大量工人下崗的現狀,我們如果再繼續維持龐大的行政機構,是必然會激化社會矛盾的。因為財富創造者的減少和財富消耗者的增加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一種災難。我們強調這種行政機構膨脹的必然性,并不是說我們的干部都是典型的利己主義者。我們要說明的是:行政機構膨脹有其利益驅動,無論在哪一個國家或地區都是如此。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的推進,每一個人對個人利益的追求都是客觀存在的,而政府部門用各種方式來增加自己利益的動力也是很強的。因此,要控制行政機構的膨脹,就必須有十分有效的制度約束,而財政作為一個國家行政機構支出的提供者,應該成為行政機構膨脹制度上和財力上的約束者。然而,我國行政機構的擴張往往不受財政的約束,這主要同財政的權限有關,財政沒有高于行政機構的權力,當然,財政也不可能具有高于同級行政機構的權力。在這種情況下,財政預算對政府或行政機構的約束力就大大減弱了,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預算約束軟化。反觀發達國家,如果政府行政部門不顧預算的約束而強行擴張行政機構的話,這等于自己給自己出難題,因為任何人都無權也無法突破預算,總統或總理也不能例外。一旦出現預算經費緊張,唯有壓縮支出減少政府開支。在法制比較完善的發達國家,政府行政部門因經費不足而減少活動甚至關門的事時有發生,這就是硬的預算約束。而我國的情況卻是,半年發不出工資,也不必裁減一個人,再貧困的地區,行政機構也會膨脹,財政局長到處借錢發工資,也不能精簡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