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網絡學術問責的有效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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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學術問責的客體是各種學術越軌行為。網絡技術的發達，信息資源海量豐富，對信息的占有更加便捷，也為學術成果的粗制濫造打開方便之門，造成學術水平下降，隨之而來的是一系列學術越軌行為的爆發。網絡學術問責的對象非常廣泛，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對學術研究規范本身的違反行為，如虛假注釋、偽造數據、抄襲、剽竊等，是為學術失范和輕微的學術不端行為;學術權力的不當使用，如利用學術權力幫助自己或他人不當獲取學術資源，利用學術權力排除異議，進行不正當的學術批評，對他人學術成果進行有意的過高或過低評價等，是為學術不端行為;嚴重的學術腐敗行為，如利用學術權力進行“權錢交易”，甚至是“權色交易”，嚴重破壞學術秩序。網絡學術問責的載體是網絡新媒體和傳播工具。網絡技術的發達，使網民可以通過互聯網，實現跨越時間、地域的無阻礙交流。WEB2.0的出現，使得網民從被動接受互聯網的信息邁向了主動創造和傳播信息②。網民可以就發現的學術越軌行為通過網絡進行檢舉，再借助網絡的互動傳播功能，通過微博、博客、播客、論壇等各種新媒體，將檢舉內容生動形象或圖文并茂地傳播出去。網絡學術問責的手段是網絡輿論壓力?；ヂ摼W技術的發達和傳播功能的進一步完善，為廣大民眾提供了一個信息無所不在、暢所欲言的網絡話語場所。網絡傳播信息的透明度和傳播速度、范圍均具有傳統媒體無法具有的優勢，網絡傳播的開放性，有效規避了傳統媒體傳播的信息過濾和話語控制功能。網民的民意通過網絡的互動和聚集功能能夠形成一個強有力的話語能量場③，能量的匯聚進而對當事人及其所屬單位產生極大的壓力。

網絡學術問責的基礎和條件

學術越軌的泛濫和制度性問責的乏力是網絡學術問責興起的誘因。我國學術界學術規范制度的建立較晚，對遵守學術規范的意識不強，加之市場經濟功利化思維的侵蝕，學術研究浮躁成風，功利化取向明顯，導致各種違背學術規范和科學精神的不端行為屢禁不止，且有愈演愈烈之勢。依靠學術組織內部的自發慣性已經難以有效控制學術越軌的泛濫，在學術評獎、科研鑒定、經費分配、職稱評定、科學實驗、等各個環節，均發生了違背學術精神和學術規范的案例。依靠現有制度設計，一時難以避免和矯正。出于對制度矯正的不信任和問責途徑的不暢通，具有平等性、開放性、便捷性等特點的網絡學術問責隨之興起并彰顯出實效性。網絡的普及化和網民的積極參與是網絡學術問責的前提性條件。網絡學術問責離不開網絡媒體的支撐。目前，基于多主體互動的網絡媒體技術已然成熟，為網民之間跨地域、跨時間的無阻礙交流和互動提供了條件。個人電腦的普及化和上網成本的降低，使得網民群體的壯大成為可能。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國網民規模達到5.64億，互聯網普及率為42.1%，其中微博用戶規模為3.09億，手機微博用戶規模2.02億，占所有微博用戶的65.6%④。這一數據說明了我國網民群體規模的龐大，也說明新媒體網民數量的增加。網民中具有較高知識文化水平者往往就是學術越軌行為的關注者和質詢者，他們構成了網絡學術問責的主體。

學術人員學術規范意識的增強和社會公眾對學術研究規范性的關注是網絡學術問責產生的關鍵性條件。學術規范是學術研究者在學術活動過程中應該遵守的行為規范，隨著信息獲取渠道的拓展和國內外交流的加深，特別是國外學術期刊、學術機構對學術規范的強化，加深了國內學者對遵守學術規范重要性的認識，不遵守通行的學術規范，學術成果的交流和發表將面臨重重障礙。國外學術期刊對中國學者學術不端行為的報道和處分，大大吸引了社會公眾對國內學術研究規范的關注，無論是學術界還是社會層面都已將遵守學術規范上升到共識的高度。一批著名學術期刊的倡導和著名學術批評網站的建立，助推了網絡學術問責的發展。國內一些學術期刊和學術網站高度意識到弘揚科學精神、加強學風建設的必要性，形成了對學術不端作斗爭的統一戰線。比如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等65家社科期刊簽署《沈陽宣言》⑤，共同倡導學術期刊自律，聯合抵制學術不端行為;新語絲等學術批評網站更是具有很高知名度，成為檢舉學術不端的重要網絡陣地。教育主管部門對學風建設的重視和學術組織對學術聲譽的維護是網絡學術問責的保障性條件。網絡學術問責由三部分組成:網絡，這是問責的工具和載體;問，網民是主體，網民通過網絡媒體將學術研究活動中的各種越軌行為揭發出來;責，即相關部門對網民輿論予以積極回應，啟動對學術越軌質詢的調查和處理程序，這是網絡學術問責時效性的基礎⑥。

網絡學術問責的有效性分析

通過網絡開展學術問責是治理學術越軌的新工具，也是有效工具。網絡學術問責的有效性分析是與網絡問責的特征分不開的。網絡提供強大的檢索功能，問責占有豐富的信息資源。當前，學術成果的發表形式主要有期刊論文、圖書出版以及各種專利授權等。其中，學術論文是學術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網絡時代，學術論文往往收錄于各種數據庫，通過網絡搜索引擎和圖書館可以對各大數據庫收集的學術論文進行檢索，便于收集問責對象的大量豐富的學術信息，通過辨認、鑒定便可以對問責對象的學術成果作出是否違背學術規范的判斷。所以，互聯網為學術問責提供了一個更加便捷的信息收集途徑。網絡信息傳播的多媒體性，使得網絡學術問責更加形象生動。網絡媒體不僅可以通過文字傳輸信息，還能同時顯示圖形、圖像和聲音，這就使得多媒體傳播的信息具有極大的兼容性和吸引力，使得對剽竊、抄襲、篡改等不端行為的表達和報道更加形象化、生動化，使得對學術不端行為的判斷更加具有說服力，更易吸引社會公眾和學術界的關注，這就起到了強化問責效果的作用。

網絡學術問責具有開放性和平等性，有助于打破學術問責的話語壟斷。在傳統學術問責模式下，一般是接到舉報以后，學術委員會啟動調查程序，經過充分調查，調查結果。在這個環節中，調查程序是否啟動是一個關鍵性問題。有些學術組織為了維護自身聲譽或者出于對問責對象的偏袒而置之不理，問責就會被擱置。退一步說，即使啟動了調查程序，也難以保障調查的公正性，調查結果往往受到質疑。網絡條件下的學術問責具有明顯的開放性的特征，為舉報人的檢舉提供了一個開放性的平臺，也為社會公眾的參與提供了一個開放平等的平臺。檢舉學術不端不再受制于學術組織和學術委員會的控制，具有明顯的自由度，草根的話語權被真正行使，問責學術不端的聲音不僅能夠傳遞出來，而且由于網民的廣泛參與而被放大，讓學術不端者及其行為暴露于陽光之下，從而接受社會公眾的裁定。網絡學術問責具有交互性和集聚性，問責影響力大。網絡使得處在不同地點、互不相識的人通過網絡平臺聯系起來，他們可以通過論壇、博客、微博、微信以及各種聊天軟件等媒介，將自己發現和要批判的學術不端行為出來，接受廣大網民的評鑒。網民通過互相交流，對檢舉材料進行核實和補充，使對檢舉對象的行為描述更加具體。通過形成對檢舉對象行為事實性進行最終鑒定的輿論導向，進而形成對檢舉對象及其所屬機構強大的輿論壓力，迫使相關部門采取措施展開對檢舉對象的調查，使對檢舉對象的問責進入實質性階段。

網絡學術問責的有限性分析

正如事物均具有兩面性，網絡學術問責在彰顯有效性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表現出不足和局限。網絡問責法律界限模糊，網絡暴力時有出現。網絡的匿名性和交互性，使得網民能夠在網上相對自由地揭發學術不端行為，而無遭受打擊報復的后顧之憂，強大的輿論壓力能夠迫使不端行為快速進入調查程序，具有較高的問責效果。然而，由于互聯網管理的法律法規不健全，網民行為的隨意性，使得網絡學術問責表現出明顯的非規范性。該如何問責，通過什么程序問責等，都沒有明確的規定。法律界限的模糊性，為一些“動機不純”或者法律意識和權利意識淡薄的網民提供了機會。這些人通過網絡惡意造謠，歪曲事實，混淆視聽，以期達到對檢舉對象的惡意陷害。這種網絡暴力行為，不僅嚴重侵害了學術研究者的人格尊嚴和學術尊嚴，而且嚴重干擾了正常的學術研究秩序。因此，加強網絡問責立法，建立程序規范的問責表達渠道，是網絡學術問責走向制度化、規范化的前提和保障。

網絡學術問責的救濟機制缺失，當事人正當權益得不到保護。由于網絡學術問責的匿名性、虛擬性和非規范性，檢舉人往往在沒有考證信息真偽的情況下草率下結論，網民由于缺乏必要的判斷力而道聽途說，人云亦云。由于缺乏有效的救濟機制來保護被檢舉人的正當權益，網絡謠言的“蝴蝶效應”將會給被檢舉人的學術聲譽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因此，相關部門和學術組織應該盡快建立起網絡學術問責輿情的回應機制，不僅是對科學精神和學術聲譽的捍衛，也是對學術研究人員的一種有效保護。網絡學術問責具有非正式性，在問責實踐中“名分”不足。有些單位明確規定，只接受書面的實名舉報，而對網絡媒體的報道往往置之不理。一些明顯的學術不端行為在網絡中引起廣泛的反響，證據已經十分豐富，但在實際中則得不到相關部門的回應。一些學術不端分子沒有得到處理，嚴重影響了網民參與學術問責的積極性。因此，相關教育科研管理部門及學術單位應該積極建立應對網絡學術問責輿情的機制和機構，這也是網絡學術問責往深處發展的必要條件。

網絡學術問責存在媚俗性，易于滋生學術偏見。一些網民為了迎合公眾的口味，在學術越軌行為的檢舉中有意摻雜一些離奇性和煽動性的信息，特別是在實踐中有對“官學”妖魔化的傾向，認為凡“官學”皆是“偽學問”，對于官員的學歷學位表示質疑，對于具有較高行政職務的學術研究人員的研究能力和成果的真偽性表示質疑。網絡學術問責存在將“官學”作為重點對象的取向沒有錯，但在實踐中如果這種取向過于極端化，則有可能形成整個社會對“官學”的偏見，容易把網絡學術問責理解成僅僅是對具有重要社會地位人員的監督和質詢，而對于普通學術研究人員的學術行為規范則缺乏必要的關注，從而產生對學術問責的誤解，使得學術問責的威懾力存在局限，不利于良好學術生態環境和學術秩序的形成。因此，矯正這種學術偏見，不僅需要“官學”們嚴于律已、做好表率，還需要教育科研主管部門和網絡主流媒體予以積極的輿論引導。（本文作者：司林波、喬花云單位：燕山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