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創新資源配置的市場調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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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資源配置：政府和市場的調節作用比較

專利是衡量技術創新能力的重要指標，如均用專利來衡量技術創新成果。2012年，美國、德國、日本和韓國均躋身每百萬本國居民專利申請量世界前5名和有效專利擁有量世界前5名[8]。因此，美國、德國、日本和韓國在技術創新資源配置中如何發揮政府和市場的調節作用的經驗，值得后來的技術追趕國學習和借鑒。

1.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美國自由市場經濟模式以市場機制為技術創新資源配置主要手段，強調企業和個人開展完全自由競爭，政府從法制建設和制定政策等方面保障市場競爭，對企業經濟活動干預較少，但承認政府干預和調節資源配置的作用。（1）市場調節作用美國的技術創新資源配置是以市場機制為主要手段。在創新體系中，各創新主體依據市場導向進行分工，角色定位明確，創新資源配置較為合理，整個創新體系充滿活力。企業應該從事何種創新活動，應該投入多少資本和研發資源，完全由市場來決定，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發揮。市場競爭推動技術進步，技術不斷創新已成為企業賴以生存并謀求發展的最根本出路。第一，企業是研發活動的主體。企業研發經費支出所占比例較高，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企業研發經費的比重超過聯邦政府研發經費的比重，約為2∶1的態勢。企業研發支出占凈銷售額的比例，美國全國平均為3.1%[9]。第二，資本市場發達，擁有多元化的創新融資渠道。在美國，風險投資市場為企業技術創新提供有效融資。20世紀50-60年代間，美國的風險投資市場在大量微電子企業的建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并為生物技術和計算機產業的成長做出了貢獻。20世紀70年代，每年約有1億~2億美元的資金從風險投資公司流入這些產業，到20世紀80年代早期，每年從風險投資流入高技術產業的金額達到了20億~40億美元之多[10]。2011年，美國的風險投資規模為300億美元，風險資本以及股市中卓有成效的第二板塊強有力地催生了數以萬計的高技術小企業。大約90%的高科技企業都是在風險投資的扶持下發展起來的，培養出了如數據設備、英特爾、康柏、微軟和蘋果公司等一大批國際著名的高科技企業。同時，美國擁有世界上最為發達的金融體系和股票市場，為企業技術創新提供了良好的融資環境和充足的資金支持。（2）政府調節作用美國政府在技術創新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要表現為創造良好的創新法制環境，制定和實施科技政策，加強對技術創新的宏觀調控。第一，創造良好的創新法制環境。美國有關技術創新的法律較多，如《技術創新法》、《知識產權法》、《專利法》和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法律等等，內容涵蓋技術轉讓、聯邦政府研發經費管理、考核與激勵機制等諸多領域。例如，1980年，美國通過了《技術創新法》和《史蒂文-環德勒法》，目的在于提高不同企業之間合作和促進研發成果轉化，以提高美國公司的全球競爭力。1980年實施了《Bayh-Dole法案》，規定私人企業可以使用大學和國家實驗室商業化的科研成果，聯邦政府還有權給小企業和非盈利機構頒發許可證，這大大增加了大學專利許可證數量和技術轉移的頻率，在工業上獲得的直接利益也增加了大學研究投入，因此提升了美國的大學科研水平和產業競爭力。第二，激勵創新的政府補貼。政府積極向企業或企業與科研機構聯合體提供啟動資金，進行高技術的應用研究和產業化開發。還為中小企業技術創新提供直接和間接補貼。世界知名的IBM公司、惠普公司、微軟公司以及雅虎公司等都是在政府資助下獲得企業發展初期所需的資金，從而進入成長期和高速發展期的。第三，激勵創新的稅收優惠政策。包括研發支出、固定資產折舊、產學研合作和風險投資等，這些措施對技術創新投資影響很大。例如，根據所得稅抵扣有關規定，企業每年用于技術開發新增投入的30%~50%可以抵扣企業所得稅，大大提高了企業技術創新的積極性。

2.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模式的特點是市場機制是技術創新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政府的主要作用是通過立法為市場經濟建立秩序，扮演公平競爭的仲裁者，同時，通過政策對經濟進行積極有效的干預，謀求市場自由和社會公平之間的均衡。（1）市場調節作用德國的研發以企業為主體。例如，1989年德國有約63%的總國家研發是由商業部門資助的，比美國、法國、英國或意大利的比例都高[10]。企業研發動力主要來自市場競爭和獲取更高利潤。市場競爭要求從市場信息到研究開發再到成果轉化的周期越來越短，因此對企業而言需要有相當大的科研開發投入。1999年，企業研發投入為334億歐元，2012年增加到了512億歐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也從1.67％增長至1.94％。（2）政府調節作用德國政府通過實施政府資助、補貼和發展政策性金融機構促進風險投資等方式，積極干預市場，進行適當調節，重點是維持市場競爭環境和社會公平，以保證市場競爭秩序和彌補市場機制的缺陷。①資助大型綜合研究機構。目前德國形成了以馬普學會、夫瑯和費學會和高等院校科研機構三足鼎立的研發格局。馬普學會是德國所有科學組織中歷史最悠久、地位最突出的大型綜合科研機構，現有81個從事基礎研究的科研院所，是從事基礎研究的典型代表，大量的基礎研究成果都由該機構完成，約有95%的科研經費來自聯邦和州政府。雖然近幾年來，德國經濟一直停滯不前，但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對該學會的經費支持從來沒有減少過。②加強產、學、研之間的合作，推動科技成果產業化。通過政策引導，將科研機構、高校、企業聯結為緊密的創新合作伙伴，充分發揮各類創新主體的作用。具體包括：在高校內創建企業以促進其新的科研成果向產品轉化；創建“戰略基金”，建立研究界與經濟界的合作網絡，加快科技成果產業化；開辟“創新市場”，為科研人員與投資者合作牽線搭橋。例如，為促進生物技術產業化，政府鼓勵國內外年輕科學家到德國自行創業，并為此制定了50多個科研項目，每個項目均可獲得約31萬歐元的科研經費。③通過政策性金融機構為企業提供風險資本。德國決算銀行是政府為推動政府產業政策實施而成立的政策性金融機構，也是德國聯邦經濟部的主要合作伙伴。為了向新建的高技術企業或技術型企業提供風險資本，該銀行于1989年專門成立了由政府資助的“技術參與公司”。為了鼓勵和支持該公司積極參與提供風險資本，自1989-1997年政府承擔了該公司100％的虧損額。隨著公司業務的迅速發展，政府自2000年起承擔該公司60％的虧損額。據統計，公司十余年來受政府委托與商業性風險投資公司一起，為700多個高技術企業提供了l0多億歐元的風險資本。

3.日本的政府協調型主導市場經濟模式在日本，技術創新資源配置以市場調節為基礎，政府制訂中長期經濟發展計劃，發揮經濟規劃的導向作用，根據不同時期的經濟發展任務，制定產業政策，并運用財政、金融政策對技術創新資源配置進行誘導與協調。（1）市場調節作用二戰后，隨著日本迅速的追趕和市場化進程的推進，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主體地位提高得很快，逐漸形成了企業為主的研發支出結構。1989年日本政府資助在工業研發中的份額只有1.2%；也就是說，公司幾乎全部由它們自己來支付所有的研發支出[10]。企業集中了絕大多數的科技工作者，企業的研發經費之和占到了全日本科研經費的60％以上，這項經費已經遠遠超過了大學和其他所有科研機構的支出之和。（2）政府調節作用日本政府積極參與、引導、制定和實施技術引進和自主研發戰略。通過財稅優惠政策，貸款優惠政策，引導產、學、官合作創新等方式，加強對技術創新的宏觀調控。①追趕時期實施“引進模仿戰略”。二戰后，日本政府就制定了“引進模仿戰略”，鼓勵引進先進技術，吸收一切國外先進技術，爭取在較短時間內振興經濟并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國家政策、公司制度、學校教育體制都圍繞這一中心進行了相應的調整與改革，并從科技投入和人才培養方面確保了引進技術的消化與吸收。政府通過技術評價，根據各時期國家發展重點，制定了嚴格的審批制度，強調引進項目的經濟指標、產品出口比例和企業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能力等條件。②研發的稅收優惠。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稅收優惠一直是政府刺激企業技術創新活動最重要的政策工具。第一，對于重大技術的研究開發設備的稅收優惠。設備價格的7％可以直接從公司稅中進行扣除。第二，扣除試驗研究費用的稅額。當企業在該制度的適用年度進行試驗研究所需費用超過以往每年試驗研究費用的最高額時，將按超額部分的一定比例扣除稅額。第三，對于引進國外技術的稅收優惠措施。在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時，對外國法人支付的報酬予以預扣賦稅率的優惠；并對國內難以生產且迫切需要的新型或高性能產業用機械產品，免征進口關稅。這一政策措施有力地促進了企業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的積極性。③貸款優惠政策。政府通過政策性銀行，以低于商業銀行的利率向企業研發活動提供貸款。日本開發銀行于1951年設立了“新技術產業化貸款”，1964年又設立了“重型機械開發貸款”，1968年在此基礎上設立了“新機械企業化貸款”。1980年，新技術產業化貸款改為新技術開發貸款，在新技術產業化過程中所需的設備也成為貸款的對象。④引產、學、官合作創新。日本政府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大力推進產、學、官協作。1981年，科技廳和通產省正式確定了產、學、官三位一體的以人才流動為中心的科研體制。通過制訂科學技術規劃、政策和經費資助，對“產學官”合作創新模式進行引導。⑤實施自主研發戰略。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后，日本逐漸從過去大量引進、消化、改進、模仿它國的技術創新過渡到強調發展企業的自主研發能力。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在43個主要技術領域已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基本上實現了技術追趕目標。在技術革新能力上，企業已初步具備自行研究開發的能力，開始了從引進模仿向自主研發的演進。鑒于日益加劇的國際科技與經濟的激烈競爭，政府決定建立起自主的科學技術體系和經濟體系，告別“模仿與改良時代”，由一個科技追趕型國家向科技領先型國家邁進。1986年，政府制定《科學技術政策大綱》，把“振興富有創造性的科學技術”作為科學研究的基本方針，并加大對自然科學研發投入及科研人員培養力度。1995年，日本國會通過了《科學技術基本法》，把技術立國戰略提升為“科技創新立國”戰略，明確提出科研的方向是向未知的科學領域挑戰，開發獨創性的科學技術，并創造出新產業。根據《科學技術基本法》，政府從1996年開始連續實施了4個為期五年的《科學技術基本計劃》。2002年政府又提出并實施“知識產權立國”戰略，從消化吸收再創新、集成創新向原始創新戰略轉移。

4.韓國的政府干預型主導市場經濟模式20世紀60年代初至80年代韓國經濟追趕時期曾經大力實施這種模式。即用政府強有力的“看得見的手”，對技術創新資源配置進行廣泛而持續干預，這種模式對韓國市場體系發育及糾正各種形式的市場失敗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市場調節作用在美國、德國、日本和韓國4個國家中，韓國的市場化起步最晚，但韓國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主體地位提高得最快。20世紀90年代，企業研發投資大幅度增長，政府研發投資與民間科技投資之比為20誜80（1994年這一比例甚至達到16誜84）[11]。2010年，從研發支出構成的國際比較上來看，韓國企業研發支出占全國研發總支出的74.8％，高于日本、美國、德國、法國等發達國家，也高于中國。研發投入的各部門中企業是絕對的主體和中堅。（2）政府調節作用韓國政府通過制定和執行技術法規，實施消化吸收和自主研發戰略，財政補貼、優惠融資、稅收激勵、風險投資等方式，對技術創新資源配置進行全面的干預。①通過立法為技術創新活動提供制度保障。從20世紀60年代起，韓國先后頒布了《技術引進促進法》(1960)、《科學技術振興法》（1967年）、《工業技術開發促進法》（1972年）、《特定研究機構扶持法》(1973年)、《技術評估法》（1973年）等一系列法律，并以此為準繩出臺相應政策，以促進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②實施“消化吸收”戰略。在技術追趕時期，政府規定企業在引進技術的同時，必須保證同等金額的經費進行消化吸收再創新，吸收能力不足的企業，可以委托相關研發機構進行吸收創新。③積極進行研發投入。在20世紀60-70年代，韓國的研發投資基本上是由政府主導的，政府研發投入與私營部門研發投資之比一直維持在80誜20左右。進入20世紀80年代之后，隨著企業研發實力和技術創新能力的增強，研發活動逐漸由政府行政行為轉變為企業的自發行為。到1980年，政府與企業的科研投資之比下降為52誜48。進入21世紀以來，韓國的科技投資中政府與私營部門之比基本維持在25誜75的水平。④通過研發直接補貼、優惠融資、稅收激勵、風險投資，確保企業研發投入。第一，研發直接補貼。20世紀80年代，政府出臺了兩項計劃對私人研發機構提供直接的研發補貼。第二，企業研發的優惠融資。由國家控制的銀行和公共資金提供優惠融資。1987年，公共資助總額（7124億韓元）的大部分以優惠貸款的方式分配，實際占制造業研發支出的64%。第三，稅收激勵。降低研發設備和供應品的進口關稅、減除年度非資本研發支出和應征稅收入中人力資源發展的成本、加速工業研發設備的折舊率，以及免除與研發資產相關的房產稅收。第四，建立風險投資，刺激技術型中小企業發展。頒布了中小型企業成立法，成立了由政府和私營部門聯合投資的風險商業企業[10]。⑤政府支持研究機構幫助企業獲取外國技術、積極參與國家研發活動。政府支持的研究機構在早年的工業化進程中幫助企業獲取外國技術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幫助企業提高獲取國外技術的討價還價能力。和政府支持的研究機構進行的聯合研究工作也使企業有機會提前獲得關于技術的多種知識，使之能夠識別未來的技術供應者。技術一旦引進，企業從聯合研究中獲得的經驗可以幫助企業迅速地吸收并適應這些技術。自從1982年以來，政府支持的研究機構一直是國家研發活動角色，這些研發計劃均是基于具體任務的應用研究，涵蓋了從空天技術到應用集成電路(ICs)等廣泛領域，為日后私有部門進入這些領域提前鋪平了道路。⑥實施自主研發戰略。政府在1986年編制完成了《面向2000年科學技術中長期計劃》，正式提出以提高自主研發能力支撐本國科技發展的基本戰略思想。1991年又發表了《科學技術政策宣言》，提出把自主科技開發與高新技術消化和學習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至此，韓國的科技發展戰略已逐漸實現了從“貿易立國”、“重化工立國”向“科技立國”戰略的轉型，由引進模仿逐漸發展到以自主研發為主的階段。

二、結論

綜合上述分析可知，通過對政府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雙重調節機制進行理論分析，同時對技術創新資源配置中我國與美國、德國、日本和韓國等國的雙重調節作用進行比較分析，文章得出以下結論：

1.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需要有效發揮對技術創新資源配置的雙重調節作用政府和市場是雙重調節機制中的一對矛盾統一體。現實經濟中各國資源配置均為“雙重調節”的方式，既沒有單一的市場調節，也不存在單一的政府調節。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需要將市場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看作一個有機的整體。發揮市場在技術創新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同時，發揮政府調節的導向性作用。既要用市場調節的優良功能去抑制“政府調節失靈”，又要用政府調節的優良功能來糾正“市場調節失靈”。

2.充分發揮市場在技術創新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現階段我國技術創新資源配置效率還不高，與市場不能充分地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密切相關，是市場經濟不成熟、市場機制作用不充分、企業尚未成為技術創新主體所致。相比之下，美國、德國、日本和韓國等發達國家技術創新資源配置均以市場機制為主要手段，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因此，進一步加大市場化改革力度，發揮和完善市場機制的作用，推進技術創新資源的市場化配置，防止和糾正市場失靈，是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的關鍵之一。

3.充分發揮政府在技術創新資源配置中的導向性作用我國與發達國家技術創新能力差距的實質是技術創新能力的不足。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不要政府調節。相比之下，無論是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還是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或是日本、韓國的政府主導市場經濟模式，均重視發揮政府在技術創新資源配置中的積極引導作用。因此，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需要我國政府有效發揮對技術創新資源配置的導向性作用，以迅速提升技術創新能力。發達國家在技術創新資源配置中有效發揮政府調節作用的成功嘗試和做法，包括制定和執行科技法規；為技術創新創造良好法制環境；制定和實施技術引進、消化吸收、自主創新戰略；推出并實施科技計劃和規劃；制定和實施補貼、財稅優惠政策、財政撥款、融資擔保、風險投資、貸款貼息、政府采購、推進產學研合作、政府興辦公共R&D部門等科技政策，加強對技術創新的宏觀調控，值得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學習和借鑒。

作者：趙曉華單位：云南大學云南行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