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審計研究與展望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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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雙重審計是我國在特殊制度背景下，為提升財務報告質量、降低投資風險的特殊制度安排。基于雙重審計從建立到廢除的過程，從審計費用、審計質量等方面對相關文獻進行了梳理和評述，以期為如何通過審計制度安排提升企業財報信息質量的研究奠定基礎與指明方向。
關鍵詞：雙重審計；審計質量；審計費用
1引言
雙重審計是我國為了增強交叉上市公司與金融企業財務信息披露質量，降低投資風險的特殊制度安排。國內學者圍繞雙重審計從建立到廢除的過程，在雙重審計如何影響審計費用、審計質量方面已取得豐富的研究成果，為雙重審計制度的效用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經驗證據和理論參考。然而，目前對于該領域的研究還存在以下空白：在過去特定制度背景中，交叉上市公司被強制要求實施雙重審計，相關研究也主要選取交叉上市公司與非交叉上市公司作為樣本進行對比分析，但這難以厘清企業財務報告的變化是交叉上市帶來的，還是雙重審計造成的?，F階段，同屬于交叉上市的公司，一部分選擇了沿襲雙重審計；另一部分卻沒有，這為研究雙重審計對財務報告質量的影響提供了極好的契機。另外，在雙重審計制度被廢除后，一些企業是出于何種動機自愿進行雙重審計，學術界尚未進行深入研究。本文整理了近年來關于雙重審計的有關文獻，以期梳理雙重審計從建立到廢除整個階段，學術界在該領域的研究成果，為進一步厘清雙重審計在財務報告質量、審計質量、投資者保護等方面產生的作用提供參考。
2雙重審計制度運行中的相關研究
2．1雙重審計對審計費用的影響
審計費用在一定程度上受上市公司面臨法律嚴苛程度的影響（Simunic，1980），Seetharama等（2002）發現英國審計師對美國交叉上市的英國企業收取更高的審計費用，以彌補其在美國面臨額外訴訟的風險。Bron－son（2017）進一步研究顯示這種審計費用溢價是用來彌補滿足美國更嚴厲的市場監管，審計師所做出信息披露工作量的增加。2001－2006年間，B股上市公司境外審計費用高于境內審計費用（劉萌和劉峰，2009），耿建新和劉圓圓（2009）通過分析AH股上市公司2001－2007年境內外審計收費差異的因素，發現同一集團審計下，交流溝通成本減少使得境外審計收費的溢價減少，由此境內外審計收費差異相對較小；當境內聘請“非四大”時境外聘請“四大”，這種費用差距尤為明顯。Ke等（2015）通過選取由“四大”所審計的A股、AB股、AH股樣本進行比較分析，發現“四大”對我國純A股企業收取更低的審計費用。田高良等（2017）和楊玉瀅、張玉佳（2018）通過實證研究發現AH股交叉上市的公司對比非交叉上市或非雙重審計的公司，其境內審計費用更高，增加的審計費用用來彌補會計師事務所為應對更加嚴苛的監管環境所做出的提高審計質量的努力；進一步研究發現如果交叉上市并接受雙重審計的企業境內審計師為“四大”，其境內審計費用更低，而這一結論卻不適用于其他類型公司，原因可能是AH公司傾向于聘請同一集團的“四大”，這提高了境內外事務所信息共享的效率，能有效減少事務所的工作量。對于雙重審計總的審計費用，不同學者對樣本公司聘請的事務所進行了不同分類。徐昊和周友梅（2007）指出聘用兩家無關聯的事務所時，企業付出的費用較高，原因是兩家為提高其審計獨立性和審計質量，需付出更多的工作量，而聘請事務所間的關聯性雖然能減少審計費用，卻損害了事務所間的獨立性。李爽和吳溪（2009）研究2006年107家B股上市公司，發現同一集團“四大”審計費用最高，非同一集團次之，同一集團“非四大”再次之，但同一集團審計造成了獨立性的缺失，使得雙重審計缺乏嚴格意義上的相互牽制和監督。
2．2雙重審計對審計質量的影響
有不少文獻發現交叉上市公司的審計質量或者財務報告的質量確實要高于非交叉上市公司，但這些文獻主要將其歸因于“市場捆綁效應”，而非雙重審計的結果：Coffee（1999）提出的“市場捆綁效應”理論認為交叉上市公司，需要面臨來自更加發達的資本市場，更為嚴格的監管約束，這使公司的治理水平能得到有效改善；Huijgen和Lubberink（2005）指出交叉上市額外的外部監管能有效降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使其會計盈余表現得更為穩健，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公司披露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并且低的盈余管理水平也經常與高的審計質量聯系在一起；Ke等（2015）將同樣需要接受雙重審計但不受“市場捆綁效應”影響的AB股與純A股進行對比，發現二者的境內財務報告盈余質量無顯著差異，而AH股的境內財務報告盈余質量顯著高于純A股，進而推論出雙重審計并不能提升財務報告質量，AH股的財務報告質量優于純A股的原因是“市場捆綁效應”。但也有部分文獻專門關注了雙重審計制度對審計質量的影響：余玉苗等（2007）基于博弈均衡分析框架，提出雙重審計是一種可防止上市公司管理者與審計師進行審計合謀的制度設計，可提高審計質量；王猛和譚麗莎（2010）通過研究1994－2008年AH上市公司與純A股上市公司的數據，發現對于需進行雙重審計的公司，會計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概率更大，審計工作謹慎性更高，以此抵御更高的審計風險；田高良等（2017）以2007－2014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發現交叉上市并接受雙重審計的公司與非交叉上市或非雙重審計公司相比，境內審計質量更高，但他們文獻的研究設計并未能厘清“市場捆綁效應”與雙重審計二者對審計質量的影響。劉萌和劉峰（2009）基于審計意見進行分析，發現B股雙重審計實施下，對比同一企業所被出具的境內、境外審計意見，其差別不大，但不能由此否認雙重審計對提高審計質量的正面作用，因為其存在本身，可能已消除了潛在因素。蔣義宏（2002）研究B股上市公司1997、1998、1999年年報，發現在中國會計準則和國際會計準則較為接近的情況下，境內經審計財務報表的凈利潤仍高于境外注會所審財務報表，李樹華（1997）以76家AB股上市公司已審計財務報表為樣本，也得出相同的結論，由此推斷境內、境外注冊會計師審計判斷存在顯著差異，境外補充審計有利于為投資者提高更為真實的信息。基于審計獨立性分析，劉萌和劉峰（2009）指出強制執行雙重審計以來，B股公司聘請的境內、境外的事務所有關聯的比例較大，由此表現出來的聘請事務所之間的獨立性較低。李爽和吳溪（2009）提出大部分B股公司趨向于采用同一集團審計模式的結論，這種弱的相互牽制、相互監督關系體現出來的雙重審計無法對審計質量形成正向的影響。
3取消雙重審計制度后的相關研究
3．1雙重審計廢除對審計費用的影響
雙重審計制度取消后，上市公司采取的措施可分為兩類：一是直接放棄雙重審計，這類企業可細分為續聘境內、續聘境外以及另聘事務所進行審計三類；二是仍然進行雙重審計的企業。劉萌和劉峰（2000）以2001－2007年B股上市公司為樣本，發現在制度取消后，續聘境內、續聘境外以及另聘事務所的公司對應審計費用分別降低了17．37％、36．59％、18．03％，對于繼續進行雙重審計的公司，其審計費用卻上升了0．7％，對于聘請境內事務所的公司，若其原先聘請的事務所相互獨立，則這一改變會使得其審計費用大幅度下降，而這一變化在事先聘請有關聯的事務所的公司中并不明顯。方軍雄（2010）、李爽和吳溪（2009）提出由于羊群效應，大部分AB公司放棄了雙重審計，相應審計費用由此大幅下降，這與證監會廢除這一制度的初衷不謀而合，但制度廢除后AH交叉上市公司的境內審計費用仍比非交叉上市或非雙重審計的公司高（田高良等，2017）。李爽和吳溪（2009）進一步研究發現不同雙重審計模式下，審計費用的下降幅度也不相同，制度廢除后，采取“非同一”和“同一非四大”的公司審計費用的下降比起“同一四大”更為明顯，但孫素琴（2013）通過分析2006－2011年間證券市場相關數據，發現雙重審計制度的取消并沒有為企業來帶審計費用的顯著下降，一方面可能是企業新聘的事務所對公司的具體情況不熟悉導致的收費上升；另一方面，改聘“四大”也會顯著增加企業的費用負擔。
3．2雙重審計廢除對審計質量的影響
對于雙重審計取消后，審計質量的變化，學者對此持不同見解，學術界未達成一致結論。王永海和劉慧玲（2012）選取2004－2009年6年數據，研究雙重審計的取消對AB股上市公司的影響，發現在這期間非雙重上市公司的審計質量整體上存在顯著下降，這可能是由金融危機導致的，但與此同時AB股雙重審計公司的審計質量無明顯影響，因此其認為雙重審計的取消并不會帶來AB股公司審計質量的變化，由此建議監管部門放松對交叉上市公司的審計監管。沈潔（2013）發現制度的取消促使會計師事務所之間的良性行業競爭，促進了會計師事務所審計質量的提高。但Hilary和Lennox（2005）通過對會計師事務所之間的同業復核進行研究，發現同行評議有利于提高事務所的審計質量，由此可見雙重審計制度下審計師之間的互相監督和競爭激勵關系，可能會促進境內、境外事務所審計質量的提升。方軍雄（2010）提出取消雙重審計損害了審計質量，其將進行雙重審計的AB股公司分為實施不同集團審計模式和實施同一集團審計模式兩種類型時，可以發現在雙重審計制度廢除后前者的審計質量明顯降低，而后者卻無顯著變化，而聘請不同集團審計模式的公司對高審計質量的追求更加強烈，由此可見這一制度安排的廢除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追求高審計質量的上市公司放棄了這一追求。田高良等（2017）、楊玉瑩和張玉佳（2018）通過研究雙重審計制度的缺失對AH股上市公司的影響，提出這一制度安排的廢除可能會阻礙香港市場更為嚴厲的制度、監管環境對境內審計師產生的間接影響，由此降低了境內審計師的審計質量。
4文獻評述與未來展望
現有研究中，首先關于雙重審計對于審計費用、審計質量的影響，現有研究的觀點較不統一，這可能是因為一些文獻并未考慮雙重審計事務所的特征，比如是否屬于同一集團等。對于廢除這一制度安排對上市公司審計費用、審計質量的影響，各學者研究時對樣本分類標準不統一，研究的角度不盡相同，所得出的結果差別較大。田高良等（2017）從審計質量角度質疑了取消AH股雙重審計的措施，這與方軍雄（2010）對B股雙重審計廢除的研究所得結果如出一轍，但聘請同一審計集團，缺乏實質性的相互牽制和監督，會不會只是一種審計成本的虛耗（李爽和吳溪，2009）？并且如若聘請同一審計集團“四大”，在不能保證雙重審計獨立性的同時，四大“聲譽溢價”更加重了企業的費用負擔（徐昊和周友梅，2007）。其實，在廢除雙重審計后，不少上市的公司仍繼續采用該制度，對這些沿襲雙重審計的公司，缺乏實證研究探討這些公司的動機。對于這類公司，其沿襲這一制度的原因可能包括：審計合同尚未結束（劉萌和劉峰，2009）；主觀上為了提供更高質量的財務報告（李爽和吳溪，2009；田高良等，2017）；希望利用高質量的審計師提高會計信息的可信度，從而降低融資成本（Francisetal．，1999）；其雙重審計實質進行審計的只有一家事務所，另一家只是掛名（劉萌和劉峰，2009）。究竟是什么原因占主導呢？這些推論成立嗎？這些問題亟待需要進行實證的檢驗。雖然雙重審計制度已被廢除，但對雙重審計效用及雙重審計動機的深入探討將有利于進一步厘清雙重審計在財務報告質量、審計質量、投資者保護等方面產生的作用，為未來研究審計制度安排的效用和企業信息披露的動機提供參考。
作者：鐘子英 張俊倪 單位：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會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