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允價值會計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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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回顧

金融行業公允價值運用情況的實證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文獻,且研究范圍主要集中于銀行.現有文獻大多認可FVA信息能夠提供更為相關、及時、可比的會計信息.但是,并不是所有項目的公允價值信息都具有價值相關性或增量價值相關性,并且,可靠性確實對FVA信息質量產生了影響.Barth以美國銀行業20年的數據為研究樣本,發現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信息相比歷史成本信息具有增量信息含量[2].Nelson以美國1992年和1993年200家大型商業銀行的公允價值信息披露為對象,發現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信息具有價值相關性[3].Eccher等也取得了一致的發現[4].但是,證券投資公允價值信息的價值相關性具有不穩定性,當模型控制了凈資產報酬率和賬面價值增長率后,價值相關性不復存在[3].除了證券投資,貸款、存款、長期債務、表外項目的公允價值信息是否具有價值相關性,文獻研究也得出不同觀點.Nelson發現公允價值取值噪音損害了信息的可靠性,使得這些信息并不具有價值相關性[3],但Barth等認為貸款、證券與長期債務的公允價值信息都具有相對于歷史成本的增量信息含量[5].我國關于FVA價值相關性的研究起步較晚,成果相對較少.較早開始進行這方面研究的是鄧傳洲,他以1997~2004年B股公司為樣本,使用價格模型和收益模型進行實證檢驗,結果顯示公允價值披露顯著增加了會計盈余價值相關性,但是投資的公允價值調整沒有顯示出價值相關性[6].2007年我國開始實施FVA后,此類研究相繼涌現.部分學者得出的結論與鄧傳洲相似,認為實施FVA后盈余信息具有較高的價值相關性,例如程小可和龔秀麗、王建新等的研究.但也存在不同的結論,朱凱使用2006年新舊會計準則的兩份報表檢驗公允價值對股票定價的相對增量作用,得出公允價值對股票定價增量作用不顯著的結論[7].吳水澎和徐莉莎同時采用價格模型、收益模型、現金流量價值相關性檢驗模型對價值相關性進行分析,結果表明新準則執行后賬面價值的價值相關性增加,盈余對股票價格的解釋力度反而下降,說明資產負債表逐漸成為中心[8].朱凱等也通過研究證明實施新會計準則后盈余價值相關性并沒有提高[9].張金若等改進了公允價值損益的度量方式,發現非金融行業FVA信息對股票報酬與高管薪酬都沒有顯著影響,這一結論與傳統研究并不一致,他們認為研究結論與我國FVA應用現狀是相符合的,FVA對非金融行業上市公司財務報表的影響極其有限[10].國內關于金融行業公允價值的價值相關性研究很少.羅婷等對金融行業和非金融行業同時進行研究,結果表明受新準則影響部分的賬面凈資產價值相關性得到顯著改善[11].王建玲等選擇金融和建筑房地產兩個行業上市公司的數據作為樣本,使用價格模型對盈余信息的價值相關性進行了探究,結果顯示公允價值計量對于金融行業有提高盈余信息價值相關性的作用[12].因此,相對現有文獻,本研究的最大貢獻是:彌補了我國金融行業FVA信息經濟后果的研究,立足于金融行業是FVA主要執行者的客觀事實,專注研究其FVA的價值相關性,從而抓住了我國FVA研究的關鍵點.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綜上文獻可知,會計學術界對FVA信息的價值相關性主要持肯定態度.在我國,金融行業上市公司是FVA的主要踐行者,根據國泰安數據庫(CSMAR)2007~2013年的數據,其持有的各類金融資產(負債)占所有上市公司持有總金額的94％以上,且它們持有的執行FVA的金融資產(負債)對財務報表的影響也非常大.因此,根據計量觀,本文認為,與張金若等發現非金融行業上市公司FVA信息價值不具有相關性不同[10],金融行業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所提供的FVA信息,包括資產負債表和利潤表損益信息,應該具有價值相關性.進一步的,雖然研究認為可靠性會影響公允價值信息的價值相關性,但是我國金融行業上市公司FVA信息的可靠性是具有充分保障的.這是因為我國衍生品市場和場外證券交易市場相對欠發達,通過查閱金融行業上市公司年報可以發現,這些金融單位持有的衍生金融工具比例非常低,持有的金融資產主要是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公開上市的股票、債券和銀行間債券市場交易的債券等,這些均能夠獲取可靠的公允價值信息.但是,執行FVA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其FVA信息的價值相關性并非全部一致.根據企業會計準則,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持有期間的公允價值變動除非由于實質性貶值而計入資產減值損失,大部分情況下繞過凈利潤進入資本公積和其他綜合收益.而交易性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衍生金融資產、衍生金融負債及公允價值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其他金融資產和負債,它們的公允價值變動則直接計入營業利潤.在我國,盡管會計準則于2009年將其他綜合收益引入利潤表,但是,我國重視凈利潤,尤其重視營業利潤的傳統并沒有發生變化.例如,中國證監會有關股票上市、增發的規定,國資委有關國有企業業績考核的指標,無不以凈利潤或營業利潤為導向,并沒有真正重視其他綜合收益信息.同樣的,資本市場大多數分析師流行采用的市盈率、市凈率等股票投資價值分析指標,也并沒有真正重視其他綜合收益.因此,相對于公允價值變動計入營業利潤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而言,市場對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FVA信息的反應程度可能更弱.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設.假設1: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賬面價值具有價值相關性.假設2:交易性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衍生金融資產、衍生金融負債及公允價值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其他金融資產和負債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具有價值相關性.假設3: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具有價值相關性.假設4:交易性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衍生金融資產、衍生金融負債及公允價值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其他金融資產和負債的公允價值變動的價值相關性強于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的價值相關性.

三、研究設計

(一)回歸模型目前實證研究價值相關性的主流模型為Ohlson提出的剩余收益估價模型[13],Kothari和ZimGmerman認為可以同時使用價格模型和收益模型來檢驗會計信息的價值相關性[14].根據國外文獻的普遍做法,模型的選擇不會受到樣本公司行業屬性的影響,金融行業和非金融行業都可以采用相同的研究模型.本文亦采用剩余收益估價模型,構造價格模型和收益模型對金融行業執行FVA對股票報酬與股票價格的影響進行研究.具體構造模型過程中,我們注意到,現有實證研究文獻對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的處理存在兩種方法.第一種方法,檢驗交易性金融資產FVA的影響時,直接利用利潤表“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信息;檢驗可供出售金融資產FVA的影響時,直接采用利潤表“其他綜合收益”數據,并據此檢驗未實現利得和未實現損失的信息價值是否具有差異.這種研究方法得到普遍運用,例如,劉永澤和孫翯使用以公允價值計量的每股凈資產和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產生的超額每股收益兩類數據作為模型的解釋變量[15];胡奕明和劉奕均也用相似的方法,用公允價值計量的每股凈資產和公允價值變動損益造成的每股收益進行價值相關性檢驗[16];徐經長和曾雪云為研究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信息的價值相關性,在研究模型中加入反映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對每股凈資產影響的變量,并通過利潤表“其他綜合收益”進行度量[17].第二種方法考慮了金融資產處置時需要對持有期間的公允價值變動進行轉回,重新設計研究變量.這種方法是張金若等首次采用的.該方法認為,根據財務數據生成邏輯,處置金融資產或負債時,需要將原先計入“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的未實現損益轉入“投資收益”;計入所有者權益中“資本公積”的公允價值變動累計額也需轉入投資收益.也即,利潤表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并不能直接解釋為金融資產價格上升或下降,不能直接視為未實現利得或損失.例如,T期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資產價格上升10萬元,利潤表“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列報10萬元;T＋1期售出,10萬元“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轉入“投資收益”,T＋1期的利潤表“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列報－10萬元,但該數字顯然不能解釋為交易性金融資產價格下降形成的未實現損失.因此,投資收益是反映公允價值變動的重要項目,忽視“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轉入到“投資收益”的影響,會錯誤解釋公允價值漲跌的信息價值[10].本文認為,第二種方法更符合財務會計準則關于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執行FVA的本質.但是,考慮到這種方法尚未得到普遍運用,本文同時采用兩種方法設計研究變量,分別進行回歸分析,以進一步確認考慮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轉回因素對正確認識FVA信息經濟后果的重要性。1．價格模型式(1)為考慮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轉回(以下簡稱轉回)的價格模型,系數α4、α1、α2顯著分別代表以公允價值計量的凈資產、考慮轉回的交易性金融資產等資產(負債)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以及考慮轉回的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具有價值相關性.式(2)為不考慮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轉回(以下簡稱不轉回)的價格模型,系數β4、β1、β2顯著分別代表以公允價值計量的凈資產、不考慮轉回的交易性金融資產等資產(負債)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以及不考慮轉回的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具有價值相關性.2．收益模型系數顯著代表含義同價格模型.

(二)變量解釋相關變量定義及計算方法詳見表1.

四、樣本選擇與實證檢驗

(一)樣本選擇本文選取2007~2013年滬深金融行業的上市公司為樣本,所使用的大部分原始數據取自于深圳國泰安公司的中國資本市場會計研究CSMAR數據庫,部分數據庫中列示不詳的財務數據如其他綜合收益的明細項目,則從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公布的公司年報中手工整理獲取,并對樣本進行如下整理:(1)剔除投資收益明細列示不明的樣本;(2)剔除公允價值產生的稅前每股收益(FEPS)為0的樣本;(3)剔除以公允價值計量的每股凈資產(FV)為0的數據;(4)剔除主要財務指標數據缺失樣本;(5)剔除股票交易數據缺失樣本.最終,價格模型獲得230個樣本,收益模型獲得194個樣本.

(二)描述性統計表2和表3分別為價格模型及收益模型樣本主要變量的描述統計量.從表2可以看出,由交易性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衍生金融資產、衍生金融負債或其他公允價值變動直接計入當期損益的資產和負債產生的每股收益(FEPS)相對于不含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的每股收益(NFEPS)較小,FEPS_R為005元/股,NFEPS_R為106元/股,FEPS_R與NFEPS_R之比為476％,雖然仍是不含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的每股收益較大,但是對比非金融行業FEPS與NFEPS約2％的比例,金融行業公允價值變動對每股收益的影響是相對較大的.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產生的每股損益(AEPS)在考慮轉回的情況下是011元/股,不考慮轉回的情況下是－0．05元/股,兩種情況下AEPS絕對值均比FEPS大,可見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對每股收益有較大影響.另一方面,考慮轉回與不考慮轉回的指標差異較大.本文對轉回(變量后標為_R)與不轉回(變量后標為_NR)兩組樣本中同類指標的均值進行了t檢驗,結果顯示兩組樣本均值具有顯著差異.基于此,本文預測考慮轉回與否的實證分析結果會出現差異.表3為收益模型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各變量情況與價格模型相對應變量大體一致.從描述性統計結果來看,本文認為樣本公司執行FVA后,對資產負債表和利潤表都有較大的影響.本文對以上回歸模型分別做了Pearson檢驗,結果顯示,模型大多數變量之間相關系數較小,VIF值分別為711、701、441、414,不需擔心多重共線性問題.

(三)多元回歸結果本文應用Stata軟件,分別對式(1)~(4)回歸模型進行Hausman檢驗,結果顯示應采用固定效應進行回歸.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應回歸方法,對考慮轉回和不考慮轉回兩種情況分別進行檢驗.為了消除異常值影響,回歸模型中所有的變量均按照1％的比例進行了WINSORIZE處理.同時加入年度虛擬變量,使用固定效應回歸對企業進行控制.檢驗結果報告于表4和表5中.從表4價格模型回歸結果來看,以公允價值進行后續計量的每股凈資產(FV)在兩組結果中均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以公允價值計量的每股凈資產對股價有顯著解釋力,反觀不以公允價值進行后續計量的每股凈資產(NBV)則不顯著.在不考慮轉回的情況下,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產生的每股收益(FEPS_NR)回歸系數為63372,對股價沒有顯著影響,而考慮轉回的解釋變量(FEPS_R)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只有在考慮轉回的情況下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對股價才有顯著影響.對于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產生的公允價值變動,只有考慮轉回時在10％的水平下表現出了微弱的相關性.從表5收益模型回歸結果來看,以公允價值進行后續計量的每股凈資產(FV/Pi,t－1)在兩組結果中均在1％的水平下表現出顯著影響,說明公允價值計量的每股凈資產對股票報酬有顯著解釋力,與價格模型結果一致.在不考慮轉回的情況下,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產生的每股收益(FEPS_NR/Pi,t－1)對股票報酬沒有顯著影響,而考慮轉回的解釋變量(FEPS_R/Pi,t－1)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只有在考慮轉回的情況下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對股票報酬才有顯著影響,此結果與價格模型一致.對于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產生的公允價值變動(AEPS),無論是否考慮轉回,該解釋變量均未表現出顯著影響,與價格模型結果有微小差異.綜合價格模型和收益模型固定效應回歸結果,本文發現,以公允價值計量的每股凈資產在所有回歸模型中均表現出顯著影響,證實了本文提出的假設1.對于交易性金融資產(負債)、衍生金融資產(負債)或公允價值變動直接計入當期損益的其他金融資產(負債)而言,以利潤表“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直接作為解釋變量數據基礎,或是將投資收益中與上述金融資產(負債)相關部分轉回后與“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加總作為解釋變量數據基礎,兩種方法下的結果差異很大,只有在考慮了轉回的回歸模型中,公允價值變動產生的每股收益FEPS對股價和股票報酬才有顯著解釋力,假設2在考慮轉回時得到了證實.而對于資產規模更大的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而言,AEPS在收益模型下無論轉回與否,均不顯著,在價格模型下也僅在考慮轉回時表現出微弱顯著性,假設3僅得到部分支持.但是,綜合這些回歸結果,研究假設4得以支持.本文認為,考慮了轉回的回歸結果更為可信,說明金融行業上市公司的公允價值信息具有價值相關性.這與FVA對金融行業上市公司財務報表具有重要影響的事實是相呼應的,它也支持了張金若等的觀點,研究變量的設計必須符合財務會計處理邏輯.本文認為,研究假設4通過檢驗而研究假設3沒有得到有效支持,說明我國證券市場“功能鎖定”現象猶存.所謂“功能鎖定”,是指投資者在決策過程中,會鎖定于某種特定的信息,導致不能充分利用相關信息來評估決策.例如,信息披露位置不同,投資者關注程度也會不一樣.交易性金融資產等金融資產或負債的公允價值變動信息是通過利潤表“公允價值變動損益”項目反映的,處置時轉入“投資收益”,均是計入當期損益項目.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先計入“資本公積”,而后在處置時才轉入當期損益.按照Ohlson剩余收益估值模型,在有效的資本市場上,投資者可以及時有效地獲得全部有用的信息并加以應用,以便作出相應的決策[13].因此理論上公允價值變動信息無論在利潤表還是在股東權益變動表披露,都不會產生差異.但是事實上,我國的資本市場并不是完全有效的資本市場,投資者大多為非專業人士,報表的信息沒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投資者對損益信息的關注程度大于對股東權益變動信息的關注程度.雖然從2009年起,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產生的未實現利得和損失除了計入資本公積外,同時在利潤表“其他綜合收益”中進行披露,但是披露的位置是在凈利潤之后,并未計入當期損益.由于“功能鎖定”效應,投資者對其關注程度遠不如計入當期損益的項目,因此沒有利用該信息對股價和盈余進行判斷、做出決策,從而導致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信息沒有表現出價值相關性.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本文基于Ohlson提出的剩余收益估價模型[13],同時使用價格模型和收益模型對金融行業上市公司執行FVA對股票報酬與股票價格的影響進行研究.研究發現,以公允價值進行后續計量的每股凈資產對股票價格和股票報酬都有顯著影響,說明資產負債表的公允價值信息具有價值相關性,對信息使用者判斷股票價格和股票收益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公允價值變動損益是否具有價值相關性與是否考慮轉回因素有關.當考慮轉回時,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對股票價格和股票報酬才有顯著解釋力,也就是說利潤表的公允價值信息才具有價值相關性,這說明是否考慮轉回對FVA相關性研究具有重要意義.這一結果印證了本文研究方法設計的合理性,也進一步支持了實證研究變量設計必須扎根財務會計處理邏輯的觀點.但是,無論考慮轉回與否,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信息與股價和股票報酬都幾乎沒有顯著相關性.本文認為,我國證券市場存在“功能鎖定”現象,投資者對于當期損益信息的關注程度超過了對股東權益變動的關注,導致計入“資本公積”的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得和損失不具有價值相關性.本文還將結果與張金若等關于非金融行業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的相關研究結果進行了比較.張金若等發現,在非金融行業中,以公允價值進行后續計量的每股凈資產與股票報酬不具有顯著相關性,考慮了轉回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對股票報酬亦不具有顯著解釋能力[10].這與本文金融行業的結果相反.本文認為這與我國實施FVA的情況是相符的.總體上,金融行業上市公司持有大量以FVA計量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FVA對金融行業的影響最為顯著.因此,無論是金融企業還是金融監管部門都應對公允價值信息給予更多的重視;并且,投資者也能夠應用公允價值相關信息對股票價格和股票報酬作出判斷.相比金融行業,非金融行業持有的以公允價值計量的資產和負債很少,FVA對利潤表和資產負債表影響都十分有限,投資者對公允價值信息的關注程度也不及金融行業.

(二)政策建議結合FVA執行情況及本文研究結論,本文對我國如何更有效地實施FVA提出兩點建議:第一,我國利潤表雖已發展成事實上的綜合收益表,但是投資者對其他綜合收益的關注仍非常不足.這也可能與我國監管機構的監管有關.例如,我國IPO、發債、增發股票等都強調凈資產報酬率或扣除非經常損益的凈資產報酬率,即使是2009年增加了其他綜合收益后,也沒有改變監管機構對待財務信息的方式.在極易受到政策干擾的中國資本市場,為了提高投資者等信息使用者對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重視,有必要從監管層做起.而且,只有投資者充分認識了所有執行FVA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信息價值,才能更為全面地認識FVA對金融行業產生的經濟后果,從而有利于更為全面地識別可能產生的風險,提出更為全面有效的風險防范措施.第二,提高投資者使用會計信息的能力,引導報表使用者正確有效地解讀財務報表,減少“功能鎖定”效應的不利影響.我國可以向西方成熟市場學習,成立并扶持如標準普爾這樣專業的、獨立的且擁有良好信譽的投資分析咨詢機構,指導非專業的投資者正確有效地使用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避免單一地使用利潤表的公允價值信息,而應結合股東權益變動表以及財務報表附注等信息為投資決策服務.

作者：張金若王煒單位：重慶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