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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綜述與理論假設
(一)高等層級理論“高等層級理論”(upperechelonsperspective)指出,不同的決策者有不同的決策風格[1].在美國,公司股權分散,管理者是公司的決策者,許多文獻基于“高等層級理論”研究發現管理者的人生經歷對公司決策具有重要影響.例如,大蕭條的經歷會影響管理者對外部資本市場的信心和負債的使用水平[2][3][4];職業背景會影響管理者的認知方式和專業技能進而影響公司的會計政策和并購決策[5][6];軍旅生涯影響管理者的價值觀,進而影響公司的并購政策和避稅政策[7][8].然而,鮮有文獻研究職業經歷與風險偏好的關系對會計穩健性的影響.在中國,民營經濟發展時間較短,家族企業中絕大部分尚未完成一次代際傳承,還處于由創始人實際控制的階段.創始人及其家族所掌握的公司投票權超過絕對控制的水平.根據翁宵暐等(2014)的研究,家族企業的控股家族在公開發行上市后所掌握的投票權比例中位數是5867％.創始人在公司直接擔任公司的高管、決定企業的經營管理和戰略方向是中國家族企業的普遍現象.根據夏立軍等(2012)的研究,創始人在公司擔任董事長或總經理職務的比例超過80％.中國家族企業創始人掌握著公司的控制權,創始人是家族企業的決策者.基于“高等層級理論”,本文認為,家族企業創始人的個人特征影響公司決策.
(二)職業經歷與風險偏好本文關注的家族企業創始人的職業經歷是指創始人在創辦企業之前在公共部門工作還是企業部門工作.公共部門通常包括政府機構以及提供教育、醫療服務的機構.職業經歷包含了創始人個人特征的重要信息,可以揭示創始人風險偏好的異質性.勞動經濟學的研究表明,個人工作部門與其風險偏好存在相關關系,公共部門的員工更加厭惡風險.Buurman等(2012)利用了2000年荷蘭員工問卷調查數據來檢驗公共部門的員工是否比企業部門的員工更加厭惡風險,數據結果支持了公共部門員工比企業部門員工更加厭惡風險這一結論:在公共部門工作的員工更不愿意購買彩票,這一結果在控制了收入、性別、年齡以及其他因素之后依然成立[9].這有兩種可能的解釋:第一種解釋認為,公共部門的組織文化促使員工變得厭惡風險.以往研究指出,個人行為特征會受到群體行為的影響.Halek和Eisenhauer(2001)認為,許多人的個人特征衍生自社會群體,如國籍、宗教、職業,甚至于性別[10].在面臨決策的時候,公共部門的經理比私人部門的經理表現得更加厭惡風險;公共部門的員工激勵機制并不獎勵那些愿意承擔風險從而獲得良好表現的員工.另一種解釋認為,風險厭惡的個人自選擇進入公共部門工作.在公共部門工作還是企業部門工作的職業選擇實際上是比較兩個部門的工作特征,而這種工作部門的選擇反映出個人的風險偏好[11][12].
(三)風險與會計穩健性會計穩健性一直是財務報告的重要傳統.以往研究為會計穩健性提供了多種解釋,最被廣泛接受的是契約和訴訟風險的解釋.契約基礎的解釋認為,會計穩健性緩解了管理者道德風險導致的信息不對稱,對其他契約方有利.Zhang(2008)的研究證明了會計穩健性對債權人有利,因為會計穩健性更容易觸發債務的約束條款,債權人可以更早地采取保全行動[13].Ahmed等(2002)發現,會計穩健性可以緩解股東和債權人在股利發放方面的矛盾,降低成本[14].Biddle等(2012)檢驗了會計穩健性與公司破產風險之間的關系,他們發現會計穩健性的現金增強功能和信息功能可以降低公司當期和下一期的破產風險[15].還有一些文獻研究了管理者的風險偏好與會計穩健性之間的關系.Lubberink和Huijgen(2001)通過對1983~1995年間荷蘭的樣本公司進行研究后發現,如果管理者的薪酬結構使其具有更強烈的風險厭惡,那么他們傾向于報告更加保守的盈余,因為風險厭惡的管理者具有強烈的愿望降低公司的信息風險和訴訟風險[16].Francis等(2013)研究了CFO的性別差異與會計穩健性之間的關系,他們發現,女性CFO對激進會計政策所導致的風險(股東訴訟風險、破產風險、職業聲譽受損的風險)更加敏感,她們選擇的會計政策更加穩健[17].但是以往文獻沒有研究創始人的職業經歷與公司會計穩健性之間的關系.本文預期,與先前在企業部門工作的創始人相比,先前在公共部門工作的家族企業創始人更加厭惡風險,他們為了降低公司訴訟風險和破產風險,傾向于選擇更加穩健的會計政策.因此,本文提出假設:與先前在企業部門工作的創始人所領導的公司相比,先前在公共部門工作的創始人所領導的公司會計穩健性更高.
二、研究設計
(一)樣本與數據本文研究家族企業創始人職業經歷對會計穩健性的影響,研究樣本包括2004~2011年上市的中小企業板家族企業.之所以只選擇中小企業板,是由于主板民營企業的來源比較復雜,創業板的開板時間太短使得數據長度不夠,因此沒有混合三個板的樣本公司.樣本篩選過程如下:自2004年開板以來到2011年,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中小企業板完成IPO的公司共646家.根據招股說明書披露的最終控制人信息,剔除國有上市公司113家,剔除2家在A股市場上市之前已經發行H股的民營上市公司,剩余民營上市公司樣本531家.本文參考谷祺等(2006)[18]、馬忠和吳翔宇(2007)[19]、許靜靜和呂長江(2011)的研究[20],將符合以下條件的公司界定為家族企業:(1)最終控制權可以歸結到一個人或者一個家族;(2)該自然人或者家族對上市公司擁有實質的控制權(指該自然人或者該家族通過直接或間接地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控制了20％及以上的投票權).在滿足以上兩個條件的468家家族企業樣本中再剔除:(1)上市之后因并購交易實際控制人發生變更的;(2)完成了家族代際傳承、創始人已經退出公司經營管理的;(3)創始人受到司法調查、市場禁入等處罰的樣本.本文最終有效樣本包括435家家族企業,研究的觀測值是公司—年度數據.本文中的創始人指的是企業最主要的創立者.通過查閱招股說明書中的“發行人情況”,了解企業最初是由哪個自然人或哪幾個家族成員發起設立的.對于多個家族成員共同創立的公司,本文認為其中發揮最為重要作用的(持有發行前股份最多,或者在企業最初創立時期擔任董事長或總經理的)創立者為創始人.在確定公司的創始人之后,本文根據招股說明書中的“發行人基本情況”披露的公司歷史沿革信息和“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核心技術人員”或“公司實際控制人情況”中披露的公司創始人基本簡歷,并且結合百度和谷歌搜索樣本公司創始人的相關信息,收集整理創始人的職業經歷相關信息.
(二)會計穩健性的度量本文選擇了三種不同的會計穩健性度量方法,其中兩個以盈余為基礎的度量(CON_ACCRUAL和CON_SKEWNESS)和一個以市場價值為基礎的度量(CON_MTB).第一個會計穩健性的度量指標是用累計的非經營性應計除以累計總資產(CON_ACCRUAL).借鑒Zhang(2008)的研究,非經營性應計的計算公式如下:其中,NonoperatingAccrual表示非經營性應計,operatingaccrual表示經營性應計,AR表示應收賬款,Inventory表示存貨,Prepaidexpense表示預付費用,AP表示應付賬款,Taxespayable表示應付稅費,NI表示凈利潤,DEP表示折舊費用,CFO表示經營現金流(均為年末值).為了便于理解,本文將計算得到的數值乘以－1,這樣CON_ACCRUAL越大,表示公司的會計穩健性越高.這一度量方法最早由Givoly和Hayn(2000)構建[21],之后在會計文獻中被廣泛運用.該方法的基本思想是穩健的會計政策會加快損失的確認,推遲收益的確認,從而導致持續的負應計.由于有些樣本公司上市交易的時間比較短,本文在計算CON_ACCRUAL時所取的時間長度包括了樣本公司上市前三年的年報數據.第二個會計穩健性的度量指標是盈余的時間序列偏度(CON_SKEWNESS).根據Zhang(2008)的做法,本文用盈余的偏度除以現金流的偏度以控制公司業績表現的波動性.為了便于理解同樣將得到的數值乘以－1,這樣CON_SKEWNESS越大,表示公司的會計穩健性越高.這一度量方法同樣是由Givoly和Hayn(2000)最早提出,他們認為穩健的會計政策要求對壞消息及時且完整地確認,對好消息推遲并逐步地確認,這樣就導致了盈余分布的負偏.同樣,由于有些樣本公司上市交易的時間比較短,本文在計算CON_SKEWNESS時所取的時間長度也包括了樣本公司上市前三年的年報數據.第三個會計穩健性度量指標是公司的市值賬面比(CON_MTB).直觀地說,市值賬面比體現了會計的不對稱確認,對支出和損失的提前確認和對收入的推遲確認導致了賬面凈資產相對于市場價值的低估.這樣,市值賬面比越高則表示會計穩健性越高[22].然而,市值賬面比在會計和財務文獻中也經常被用來作為公司成長機會和資產經濟租金的替代變量,因此在本文的回歸分析中必須控制那些與此相關的因素.最后,本文還采用了Basu(1997)的損失持續性模型[23],它通過暫時性損失和收益的反轉來度量減少會計收入的損失和增加會計收入的收益被確認的及時性.ΔNIt表示第t年公司凈利潤相對于第t－1年凈利潤的變化,并用第t年年初的賬面總資產做平滑.DΔNIt－1是虛擬變量,如果前一年的收入變化ΔNIt－1為負則取值1,否則取值0.
(三)創始人職業經歷本文的自變量是創始人職業經歷Employersector,它為虛擬變量,如果創始人先前在公共部門(包括政府部門、事業單位、高校以及研究院等)工作則賦值為1;如果創始人先前在企業部門(包括個體經營)工作則賦值為0.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本文提出,家族企業創始人創辦企業之前選擇進入的工作部門與創始人的風險偏好存在相關關系.與先前在企業部門工作的創始人相比,先前在公共部門工作的創始人更加厭惡風險.因此,自變量Employersector的賦值與創始人的風險厭惡程度正相關.
三、結果與分析
(一)單變量檢驗表1提供了三個會計穩健性度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其中,兩個以盈余為基礎的穩健性度量(CON_ACCRUAL和CON_SKEWNESS)是以樣本公司所有會計年度作為估計期,因此它們是以公司為觀測值,以市場價值為基礎的穩健性度量(CON_MTB)則是以公司—年度為觀測值.由于CON_ACCRUAL和CON_SKEWNESS的分布峰度偏離正態,因此本文對CON_ACCRUAL和CON_SKEWNESS做了上下25％的縮尾處理,使之更接近正態分布.表1的數據結果顯示,CON_ACCRUAL的均值(中位數)是－0076(－0078),CON_SKEWNESS的均值(中位數)是－0270(－0429).這兩個變量的均值和中位數均為負值,這表明樣本公司整體的會計政策是比較激進的.CON_MTB的均值(中位數)是3727(3021).為了初步檢驗在不同部門工作的創始人所領導的公司會計穩健性是否存在差異,本文進行了單變量檢驗.表2提供了三個會計穩健性度量的單變量檢驗結果.由表2可知,創始人先前在公共部門工作的樣本公司(Employersector＝1,以下簡稱為公共部門組)的CON_ACCRUAL和CON_SKEWNESS的均值和中位數均大于創始人先前在企業部門工作的樣本公司(Employersector＝0,以下簡稱為企業部門組),T值和Z值接近于10％的顯著性水平(CON_SKEWNESS的Z值為2161,在5％水平上顯著).公共部門組樣本公司CON_MTB的均值(中位數)為4423(2334),企業組樣本公司CON_MTB的均值(中位數)為3633(2057),組間差異檢驗的T值為4546,Z值為4478,均在1％水平上顯著.單變量檢驗結果表明,與先前在企業部門工作的創始人所領導的公司相比,先前在公共部門工作的創始人所領導的公司會計穩健性更高.但需注意,單變量檢驗結果并沒有控制其他因素,因此本文還需要通過多元回歸分析進行進一步的檢驗.
(二)回歸分析為了檢驗創始人職業經歷與會計穩健性之間的關系,本文采用OLS估計方法,并用HuberWhiteSandwich穩健性估計以控制異方差的問題.回歸模型如下:CONSERVATISM＝β0＋β1Employersectorj＋∑Nn＝2βnControljt＋Industry＋Year＋εjt(3)其中,CONSERVATISM表示會計穩健性,它包括前文所定義的以盈余為基礎的CON_ACGCRUAL和CON_SKEWNESS和以市場價值為基礎的CON_MTB.本文還加入了年度固定效應以控制一些不可觀測的因素,如宏觀經濟條件,以及行業固定效應以剔除行業特定因素的影響.表3PanelA展示了以盈余為基礎的會計穩健性(CON_ACCRUAL和CON_SKEWNESS)與創始人職業經歷的回歸結果.由于CON_ACCRUAL和CON_SKEWNESS是利用樣本公司所有會計年度的數據計算得出的,回歸的觀測值是公司,因此控制變量也采用了樣本公司所有會計年度的平均值.在回歸中本文用總資產的自然對數Ln(Size)控制了公司規模,用資產負債率Leverage控制公司的財務約束和財務風險,用ROA控制了公司的盈利能力.為了控制公司所有權結構的影響,本文還加入了控制家族的現金流權(UltimateOwnership)以及現金流權和投票權的分離度(Wedge).為了控制創始人的其他個人特征,本文加入了代表創始人的性別虛擬變量Gender,同時還控制了行業的影響.PanelA的回歸結果顯示,創始人職業經歷對以盈余為基礎的會計穩健性的影響在統計意義上都非常顯著.列(1)中自變量Employersector的回歸系數為0029(t＝1958),在10％水平上顯著;列(2)中自變量Employersector的回歸系數為0462(t＝2046),在5％的水平上顯著.自變量EmGployersector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表明,與先前在企業部門工作的創始人所領導的公司相比,先前在公共部門工作的創始人所領導的公司會計穩健性更高,本文研究假設得證.表3PanelB展示的是以市場價值為基礎的會計穩健性與創始人職業經歷的回歸結果.與PanelA不同,CON_MTB的觀測值是公司—年度數據,同樣控制變量也采用公司—年度數據.在回歸模型中,本文加入了以下公司特征的控制變量:公司賬面總資產的自然對數Ln(Size)、資產回報率ROA、資產負債率Leverage、銷售收入增長率Salegrowth、資產平滑的研發支出R&D、現金占總資產比率Cashholdings.同時還控制了行業和年度的影響.PanelB的回歸結果顯示,創始人先前在公共部門工作的經歷與CON_MTB顯著正相關,自變量Employersector的回歸系數為0381(t＝2298),在5％的水平上顯著.這意味著,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況下,創始人先前在公共部門工作的樣本公司的市值賬面比平均要比創始人先前在企業部門工作的樣本公司高出0381,相當于全樣本市值賬面比的均值(3727)的102％,在經濟意義上也非常顯著.回歸結果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設,即與先前在企業部門工作的創始人所領導的公司相比,先前在公共部門工作的創始人所領導的公司會計穩健性更高.
(三)Basu(1997)持續損失模型本文使用Basu(1997)的持續損失模型來檢驗公共部門組樣本公司和企業部門組樣本公司的會計穩健性是否存在差異,其基本的思想是,會計穩健性要求加快損失的確認,推遲收益的確認,這樣就會導致損失成為會計收入中暫時性的部分,在未來更容易發生反轉.本文采用了以下回歸模型:其中,ΔNIt表示第t年公司凈利潤相對于第t－1年凈利潤的變化,并用第t年年初的賬面總資產做平滑.DΔNIt－1是虛擬變量,如果前一年的收入變化為負則取值1,否則取值0.根據理論假設,先前在公共部門工作的創始人所領導的公司會計穩健性更高,因此預期系數顯著為負.Control表示控制變量,包括:公司資產的自然對數Ln(Size)、資產回報率ROA、資產負債率Leverage、銷售收入增長率Salegrowth、現金流權(UltimateOwnership)以及現金流權和投票權的分離度(Wedge)、創始人的性別虛擬變量(Gender).表4報告了Basu(1997)的持續損失分段線性模型的回歸結果.列(1)的回歸沒有考慮創始人職業經歷和控制變量的影響,D△NIt－1×△NIt－1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這表明整體而言,樣本公司會計政策比較激進.在沒有控制變量的條件下,列(2)的回歸中Employersector×D△NIt－1×△NIt－1的回歸系數為－0．658(t＝－2．340),在5％的水平上顯著;在加入其他控制變量的條件下,列(3)的回歸中該變量的回歸系數為－0．504(t＝－2．128),仍然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了節省空間,本文沒有報告列(3)回歸中控制變量的結果.表4的回歸結果表明,與先前在企業部門工作的創始人所領導的公司相比,先前在公共部門工作的創始人所領導的公司會計穩健性更高,本文的假設再次得到驗證.
(四)穩健性檢驗1．樣本自選擇和反向因果的問題.創始人是家族企業的創建者,通常從企業創立伊始就是企業的第一大股東和實際控制人.創始人對企業的會計政策選擇會施加影響,而不是企業的某些風險特征選擇了某類型的創始人,本研究避免了經理人和公司匹配中的自選擇問題.此外,創始人進入就業年齡的時間通常在企業上市之前十幾年甚至二三十年前,也不存在企業的會計穩健性會影響創始人最初就業的工作部門的反向因果問題.2．創始人選擇行業的內生性.存在這樣一種可能性,即風險厭惡的創始人傾向于選擇那些更加保守的行業經營企業.雖然本文在回歸分析中加入了行業虛擬變量以控制行業因素的影響,但是為了進一步解決這一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樣本配對的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以創始人先前在公共部門工作的家族企業(公共部門組)作為處理組,在創始人先前在企業部門工作的家族企業(企業部門組)中選擇與其配對的樣本作為對照組.樣本配對方法如下:以公司—年度作為觀測值,為每一個公共部門組的樣本選擇同一年度同一行業的企業部門組中規模最相近的樣本作為配對.同一個公共部門組樣本在不同年度的企業部門組配對樣本可以是不同的公司,企業部門組的配對樣本可以重復出現,最終得到配對樣本414個公司—年度觀測值.由于以盈余為基礎的穩健性度量是以公司為觀測值,因此,在進行樣本配對時,選擇公共部門組家族企業在上市年度同行業規模最接近的公司作為配對樣本,Basu持續損失模型也采用公司—公司配對樣本.穩健性檢驗結果顯示,除了以盈余為基礎的檢驗因為樣本量較小的緣故不顯著之外,以市值配對樣本的回歸結果基本與原檢驗一致.這表明,與先前在企業部門工作的創始人所領導的公司相比,先前在公共部門工作的創始人所領導的公司會計穩健性更高,因此本文研究結論具有穩健性.
四、結論
本文研究了家族企業創始人職業經歷與公司會計穩健性之間的關系.已有研究認為,會計穩健性可以降低公司的訴訟風險和破產風險.本文提出,相比先前在企業部門工作的創始人,先前在公共部門工作的創始人對訴訟風險和破產風險更加敏感,他們會選擇更高的會計穩健性.本文采用了會計文獻中常用的變量和方法來度量會計穩健性,包括累計非經營性應計、盈余的時間序列偏度、市值賬面比以及Basu(1997)的持續損失模型,所有的會計穩健性檢驗結果一致表明,與先前在企業部門工作的創始人所領導的公司相比,先前在公共部門工作的創始人所領導的公司的會計穩健性更高.會計穩健性的契約解釋認為,會計穩健性緩解了內部人道德風險導致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對其他契約方有利.本文的研究結論表明,其他契約方在與家族企業訂立契約時,除了已有研究論證的董事會獨立性、管理層持股比例等因素之外,家族企業創始人的職業經歷和風險偏好也應當被列為考慮因素.在本文的基礎上,未來可能有以下研究方向值得關注:創始人的職業經歷與公司治理機制、市場環境之間存在怎樣的交互作用?公司治理機制是否會對創始人職業經歷與公司會計穩健性之間的關系起到調節作用?哪些公司治理機制會有效約束創始人的個人影響,其結果如何?市場環境是否會對創始人經歷與公司會計穩健性之間的關系起到調節作用,其結果如何?
作者：翁宵暐許靜靜單位：興業銀行華東師范大學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