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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間接受

較多文獻都聚焦著從宏觀視角去研究市政領域，卻鮮有從普通人日常生活角度出發進行研究。然而，一些社會學家和哲學家，包括MicheldeCerteau、HenriLefebvre和MichelMaffesoli都試圖通過觀察城市使用者的日常實踐來挖掘具有戰術性的生活方式。他們旨在證明，在城市設計的進程中，人們不該被官方強加的守則嚴格約束。而且，按照Lefebvre的觀點，日常生活應當是“一件藝術品，能讓人們自己帶給自己快樂”。因此，所有人都是能夠理解“什么是他們所期望的和什么使他們的內在更舒適”的藝術家。基于此，城市使用者不應被限定在一成不變的習慣和傳統之中，他們的行為舉止是主觀情感的反映和與空間的個性化互動。因此，他們積極參與生活，而非被動地接受。在《日常生活實踐》一書中，MicheldeCerteau開始研究城市使用者。他用“接受”這個詞代替“反應”，并把“接受”描述成一種“藝術”。這和Cuddon的觀點十分接近，后者把城市使用者看作“接受者”，其意思是說“這個人或這群人正體驗這件藝術品”。從“使用者的接受”的概念出發，城市設計理論認為城市空間如同器皿一般，可以容納眾多的創造性藝術，并不完全被城市的現有形態所束縛。簡言之，使用者的“空間接受”(ReceptionofSpace)是脫胎于日常生活需要的藝術化活動和戰術性的生活實踐，而非一系列受到約束的空間使用規則。不同于通常觀點所認為的城市使用者是空間的被動使用者，空間接受這一理念為學者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去觀察城市使用者的創新行為。為了使市政空間更具實用性，這一觀念必將給未來的設計師們以啟發。通常情況下，城市使用者總是主動地把城市設計變成自己想要的那樣，并通過嘗試改變設計的最初功能和目的來滿足他們的“自身需要”。因此，理解使用者的“空間接受”，需要人們觀察和分析城市使用者在居住環境和當地政策允許范圍內涌現的“創新行為”和“藝術”。

二、研究個案與研究方法

為了更好地理解城市使用者的“空間接受”，而采取的手段可以是通過看、聽、聞、碰和感知城市使用者的日常生活，無需對他們的居住環境進行可能引起不利于研究目的的改變。因此，為了更深入地探討研究目的，選擇一個空間個案，進行現場工作便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1.灣仔個案

作為設計戰略方面的研究，個案研究對于探究模糊的城市空間的不同結果是有效的。正如Merriam所說，“個案研究是理解和解釋社會現象的理想工具”，“個案研究特別適合問題的變量無法從其背景中分開的情境”。為了獲得“真實生活的素材”，本研究采用直接觀察法去獲得城市使用者與公共城市空間互動的方式，這種方法能夠“獲得真實生活中的事件和事件的內涵”。為了深入理解有關城市設計和政策方面的“空間接受”，本次研究選擇了灣仔作為研究對象。灣仔位于香港島，是一個正在發生變革的地方。其特別之處在于，它由城市開發區和多峰的居住環境所構成，由此導致了一個復雜的居住情況：灣仔由一條主干路（告士打道）分隔成灣仔北（新區）和灣仔南（舊區）兩個部分。本研究主要基于比較這兩個區域里不同的人在不同類型的公共空間中的互動。這些公共空間主要包括市場、主路、人行道和濱江大道等。同時，這種比較可以提供一個觀點以證明城市使用者的“空間接受”能夠對城市設計和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利的回應。灣仔被劃分為南北兩個區域。告士打道的北邊常常被稱作“灣仔北”，是香港最繁華的商業區之一。它擁有林立的商務樓，高檔的酒店，龐大的建筑群以及一些地標性建筑。而“灣仔南”的情況卻要復雜一些，大多是鄰街的零售商店和餐館，也有寫字樓和如上所述的其它用途。

2.觀察法和訪談法

觀察是“了解人們和他們所處環境”的一種直接途徑，而且能夠發現“研究中的亞文化或亞團體”和了解“他們的運作機制（特別是深藏其中，不易發現的部分）”。然后，為了達到最佳效果，現場觀察法應該關注合適的方法和觀察對象。Sanoff指出，“自然觀察法使得研究對象不會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很重要”。因此，在研究中采用“自然的直接觀察法”能夠發現城市使用者是如何在他們的居住環境中互動的，以及他們如何使用公共空間和公共產品。這一研究創造了一系列新的方法用以觀察公共空間，包括在縱向研究中，采用定點持續拍攝的方式。另外，不僅要了解“人們都做了些什么”，還要了解“為什么人們這么做”，所以，還要通過直接訪談的方法來強調通過觀察法采集的數據。依據這個理由，在本次研究中采用觀察法和訪談法能夠更加真實地獲得城市使用者的空間接受。

三、觀察城市使用者日常實踐的新視角

通過本文的研究，城市使用者如何使用公共空間和公共產品將會清晰可見。同時，本文也指出了灣仔北和灣仔南的城市使用者在城市發展和公共空間利用方面空間接受的差異。按照實證研究的結果，官方傾向于對灣仔北（新區）采用比灣仔南（舊區）更嚴格的社會管理模式。因此，政府通過立法的方式來管理城市空間，并在灣仔北（新區）限制一些現在看來其實無傷大雅的行為產生。像這種理性主義的規劃導致使用者更少地使用公共空間，也使得城市設計和公共產品失去了原有的作用。而在灣仔南，盡管市政環境和公共設施已經不盡人意和老化，但是在這里，城市的使用者使用城市設計的頻率卻很高。人們傾向于運用沒有過多限制的空間，從另一方面說，這也給予了設計以其新的意義。通過評價這一區域城市使用者的日常實踐，也有助于研究者發現城市設計中的課題。日常生活產生的靈感也是所有設計師都無法空想出來的。這種使用者參與并采用一定戰術的方式也可以被稱作為一種“生產行為”。這些行為可以幫助人們重新思考公共空間到底想要提供些什么，以及公共產品如何設計才能更符合人們的需要。

1.灣仔北的空間接受

和灣仔南相比，灣仔北的空間設計功能更加集中。官方和規劃師將這片區域清楚地予以劃分，并認真管控。比如，在會議道和告士打道之間的區域被規劃成商業辦公區和商貿區。這些地方都由一系列獨棟的大樓組成。每一棟大樓都是很有條理地矗立在這片區域。公共空間被限定為廣場、公園和花園。在公共空間內，為了維護公共秩序，避免違法行為出現，政府和經營者又增加了許多不同的規定，對空間的使用做出限制。在灣仔北，人以及人能夠從事的活動都受到了限制。比如，紫荊花廣場（靠近灣仔濱江大道）的功能僅僅是吸引游客，而且只允許被批準的小販在此活動；商貿區和貨物類型也受到官方的嚴格控制，只有繪畫和照片可以販賣。另外，政府采取更為嚴格的措施和行動去捍衛“理想中的”社會秩序。另一個例子是，為了打造世界性城市，提供宜居的城市空間，香港政府在灣仔北建造了許多整齊潔凈的公共空間。然而，城市使用者卻不使用這些地方，因為有太多的規則限制著人們使用，一些公共設施淪為擺設。管理部門在強調規則和公共秩序，而人們只是在此從事一些必要的活動，比如從這里走到那里，候車，投遞郵件或者吸煙。因此，那些過度管控的城市設計將面臨空間浪費的風險。沒有使用者的參與和使用，它們將會一無是處。

2.灣仔南的空間接受

在灣仔南，大多數的空間和建筑是按照多用途結構設計和建造的。這種多用途結構的設計，具備除了空間使用功能外，在聚集區內——有時候就在一棟樓里，同時具有居住、零售、商貿、辦公、市政、娛樂等空間存在。這直接導致人們可以在此高度集聚并產生互動。灣仔南的大街之所以吸引人，主要是因為在這里可以有眾人集聚的活動，而并非一些“設計完美”的地標建筑或雕塑吸引了人們。舉例來說，位于皇后大道東和莊士敦道之間的交加街和太原街，是傳統的開放式集市。這里不僅僅是人們日常購買用品的商鋪，也是人們約會、聚餐、逛街、休閑和欣賞櫥窗的首選。事實上，兩條街市扮演了人們每日集聚的功能。這里的攤販擔任了這塊區域的服務提供者和設計師的角色，提供了用來小憩的座椅、擺放貨物的桌子和裝載貨物的手推車等必需的城市設施，讓人們在此感到自由、舒適和愜意。可以發現，在這些街市，游人是高密度的集中。不同的人群，包括當地人和游客，女人、孩子和老人，學生、上班族和工商人士等，都在此聚集，使這片多用途的空間更富生機，更顯精彩。由于這里的空間具有多功能的可能型，公共空間既可以被定義為老年人的休閑之地，也能成為演藝人士的表演之處，甚至還能充當抗議人士表達不同意見的場所，諸如此類毋庸細說。再比如，在莊士敦道附近的一塊公共空間，最初被設計成供人們吸煙和交流的地方，然而，城市使用者卻賦予其另一種意義與功能，即人們在此可以舉辦圣誕夜活動——每年的這個時候，一群穿著圣誕服的街頭藝人便把這個地方變成了一個劇場：演唱圣誕頌歌，吸引路人來此觀看并使之放松身心。另一個能夠說明城市使用者的“空間接受”并不總是和設計師們所規劃的樣式類同的例子則是軒尼詩道的使用。這條道路原本就是供車輛通行的，但是灣仔南對社會活動的寬容度卻超過了灣仔北。為了發揚民主，官方允許城市使用者通過在此擺放一些宣傳用品和宣傳設施來表達抗議，這也重新定義了這條街的功能。由此可見，灣仔南的居民可以是城市空間的設計師，他們有權利在使用灣仔南公共空間的同時，并努力彌補城市設計和公共產品的缺陷。如下文即將所論，公共設施和公共產品應該滿足為了實現人類日常生活需要而進行的各種城市設計的意義與功能。簡而言之，為了使城市設計更符合使用者的需要，設計師必須從普通使用者的日常生活實踐中汲取有用的信息。為了增強公共空間的有效性和功能性，城市用戶在開展設計時應該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

四、小結

在城市設計的進程中，城市使用者依然處于被動的位置。專業人士如設計師和規劃師等一直認為只有他們能夠提供良好的城市空間布局和公共產品。然而，盲目相信專業人士的學識和責任心，反而會導致城市用戶在設計互動中的重要位置遭受忽視。因此，筆者假設在沒有專業設計的情況下，城市設計也可以得到某種程度的優化。本文建議：人們應該把注意力從設計師轉移到每個個體的使用者身上。首先，這種轉移的目的在于通過探索和理解日常生活的微小細節，去提供設計師、規劃師、專業人士、管理者和政府一個了解城市使用者每日生活的方法。其次，設計師等需要尊重使用者每日的生活方式。最后，如上文提及的許多設計可以被重新定義為城市使用者的獨創行為。基于此，可以認為，城市使用者應該成為設計過程的主動參與者，并且與設計師等共同推動和改善大眾的生活環境。他們的人生經歷和對空間的日常使用將能使其達到專業人士的“專業”程度。城市轉型的過程，也是城市用戶居于被動位置的過程。如本研究所言，理性主義的設計主動地分割開了居民和街市。政府設立了許多規章制度和法令去規范城市空間。比如，當局在灣仔北設計了許多組織化的公共空間，并施加了眾多不同的限制，以維持社會的秩序。結果，這些城市設計變成了擺設，而失去了為潛在用戶提供日常所需的原有功能。因此能夠看到，被加以過度控制的城市設計會演變成一種負面的“空間認知”，這將會使城市失去靈魂。在此必須強調，專業人士在設計的過程中肯定有其貢獻和價值，特別是在提供技術意見及協助，以及其他項目的經驗分享；在設計的過程中也可以充當協作調解員等重要的角色。但本文的重點在于提供一個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視角來審視城市設計，通過詳細考察城市使用者的空間接受，讓設計師及其他專業人士明白，為了創造出更具包容性和使用價值的公共設計，設計師應該認真研究、發掘、了解和尊重城市不同使用者的需求和生活方式，并且讓他們能夠積極地參與到設計的全部過程之中。（本文來自于《設計藝術研究》雜志。《設計藝術研究》雜志簡介詳見.）

作者：黃祎華邵健偉單位：香港理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