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農村警民互動的因素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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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邊疆農村的社會治理問題，學術界已有相關研究。有的學者探討邊疆新農村建設中存在的問題與對策，有的分析邊疆農村的少數民族教育、黨的基層組織建設、農村經濟發(fā)展問題等。有的學者運用互動理論中的符號互動論和擬劇理論分析邊疆民族地區(qū)的和諧警民關系建構中的涉警輿情管理。然而，從社會互動理論的視角分析邊疆農村社會治理中警民互動問題，尚未有人研究。本人嘗試運用社會互動理論建構邊疆農村治理中警民互動的新模式。在邊疆農村治理中，警民互動的具體情況如何？警民互動的障礙有哪些？如何創(chuàng)造良好的警民互動環(huán)境？國家的相關治理主體如何引導、吸納邊疆農村群眾參與到鄉(xiāng)村治理中，進而實現以農村群眾意識為導向的鄉(xiāng)村自主治理？這些是本文著力解決的主要問題。
一、“社會互動”理論與邊疆農村警民互動現狀考察
（一）社會互動理論社會互動理論是20世紀初歐美學者從微觀視角觀察社會所總結的關于人際互動基本過程的理論。他們認為正是作為社會細胞的個體在與他人或組織之間的互動才構成了整個社會生活領域。正因為人際互動和交流，整個人類社會生活才得以形成并鮮活地展開，每個人才能實現自由、全面的發(fā)展，體現人的本質在社會生活中的實現和個體的社會化過程。在邊疆農村治理中，邊防民警的群眾工作是民警與農村群眾展開互動的過程。雙方互動是否順暢，關系到群眾工作能否有效開展的問題。社會互動理論對于分析邊疆農村社會治理中的警民互動具有一定的借鑒價值。人們對社會互動現象的觀察經歷了一段探索時期。早期美國學者們主要關注點式“自我”。無論是詹姆斯的“社會自我”，庫利的“鏡中自我”還是杜威從實用主義角度理解的“心智意識”概念，其共同之處在于肯定人們對自我的認知和察覺是在與他人或群體的互動中形成并發(fā)展的。在邊疆農村治理中的警民互動過程中，無論是邊防民警還是農村群眾都有對自我心靈的察知與關照，沒有對自我的反思，就沒有個體的社會化過程。正是在反思自我過程中，農村群眾接納了民警的行為，民警通過反思自我，更容易感同身受地立足于農村群眾的立場和角度，利于其創(chuàng)新設計符合群眾利益和需求的新的工作模式和方法。繼前輩對自我反思之后，米德開創(chuàng)的“符號互動論”認為在社會互動過程中，個體的心智、社會自我與社會本身得以形成并發(fā)展完善。按照社會互動理論，由眾多個人所組成的社會的存續(xù)和發(fā)展需要依賴于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群體、群體與群體之間的互動。互動主體之間通過一定的符號，諸如語言、形體姿態(tài)、神情、語氣、動作、眼神、文字等與其他主體進行信息傳播與交流，形成人際互動關系。邊防民警的群眾工作就是與群眾打交道，建立良好互動關系，為群眾謀利益的工作。群眾工作中，民警的形體姿態(tài)、語言、動作等影響著其與群眾溝通與互動的成效。米德認為，人類社會互動的發(fā)生有兩個基本的預設：其一，馬克思認為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個人在社會化過程中，必然與其他社會關系發(fā)生互動。人們之間相互依賴與相互合作的互動彌補了人的先天自然屬性之不足，促成了各種社會關系的形成和發(fā)展。其二，人類的心靈有記憶、識別、保存以往的合作經驗，以投入未來的社會互動中[1]。人們會參照以往的生活實踐經驗而傾向于發(fā)生社會互動行為。社會互動理論深刻地反映了社會生活的真實層面，對分析邊疆農村治理中警民之間的互動過程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
（二）邊疆農村治理中的警民互動及其特點公安邊防部隊實施的愛民固邊戰(zhàn)略指導下的邊疆農村建設過程，關鍵要做好邊疆農村的群眾工作，處理好邊防民警與農村群眾的關系。警民關系是否和諧，警民互動過程是否順暢，這關系到邊疆農村的群眾工作能否展開的問題，這就需要對邊疆農村治理中的警民互動過程做一番考察研究。社會互動理論討論的中心議題是如何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在邊疆模范村建設中涉及多方主體間的互動。如邊防民警與農村群眾、農村內部成員之間、群眾與違法犯罪分子、民警與違法犯罪分子、邊防部隊與當地政府部門、企事業(yè)單位、社會團體等之間的互動關系。2005年7月，公安邊防部隊開展了“三訪四見”活動，認清訪問重點、深入群眾生活，訪貧問苦、訪疾問難、訪外（外來人員）問弱（弱勢群體），通過三訪活動，改善民警與群眾的關系，拉近警民之間的距離，緩和警民矛盾、緊張和沖突，使農村群眾對邊防民警看見、敢見、愿見、想見。在這“四見”中，體現了群眾化被動為主動的互動過程。2008年底，公安機關實施百萬民警“大走訪”活動（愛民實踐活動），即民警以走訪的形式深入到群眾生活的第一線，及時發(fā)現并解決問題，增進了警民關系和警民互動的維度。隨后，2011年開展“大走訪”開門評警活動，讓群眾評價民警的工作，民警對于自身的不當行為向群眾道歉，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種活動為警民之間的互動提供了新的平臺，發(fā)揮了群眾對民警的監(jiān)督作用，便于民警認識到工作中的失誤和不足，及時改進，從而提高工作質量和層次，同時激發(fā)了群眾參與治理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大走訪”開門評警活動貴在認識工作中的不足，以便下一步改進。社會互動理論認為互動是一個有機的循環(huán)過程，不僅牽涉到過去，還映射到未來的人際互動過程。開門評警活動的重要意義在于活動本身不僅僅是民警接受群眾評議和監(jiān)督的過程，更是改進其工作方式和方法的有效措施。民警擔任村官和駐村警務室是邊疆農村治理創(chuàng)新中所做的又一嘗試。
在此過程中，民警具有了雙重身份和角色。通過村官身份，民警得以直接參與村級事務的治理，深入農村生活。通過警察身份，民警得以引導、發(fā)動、組織群眾做好工作，為警民合作與互動提供平臺，實現了警力下沉與上移，這成為警民之間展開良性互動的機制保障。由以上措施可知，在邊疆農村治理中警民互動呈現新的態(tài)勢和特點。其一，警民互動以群體為背景。無論是邊防民警還是農村群眾都處于一定的社會關系當中，他們之間的互動不僅僅是兩個個體之間的互動，更是代表了兩類不同群體之間的互動。警民之間的互動體現的是雙方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斷地調適。如在舊的管理模式下，群眾對于民警的治理采取不合作的態(tài)度。新的服務型治理模式的建立，使得互動雙方更易接受彼此的行為。民警上門服務解決矛盾和糾紛，群眾愿意將治安信息告知民警；在廣闊的管理轄區(qū)，民警走訪牧民常遇到不在家的情況，民警采取了留便條、警民聯系卡的方式，使警民互動不受時空的限制，增強了警民互動的有效性；其二，警民互動是個人社會化的過程，在互動中個人實現了自由而全面的發(fā)展。人的社會屬性是在社會互動中完成、成就的。通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個人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承擔了一定的社會責任，個體的生命得以提升和豐富，每個人成為自由、自覺的生命存在。在邊疆農村警民互動中，無論是邊防民警還是農村群眾，都實現了各自的社會責任，個體在互動中民主意識不斷增強，生命的主體性得以挺立，個體實現了自由的發(fā)展和社會化過程；其三，警民互動的主體之間有相互依賴性。邊防民警與群眾有共同的治理愿景：如對安穩(wěn)的鄉(xiāng)村秩序、富裕多彩的鄉(xiāng)村生活、文明有禮的鄉(xiāng)村風尚的向往；其四，警民互動以信息傳播方式進行。如秦皇島市公安邊防支隊李亞磊在大走訪中收集到村民的聯系方式建了“警民QQ群”和“手機微信平臺”，在村中每個中心戶安裝報警器，第一時間從群眾中獲取信息。此外，警民互動是雙方的信息、情感和思想、不同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之間的碰撞。從警民互動的新態(tài)勢和特點上分析，可以嘗試建構警民互動新模式，即警民互動以共同的論域為互動的思想前提，要創(chuàng)設能達成雙方共鳴的場所；同時在互動中掌握互動的技巧，警民的互動需要在一定的監(jiān)督下進行，而不是隨心所欲地互動；此過程是動態(tài)的、經歷一個個互動過程，每一個互動都與下一次互動相關聯，故而需要雙方不斷地調適各自的行為。這種新模式要避免以往警民互動中的不利因素，將互動雙方置于群體的背景中；在警民互動中，新模式需要強調警民互動過程是個動態(tài)的，具有前后密切關聯的互動過程；新模式要關注民警在鄉(xiāng)村治理中的一些與群眾溝通的技巧，以及如何增強互動的有效性等問題。從宏觀上分析，警民互動過程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不斷循環(huán)往復，螺旋上升的過程，形成一種新的格局。警民互動的新模式能夠激發(fā)雙方的積極作為，增進互動雙方的感情。如何達到這種理想的互動模式？需要從分析造成警民互動困境的影響因素上為切入點來逐步建構警民互動新模式。
二、影響邊疆農村社會治理中警民互動困境的因素分析
邊疆農村的社會治理是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社會互動的結果，尤其是警民之間的互動關涉到國家對邊疆農村的治理能力和成效問題。雖然國家在加強和探索邊疆鄉(xiāng)村治理方面取得諸多成績，但是仍有邊防民警與農村群眾之間存在溝通障礙，妨礙警民關系的和諧建設，導致一些地區(qū)的群眾工作無法順利展開。影響邊疆農村社會治理中警民互動困境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邊疆農村的地緣情況較復雜，造成治理難題。這種復雜性主要體現在：其一，與中國腹地農村分布情況相比，我國邊疆農村大多處于地域廣大、經濟落后、生存環(huán)境艱苦、少數民族分布較復雜的沿海沿邊地區(qū)。中國腹地農村分布較為集中，農戶的村莊院落相對密集，人口成分簡單，比較好管理。而邊疆農村村莊分布較為零散，戶與戶之間相隔較遠，農耕活動較獨立，個體化傾向嚴重，這種村落布局致使邊疆農村治理者很難發(fā)動群眾、組織群眾，將群眾緊密聯系起來。此外，邊疆地區(qū)大多是少數民族聚居地，少數民族與漢族在思想文化、價值觀念、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各個方面存在差異，這也為民警與農村群眾的互動帶來難題；其二，伴隨著城鎮(zhèn)化進程的加快，農民的耕地和土地被征用，引發(fā)的農民失地問題。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失去土地，農民便失去生活來源。生存得不到保障，造成群眾對管理者采取抵觸、不合作，甚至反抗的姿態(tài)。大量的青壯年勞動力流失到大城市，出現許多留守老人、婦女、兒童，這也為邊疆農村帶來治理難題。
第二，邊防民警思想認識不到位。邊防民警在思想上把自身定位為管理者，這種管制模式下，易造成民警漠視群眾利益、擺架子、官僚主義作風嚴重等現象。邊防民警處理社會矛盾的警務活動方式較生硬，在工作方式上簡單粗暴，管理方式單一，造成群眾對民警抵觸情緒嚴重。民警往往單打獨斗，群眾不予支持和積極響應，警民關系日漸疏遠和對立。“部分群眾對邊防民警不理解、不信任，對邊防工作不配合、不支持，知情不講，有情不報。”①警民互動的模式單一，機械，警民溝通渠道不暢通。警民之間未能保持經常聯系。愚見以為，警務工作可以朝著溫情的、滿足人性關懷的方向建設，同時將警務工作與群眾工作結合起來治理。新形勢下，公安邊防部隊應該“建立一套以‘服務’為基本價值導向的制度和機制，積極轉變工作職能，努力打造一個讓群眾滿意的服務性機關。”[2]服務的理念，能夠激發(fā)農民的主人翁意識，進而促其積極參與到鄉(xiāng)村治理中，這種工作模式更有利于警民之間展開良性互動。
第三，邊防民警在管理上脫離實際，不貼合群眾。貼合群眾，即從群眾的實際利益出發(fā)，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做好群眾工作，需要全方位、深入了解農村群眾。警民之間在主觀世界上的差異阻礙良性互動的開展。雙方有無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文化、社會背景、價值觀等因素直接影響到警民互動的成效，造成群眾與治理者之間信息交流困難，國家政令實施不暢通。這需要民警關注農村群眾的思想文化、社會背景、風俗習慣、價值取向，形成自覺、良好的互動情境。第四，農民的主人翁意識、法制意識和權力意識日益增強，政府和邊防部門卻沒有提供相應的村民參與治理的平臺，造成警民互動的困境。鄉(xiāng)村治理中，村民有參與國家治理的愿望和能力，如很多村民關注新聞聯播。但是在傳統的管理模式下，農民沒有參與治理鄉(xiāng)村的平臺，地方政府、邊防部隊等作為管理者，在思想意識深處，亦沒有重視農民的主人翁意識之訴求，造成警民無法展開暢通的互動。“公安機關空有處理好警民關系的良好愿望，許多群眾也有積極協助公安機關加強治安管理的愿望，但由于缺乏使二者可以有機結合的切入點，所以警民關系建設仍產生了較大的滑坡。”[3]政府要引導、激發(fā)村民的這種治理愿望，為實現村民自治提供更多更廣、更實用的平臺，進而實現共同治理。此外，邊疆農村的村級基層組織渙散，凝聚力不強，需要邊防部隊在一定條件下和范圍內參與農村事務的直接治理，協助農村群眾完善基層組織建設，這種農村實際情況，預示探索邊疆農村治理中警民互動新模式的迫切性。
三、建構邊疆農村警民互動新模式，完善邊疆農村社會治理體系
（一）尋求共同的語言和文化、思想觀念，創(chuàng)設互動情境第一，尋求共同的語言和文化、思想觀念，這是鋪設警民互動合作情境的媒介。人與人之間的溝通需要語言傳達思想和信息，民警在警務工作中需要掌握當地的語言。雙方在互動、溝通、交流時需要借助對方易懂的語言，這是警民展開良好互動的必要前提。不僅要掌握當地的語言，還需要嫻熟地學會并運用語言與農民群眾溝通，而且要提高自身組織語言、合理用詞、調節(jié)語氣和注重談話方式的能力。如在少數民族村落，民警發(fā)放留言條、提示條、反饋條，如果群眾看不懂信息中的文字，必然會造成雙方互動的障礙。第二，創(chuàng)設互動情境。任何社會互動都是在一定的情境中進行的，情境的創(chuàng)設要有利于雙方進行通暢的行為互動，同時互動的情境要貼切農村的實際、農民的實際生活。如原先警民互動的場所僅限于警務工作室，民警坐等群眾。這種工作方式較為被動，不利于群眾工作的展開。新情境的創(chuàng)設要能使民警深入到群眾的生產、生活中，深入到群眾的思想意識當中。河北滄州邊防支隊干事牛紅昌利用農村趕大集的習俗，將工作地點搬到了集市上，在農民趕大集的時間辦公，將各項服務送給農民。如民警在攤位上給群眾發(fā)放法制宣傳冊，咨詢計生問題，辦理戶籍卡等提供一些貼近農村群眾生活實際的服務。有的民警不僅僅入戶走訪，還深入到田間地頭訪問農戶，拉近了警民之間的距離。新疆克州邊防支隊民警管海斌尊重少數民族的生活習慣，主動“入鄉(xiāng)隨俗”，自制當地香煙，與群眾同吃同住，一邊與群眾拉家常，一邊了解群眾的生活生產情況，這些貼合農民實際的互動情境，使農民從思想上認可民警的行為，積極配合他們的工作，有利于雙方的互動。
（二）構想有意味的符號，調適互動雙方的行為在一定的互動情境下，人們通過有意義的符號進行交流與溝通，在此過程中相互調整各自的行為方式，進而又促成雙方進一步溝通的順利進行。馮特認為“只要這種姿態(tài)意味著這種存在于它背后的觀念，而且它在另一個人那里也導致這種觀念，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有意味的符號”。[4]即人們在溝通中呈現出的各種姿態(tài)映射其內在的觀念，若這種姿態(tài)也引起互動對象產生相同的觀念，則姿態(tài)就是一種有意味的符號。民警深入到農戶家開展“大走訪”，這種行為本身就宣告了民警對群眾的姿態(tài)，即民警的行為意味著“我愿意走近你，并與你建立好關系”。這是民警用行為姿態(tài)展現了與群眾互動的愿望。這種姿態(tài)就是一種有意味的符號，有助于拉近與群眾的心與心的距離。民警在工作中的姿態(tài)需要不斷地調適，使語言和行為更具有“意味”，便于互動雙方領會到姿態(tài)所表征的相同意義，進而達到雙方相互認同，并積極調適其行為方式，且良性互動的結果能夠不斷積累，指導并影響著下一次互動的展開。通過有意味的符號，互動雙方將溝通彼此的思想觀念，并努力達成一致的思想認識，通過相互調適各自的行為方式以促成互動的成功[4]32。故而要使互動雙方在溝通中不斷調適自我的行為以滿足良性溝通的需要，就要求我們尋求姿態(tài)背后隱藏的意義、意味。
（三）以“角色領會”與“想象性預演”增強互動的有效性在警民互動中，雙方都承擔著一定的角色，并通過角色扮演、承擔著一定的責任。他們對自身承擔角色的認可度和領會度關聯著雙方互動的維度。角色領會能夠使互動雙方站在對方的視角或群體的立場和視角上調適自己的行為。“通過在行動前，讓行為者運用他人的群體的視角作為其考慮問題和情景定義的基礎……人們就能夠彼此調適，并適應社會情景。”在鄉(xiāng)村建設中，選派一些素質高、能力強的民警兼任村官，賦予民警一定的角色，憑借其雙重職務身份，參與到村務治理中，在思想意識上能夠將自身當做農民中的一員，有利于從農民立場出發(fā)，拉近與農民群眾的關系，更好地將警務工作和村務工作結合起來。在邊疆農村治理中，邊防民警可以積極鼓勵農民參與到本地治理中，并賦予農民一定的身份，這種身份象征并意味著讓農民享有一定的治理權限。身份的厘定能夠激發(fā)農民的主人翁意識，并積極地承擔起與其身份相符合的社會責任，進而采取與其身份相應的行動，在共同成功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農民的自尊心和主人翁意識得以滿足和實現。米德認為個體通過“扮演角色”與“承擔角色”能主動地規(guī)劃、預想和設計那些能夠帶來良好互動效果的角色。個體可以根據角色的理性設計，強化其角色扮演力度，進而在思想上增強角色賦予的使命和擔當感。這種角色的理性設計使得警民互動具有可操作性。警民之間的良性互動的展開，除了“角色領會”之外，更需要“想象性預演”。米德認為，人類的心智具有一種獨特的能力，它可以“用符號來表示環(huán)境中的客體，悄悄預演針對這些客體可選擇的行動方案，并抑制不適當的行動方案，選擇一種公開行動的合適路線。”通過換位思考，個體能深入到對方的角色當中，從對方的立場、意識和觀點出發(fā)考慮問題并采取行動。互動主體通過“想象性預演”，能夠對自身的行為所可能造成的后果進行衡量和評價，有利于雙方及時調試各自的行為模式和處理態(tài)度、姿態(tài)，進而積極改進其下一步行為方式，這有利于提高警民互動的成效。
（四）設計相互監(jiān)督機制，激勵互動雙方積極作為奧斯特羅姆在對公共池塘資源實行自主治理的研究中指出在對公共資源的使用中，如何監(jiān)督的問題是保持長期持續(xù)的自主治理的關鍵。他認為最好是在公共資源的占有者中推舉幾位守護者。他將之命名為“占用者—監(jiān)督者”。要是守護者自覺地承擔治理的責任，必須在制度設計上對其作出相應的安排。這種制度安排需要與其未來的收益掛鉤。（這里的收益不僅僅指經濟收益，還包括社會信譽的維護與恪守道德）。只有這樣，才能制約、監(jiān)督守護者的行為，并激勵其今后作出積極地行動。在公共事務的治理中，積極吸納當地村民進入自主治理體系中，能夠有效提升政府或相關管理部門的行政能力，淡化公家與私人之間的界限，有利于積極促成多元主體之間的合作型互動的完成。但是，這里吸納農民參與社會治理有個度的問題。雖然民警與群眾一直處于社會互動過程中，但是要防止群眾的力量無限制地滲透到政府部門和相關管理部門中，否則，國家的力量會面臨式微、侵蝕，甚至滅亡。①在實踐層面，雖然雙方要積極促成互動的形成，但是雙方仍需斟酌互動的分寸，如警民互動的方向性、互動的深度、互動的廣度和頻率。這些因素都牽涉到互動的成效問題。這就需要在警民在互動中制定相應的監(jiān)督機制來保障互動的順利進行。
（五）以雙向回環(huán)的方式，形成警民互動的有機循環(huán)式互動格局有效的治理模式不僅僅是政府的策略能自上而下地貫徹到基層組織中，還有一層是民眾的意見能夠及時、有效、暢通地上傳到各級政府決策層。這種政治以民意為深厚的根基，才能實現長治久安。警民互動若要順暢開展，亦需建立這種上下貫通，雙向回環(huán)的互動格局。民警的互動姿態(tài)與農村群眾的互動姿態(tài)相交呼應、相互影響，前一次互動的結果不斷積累，逐步影響以后的一次次互動效果。警民互動是一種有機循環(huán)式的互動格局。前文論及互動主體要尋求彼此行為暗含的共同的意義。而“意義產生于一個既定的人類有機體的姿態(tài)和這種姿態(tài)所標示的另一個人類有機體的、這個有機體隨后的行為之間的關系領域”正是由于“意義”的存在，使社會互動過程的不同主體之間、前后行為之間緊密相連為一個有機整體。即在互動中抓住互動姿態(tài)背后蘊含的意義和意味。長久的、良好的、公平、公正的警民互動一定是在固根固本基礎上的有機互動形態(tài)。警民互動并不是由一個個獨立的互動過程組成，而是有著前后關聯的互動鏈。每次的互動都與其前后兩個互動相互關聯、相互影響著。前一次的互動為下一次的互動打基礎、做準備。民警在與農村群眾互動中，要關注這種關聯性的存在，它涉及到未來互動地更好展開。邊防民警在模范村設置由村民組成的治安耳目和信息聯絡員，形成一股治安防控體系的隱性力量，實現了警力下沉和上移，“人人皆警、警警皆民”的治安互動局面。人人皆警，體現了邊防民警與農村群眾的關系是不斷革新變化的動態(tài)過程，民警與村民共同治理，依賴于警民之間的良性互動。這種共同治理的理念削弱了邊防民警與農民、公共事務與私人事情之間的分界。農民參與農村治理可以加強邊防治理的力量。有關部門可以積極搭建一個鼓勵農民參與鄉(xiāng)村治理的政治環(huán)境，通過相應的制度設計將一部分有覺知、思想認識較高的農民吸納并參與到鄉(xiāng)村治理中，實現邊防民警與邊民對邊境農村的共同治理。警力在民眾中，人人皆警的社會格面弱化了警民之間非好即壞的簡單分判，凸顯了警民之間的互動合作，即邊防民警從農村中吸納新的人力資源即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共同治理邊疆農村，進而達到邊疆農村社會治理的良好效果。邊疆農村社會治理創(chuàng)新，需要治理主體樹立“社會治理與服務”的理念，由單方“管控”的工作方式向治理和服務層面轉變，進而與農村群眾建構積極、有效的交流渠道。邊疆農村的治理要立足于農村本土實際，以農村群眾意識為導向，依托農村群眾自治，鼓勵農民參與到治理中，強化農村群眾對公安邊防民警的認同感，提升公安群眾工作的治理能力，只有形成良好的警民互動，群眾工作才能更好地開展，進而營造良好的鄉(xiāng)村秩序。
作者：王維 單位：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