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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籌與管理雜志》2015年第三期
1理論基礎
高校公共就業服務體系中,諸如就業服務指導中心、班集體、團學組織等正式組織發揮著基礎和決定性的作用,與此同時也存在各種非正式組織。以梅奧為主要代表的人際關系學學說認為,非正式組織的產生源自因滿足社會需要和共同利益訴求,遵循的是情感邏輯[7]。非正式成員源自相似或相近的興趣、愛好、經歷和利益訴求,彌補正式組織在權力安排、信息傳遞、社會交往、成就感以及安全感等方面的不完全性也是形成非正式組織的重要原因[8],因而非正式組織的形成有主觀上心理因素和客觀上的現實因素,諸如老鄉會、各種課外活動小組、學習小組、興趣小組,以及其他類型的小團體等均是高校公共就業服務中重要的非正式組織。社群主義、公民社會理論和“多中心治理”理論的提出,為公共就業服務個體自愿供給機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9]。社群主義理論指出積極公民資格是進入社群的首要條件,認為具有強烈的參與精神和社會責任感的群體易于提供自愿供給服務。公民社會理論在對社團、非政府組織、公民責任和公共精神的價值深入挖掘的基礎上,提倡對非正式組織充分授權、還權于民、公民自主。而“多中心治理理論”認為公共就業服務體系是一種混合型機制,在公共就業服務的生產和提供中,某種供給機制(例如:政府供給、市場供給)的存在并不排斥其他供給機制(例如個體自愿供給)的作用,而且公共就業服務主體具有多元化特征,多元主體的參與方式表現為協商、合作(埃莉諾•奧斯特羅姆)[10]。
2研究設計
在上述理論框架的指引下,為了深入分析高校公共就業服務中個體自愿供給現象,論文對大學生公共就業服務自愿供給與就業關系進行實證研究,進一步明確大學生公共就業服務自愿供給對就業的影響機理,剖析不同類型大學生自愿供給對就業影響的差異。研究中將大學生公共就業服務自愿供給的個體稱之為志愿者。
2.1研究假設一方面,大學生公共就業服務作為一種重要的公共產品,各級政府中的大中專就業指導服務機構和各高校中的學生就業服務指導中心等正式組織是提供此類公共產品的重要主體,但是因為存在“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等問題,易于導致此類公共就業服務的有效供給不足,同時政府主導的正式組織服務供給難以滿足學生就業過程中日益個性化的需求,難以全面輻射學生內部聯系,而且“多中心治理理論”也提出完善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本質上是一種混合型機制,自愿供給機制可以有效彌補政府供給和市場供給的缺陷,此時由學生自愿形成的非正式組織的作用就日趨凸現。另一方面,對于剛踏進社會大門的大學畢業生而言,求職就業過程艱辛而漫長,面臨挑戰和機遇選擇時,亟需尋求適當的途徑和方式緩解壓力。而個體自愿就業服務供給多屬于非正式溝通,具有強大的情感支持和共同價值觀的凝聚,有助于成員間的相互交流和彼此鼓勵,最終提高個體的就業能力和水平。據此提出研究假設1:研究假設1大學生公共就業服務自愿供給對就業產生顯著影響由于公共就業服務個體自愿供給具有良好的信息共享,信息傳遞速度快、準確性好、效率高,特別是在網絡信息時代,網絡、手機等通訊平臺為就業信息傳播提供了便利條件。因此個體自愿及時提供就業信息會對就業產生重要影響。此外,大學生就業求職的過程是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也是有效整合利用各種社會資源的過程,目前我國各類企事業單位的招聘大都使用筆試加面試的方式。因此除了提供就業信息外,介紹簡歷制作技巧、培訓面試技巧、分享求職經驗和求職禮儀等方面均會影響最終的就業,而公共就業服務自愿供給的個體在非正式溝通過程中,更樂于為他人提供上述方面的支持,進而影響最終就業。由此提出研究假設2:研究假設2不同類型大學生公共就業服務自愿供給會對就業產生影響。
2.2問卷設計為了系統分析大學生公共就業服務個體自愿供給對就業的影響,研究過程中,設計了《大學生公共就業互助服務調查問卷》,共計35題,涵蓋個體基本信息(如性別、專業、學歷、籍貫等)、就業過程信息(如投遞簡歷情況、收到錄用情況、就業歧視等),此外重點設計了10個題項用來表征個體自愿供給的行為特征,其中涵蓋了提供就業信息、介紹簡歷制作技巧、培訓面試技巧、分享求職經驗和求職禮儀等5種不同類型的公共就業服務個體自愿供給。
2.3數據來源本調查問卷選取了安徽和寧夏兩個省份的合肥工業大學、北方民族大學、安徽大學、安徽國際商務職業學院4所高校開展調查,調查對象為2014屆應屆畢業生。問卷調查過程中共計發放問卷4000份,收回3700份,其中有效問卷3336份。為了反映大學生公共就業服務個體自愿供給在就業過程中的普及情況,將個體自愿供給覆蓋率定義為個體志愿者人數在調查對象總體中的占比,合肥工業大學的覆蓋率為62.5%,北方民族大學的覆蓋率為74.6%,安徽大學的覆蓋率為69.9%,安徽國際商務職業學院的覆蓋率為56.0%,這說明大學生公共就業服務個體自愿供給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
2.4研究模型與方法本研究的數據來源于問卷調查,因變量和自變量只有“是”、“否”或“贊成”、“反對”的“二分”數值,應當采用邏輯回歸模型。為了系統檢驗大學生公共就業服務自愿供給對就業的影響以及不同類型大學生公共就業服務自愿供給對就業的影響,本研究構建邏輯回歸模型。因變量為受訪者就業狀況,數據源自調查問卷第4題,將選擇“已簽訂就業協議、已拿到單位錄用函、通過公務員、事業單位招考等待錄用、與單位達成就業意向、升學或出國、自主創業、參軍”等的均視為已就業(表示為1),而將選擇“沒有落實就業單位、不打算就業”的視為未就業(表示為0)。如何界定公共就業服務自愿供給個人志愿者是本研究的邏輯起點,研究過程中采取了2種方法,其一,基于受訪對象的自選擇信息來確定志愿者身份,即直接通過受訪對象對題項答案選擇來確定受訪者是否是公共就業服務自愿供給者,在調查問卷的最后部分設計了2個問題,問題1:“您是否參加過學校(學院)組織的促進畢業生就業的志愿服務組織或社團,問題2:你是否參加過同學或熟人之間自發組織的求職互助活動,如果受訪對象對這2個問題選擇了是,則表明受訪者是公共就業服務自愿供給的個體志愿者。其二:上面確定個體志愿者身份的方法基于個體的自選擇,可能存在一定的偏誤,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研究過程中我們系統梳理了就業志愿者行為表現的相關理論文獻,在調查問卷中共設計10個題項用于表征個體志愿者的行為特征,按照等權重法將10個題項整合成一個指標,以確定特定的個體是否屬于公共就業服務個人志愿者,也即設10個題項分別為X1,X2,L,X10,給定每個指標相等的權重0.1,計算綜合指標Z=∑ωiXi,當綜合指標Z0.5時,就認定該受訪者是公共就業服務自愿供給者(表示為1)。按照此條件,合肥工業大學受訪對象中滿足設定條件的個體志愿者1085人。北方民族大學273人,安徽大學632人,安徽國際商務職業學院200人。為了進一步分析不同類型大學生公共就業服務自愿供給對就業的影響,根據相關理論文獻和就業過程的實踐情況,將大學生公共就業服務自愿供給分為5種類型,分別為提供就業信息、介紹簡歷制作技巧、培訓面試技巧、分享求職經驗和求職禮儀。在調查問卷中相應設計了5個題項予以測度,分別是:您是否為同學或熟人提供過就業信息?您是否向同學或熟人介紹過成功的求職經驗?您是否對同學或熟人進行過面試技巧的培訓?您是否對同學或熟人進行過制作簡歷的技巧培訓?您是否對同學或熟人進行過求職禮儀技巧培訓或介紹?受訪者選擇是表示提供了此類自愿供給服務(表示為1),反之表示未提供此類自愿供給服務(表示為0)。本研究所構建的公共就業服務個人自愿供給對就業水平影響的二元邏輯回歸模型和多元邏輯回歸模型(廣義logit模型),分別基于四所高校的問卷調查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過程中,為避免共線性問題,以“安徽國際商務職業學院”為參照組,設置虛擬變量DD1、DD2、DD3分別代表合肥工業大學、安徽大學和北方民族大學。實證擬合均是通過STATA的邏輯回歸過程予以實現的。
3實證結果及其分析
3.1大學生公共就業服務自愿供給對就業影響的實證研究結果為了檢驗大學生公共就業服務自愿供給對就業的影響,構建二元邏輯回歸模型,因變量為受訪者的就業情況(就業為1,未就業為0),自變量為個體的身份特征(1表示個體是自愿供給者、0表示不是),以根據上述自愿供給者身份確定的方法,首先基于調查問卷中受訪者自選擇信息來確定個體志愿者的身份,也即根據受訪者對“問題1:‘您是否參加過學校(學院)組織的促進畢業生就業的志愿服務組織或社團’和“問題2:你是否參加過同學或熟人之間自發組織的求職互助活動”的選擇來確定受訪者的身份,如果受訪對象對這2個問題選擇了是(表示為1),則表明受訪者是公共就業服務自愿供給的個體志愿者。表2的二元邏輯回歸結果表明,相對于參照組安徽國際商務職業學院而言,受訪者參加就業志愿服務組織或社團(X1)和受訪者參加同學或熟人之間自發組織的就職求助活動(X2)對就業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公共就業服務的自愿供給能夠顯著提高就業水平。科學合理確定個體志愿者的身份對本研究結果將產生重要影響,為了解決問卷調查過程中樣本受訪對象自選擇可能存在的偏誤,我們利用第二種方法重新確定受訪者的志愿者身份(Z指標),已Z指標為因變量,再次進行二元邏輯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得到了類似的結論,公共就業服務的個體自愿供給對就業產生顯著正向影響。
3.2不同類型大學生公共就業服務自愿供給對就業影響的實證研究結果大學生就業過程中,個體志愿者可以提供諸如就業信息、求職經驗、面試技巧、簡歷制作技巧和求職禮儀等多種不同類型的公共就業服務,不同類型公共就業服務自愿供給對最終就業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首先將上述5類公共就業服務自愿供給作為自變量,以就業狀況作為因變量,建立多元邏輯回歸模型,表4的結果表明,在5類公共就業服務自愿供給中,提供就業信息(X1)對就業狀況產生顯著正向影響,介紹求職經驗(X2)和傳授面試技巧(X3)也會對就業狀況產生正向影響,而介紹簡歷制作技巧和求職禮儀知識對最終就業沒有影響,可能的原因如前文所分析,獲取就業信息是成功就業的前提條件,網絡通訊技術的發展和社會媒體技術的普及也為非正式組織成員間就業信息的快速傳播提供了便利條件,另外,大學生就業求職過程是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非正式組織成員間自由寬松的溝通環境,非常有助于求職經驗和面試技巧等隱性知識的學習,而諸如簡歷制作技巧和求職禮儀等方面的知識,個體完全可以通過自學的方式完成,而且絕大部分的大學生通過大學階段的學習,都已具備了簡歷制作的技能和基本的禮儀知識,因而這方面的自愿供給對最終就業不會產生影響。為了進一步驗證上文的分析結論,剔除了自變量X4(簡歷制作技巧)后,邏輯回歸模型結果如表5所示,進一步增加了“提供就業信息(X1)、介紹求職經驗(X2)和傳授面試技巧(X3)”三種不同類型公共就業服務自愿供給對提升就業的正向影響作用。
4結論
(1)個人自愿供給是大學生公共就業服務有效供給的重要補充。由于存在“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等問題,易于導致由正式組織所提供的公共就業服務存在有效供給不足問題,而且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論”,完善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本質上是一種混合型機制,自愿供給機制可以有效彌補政府供給和市場供給的缺陷。基于4所大學3300份問卷調查結果,構建了大學生公共就業服務個體自愿供給對就業影響的邏輯回歸模型,無論是通過個體自選擇信息還是通過個體志愿者多維行為特征的整合來確定個體志愿者的身份,兩個模型均得出相似的實證研究結論,即大學生公共就業服務的個體自愿供給能夠對就業水平產生顯著正向影響。(2)不同類型大學生公共就業服務自愿供給對就業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大學生公共就業服務提供過程中,個體志愿者可以提供多種不同類型的服務,研究過程中具體區分為提供就業信息、傳授求職經驗、介紹面試技巧、講授簡歷制作技巧和求職禮儀等5種類型,基于問卷調查的結果數據,建立了多元邏輯回歸模型,實證檢驗不同類型公共就業服務自愿供給對最終就業影響的差異。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提供就業信息、傳授成功求職經驗和介紹面試技巧對就業會產生顯著影響,而講授簡歷制作技巧對就業無影響。
作者:丁兆罡 單位:合肥工業大學 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