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公共管理主體理論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公共管理制度創新的另一個重要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構建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健全民主制度，而制度的健全離不開制度創新。因此，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規范化、制度化必須加強公共管理制度的創新。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公共管理制度的創新要貫穿于這一過程的始終。這樣才能不斷提高黨的執政水平、保證實現依法治國、規范黨政關系、優化公共資源的配置。尤其是在反腐倡廉方面，要充分利用公共管理制度，形成按制度辦事、靠制度辦事的長效機制。

二、我國公共管理制度創新面臨的困境

1.公共管理多元主體競爭不充分。

由于歷史因素影響，我國公共權力的配置表現出單極化、單向性的特點。公共權力多為國家壟斷，國家與社會、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劃分不清晰。改革開放后，社會階層日益分化，社會組織逐漸興起，但不管在運行機制還是組建模式方面，都是政府占主導地位，突出表現在政社界限模糊、運行模式固化、解決問題的能力不強。社會組織缺乏市場競爭的自主性。政府的行為模式是自上而下的貫徹執行并不是自下而上的公共抉擇，加之法律制度與民主化制度的不健全，導致公共管理多元主體的競爭環境很不充分，多元利益與公共權力的分散不能很好地整合，一些社會組織的利益與公共事業的利益很可能發生矛盾，導致新的不穩定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數量龐大的職能性社會團體擠壓了公共主體的競爭空間，也造成了主體競爭不充分。

2.政府與民眾面臨的困境。

公共事業的決策者可能會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忽視大多數人的利益訴求。在公用事業的決策過程中，如果在決策中沒有社會的監督，就有可能出現損害人民利益的情況發生。除此之外，政府部門存在行政效率低、執行力不強的問題。這些情況就要求公共事務的管理必須出現新思路、新方法。而民眾的參與是現代社會治理民主化的重要標志，公共事務的管理有賴于民眾的參與。但在公共事務的具體管理中，民眾的參與往往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一些在經濟上處于優勢或者具有較強政治話語權的人或組織往往拒絕民眾參與公共事業。

3.多元主體參與公共管理的措施。

第2篇

    論文摘要:在諸如大學生住宿安排方式等管理決策上，大學管理者應結合管理對象的屬性認定、管理目標的價值認同、管理抉擇的依據選判、管理決策的現實考量等方面進行綜合判斷。針對大學組織結合的特性，大學管理者應突出會共決策過程中對公共性維度的把握。

    隨著中國社會整體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高校對大學生的管理活動不斷出現新變化，產生新問題。以大學生的住宿方式為例，“校方如何安排和管理才合適”就是一個極有爭議的問題。目前校方提供給學生的住宿方式主要有兩種:要么按同一班級人住，而不考慮學生及其家庭之間的經濟差異;要么打破院系和班級編制，按學生及其家庭的經濟承受能力而選擇不同收費檔次的公寓或宿舍。這類問題看似微不足道，但如馬斯諾所謂的“最低層次的需要”得不到很好的解決，會給學生的學習和生活帶來很大的困擾。如果推而廣之，實際上關涉大學管理者如何理性決策，而其關鍵在于大學管理者如何把握公共決策中的公共性維度問題。

    就大學生的住宿方式問題來說，管理決策至少涉及如下幾個方面的判斷:

    一、管理對象的屬性認定

    為什么會產生大學生到底按班級住宿還是按經濟能力安排的紛爭，這里首先涉及大學生的身份認定問題，即管理對象的屬性問題。問題的實質在于:與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強制性義務教育性質不同，高等教育不是義務教育，而是既帶有教育性質，又帶有服務行業商品化的性質。高等教育實行收費制度就是這種商品化服務、經濟性質的體現。我們通常在探討教育的基本屬性時，會說教育的政治屬性、經濟屬性和文化屬性，但它的本質屬性還是培養人的社會活動。基于此，大學生相應地就具有雙重身份屬性—既是大學的客戶，又是高等教育的對象和產品，是教育的對象和未來國家社會的公民。對于大學生的這種雙重身份，視角和側重點不同，相應的價值觀和采取行動的抉擇也不同。

    二、管理目標的價值認同

    對于大學生身份屬性的不同認定，由此也引導出兩種不同的高等教育的價值觀—高等教育的平等和效率的矛盾對立。

    教育平等和民主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子“有教無類”的思想主張。我們所理解的高等教育平等的含義，有兩個基本點:第一，教育平等與社會經濟發展、人們的價值觀念等有密切關系，在不同歷史時期，教育平等的內涵也有所不同，教育平等的概念只有放在特定的范圍內才能確定出它的準確含義;第二，高等教育平等是一種理想和現實的復合體，作為一種理想，任何人都不受限制地享受高等教育的各種權力和資源，任何人為的障礙(個人的經濟收人和社會地位的差異)都是不合理的，人們甚至還試圖借助高等教育平等達到消除社會差異的目的。“高等教育平等”作為一種理想，包括三個方面:(一)進人高等學校的機會均等;(二)接受高等教育的過程平等;(三)接受高等教育的最后結果平等。

    由此可見，高等教育平等作為一種理想所追求的是絕對平等。然而，現實中的“高等教育平等”只是相對的，不平等則是絕對的。目前，任何國家和地區的高等教育都未能實現理想的平等，高等教育存在著各種不平等的事實:城鄉之間的不平等、貧富家庭之間的不平等，等等。從理論上講，“高等教育平等”的實現程度可以不斷提升，但永遠不可能完全達到絕對的平等。隨著人們對高等教育的要求不斷增長，使得高等教育平等問題也日益凸現出來，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教育平等主張每個人不受外部條件限制平等地享受教育權利(包括人學機會、各種教育資源等)，而教育效率又涉及到投人和回報的比例關系，教育效率它追求資源的合理配置，追求投人與回報的利益最大化。顯然這兩種價值取向總是處在相互矛盾之中。把大學生當作客戶，必然要追求高等教育的效率;把大學生當作受教育的對象和未來國家社會的公民，必然要追求高等教育的平等。是高平等低效率，還是低平等高效率?面對這種矛盾，到底是更注重其一還是兼顧兩者，如此，抉擇就需要依據。

    三、管理抉擇的依據選判

    上述大學生的住宿方式問題，就管理對象的公眾性、管理目標的社會性特征，無疑使對其管理成為一個公共決策的過程。英國政治哲學家戴維·米勒在《社會正義原則》一書中談到了公共決策的合理性和正義性問題。他按組織、社區、群體和共同體的結合緊密程度，劃分如下三種“公共性維度”:第一種是團結型社區(家庭、宗教團體、職業協會等緊密結合的小團體)，其正義原則是按需分配;第二種是工具性聯合體，如公司、社區等經濟性關系，其正義的標準和原則是“應得”—所得與貢獻相等;第三種是公民身份的聯合體，如國家、民族等，其正義原則是“平等”，特別是“法律上的平等”，對應的主體是“公民的主體。”

    戴維·米勒的理論核心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公共性維度”是進行“公共決策”首先要考慮的前提條件。根據這個“公共決策”的原理來看大學，大學是第二種和第三種公共性維度的復合體，也就是說既有“工具性聯合體”的特征，又具有“公民身份的聯合體”的特征。相應地，大學在對學生的住宿安排和收費方式等問題上，是更注重“應得”地效率原則還是教育平等原則，取決于該大學的“公共性維度”或公益性程度如何。

    我們知道，國有大學和私立民辦大學在“公共性維度”或公益性程度方面就有很大的差異。兩者的差異主要由大學的資源配置方式決定并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國有大學的存在和發展主要依賴于國家、社會的投人，更多地反映為社會公眾的共有性，而私立民辦大學在創立之初主要依靠私人資本的注人，并依賴于辦學維系其滾動發展，社會公眾性較低;其二，盡管兩者的培養對象都是未來國家社會的公民，具有“工具性聯合體”的一致性，但國有大學的工具目地更加注重社會效益，因此其“工具性聯合體”的特征實際很大程度上具有公眾性，而私立民辦大學因其生存、發展的需要，比較偏重于辦學的工具性效益。而當大學的工具性特征比重偏高時，其“公共性維度”或公益性程度就會相應降低。

    由此可見，大學的公共性維度不同，進行公共管理的抉擇和采取的行為方式也就應該區別對待。對于國有大學來說，應注重高等教育平等的考量，特別是精英大學，它的“公共性維度”的矚目性及其自身作為優質資源的稀缺性，更加強化了高等教育平等的要求，一則是社會公共資源的傾斜要求公正、平等地分享國有精英大學的高等教育機會;二則是作為社會教化的重鎮，也理應將公正、平等的理念落實于平常的管理活動中，熏陶現在的學子，未來的公民。而不能按家庭出生背景、經濟條件等將尖子學生分成三六九等;對于私立民辦大學，它更加注重對高等教育效率的追求來獲得緊缺的辦學資源，這也無可厚非。

    四、管理決策的現實考最

    然而，理性的決策離不開對現實的考量。決策的過程關鍵是達到一種合理與現實折中的平衡。對兩種相互矛盾的高等教育價值取向進行抉擇時，是“效率優先兼顧平等”，還是“平等優先兼顧效率”，要依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高等教育辦學實力等具體國情而定:其一，我國社會經濟和教育發展水平都還相當落后，我們是“窮國辦大教育”，而國際競爭又相當激烈，這些都必須要提高高等教育的效率，從而實現社會與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其二，要正視高等教育過程中各種不平等的現實，兼顧“平等與效率”，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實現最大可能的平等: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群眾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但另一方面，我們是“窮國辦大教育”，因而對于不平等的地方，則只能用現實的、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在高等教育經費緊張的情況下，需要提高高等教育的效率，而高校收費制度(住宿費只是其中一項)可以保證教育經費的穩定來源，對高等教育的發展有利。因此，現實選擇與總的趨勢是“效率優先，兼顧平等”。這也是大學作為一種復合體在當前的現實條件下，其“工具性聯合體”的效用要求偏重于其公民身份聯合體平等訴求的妥協與調整。

    從另一個角度看，突出人的主體精神(如心學)、道德人格(如理學)是中華文化的傳統，只不過相同的主題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思想變奏;而中外哲人對人的道德和主體精神的探究，無疑對現實的高等教育的實踐活動有重大指導意義，是大學管理者進行理性決策的又一個思想基礎。熊十力的“新唯識論”在“心與物的關系上”，就突出了“作用于物的心”的首要性和重要性，強調主體改造客體、心對物的改造，包含一種立足于現實、發揮每個個體的主體精神作用和自覺創造性的意蘊，體現出“進去向上”的人生觀和新的人文精神。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中對人的自由意志和“人為自己立法”的道德律進行了論述，人能夠自己立法自己遵守就是意志自律，就是“自由”。人比自然界更高就在于人有自己的自由意志產!所以，從道德層面來講，即使把大學生當作了大學的客戶，也沒有什么了不起。人不完全是環境的產物，還應有人格意志和精神力量，要發揚“顏回精神”。當年西南聯大師生住的是茅草房，頭頂上還有日本的飛機和炸彈，依然能夠培養出杰出的一流人才。這些事例集中說明了一個道理，就是逆境和貧窮首先給人帶來的是困難，但是一旦當你克服它之后就變成了人生的巨大的財富。住宿方面的貧富差距的不平等并不是成才的實質和關鍵，能夠在“窮國辦大教育”的機遇中得到“有教無類”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已是在目前社會的現實條件下可以獲得的最大的“教育平等”了。

第3篇

論文摘要:在諸如大學生住宿安排方式等管理決策上，大學管理者應結合管理對象的屬性認定、管理目標的價值認同、管理抉擇的依據選判、管理決策的現實考量等方面進行綜合判斷。針對大學組織結合的特性，大學管理者應突出會共決策過程中對公共性維度的把握。

隨著中國社會整體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高校對大學生的管理活動不斷出現新變化，產生新問題。以大學生的住宿方式為例，“校方如何安排和管理才合適”就是一個極有爭議的問題。目前校方提供給學生的住宿方式主要有兩種:要么按同一班級人住，而不考慮學生及其家庭之間的經濟差異;要么打破院系和班級編制，按學生及其家庭的經濟承受能力而選擇不同收費檔次的公寓或宿舍。這類問題看似微不足道，但如馬斯諾所謂的“最低層次的需要”得不到很好的解決，會給學生的學習和生活帶來很大的困擾。如果推而廣之，實際上關涉大學管理者如何理性決策，而其關鍵在于大學管理者如何把握公共決策中的公共性維度問題。

就大學生的住宿方式問題來說，管理決策至少涉及如下幾個方面的判斷:

一、管理對象的屬性認定

為什么會產生大學生到底按班級住宿還是按經濟能力安排的紛爭，這里首先涉及大學生的身份認定問題，即管理對象的屬性問題。問題的實質在于:與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強制性義務教育性質不同，高等教育不是義務教育，而是既帶有教育性質，又帶有服務行業商品化的性質。高等教育實行收費制度就是這種商品化服務、經濟性質的體現。我們通常在探討教育的基本屬性時，會說教育的政治屬性、經濟屬性和文化屬性，但它的本質屬性還是培養人的社會活動。基于此，大學生相應地就具有雙重身份屬性—既是大學的客戶，又是高等教育的對象和產品，是教育的對象和未來國家社會的公民。對于大學生的這種雙重身份，視角和側重點不同，相應的價值觀和采取行動的抉擇也不同。

二、管理目標的價值認同

對于大學生身份屬性的不同認定，由此也引導出兩種不同的高等教育的價值觀—高等教育的平等和效率的矛盾對立。

教育平等和民主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子“有教無類”的思想主張。我們所理解的高等教育平等的含義，有兩個基本點:第一，教育平等與社會經濟發展、人們的價值觀念等有密切關系，在不同歷史時期，教育平等的內涵也有所不同，教育平等的概念只有放在特定的范圍內才能確定出它的準確含義;第二，高等教育平等是一種理想和現實的復合體，作為一種理想，任何人都不受限制地享受高等教育的各種權力和資源，任何人為的障礙(個人的經濟收人和社會地位的差異)都是不合理的，人們甚至還試圖借助高等教育平等達到消除社會差異的目的。“高等教育平等”作為一種理想，包括三個方面:(一)進人高等學校的機會均等;(二)接受高等教育的過程平等;(三)接受高等教育的最后結果平等。

由此可見，高等教育平等作為一種理想所追求的是絕對平等。然而，現實中的“高等教育平等”只是相對的，不平等則是絕對的。目前，任何國家和地區的高等教育都未能實現理想的平等，高等教育存在著各種不平等的事實:城鄉之間的不平等、貧富家庭之間的不平等，等等。從理論上講，“高等教育平等”的實現程度可以不斷提升，但永遠不可能完全達到絕對的平等。隨著人們對高等教育的要求不斷增長，使得高等教育平等問題也日益凸現出來，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教育平等主張每個人不受外部條件限制平等地享受教育權利(包括人學機會、各種教育資源等)，而教育效率又涉及到投人和回報的比例關系，教育效率它追求資源的合理配置，追求投人與回報的利益最大化。顯然這兩種價值取向總是處在相互矛盾之中。把大學生當作客戶，必然要追求高等教育的效率;把大學生當作受教育的對象和未來國家社會的公民，必然要追求高等教育的平等。是高平等低效率，還是低平等高效率?面對這種矛盾，到底是更注重其一還是兼顧兩者，如此，抉擇就需要依據。

三、管理抉擇的依據選判

上述大學生的住宿方式問題，就管理對象的公眾性、管理目標的社會性特征，無疑使對其管理成為一個公共決策的過程。英國政治哲學家戴維·米勒在《社會正義原則》一書中談到了公共決策的合理性和正義性問題。他按組織、社區、群體和共同體的結合緊密程度，劃分如下三種“公共性維度”:第一種是團結型社區(家庭、宗教團體、職業協會等緊密結合的小團體)，其正義原則是按需分配;第二種是工具性聯合體，如公司、社區等經濟性關系，其正義的標準和原則是“應得”—所得與貢獻相等;第三種是公民身份的聯合體，如國家、民族等，其正義原則是“平等”，特別是“法律上的平等”，對應的主體是“公民的主體。”

戴維·米勒的理論核心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公共性維度”是進行“公共決策”首先要考慮的前提條件。根據這個“公共決策”的原理來看大學，大學是第二種和第三種公共性維度的復合體，也就是說既有“工具性聯合體”的特征，又具有“公民身份的聯合體”的特征。相應地，大學在對學生的住宿安排和收費方式等問題上，是更注重“應得”地效率原則還是教育平等原則，取決于該大學的“公共性維度”或公益性程度如何。

我們知道，國有大學和私立民辦大學在“公共性維度”或公益性程度方面就有很大的差異。兩者的差異主要由大學的資源配置方式決定并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國有大學的存在和發展主要依賴于國家、社會的投人，更多地反映為社會公眾的共有性，而私立民辦大學在創立之初主要依靠私人資本的注人，并依賴于辦學維系其滾動發展，社會公眾性較低;其二，盡管兩者的培養對象都是未來國家社會的公民，具有“工具性聯合體”的一致性，但國有大學的工具目地更加注重社會效益，因此其“工具性聯合體”的特征實際很大程度上具有公眾性，而私立民辦大學因其生存、發展的需要，比較偏重于辦學的工具性效益。而當大學的工具性特征比重偏高時，其“公共性維度”或公益性程度就會相應降低。

由此可見，大學的公共性維度不同，進行公共管理的抉擇和采取的行為方式也就應該區別對待。對于國有大學來說，應注重高等教育平等的考量，特別是精英大學，它的“公共性維度”的矚目性及其自身作為優質資源的稀缺性，更加強化了高等教育平等的要求，一則是社會公共資源的傾斜要求公正、平等地分享國有精英大學的高等教育機會;二則是作為社會教化的重鎮，也理應將公正、平等的理念落實于平常的管理活動中，熏陶現在的學子，未來的公民。而不能按家庭出生背景、經濟條件等將尖子學生分成三六九等;對于私立民辦大學，它更加注重對高等教育效率的追求來獲得緊缺的辦學資源，這也無可厚非。

四、管理決策的現實考最

然而，理性的決策離不開對現實的考量。決策的過程關鍵是達到一種合理與現實折中的平衡。對兩種相互矛盾的高等教育價值取向進行抉擇時，是“效率優先兼顧平等”，還是“平等優先兼顧效率”，要依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高等教育辦學實力等具體國情而定:其一，我國社會經濟和教育發展水平都還相當落后，我們是“窮國辦大教育”，而國際競爭又相當激烈，這些都必須要提高高等教育的效率，從而實現社會與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其二，要正視高等教育過程中各種不平等的現實，兼顧“平等與效率”，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實現最大可能的平等: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群眾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但另一方面，我們是“窮國辦大教育”，因而對于不平等的地方，則只能用現實的、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在高等教育經費緊張的情況下，需要提高高等教育的效率，而高校收費制度(住宿費只是其中一項)可以保證教育經費的穩定來源，對高等教育的發展有利。因此，現實選擇與總的趨勢是“效率優先，兼顧平等”。這也是大學作為一種復合體在當前的現實條件下，其“工具性聯合體”的效用要求偏重于其公民身份聯合體平等訴求的妥協與調整。

從另一個角度看，突出人的主體精神(如心學)、道德人格(如理學)是中華文化的傳統，只不過相同的主題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思想變奏;而中外哲人對人的道德和主體精神的探究，無疑對現實的高等教育的實踐活動有重大指導意義，是大學管理者進行理性決策的又一個思想基礎。熊十力的“新唯識論”在“心與物的關系上”，就突出了“作用于物的心”的首要性和重要性，強調主體改造客體、心對物的改造，包含一種立足于現實、發揮每個個體的主體精神作用和自覺創造性的意蘊，體現出“進去向上”的人生觀和新的人文精神。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中對人的自由意志和“人為自己立法”的道德律進行了論述，人能夠自己立法自己遵守就是意志自律，就是“自由”。人比自然界更高就在于人有自己的自由意志產!所以，從道德層面來講，即使把大學生當作了大學的客戶，也沒有什么了不起。人不完全是環境的產物，還應有人格意志和精神力量，要發揚“顏回精神”。當年西南聯大師生住的是茅草房，頭頂上還有日本的飛機和炸彈，依然能夠培養出杰出的一流人才。這些事例集中說明了一個道理，就是逆境和貧窮首先給人帶來的是困難，但是一旦當你克服它之后就變成了人生的巨大的財富。住宿方面的貧富差距的不平等并不是成才的實質和關鍵，能夠在“窮國辦大教育”的機遇中得到“有教無類”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已是在目前社會的現實條件下可以獲得的最大的“教育平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