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生育的善與惡研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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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人口雜志》2014年第三期

一、人口爆炸：中國“百年屈辱”的總根源

【大國空巢】人口停滯增長是中國在近兩百年落后的原因，人越多成才的幾率越大。日本戰勝中國（甲午戰爭）并在二戰中與中國相對抗的力量來自快于中國的人口增長[1]46-48；傳統文化被沖擊、人口停滯增長是中國在近兩百年落后的原因[1]318；注重“素質”的希臘文明沒能延續下來，強調“鰥寡孤獨皆有所養”的中華文明卻一直延續下來；數量與質量不是對立的，人越多，成才的幾率越大[1]201。【回應】“人口爆炸”是中國“百年屈辱”的總根源；人口數量與人口質量反相關；過剩人口使社會總剩余與有效總剩余“脫鉤”而嚴重障礙國家力量的形成。

1.人口的數量與質量：“人多而氣分，稟賦遂薄”“人多而氣分，稟賦遂薄”[5]120。在可利用資源一定情況下，“分母效應”對質量形成物質基礎的直接弱化，使人口數量與人口質量反相關；“人多才多”則因“規模效應”對質量形成物質基礎的間接弱化（破壞生態／環境穩定性）和成才環境的破壞而只是一種最愚蠢的人才會相信[5]72的“主觀臆斷”。在傳統農業的極限內，漢唐盛世、“四大發明”時的中國，人口在大部分時間里只有幾千萬，近代的人口爆炸，則把以“五口百畝之家”為背景造就的“器宇軒昂”，出則騎馬佩劍、入則扶犁耕田的古代農民（秦始皇“掃六合”力量之所在），變成了魯迅筆下渾僵、木訥的“閏土”；1901—1960年諾貝爾獎的獲得者，也多來自小共同體而基本與大規模人口無緣[6]101-104、117-118。

2.“有效總剩余”與“國家力量”形成的規模障礙國家力量是“有效總剩余”、國家效率、國民素質、社會和諧度的函數。個體消費水平與個體素質，進而國民總體素質正相關；國民素質與社會和諧度正相關；人口規模與社會復雜程度正相關，超過一定限度的復雜化則會阻礙國家效率的提高并由于各種因子的“糾結”而使之顯著下降。總剩余是個體剩余之和；相同的總剩余，既可是大量低個體剩余之和，也可是少量高個體剩余之和。與大量低個體剩余對應的是低國民素質、低社會和諧度；與少量高個體剩余對應的是高國民素質、高社會和諧度。由是，“有效總剩余”便由于形成過程中素質、和諧度、國家效率的障礙，與總剩余“脫鉤”而具“非加和性”。在總生產一定或相近的情況下，小規模共同體的“有效總剩余”、國家效率、國民素質、社會和諧度，進而國家力量，必定顯著大于一個大規模，特別是人口過剩的共同體[3]253-255①。

3.中國與西歐：不同的人口、不同的道路低的人口密度，使西歐在一個很長的時間里得以保持粗放的農牧混合食物系統，相對良好的生態／環境，和較低農業生產率下較高的農業剩余率，進而一定的生活質量，并為交換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基礎，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率先在西歐發展了起來。相對高密度人口對食物系統的壓力，使中國自戰國以降，從農牧混合經濟走上了精耕細作的集約型道路，隨之而來的，是對生態／環境沉重而持續的壓力，低農業剩余率、低生活質量，弱化了的社會凝聚力和低的社會和諧度。較高密度的人口和農業生產率，使“中華文明”在歷史長河中保持了強盛而走在世界各國的前列；而低農業剩余率對交換的阻礙和近代人口爆炸的重壓，則使的商品經濟“先天不足”而“扼殺”了資本主義的發展[3]255-260。

4.人口爆炸：中國“百年屈辱”的總根源導致無力應對“挑戰”的異常政治腐敗和社會發展停滯的“農業內卷化”[3]277-278，是歷史上每一王朝在末年的共性問題，且都與社會的規模化和復雜化高度關聯。中國在近代落伍的總根源是人口在優良品種支持和政策鼓勵下的爆炸性增長———1681年9935萬，1840年41281萬，1851年43216萬。由之而來的，是人口與土地、就業矛盾的尖銳化———“量腹而食，度足而居”（洪亮吉，《治平篇》），“驅人歸農無田可耕，驅人歸業無技須人”[5]149；是土地兼并、階級矛盾、政治腐敗的加劇；是“高位—低水平均衡陷阱”對國力、民力和自然力極其嚴重的耗竭———“天地之力窮矣”、“人事之權殫矣”[5]148-149；是人口“規模效應”、“分母效應”、“空間脅迫效應”對文明自然、社會基礎的嚴重破壞；是對“有效總剩余”，即國家力量形成的嚴重障礙，和社會只需“輕輕一推”，便會“轟然倒塌”的“一盤散沙”態。自然的“辯證法”即在于：推動歷史前進的力量，必定會轉化到她的反面———玉米、番薯、馬鈴薯成就了“康乾盛世”，也因對人口大規模繁殖的支持而埋下了加速晚清衰退的種子①。

二、“計劃生育”的道德性

【大國空巢】控制人口是國際陰謀，計劃生育是萬惡之源，停止計劃生育“一舉多得”控制人口是美國和發達國家以“人口增長快會導致饑荒、疾病和戰爭”[1]68為共識的“一箭三雕”的國際陰謀②；人口學（包括環境學）是披上人道主義、科學外衣的臭名昭著的（種族主義）優生學[1]64-67、200；人口學家是制造“人口爆炸”假象，構造“緊急避險”理論“陷阱”的“滅口專家”③；計劃生育是萬惡之源，停止計劃生育“一舉多得”④；“嬰童經濟”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起搏器”[1]312-314，“政府的首要職責是發展人口”[1]353⑤。【回應】計劃生育是可持續發展的必須和道德的———在高層級、總體上直接就是“善”，低層級、部分的“惡”也指向和被轉化為高層級、總體上的“善”；自由生育將會把中國推向毀滅的深淵。1.“善”與“惡”的“利奧波德判斷”善、惡是一個與倫理主體關聯的概念———對誰而言的善或惡。主體不同，善惡的具體概念也就相異，但皆是圍繞目的、欲望和需要，或快樂、幸福———簡單來說對主體的“好”所表述的。亞里士多德將主體視為萬物，“所以，善被合理地認為是萬物所追求的目的”（《尼各馬可倫理學》Ⅰ.1）[7]566。是故，對地球生物圈而言，“一個事物，只有在她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體的和諧、穩定和美麗的時候，才是正確的；否則，她就是錯誤的。”———奧爾多•利奧波德在60多年前寫下了這段著名的話并指出：“所謂和諧，是指這個共同體的完整和復雜———保留至今尚存的一切生物；所謂穩定，則是土地的完好無缺———維持生物鏈的復雜結構，以使其能具有發揮功能和自我更新的作用；美麗，則是倫理上的動力———不僅要著眼于經濟，還要從更高的價值觀上去看問題”[8]233-234。

2.“計劃生育”：高層級、總體上直接的“善”———計劃生育：保護生命、關愛窮人、善待（人類）自己，增進社會和諧。家園———棲息地的破壞、縮小、破碎化是生物面臨滅頂之災最為根本的原因。控制、縮減人口規模使人類將侵占的棲息地歸還于生物成為可能，由之減少對生物圈的索取和生物滅絕，保護多樣性而“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體的和諧、穩定和美麗”———由是，計劃生育可推動生命保護，是對已延續38億年之久地球生命的負責和生物、生物圈而言的善。脆弱和應對能力的缺乏，使窮人成為“全球變化”除生物之外的最大受害者———是故，控制、縮減人口規模有利于環境保護，減小“全球變化”的影響而是對窮人的“善”和關愛。富人可避免被水“污染”，但“霧霾”則對所有人“一視同仁”———鑒于環境退化、“全球變化”大部分影響的普遍性，以控制、縮減人口為宗旨的計劃生育，也是人類善待自己之舉（人少—車少—“霧霾”少，晴天多）。文明演替中反復出現的“空間脅迫”———在生物界是“種內斗爭”在種群過剩時的加劇———表明，計劃生育亦可有效減小“空間脅迫”而有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計劃生育”：對戰爭、饑荒、瘟疫的道德替代。“自由生育”／“死亡調節”是以“空世界”、小規模人口為背景的人類數量變化的傳統模式。其特征是“自由生育”（還有鼓勵生育）下持續性的高出生率，和以波動性為特征的高死亡率。持續性的高出生對高死亡（疾病、殺嬰）的些許超越，推動著人口的緩慢增長；饑荒、瘟疫、戰爭則以短期內的大規模死亡，中止人口對歷史極限的逼近和超越……如之周而復始，保證著文明的延續。在這一模式中，與饑荒、瘟疫（疾病）、戰爭、殺嬰同時存在的，還有周期性的社會動亂和低壽命。對“自由生育”下“死亡調節”的客觀性，上帝也是“洞若觀火”：在號召人類“生養眾多，遍滿大地”（《圣經•創世紀》1：28）的同時，派“四騎士”（刀劍、饑荒、瘟疫、野獸）去消滅他們的“三分之一”（《圣經•啟示錄》6，8，9）。“計劃生育”／“出生調節”是以“滿世界”、大規模人口為背景的現代模式。其特征是，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并穩定在較低水平，人口數量變化取決于出生率。為避免對歷史極限的逼近和超越，即避免“死亡調節”的“他律”，便必須實行“自律”———“計劃生育”以調節出生。與這一模式關聯的，是低出生，豐衣足食、醫學進步和低死亡，“治平之世”和長壽。“計劃生育”是對戰爭、饑荒、瘟疫的道德替代。選擇“自由生育”便是選擇“死亡調節”———如果有人堅持自由生育，他便是人類的罪人并使人類成為生物的罪人。人類有權選擇自由生育和毀滅，但無權代表其他生命選擇毀滅，也無權把其他生命拖進毀滅。

3.“計劃生育”：指向和被轉化為“大善”的“小惡”———生物界：低層級／部分的“小惡”，轉換（化）為高層級／整體的“大善”。“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血淋淋”的“叢林社會”是人對生物界的誤讀。“叢林社會”在本質上是“善”———發生在低層級的“惡”，通過“叢林法則”（食物鏈、食物網）轉換為高層級／整體的“善”：種群對個體行為限制的“惡”，消解于群體（種群）對個體生存的必要性／“善”之中；由營養關系在局部（個體）上造成的“惡”（狼吃羊、羊吃草），轉化為對群體（種群）生存的必要性／“善”———若羊拒絕被狼捕食、草拒絕被羊啃食，則羊群便會因膨脹、草地便會因瘋長而衰退；物種、群落、生態系統之間因相互妨礙產生的“惡”，則在生物圈層面轉化為“大善”。生物圈的多樣、穩定、和諧、美麗，生物界38億年之久生生不息的延續，即是生物界“小惡”轉換為“大善”的“鐵證”[9]164-165、228-232。———“計劃生育”：低層級／部分的“小惡”，高層級／整體的“大善”。在人類社會，由強自律“計劃生育”帶來的“惡”存在于從人口結構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而“毋庸諱言”。但如同在生物界所發生的那樣，皆屬于低層級／部分的“小惡”，且都（即使是在博士眼中“罪無可赦”的“惡”也不例外）轉換為高層級／整體的“大善”———在保證文明延續即可持續發展的同時，避免歷史周期性衰退帶來的人類生命和物質財富的巨大損失。“自由生育”是“小善”，且必定會轉化為導致文明崩潰，將人類、國家、民族推向“滅頂之災”的“大惡”———這同樣是由文明興衰和生物演化反復證明而“毋容置疑”的。

三、“計劃生育”的必要性

1.“他組織”：文明延續和生命演化的必須———以周期性衰退為背景的文明延續。自組織的人類歷史對我們的“啟迪”是：其一，歷史周期性衰退是人口—經濟規模反復超越歷史極限的使然，也是文明延續的保證———在低度發展期，經充分“休養生息”而肥力得到恢復的土地，為文明的再興或新文明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其二，歷史周期性衰退帶來的人類生命和物質財富損失是極為驚人的———隋唐之際（15年）人口下降55％，年遞減率53‰為歷史之最，“太平天國”運動（23年）人口凈減少7326萬，年均319萬為歷史之最；其三，在歷史的長河中，文明的輝煌期短暫、低度發展期漫長———對兩河流域和中國歷史概略估算的結果是：輝煌期與低度發展期的持續時間約為1∶3[3]118、133。———以“地質滅絕”為代價的生命演化。自組織的生物演替提供的“類比”是：其一，生物在多樣性高峰期（“飽和期”）發生的滅絕（背景、地質滅絕），既是生物超越環境容量（物種種數也是存在界限的），在“生態鏈效應”作用下的使然，也是為生物進化———復雜性增加開辟道路：復雜生物在被地質滅絕周期性“清理過”的地球上“適應輻射”、盛發，并最終演化出人類；其二，每次地質滅絕，都會導致生物極為慘烈的損失———自生物登陸以來的5次大滅絕中，被滅絕的物種種數高達76（±5）％－95（±2）％；其三，生物界由滅絕后的恢復到多樣性高峰是一個極其緩慢的過程，滅絕則甚為迅速而呈極不對稱的“鐘形曲線”（邁克爾•博爾特）[9]49、142、147、151。

2.“計劃生育”：從“自組織”到“他組織”，從周期性衰退到可持續發展“沒有免費的午餐”，文明的延續以周期性衰退為背景———沒有土地的休養生息，世界也許早已成了荒漠；生命的演化，則以慘烈的“地質滅絕”為代價。要避免歷史周期性衰退帶來的人類生命和物質財富的巨大損失并保證文明的延續，便必須以“他組織”替代“自組織”，即“計劃生育”替代“自由生育”———否則，談論可持續發展只能是“癡人說夢”。作為“他組織”的自我控制（自律），之于生物界（從種群層面看）有行為、內分泌和遺傳調節，我們通常看到的有動物的“集體自殺”，植物的“自疏”；之于人類，有延遲哺乳期、性交禁忌、墮胎、“殺嬰、棄嬰”、晚婚、獨身、“棄老”、“殺病”、避孕等。當代的“計劃生育”，即是對人類傳統的延續和生物的效法（“仿生學”）且更為有力的自律。

3.“計劃生育”與“自由生育”“沒有免費的午餐”，“計劃生育”和相應的“惡”，即是為可持續發展支付的“餐費”。如果說計劃生育工作者是被誤解的“天使”①，那“自由生育”的鼓吹者便是“面慈心黑”的“魔鬼”。我們所要做的，不是停止計劃生育，而是要改進工作作風，特別是要強化計劃生育和人口控制必要性的研究和宣傳———“人口研究要為計劃生育服務”和由之造成的對理論研究的重視不足，進而宣傳的偏位———重經濟、輕環境，重人類、輕生物，是計劃生育面臨困境極為重要的原因[6]161-165。為深化民眾對計劃生育的認知②，應更多地把人多―狼少（多樣性下降／生物滅絕）和人多—車多—霧霾多（環境破壞）聯系在一起。（主張）放棄計劃生育表明，自視萬物之靈，能“上天入地”的人，在處理與自然關系和決定自身命運的根本問題上，既拋棄了傳統（博士不是口口聲聲要尊重、發揚傳統文化），又愚蠢到連一只“毛毛蟲”和沒有“腦袋”的“圓白菜”都不如———這也許是自然“有得有失”的辯證法，在一些方面使人變得絕頂聰明，在另一些方面使人變得極端愚蠢。

四、《大國空巢》批判

1.《大國空巢》：一本“拾荒集”而非“不能不讀的人口學經典”———主要觀點“拾人牙慧”，且皆屬“空世界”思維的產物而站不住腳。《大國空巢》中的主要觀點，從人多生產多（“大人口思想”）、“不孝有三，無后為大”③到人口—消費—就業的循環（“有效需求”），從人口縮減、老齡化即是衰亡（索維）到人多資源多、不受限制的發展（西蒙、卡恩）和“擴張規模”的應對，從“西方文明衰落”到“伊斯蘭文明崛起”（亨廷頓）和印度將成為第一經濟大國，從人口是第一資源、人多才多到人口優勢使中華民族“巍然獨存”……皆屬他人“老掉牙”且站不住腳的東西。———結論多屬主觀臆斷而可信性甚低。對文明興衰人口因素（第2章）的討論，基本屬于對歷史的一知半解；對中國人口承載力（第6章）的討論，更是以對環境學和中國資源、環境的無知為背景；中國實行計劃生育的背景（第3章），則是作者討伐造成“神州陸沉，百年丘墟”，“謀殺”了“鮮活中華文明”的萬惡之源———計劃生育的變味（無正義可言）“檄文”，長期的“憂憤”乃至“淚水長流”[1]自序3，也許扭曲了作者的心態，致其“清算”、“潑臟水”、“挫骨揚灰”之心太切和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污蔑（人口學、環境學、優生學）、閹割歷史（國際節制生育運動）和炮制（美國）“陰謀論”；中國人口危機全面爆發（第5章）對問題看的太過而“危言聳聽”；中國人口展望（第8章）則對停止計劃生育的結果，做了與（能）事實基本相反的判斷。是故，全書的結論多屬主觀臆斷而可信性甚低。———缺乏對觀點的邏輯（自洽）論證（周密性根本無法提及），事實之間的關聯也多屬“似是而非”，全書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把由“拾荒”而來的東西粗略地碼在了一起。如，在人口與就業關系的討論中，作者“言之鑿鑿”地指出，“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大的消費市場，就有多少就業機會”，并由之斷言：停止計劃生育有助于拉動內需、增加就業[1]300-301。事實上，“人口—消費—就業”的循環在“滿世界”中是根本無法持續的，提高出生率既無法緩解中國勞動力的總體過剩（按作者的見解，可能有助于緩解“高端”／年輕勞動力的結構性不足，但根本無法觸及，且還回增加“低端”／中老年勞動力的結構性過剩———新增人口不可能都成為“高端”勞動力），又徒增對生態／環境的壓力。當作者指出停止計劃生育有助于緩解就業壓力而對維護社會穩定至關重要———2011年中東地區（突尼斯、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的政治巨變，都與高失業率有關[1]305-306———時，又似乎忘記了這些國家皆處于“自由生育”狀態，（2010年）除突尼斯外（1.71）外，總和生育率都在3以上。———回避了最為根本、最為關鍵的問題———土地承載力對“緊急避險”理論的檢驗和計劃生育必要性、道德性的判斷，《大國空巢》除“罵娘”外毫無價值。通過土地承載力（有限性）檢驗“緊急避險”理論和判斷計劃生育的必要性、道德性，是停止計劃生育主張能否成立最為根本、最為關鍵的問題，作者卻只用主觀臆斷和“熱昏的胡話”———“即便中國的人口達到15億甚至20多億，糧食也不是問題”，“15億或更多人口的中國，比只有11億或更少人口的中國有更充足的人均資源、人均收入和更好的生活環境”———進行搪塞，有意回避了土地承載力問題①———也許是自覺無知（尚有些許自知之明）而不敢涉及。由是，除大肆的“罵娘”（與香港版的“潑罵”相比，大陸版已有很大程度的“收斂”）而得到對計劃生育“糊涂的不滿者”的“喝彩”外，《大國空巢》則毫無價值而只是一堆廢紙。———一些觀點折射著“狂躁”而“缺乏理智”，“荒唐”而“匪夷所思”。以上各點和作者長期“憂憤”對思維的壓抑，使《大國空巢》的一些觀點折射出“荒唐”而“匪夷所思”、“狂躁”而“缺乏理智”———與香港版相比，程度也許隨年齡推移的成熟而已有顯著減弱。如，蘇聯因生育率下降而解體；維護“出生權利”的“放言”———真的出現極端氣候，“也寧愿讓孩子與全球孩子一樣燦爛地活幾十年甚至繁衍幾代而不能讓其死于母腹”②[1]238。對單身、不生育者征稅（而且要較高）的建言③；投資“造物”不如投資“造人”的建議[1]297-300。———有限性、規模概念缺失和擴張人口的誤國、誤民、誤人（類）之議。人口由2000萬增至4000萬、2億增至4億，乃至5億增至15億，在有限性和規模概念缺失的作者看來，似乎是沒有多大區別的———由是，中國能養活15億甚至20多億人口，必須，也能夠擴張人口。事實是，一只小狗可在它的背上攜帶和它一樣大的兩三只小狗，一匹馬則馱不起與它重量相同的另一匹馬[12]121。當面積與中國相近的澳大利亞、加拿大、俄羅斯、美國、巴西也按1／5或1／8的份額，世界200多個國家以1億為目標增加人口時，地球就成了“人類的飼養場”（保羅•艾里奇），人類也將因“正反饋”（系統失穩之源）的人口擴張而開啟毀滅之門。1949—2010年，中國人口由54167萬增至134091萬，年遞增率達14.97‰———與近代中國“百年屈辱”總根源的第一次人口大爆炸（1681－1851）的8.68‰相比，高出72％、6.29個千分點；與愛爾蘭馬鈴薯饑荒根源的人口大爆炸的11.69‰相比，高出28％、3.28個千分點。愛爾蘭人接受了馬鈴薯饑荒血的教訓，1950—2012年人口（300－420萬）增速低至5.46‰；一些中國人仍念念不忘“不孝有三，無后為大”而將“百年屈辱”拋在了腦后———在增速高出愛爾蘭同期1.74倍、9.51個千分點的情況下還要放棄計劃生育。《大國空巢》是一本“拾荒集”而非值得力鼎，“不能不讀的人口學經典”。如果中華民族要由易富賢這樣的博士來“拯救”，那她的國民的“智商”就堪憂了

2.“言者有責”、“任其責”和“味同嚼蠟”的作品“言者無罪”但“言者有責”，在指責別人制造“人口爆炸”假象、“緊急避險”理論“綁架”民眾、決策層而“誤國”而須“任其責”[1]128，聯合國人口基金需要承擔歷史責任———20世紀面臨的是人口爆炸和經濟繁榮，21世紀面臨的是人口坍塌和經濟衰退[1]22而“殺氣騰騰”來“興師問罪”的同時，作者自己是否也應對給計劃生育“潑臟水”，為“潑臟水”而對事、對人、對國際機構的一系列污蔑，和自殺性的人口擴張之議“任其責”？人口決策涉及廣泛領域而既需有生態學、地理學、環境學、人口學、物理學、熱力學、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哲學等多學科的綜合知識，也需要長時間的潛心研究方有發言權。顯然，從《大國空巢》中所展現的知識面、綜合能力看，作者是無法做到“言者有責”的。張敏才說他沒有資格研究人口問題和“業余速成的往往是劣質產品”[1]129（作者的“草率”和急于求成，可能同他對人口現狀達到“淚水長流”的“憂憤”[1]序言3有關），雖顯刻薄卻也中肯。數量原理表明，事物的質量（品質）與變化的速度反相關：極緩慢的結晶方能生成晶瑩剔透的“鉆石”；粒子的快速結晶只能生成美麗但一見陽光就化的“雪花”，速生的楊樹只能做“劈材”，“流水線”上的雞則“味同嚼蠟”[3]141-144。

3.不值一讀而讀，不值一批而批：“鐘馗打鬼”和“正視聽”6年前（2007年11月），在香港機場的書店里瀏覽了《大國空巢》的香港版。感到盡屬攻擊計劃生育的“老生常談”而給人以“拾人牙慧”之感，是一本“不值一讀，不值一批”———浪費時間而既無所獲，又徒添不快———的書而未買。即使如此，在計劃生育侵犯人權的討論中[6]181-182也有所涉及：“一些中國人現在申請移民到美國避難，理由是基本的人權即自由生殖權在中國得不到充分認可。他們現在想在美國實現生殖自由”；“對人權的侵犯（大部分同生育無關）應該受到批評，但人權的話題常常被用來回避人口控制本身的必要性。顯然，不存在任何可以選擇出生在一個人口不過剩的國家的人權。如果意識到這樣一種權利，將意味著承擔不使國家人口過剩的責任”（美，赫爾曼•E•戴利）。20世紀初，一位受到政治迫害的科學家對勸他離開美國的朋友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他媽的，誰讓我是美國人”———不知道一些以“生孩子”為由申請移民美國的中國人，對戴利和這位科學家的話作何感想？一些人不僅為生孩子（也許只是托詞）離開了自己的祖國，而且還“得了便宜又賣乖”，在人口控制的后果（如人口老化）和所謂的計劃生育人權問題上，（像《大國空巢》的作者那樣）對之進行攻擊（無知的胡說）。《大國空巢》在大陸的出版，是否意味著有人要效法“鐘馗打鬼”的故事，用《大國空巢》這塊“磚”，“砸”大陸“計劃生育”／“基本國策”這個“鬼”。作為中國計劃生育忠實支持者起而“正視聽”，即是筆者對《大國空巢》“不值一讀而讀，不值一批而批”的個中原委———時過6年，在友人相邀下買了、讀了《大國空巢》并寫下這篇批判文章。

作者：原華榮 單位：浙江大學中國西部發展研究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非傳統安全與和平發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