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圖書館事業的成長與蛻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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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時期，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勃然而興，究其主要原因，一則是受到西方公共圖書理念的影響，二則源于晚清圖書館事業發展的現實需求。而且隨著該時期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其發展速度呈現出加速化態勢，其發展類型也呈現出多樣化面貌。與此同時，晚清圖書館事業還在傳播西學、培養新式人才、保護文化遺產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給當下我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帶來了一定的啟示。

關鍵詞:晚清時期;圖書館;西學;鄭觀應

我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發韌于晚清時期，是在“歐風美雨”的沐浴下，人們逐步適應社會的現實需要，并立足傳統藏書樓的基礎之上，借鑒西方較為前衛的藏書理念與技術的前提下勃然而興的產物。但目前學界關于晚清圖書館事業出現的微觀原因、發展概況及所引發的社會效應等相關問題的研究頗為匱乏，僅有章良、何霞雯的《淺談中國晚清時期圖書館事業發展》［1］和沈占云的《中國公共圖書館與圖書館學起源的探索之旅———讀〈晚清圖書館學術思想史〉之感想》［2］等有限研究略有觸及，而且僅僅是觸及到晚清圖書館事業發展的大致面貌，而對該時期圖書館事業出現的原因、發展的概況及產生的歷史意義等系統性研究還較為匱乏，有鑒于此，筆者在重新梳理相關史料的基礎上書寫拙文，以期待相關研究不斷走向深入。

一、晚清圖書館事業出現及發展的原因

近代圖書館事業之所以出現于晚清時期是有其歷史原因的。這期間，既有西方公共圖書館理念的外因影響，亦有中國近代有識之士對圖書館事業的默默付出。正是在這種內外因的共同作用下，才使近代圖書館事業在晚清時期萌芽并迅速成長，具體原因如下。

第一，西學東漸下的西方公共圖書館理念的滲透與沖擊。自鴉片戰爭以來，清政府國門洞開，中國自此開啟了近代化學習的進程。在近代化的過程中清政府不僅通過“西學東漸”這種帶有嘗試性的方式學習到了大量西方的科學技術，而且在此過程中，近代的公共圖書館理念也得到廣泛傳播。回顧歷史，西方公共圖書館理念很早就被中國知識分子所認可，其中首推鴉片戰爭后的林則徐和魏源，前者是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第一人”，后者所編寫的《海國圖志》對近代西學的傳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推動作用。盡管此二人對西方和西學的認識還比較粗淺和模糊，但其著作中均對西方圖書館事業有不少提及，亦使國人對西人圖書館增添了較多輪廓化的了解。隨著西學傳播速度的加快和西方民主思想的廣泛傳入，西方的公共圖書館理念也開始在晚清時期迅速推廣。同時，在和清末新政等政治運動中，國人所學習到的許多西方先進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先進理念開始被付諸實施。不管是近代藏書樓的誕生，還是“歐風美雨”下圖書館事業的振興，“西學東漸”一直是催生晚清圖書館事業出現并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影響下，西方先進的圖書館學思想和圖書貯藏技術均對晚清圖書館事業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從晚清圖書館學術史的發展歷程看，“維新時期是西方公共圖書館理念開始廣泛傳入我國的一個重要時期，而清末新政時期則是西方系統性的圖書館學術思想傳入我國以及晚清‘公共圖書館運動’興起的過渡時期，與此同時，這兩個時期也正是中國古代藏書事業走向衰落和近代圖書館事業興起的關鍵時期”［3］。足見，晚清圖書館事業的興起和“西學東漸”下的西方公共圖書館理念的滲透與沖擊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第二，晚清開明官吏和有識之士的提倡和支持，推動了晚清圖書館事業的出現。從早期的林、魏開始，無數的開明官吏和兼備新思想的開明人士紛紛在晚清時期提出了發展圖書館事業的主張，而且他們為此積極地付諸于實踐，并滿懷希望地將這種西方圖書理念發展為國人自己的圖書事業。如果說林、魏二人開啟了介紹西方公共圖書理念的先河，讓國人開始初步了解西方圖書館事業的話，那么之后的改良主義者鄭觀應、王韜則是推動晚清圖書館事業發展的奠基人。鄭觀應曾在他的著作《盛世危言》中極為細致地介紹了西方諸國圖書館的開辦和藏書狀況，他認為過去“中華海內之藏書家，指不勝屈，然子孫后代未必能讀，戚友無由觀，或鼠嚙蠹蝕而壞，或厄于水火之中，則私而不公也”［4］。同時他還認為“自中國都于四庫外，鎮、揚、杭三閣早付于劫灰，而家藏最富者，如昆山徐氏之傳是樓……所藏典籍，宏富異常，而自兵燹以來，半歸于散佚。獨是中國，雖幅員廣大，人民眾多，而藏書僅此數處，何以遍惠士林”［5］。因而他主張“宜飭各省督撫于各廳、州、縣分設書院，購中外有用之書，藏貯其中，派員專管。無論寒儒博士，即可遍讀群書”［6］。和鄭觀應同時期的王韜，在經過對傳統意義上的私人藏書樓和西式圖書館的優劣進行了細致對比后，他也極力贊同西方的公共圖書理念，并認為“若私家之書積自于一人，而其子孫或不能守，故每嘆聚之艱而散之易也。若能卒于公，則日見其多，而無虞其散矣。又世之席豐履厚者，雖競講搜求，而珍本奇編一入其門，而不可復見，且牙簽玉軸觸手若新，是亦僅務其名而已”［7］。因而他提出了“藏書于私家，固不如藏書于公所”這一振聾發聵的時代吶喊［8］。縱觀鄭、王二人的言論，不難看出二人均承認傳統藏書樓和舊有藏書模式的弊端，并對西人的公共圖書理念深表認同。不僅如此，此二人還極力主張和呼吁國人也能建立自己的圖書館并發展自己的圖書館事業。受此二人的影響，其后的劉坤一、王文韶、康有為等人均在鄭、王二人的公共圖書思想的基礎上進行延伸和擴充，均為晚清圖書館事業的出現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由此可見，晚清開明官吏和人士的提倡和支持，對推動該時期圖書館事業發展所起到的作用是極為顯著的。

第三，和清末新政也對晚清圖書館事業的誕生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甲午之敗進一步加深了晚清的民族危機，在此危困局面之下，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人士掀起了一股百日維新的浪潮。在新政中，二人提出“教育救國”和“文化救國”的理念，并意圖將創辦新式圖書館作為教育改革和文化改良的重要內容付諸于實施。為此，梁啟超還不斷在維新派的輿論陣地《時務報》中多次提及創辦公共圖書館的必要性，并指出應在此方面積極效法西方，因為“泰西教育人才之道，計有三事為重，曰新聞館、曰學校、曰書籍館”［9］。由此，二人極力主張變法新政的開展應以“泰西”為樣板，尤其是在事關教育事業發展中的學校和公共圖書館更是不可或缺的必備元素。而且在新政中康、梁給光緒帝的奏折里亦不乏大量關于設立公共圖書館的設想，而且這種“大膽”的設想很快被付諸于實踐。在具體的公共圖書館創辦的實踐活動中，如1895年維新派創立的強學會中就設立了一所藏書樓，即小型圖書館，該館可謂是對近代早期圖書館事業發展的有力見證。三年后，在光緒帝頒布的“定國是詔”中還曾明確提到可以“設立譯書局、編譯局，允準自由開設報館、學會”［10］。新政條文中雖未明確提出建設圖書館的具體條令，但上述決策卻為維新派發展公共圖書事業提供了極好的政策支持。此后，由于各省強學會分支機構的相繼建立，附屬而設的公共藏書樓也紛紛建立了起來。盡管最終維新變法歸于失敗，但其對公共圖書理念的傳播以及對晚清圖書館事業的豐富設想，均為近代圖書館事業的發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啟蒙作用。如果說維新時期公共藏書樓的創辦算是晚清圖書館事業實踐探索中的啟蒙的話，那么清末新政則是晚清圖書館事業獲得進一步發展的新契機。

新政期間，開明官吏李端棻就曾向清政府建議廣泛設立藏書樓，并極力主張擴大藏書樓貯藏圖書以及為時政服務的現實功用，他多次上疏言道:“自京師及十八行省會咸設大書樓后，調殿版及官書局所刻之書籍，暨同文館、制造局所譯西書，按部分送各省以實之。其或有切用之書，為民間刻本官局所無者，開列清單，訪書價值，徐行購補。”［11］在具體管理上他主張“妥定章程，許人入樓觀書，由地方擇好學解事之人經理其事”［12］。可見，李端棻無論是在藏書樓圖書采購上，抑或是藏書樓的日常運營和管理上均具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加之當時其本人官至禮部尚書一職，教育事務原本為其主要監管業務，因而他對創辦新式藏書樓有著更多的話語權，又因其身處統治集團內部，所以其發展公共圖書事業的主張更易于被統治集團所采納，這無疑對晚清圖書館事業的發展起到了良好的促進作用。自李端棻之后，1903年清末官吏徐樹蘭仿效西方圖書館的相關章程和管理辦法創辦了近代知名的“古越藏書樓”，它是我國圖書館史上最早對公眾開放、第一家具有近代公共圖書館特征的新式藏書樓，它的出現宣告了晚清圖書館事業的正式起步。故此，在時代和公共圖書事業發展現實訴求的呼喚下，終于在1906年10月27日清政府下發的新政政令中開始明確提出“命各省設圖書館、博物館等”相關的政府決策［13］。此后，我國的圖書館事業才開始走向快速發展的軌道上來，并迎來了近代圖書館事業發展的首個春天。綜上，在晚清時期，走向世界，走向文明，尋求出路，是那個特殊時代賦予國人的歷史使命。晚清藏書樓轉變為公共圖書館是近代圖書館事業發展過程中的一次革命性轉變。“西學東漸”下西方公共圖書館觀念的傳播則是促成這一根本轉折的重要條件。而中國思想先進的知識分子的極力提倡與支持，及晚清政治運動中的具體實踐活動，則對該時期圖書館事業的產生和發展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

二、晚清圖書館事業發展的整體面貌

自晚清政府開埠通商以來，隨著西方公共圖書理念的傳播，尤其是在飽含西學理念的有識之士的大力倡導和宣傳之下，直到清末我國圖書館事業方才以“步履蹣跚”的姿態真正起步并獲得了一定的發展成果。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古越藏書樓”就是近代真正意義上的公共圖書館，正如前文所述，它的出現標志著我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正式起步。當然這項新興事業的突然出現并非是一蹴而就的，早在1895年出現在天津的“北洋西學堂藏書樓”就已經開始了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萌芽。足見，清末圖書館事業的起步和發展是在無數前人的不懈努力和積累下才逐步實現的。從晚清政府開埠通商至清政府覆亡的這60多年間，晚清圖書館事業呈現出一個急速上升的發展態勢，且出現過類型各異的圖書館形式，具體有如下幾類。

第一，學校圖書館。該類圖書館多開辦于晚清的西式學堂之中，讀者也大多以學校師生為主，雖算不上是面向全體公眾開放的“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圖書館，但無疑已是近代早期新式圖書館中的典型代表和晚清圖書館發展歷程中的見證與縮影。最知名的學校圖書館當屬前文提到的“北洋西學堂藏書樓”和清末新政中開辦的“京師大學堂藏書樓”，二者雖名曰“藏書樓”，但卻早已具備了和現代圖書館一般無二的管理制度、貯藏手段、文化傳播等必備要素，所以將其歸為近代意義上的圖書館是毫無爭議的。當然，更早的學校圖書館當屬教會學堂中出現的西式藏書樓。言至于此，我們不能否認，早期的傳教士群體曾為我國圖書館事業的萌芽播撒過啟蒙的種子，如“日本長崎訪事友人云，俄人近在海參崴設立東洋學校，所定課程計分四則……另設圖書館，收藏書籍二千八百四十四部，以購自中日兩國者為多”［14］。諸如此類設于西人學堂中的圖書館在當時的數量是極多的。當然，國人自己開辦的學校中此種類型的圖書館也不乏少數，如“侍郎沈家本等，奏浙江故紳郎中沈耀勛獨捐巨資擬建工藝學堂圖書館懇飭立案一折，著照所請學部知道”［15］。足見，晚清的士紳階層已經開始通過發展職業教育事業的方式建立了一些新式圖書館，這些均在客觀上推動了我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快速發展。另外，清政府還對開辦的學校圖書館進行了嚴格的管理，如“學部設藝師為奏補官，承尚書侍郎之命，掌籌畫學部，直轄各學堂圖書館、博物館等之建造營繕，并考核全國學堂圖書館等之經營建造是否合度，其額缺由學部尚書同侍郎酌定咨送閣議決定”［16］。足見，如此嚴密、系統的管理制度不僅奠定了我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發展的制度基礎，更對當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提供了部門“專人專管”和職員“定期考核”的經驗借鑒。

第二，專門圖書館。所謂專門圖書館，是指受專業學科限制而服務于特定讀者的圖書館，這類圖書館多為政府工作人員或特定行業工作人員而設立。例如，1905年，袁世凱在天津設立的工藝總局“附設藏書室，儲古今有用各書為參考之用”［17］。該藏書室即是近代中國較早的專業圖書館之一，其目的正是為天津工藝局人員查閱相關技術資料，提升技術人員的專業技術水準和服務于工藝局職員的日常閱讀而設立，可謂是近代專門圖書館類別中的典型代表。另外，1906年成立的郵傳部附屬圖書館也是十分知名的專門圖書館，其所藏書籍大多和郵電、船政等相關的郵政業務緊密相關，其讀者也均為郵傳部的工作人員。開放期間，該圖書館還曾懇請中國駐海外諸國大使館官員購買各國與郵政相關的珍貴圖書，以供學習西人郵傳事務之用［18］157。又如，1910年，晚清民政部奏請成立圖志部，專門搜集圖籍方志，以備續修官方圖書《大清一統志》［18］157。此外，清末資政院秘書廳為了政務需要也曾設立過圖書室，如“資政院秘書廳附設圖書室一所，掌收藏一切書籍之事，圖書室設管理員一人，即以秘書官兼充”［19］。可見，清末的資政院不僅有設立小型圖書館的史實，且在日常管理上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綜上，晚清的專門圖書館數量較多，在此筆者不再逐一列舉，故論其對晚清圖書館事業發展的闡釋作用筆者認為已足夠充分。

第三，城市公共圖書館。這類圖書館最早出現在沿海租界城市之中，而國人最早開辦該類別的圖書館則相對遲緩。最早的一批當屬1905年開辦的湖南圖書館和湖北圖書館。1905年，東三省總督徐世昌、黑龍江巡撫周樹模奏建于黑龍江建設圖書館。清末的最后十年里，是晚清公共圖書館發展的一個黃金時期，在這段時間中很多省份都相繼建立了公共圖書館，據統計，截止到清政府覆亡時全國已有近20多所國人開辦的公共圖書館［18］157。這些城市公共圖書館面向社會公眾開放，既克服了學校圖書館僅向師生群體開放的局限性，也解決了專業圖書館那般僅向專門群體開放的狹隘性。城市公共圖書館的設立，讓普羅大眾均能走進圖書館去享受知識文化的精美“大餐”和接受西方先進思想文化的精神“洗禮”，所以它不僅在某種程度上直接加速了晚清圖書館事業的發展，而且還促進了西方先進文化、思想的廣泛傳播，更對晚清甚至整個近代的民眾起到了“開民心”“啟民智”的深遠時代意義。綜上，盡管晚清圖書館事業發展速度較快且類型多樣，但從歷史的動態視角來評價一個處在“風雨飄搖”時代下的圖書館事業的話，晚清圖書館事業的發展無疑僅是近代圖書館事業發展中的一個雛形而已。盡管如此，晚清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已在近代圖書館事業發展史上實現了未曾有過的跨越。主要表現在它與傳統藏書樓相比所突顯出的進步性上，具體表現如下。首先，圖書貯藏的功能趨于實用化。晚清之前的傳統藏書樓僅僅是為藏書而藏書。以清代的文淵閣為例，其作為皇家藏書樓，內部藏書廣泛且豐富自不言而喻，但就其對外開放度和讀者的群體數量上，乃至圖書的利用率上而言，則遠無法同清末開放式的公共圖書館相提并論。

反觀晚清新式圖書館，自其出現之后，始終本著為用書而藏書的目的，不僅發揮著貯藏圖書的傳統功能，更使中國近代的傳統藏書事業逐步告別“私人書庫”“秘而不宣”的畸形發展狀態，使其日益朝著公共圖書資源共享的方向發展。例如，1898年擬辦的京師大學堂藏書樓，就本著“學者應讀之書甚多，一人之力必不能盡購……京師大學堂為各省表率，體制尤當崇閎。今設一大藏書樓，廣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瀏覽，以廣天下風氣”而創辦［20］。足見，晚清新式圖書館相比舊式傳統藏書樓而言不僅有著更高的開放度，而且在圖書的使用方向上更明確、更全面、更實用。再如，1910年晚清學部出臺的《京師及各省圖書館通行章程》中也曾明確提到，建立圖書館的主要目的便是“保存國粹，造就通才，以備碩學專家研究學藝，學生士人檢閱考證之用”［21］。毫無疑問，這使得清末圖書館中圖書資源的利用效率和共享程度大大提高，相對于傳統藏書樓而言這是不容否認的時代進步。其次，改良了圖書的分類方法。傳統藏書樓往往沿用過去經、史、子、集為基本框架的四部分類法。但事實上隨著近代“西學東漸”風潮的盛行，大量的西方珍貴書籍源源不斷地出現，在汗牛充棟且中西方特點各異的圖書類型中，傳統藏書樓的圖書分類方法遠不能高效地解決巨量圖書的分類需求。所以，圖書分類方法的改革成為晚清圖書館事業發展中的時代呼喚，同時也是該時期圖書館事業獲得進一步發展的必然要求。為此，早在維新時期，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派在針對教育問題開展大膽改革時，還曾特意借鑒了西方的圖書分類方法，并對晚清“老式”的圖書分類方法進行了積極的改良。例如，1896年康有為連篇發表在《時務報》上的《日本數目志》中，將其所知道的日本新書，分門別類，予以排列。全書除序言外，又分為生理、美術、法律、宗教、圖史、商業、理學、政治、農業、工業、教育、文字、文學、小說、兵書等，多達十五門［22］。當然，康有為這樣做絕非僅僅是為了開列新書及其價目，而是想借此發表自己的政治見解，以為其推行變法新政之目的而服務，并最終實現其政治抱負，縱然事出有因，但客觀上卻將這種西式圖書分類方法引入了我國。繼其之后，梁啟超又如法炮制，在《時務報》上連篇發表圖書分類的諸多觀點，并于后來整理出版了《西學書目表》一書。在該書中梁啟超將二十多年來國人所譯出的圖書進行了重新歸類，將其分為學、政、教三大類，除宗教類書籍外，其他兩類均逐一開列，分成上中下三卷。

學類卷為上卷，被稱為“西學諸書”，包括自然科學諸科;政類卷為中卷，被稱為“西政諸書”，包括政法、史志、農工商政、軍事諸科;教類卷為下卷，稱之為“雜類之書”，包括教育、議論、報章、自然科學概論、游記和無可歸類之書［23］。由此可見，在康、梁的積極推動之下，晚清圖書分類方法得到了一定改良，自此之后，國內很多圖書館的圖書分類均以康、梁二人的改革內容為模板，并不斷以此為基礎對圖書分類方法進行反復“錘煉”，最終使得晚清的圖書分類日益擺脫傳統“四部”式分類法的巨大缺陷，使得晚清圖書分類方法日趨近代化，這在無形中也加速了晚清圖書館事業的進一步發展。最后，傳統的藏書結構也開始走向“更新換代”。該時期的藏書結構相比傳統藏書樓而言也有極大的改善。仍以維新派為例，隨著新書、西書的日益增多，維新時期所開辦的各類新式藏書樓的藏書結構早已不再囿于傳統的“四部”藏書結構，而是朝著圖書類型多樣化的方向發展。為此，梁啟超在呈送光緒皇帝的《變法通議》中，曾鮮明地指出“咨官局書籍，概提合分以備儲藏;盡購已翻西書，收庋會中，以便借讀;擇購西文各書，分門別類，以資翻譯;廣翻地球各報、布散行省，以新耳目;精收中外地圖，懸張會堂，以備瀏覽”［24］。由此可見，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人士，他們的文獻收藏思想，主要側重于引進西方學術圖書的原著、報刊和地圖，以及翻譯西方學術作品，當然其中不乏宣傳西方思想、喚起民眾、改革政治的意圖。另外，在具體的藏書實踐上，于1904年建成，館藏7萬多卷，由晚清官吏徐樹蘭所開辦的近代最早圖書館之一的“古越藏書樓”就曾仿照東西各國圖書館章程，明文規定其藏書的宗旨是“一曰存古，一曰開新”，他認為“學問必求貫通。何以謂之貫通，博學之古今中外是也。往者士夫之弊，在詳古略今;現在士夫之弊，漸趨于尚今蔑古。其實不談古籍無從考政治學術之沿革;不得今籍，無以啟借鑒變通之途徑”［25］。以上足以證實，在晚清圖書館事業的起步和發展過程中已經開始貫徹中西書籍兼收的原則，并逐步打破傳統“四部”藏書體系對圖書館事業發展的種種羈絆，使得一種多元化、高效化的藏書體系逐步開始形成，并日益向近代圖書館事業發展中藏書結構的主流方向邁進。

三、晚清圖書館事業發展的時代意義

盡管，晚清圖書館事業相比西方而言起步時間較晚且基礎薄弱，但其諸多方面所發揮的歷史作用上依然不容小覷，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為當下我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參考經驗。該時期圖書館事業從無到有的跨越式發展，彌補了之前我國圖書館事業發展史上近乎空白的歷史。這一時期，不僅有幾十所類型各異的圖書館相繼問世，而且在圖書的共享度上，圖書的分類方法和藏書結構上，乃至圖書館的各項管理制度上，都為后來我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以供借鑒。例如，在晚清圖書館的開放度上，就曾擴大閱讀群體的范圍，讀者不再僅限于廣大知識分子，而是普遍向社會公眾開放。如維新時期的金陵勸學會圖書館就鑒于“寒士子，筆研耕耘，僅堪糊口，無力購買書籍”的窘迫現實［26］13，曾“邀集同志多人，每人各出鷹洋十元，湊成巨款，購買中西有用之書，藏于公所”［26］103。足見，該館在方便讀者閱讀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而最具代表性的是湖南的南學會藏書處，其管理方法亦吸收了西方圖書館管理和運營理念的“精髓”。為方便更多讀者到圖書館閱覽，該館在《湘報》上公開宣布向全體讀者開放，并明確規定每天上午十點到下午四點為準時開放時間，而且還為終日留館閱覽者提供一定的伙食服務，以此來保證讀者有更加充裕的閱覽時間［27］。綜上可見，晚清有志之士在創辦圖書館的實踐中，曾借鑒了東西方各國圖書館的管理方式，積累了許多寶貴的辦館經驗，特別是在服務對象、服務方式以及藏書的組織管理等方面頗有建樹，這些經驗的積攢均對我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興起與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些遍及全國的“新式”書藏和書樓，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藏書傳統，在運營理念上變重藏輕用為流通應用，而且還極為注重兼備西學新書和眾多報刊這種與時俱進的發展特色。這些“新式”圖書館的大批涌現，無疑成為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起步與發展的先聲，更為我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其次，加速了西方先進文化在近代中國的廣泛傳播。毫無疑問，近代有識之士普遍通過“西學”來宣傳自己的救國理念和政治主張，并將其視為改良腐朽中國的主要途徑，尤其是改良主義者對此極為熱衷。例如，強學會藏書處剛剛建立，就開始仿照西方圖書館對廣大公眾開放，并宣揚以普及西學和啟迪民智為目標。維新派為了使公眾了解并充分利用新式圖書館，他們還四處宣傳，并邀人上門來看書、借書。他們還曾明確提出“置備圖書儀器，邀人來觀，冀輸入世界知識于國民”并且一致認為“廣藏群書入文明，于勸學育才，大有裨益”［18－29］。為此，他們編制各種西學書目，引導讀者讀西書，研究西學，以圖自強自立。由此，在近代圖書館事業發展史上出現了一場借助圖書館事業而為社會變革服務的重新學、重西書運動。無疑，這種對傳播知識、開發民智的一片熱忱，是極為令人感動的。

除維新派之外，晚清的官辦圖書館和其它性質的圖書館都收入了大量的“西學”圖書，這些圖書絕大部分在后來都面向公眾開放，隨著西學的廣泛傳播，也使得圖書館不僅成為西方先進科學文化的重要傳播場所，而且也發揮了圖書館在“開民心”“啟民智”過程中的引領作用。再次，對“新思想”“新理念”人才的培育發揮了重要作用。晚清圖書館事業起步伊始，就曾日漸發揮其教育功能。如汪康年在1896年的《時務報》上就曾撰文指出:“論今日振興之策，首推育人才，而育人才則必新學術，新學術則必改當下之科舉，設立新式學堂、定學會、建藏書樓。”［30］足見，汪康年對圖書館培育中華英才作用的重視。而在此之前，康、梁于“公車上書”中就曾向光緒帝明確提到，創辦圖書館主要是為了“開民智也亦廣矣”的改革訴求［31］，這就為新式人才的培育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礎。此后，為了適應讀者新的需求，當時許多圖書館均擴大了館藏，并且注重收集專業期刊雜志等含有大量新思想、新知識的圖書資料。除此之外，各大圖書館還增加了圖書宣傳活動，更有不少圖書館利用演講等活動主動吸納知識青年來館閱讀，進一步發揮了圖書館在人才培育上的引導作用。晚清時期西式學堂畢竟有限，這極大地阻礙了西學的傳播和西式人才的培育，而晚清圖書館所具備的社會教育功能則大大彌補了學校教育的不足。正如梁啟超所說:“圖書館使凡青年志士，有不受教育者，得知識之利也;圖書館有不知不覺養成人才之利也。”［32］以上足見，雖非常規教育機構，但晚清圖書館在新式人才培養上所發揮的作用依然不容忽視。最后，晚清圖書館收藏了大量的珍貴圖書，且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遺產。自晚清以來，新式圖書館始終在保存圖書文化遺產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為此，晚清很多圖書館曾廣泛搜集并收藏了各種珍貴的圖書典籍，很多藏書的質量都是極高的。例如，晚清廣東著名藏書家梁鼎芬，就曾是光緒末年積極倡導建立公共圖書館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晚清廣雅書院中所設立的“冠冕樓”就是由他一手創辦的。在其晚年他曾多次捐出部分自己的私人藏書，尤其是在1910年，在梁鼎芬的垂暮之年，他還曾多次發動親友為京師諸多學堂捐書多達兩萬余卷。更于1911年，他又在廣州開辦了“梁祠圖書館”，并將自己和社會所捐私人藏書投放其中，以供當地學生使用。梁過世以后，其家人遵循其遺囑，將“梁祠圖書館”中的600余箱圖書資料以及原藏于光緒陵園中的20余箱珍貴書籍，全部無償捐贈給了廣東某圖書館［33］。這些極為珍貴的典籍都在圖書館內的特藏書庫被妥善保管，就其價值來說均是不可多得的寶貴文獻。后來的中華大地雖飽經戰亂，但幸運的是這些珍貴文獻大部分都保存到了新中國成立，并在建國后的學術研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足見，晚清圖書館在保存中華傳統文化遺產過程中曾發揮過重要作用。

四、結語

綜上可知，晚清時期在“西學東漸”的影響下，西方公共圖書理念不斷的滲透與沖擊為晚清圖書館事業的出現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礎。在晚清開明官吏和人士的提倡與支持下，很多開明人士逐步展開創辦圖書館的實踐活動。之后的和清末新政則更是對晚清圖書館事業的誕生和發展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雖然，晚清時期中國圖書館事業剛處于萌芽和起步階段，但依然取得了跨越性發展。就其數量來說在不斷的與日俱增，就其種類而言更是類型各異，不僅有學校圖書館、專門圖書館，亦有數量較多的城市公共圖書館等多個類別。究其發展的原因來說，源于晚清新式圖書館自身存在著諸多優勢:它將貯藏圖書實用化，并且進化了圖書的分類方法，進而又優化了傳統的藏書結構。除此之外，晚清圖書館在傳播知識、培育“新式”人才和保護傳統文化遺產等諸多方面均曾發揮過重要作用。縱觀整個晚清，圖書館事業的發展雖然有限，但該時期還是取得了不少在優化圖書分類、進化藏書結構、規范日常管理等諸多方面的成果。回顧歷史，我們不能否認更無法回避這樣一個客觀事實，即晚清圖書館事業“成長”與“蛻變”確實為我國圖書館事業日后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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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中陽 單位：南開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