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發展視角下的民族心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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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民族心理學研究在不斷深入，但如何從發展的視角對民族心理進行考察尚有待探討。民族心理對文化實踐的依賴性決定了在對應研究中需要綜合考慮宏觀演化和微觀發展兩個層面的影響。在該框架下，厘清民族心理的概念，對民族心理產生的生態環境和文化實踐背景進行剖析，探索其可能具有的基因基礎，對于了解民族心理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而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囿于目前主流心理學內容框架多基于多數群體，在研究方法的選擇和研究結果的解釋上需要相對謹慎。

［關鍵詞］民族心理;發展;演化;基因;文化

隨著心理學研究的不斷深入，學科分支越來越細，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隨之增多。［1］從發展的視角來看，任何個體或群體所具有的心理特征和行為都有一個發展的過程，涉及到種系發生和個體發生兩個層面。種系發生的思路幫助我們從群體視角了解為什么特定民族心理會產生;個體發生的思路則有助于我們了解從嬰兒到成人特定民族心理的變化過程。目前，國內尚少有研究從發展視角對民族心理進行探討，因此本研究擬通過梳理與民族心理種系發生和個體發生有關的間接證據，從發展的視角對民族心理進行研究，希望“拋磚引玉”，為這方面研究提供些許助益。

一、民族心理的內涵

民族心理，顧名思義就是包含民族屬性的心理過程和現象，雖然不同研究者對其有不同的理解，但大都認同其涵蓋了民族認同和民族意識。［2－5］而談及民族心理，不可回避的就是馮特與他的《民族心理學》①。國內研究者一般認為，《民族心理學》一書是心理學領域民族研究的開端。［4，6］而從心理學學科研究的角度來看，進行民族心理研究首先要解決基本概念的問題，其中關鍵在于理解“民族”的內涵。關于這一點，相對確定的是其指代依據某些線索劃分的群體，但在劃分標準方面卻并不是那么明確。下面我們綜合地看一下這些劃分標準。在英文中，用來表示民族的詞匯有race、ethni-calgroup、population、ethnicity和nation。其中，race和ethnicalgroup更多地強調該構念的生物屬性，如膚色和面部特征等表型(phenotype)以及共同血統;［7－8］population、ethnicity和nation則更多地強調該構念的社會屬性，如語言、服裝、習俗、政治訴求等文化成分。［9－10］在中文中，關于民族一詞的產生有不同的說法。有研究者認為，其是19世紀末傳入中國的外來詞;也有研究者認為，其是中國的本土詞，最早見于南朝宋齊時期道士顧歡的《夷夏論》:“今諸華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民族弗革”，系指國人的族屬未變，而所謂族屬即華、夷之分)。［11］無論起源如何，可以看出該概念在中文中有很強的政治屬性。而解放后我國56個民族的認定則進一步顯示了文化習俗在其間扮演的重要角色。綜合上面的分析，民族或其代表的實質含義可以從詞匯學中抽離出來，即一種基于祖先、基因表型、語言、文化符號及習俗劃定的人群分類。在下面的論述中，我們對民族的指代將主要基于此內涵。這樣分析，民族心理研究便包括了三個方面:(1)針對攜帶特定特征人群所具有的一般心理和行為進行研究;(2)針對具有特定特征人群的特定特征背后的心理機制進行研究;(3)對比具有不同特征的群體的心理和行為差異，揭示這種差異心理或行為背后產生的運行機制。

二、民族心理的演化分析

從演化的角度來看，民族心理的產生與個體生存所處的周圍生態環境(如覓食環境)及文化實踐密不可分。就生態環境而言，在農耕社會中對不同物種的種植這一簡單線索就可能導致不同民族心理的產生，如種植大米和種植小麥需要不同的勞作程度，從而導致社會合作程度的不同，也進一步導致了人們認知方式與思維方式的不同。同時，這類實踐也會影響人們的社會習俗等文化符號，而這類文化符號對人們心理的塑造起到一定的調控作用。［12－13］此外，這種條件下如果有適宜的生態區隔，就很可能導致其形成的心理固化，表現為特異性的民族心理。就文化實踐的影響而言，我們知道人類認知的形成同周圍的環境刺激有著密切聯系?，F在一般認為，人類大腦中存在著對應的模塊負責加工特定刺激，如面孔、蛇這類生態效價較高的刺激。［14－15］在不同的生態環境下，個體面臨不同的生態威脅，會導致我們產生不同類型的環境敬畏。而同環境敬畏相連的一類刺激隨著經驗的累積，就會變成一種可以影響個體認知加工的文化性刺激(如圖騰)，這就進一步導致了生活習俗的不同，［16］進而影響民族心理的塑造(參見下圖)。其實，在現實中生態環境和文化實踐往往密切相連，生態環境影響著文化實踐的類型，文化產物也往往離不開特定的生態環境背景。從這個層面來說，在研究民族心理演化的過程中，要綜合考慮對應群體所處地域生態背景及文化實踐，樹立一個綜合分析的思路。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生態環境的影響，還是文化實踐的作用，其間都可能伴隨著大腦作用機制或連接方式的改變。然而，由于認知神經科學的興起相對較晚，西方有關民族心理的研究又大多集中于不同種族，而種族方面的心理差異研究又是一個極為敏感的話題，所以關于不同民族腦機制方面可能存在的差異的研究一直很少。但不可否認，心理的腦機制的探討對于理解不同民族心理差異的深層基礎機制有著必不可少的作用，這由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神經科學領域的研究者開始著手通過神經指標(neurosciencemarker)預測現實復雜行為的探索可見一斑。［17］

三、民族心理的遺傳

基礎人類心理的形成是生理與環境共同作用的產物。不同的文化習俗很大程度上限定了不同的民族，同時也影響了不同民族心理的產生，這是環境對民族心理影響的一個重要方面。另一方面，環境也影響著我們生理方面的變化，而這種變化進一步影響著我們的心理運作。依據文化—基因協同演化假設，［18］文化實踐本身也會在某種程度上導致個體生物學特征的變化，如伴隨文化產生的基因型的變化，如因飲用牛奶這類文化實踐導致的乳糖耐受突變等。［19］人類的基因型與人類心理又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20－22］目前，雖然幾乎沒有文化心理基因基礎方面的研究，但已經有很多研究在探討不同民族可能具有的基因型差異，這些研究為我們了解民族心理的基因基礎提供了資料數據。Lewontin發現，民族內部的變異可以解釋人群基因總變異的85%，民族間的變異僅可以解釋6.3%，［23］提示相較同一民族內部成員存在的基因差異，民族間的基因差異要小很多，而這一結果也被諸多后續研究驗證。［24－25］但小的差異并不代表沒有差異，如一些疾病在某些民族中往往有更高的患病可能性(e．g．，鐮狀細胞貧血)，而其原因可以歸咎于某些特定的基因變異。［26］Banda等人測量了美國加州103006名被試的基因結構，其中這些被試分屬于7個大類民族(東亞群體、太平洋島嶼群體、拉美群體、非裔群體、歐裔群體、南亞群體、美國原住民)，結果發現這些民族都有特定的可以進行彼此區分的基因結構。［27］這些研究提示，不同民族在基因結構上是有一定區別的。針對國內研究，研究者同樣發現不同民族的個體在基因組結構上存在差異。康冰等人探討了不同民族12個群體(傣族、蒙古族、臺北人群、維吾爾族、吉林漢族、廣東漢族、甘肅漢族、青海漢族、山東漢族、江蘇漢族、中國西北部漢族、河南漢族)15個STR基因座的遺傳關系，發現吉林漢族、山東漢族、甘肅漢族、北方漢族、西北漢族和河南漢族聚為一類，遺傳距離接近;［28］相比而言，青海漢族、蒙古族、維吾爾族、傣族、廣東漢族與河南漢族人群的遺傳距離明顯增大，提示中國漢族人群STR基因頻率分布與地理距離呈平行關系，南北人群之間存在遺傳差異。梁祚仁則測量了廣西10個少數民族(侗族、苗族、壯族、瑤族、水族、仡佬族、仫佬族、京族、彝族、毛南族)Y染色體的17個STR基因座的遺傳多態性，發現不同民族在共享單倍型種類的個數方面存在著區別，提示10個少數民族間的遺傳變異較大，并且他們均與漢族存在明顯區別。［29］

此外，李林潔等人對貴州布依族、侗族和苗族個體攜帶的TTTY5、TSPY1、TSPY4基因拷貝數進行了多態分析，發現TTTY5、TSPY1及TSPY4基因拷貝數在這些民族的人群中分布不一，表現出不同的特點。［30］任光祥和余躍生進一步考察了貴州省土家族、亻革家人和白族人群耳垂的群體遺傳學特征，發現耳垂的遺傳性狀具有特異性，不同民族人群的耳垂遺傳性狀各不相同，存在民族差異。［31］任明等人則考察了青海漢、藏、蒙古族人群ACE基因插入/缺失(I/D)多態性，發現ACE基因I/D多態性具有明顯的民族差異。［32］上述研究顯示，不同民族在基因特征方面可能存在一定差異。而作為人類心理的發生基礎，基因特征方面的差異很可能導致心理差異的產生。值得注意的是，基于目前的已有研究，這兩者的直接關系尚不能確定。比如，遺傳學方面的研究表明，基因拷貝數的變異更多的是和人類的健康、疾病這些生理表現相連，如帕金森和唐氏綜合征的患病可能性。［33］而針對基因拷貝數的變異與心理成分之間的聯系，尚少有探討。可喜的是，相關研究為這種聯系的可能性提供了某些間接證據:研究發現，基因拷貝數的變異與認知發育遲滯［34－35］及自閉癥狀［36］存在相關，提示這類基因結構的差異在個體認知發展和社會性發展方面可能起到一定作用。此外，基因多態性還會影響個體發展過程中面對負性環境刺激表現出的心理彈性(resiliance)，而這種心理彈性在緩沖抑郁、問題行為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37］另一方面，心理學研究則更多的關注某一特定基因如OXTR、5－HT-TLPR、COMT和多巴胺基因在個體發展、心理理論、共情和親社會行為傾向等心理相關物上起到的作用，［38－42］但關于這些特定基因在不同民族群體中的異同的研究卻很少。Matthews和Butler發現，同新異尋求存在密切聯系的多巴胺受體基因D4的多態性在不同群體中存在差異(這里的“群體”依照人類演化過程及“走出非洲理論”中假定的非洲大草原的遷徙距離來劃分)。［43］Mrazek和合作者則直接考察了“松—緊”(tightness–loose-ness)文化②背后可能存在的基因基礎，發現5－HTTLPR等位基因的頻率與文化的“松—緊”得分呈顯著相關。［44］這些研究進一步為不同民族群體可能具有的在基因特征上的差異提供了支撐。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不同民族群體在基因結構特征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差異，但依照自然選擇理論和基因—文化協同演化假設，這里的差異更多源于對不同生存環境的適應，本身不具有好壞之分。而對不同民族群體心理特征基因基礎的揭示，對了解民族心理的分子生物學基礎及民族心理宏觀演化的生理基礎方面都將起到巨大作用。

四、民族心理的個體發生

不同民族往往伴隨不同的文化，這種文化可能是某種特定類型的實踐，也可以是某種現象，如宗教。發展心理學方面的研究提示，某一民族內部成員宗教信仰的傳承并不是生來具有的。Nyhof和Johnson通過對比不同文化下的兒童對上帝的理解發現，雖然兒童很早(4歲)就能理解上帝的概念，把其看作具有某種超越一般物體的物理屬性而被賦予某些超自然屬性，但到年齡大一些(7歲)，他們對上帝的理解才和其所處文化所認為的上帝的概念相一致，［45］提示個體對特定文化現象的理解存在一個發展的過程。其間，父母的示范、同輩群體的影響以及所處整體社會文化的浸染都在這個過程中扮演著重要作用，或通過社會學習，或通過日常生活中的強化，抑或直接的教育。［46］作為一般的文化性產物，不同民族具有的其他特異性習俗實踐或現象的傳承在個體層面可能也有著類似的機制。另一方面，如同前面提到的，民族心理的形成是生理與環境綜合作用的產物。以大學生為被試的研究發現，多巴胺受體基因DRD4的密度與更高的靈魂概念接受度(spiritualacceptance)和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相聯系。［47］另一項以青少年群體為被試的研究則發現，影響五羥色胺系統的某些基因多肽性(長5－HTTLPR等位基因和短AP－2雙等位基因)可以預測上述兩個變量。［48］此外，也有研究在成人被試身上發現唾液中催產素含量可以顯著預測個體的精神性(spiritual-ity)。［49］這些研究提示，某些個體對某些文化習俗內容(這里以宗教相關心理成分為例)可能具有相對更強的易感性。這樣，在生理與環境的交互影響下，群體特異性的民族心理得以發展。基于這樣一個發展的角度，民族心理的改變也成為可能。隨著全球化的加深，在中國更多的表現為民族融合的加強，不同民族的固有習俗正在發生悄然變化。Cain等人針對美國穆斯林青少年宗教實踐變化的研究顯示，這種變化更多的受到社會文化背景因素的影響，如不同類型文化知識的影響、所處群體異質性的影響。同時，一些個體性因素也在其間起到一定的作用，如個體對自己民族身份的探索程度、知覺到的受歧視程度。［50］總的來說，民族現象在個體層面是存在一個發展變化過程的，并且這種發展是生理與環境交互作用的產物。

五、民族心理發展研究中需要注意的問題

針對民族心理的發展進行研究，既是人類心理有限普適性條件下全方位了解對應心理機制的必然要求，也有助于更好地制定相關政策，服務少數民族的群體福利，進而促進民族和諧。同時，主流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大多基于多數群體，而對應結果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擴展到少數民族群體當中則有待考察。［51］這一切都使得民族心理研究愈發受到重視。目前，雖然該領域研究取得了一定進展，但仍然存在很大的改進空間。首先，對于民族心理發展研究的理解，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不同民族心理及行為發展過程的對比分析;民族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實踐對心理和行為發展的影響。目前，大多數實證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前一個層面，即針對同一個問題調查不同民族的被試群體，通過對比分析探討某一心理現象的一般性。［52］這種情況更多的是把民族作為了自變量，不同民族則成為了該自變量的不同水平。但民族心理的發展研究顯然不止于此，探討民族背后蘊藏的文化實踐對心理發展的一般影響同樣不容忽視。其次，由于區別不同民族的更多的是文化習俗這類高階符號，一般性低階心理成分如感知覺在不同民族間的差異可能很小。這意味著在民族心理發展研究中可能更多地涉及到同一符號在不同民族間的“含義”、“意義”差別。針對這類問題，傳統的定量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更多的需要質性研究方法來補充。此外，針對不同民族群體的測量問題，則需要小心謹慎?，F在開發的主流心理測量可能在某一群體中并不適用。如經典智力測驗并不能很好的用來測量墨西哥裔美國人，因為其在生活經驗及標準語言掌握方面都與美國白人存在一定的區別，而智力測量在標準化的過程中更多的是基于白人群體。［53］同時，在民族心理發展研究過程中，相應測量的語言及內容選擇都要與該民族習俗相契合，保證測量方式能夠敏感的反應對應測量構念。最后，在研究思路上，同一般發展研究類似，鑒于民族心理的發展受先天與后天因素的共同影響，以及特異性民族文化在其間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具體研究中我們應當對研究群體所處文化環境的影響有所側重，綜合考慮個體變量、家庭環境變量和文化習俗的共同影響，樹立立體的研究設計思路，從基因、激素、腦和行為多類指標對發展背后的機制進行揭示。

作者：蘇金龍；蘇彥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