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當代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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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從哲學與民族學、心理學的角度對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式進行理論與實踐思考，建構其當代話語，對當今中國民族心理學的學科建設與發展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民族心理學理論體系的建構離不開對民族心理學研究范式的探討。依據筆者對民族心理學的多年研究，從民族心理學研究及其在科學三角形中的地位、民族心理學的本土化研究理念、民族心理學獨有的“田野實驗法”以及研究內容、社會目標等方面討論了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式。該研究試圖探討中國民族心理學的本體論、知識論、方法論及實踐論和價值論的問題。

［關鍵詞］民族心理學;研究;范式;當代民族

心理學既是一門交叉學科，也是一門新興學科。西方學界經歷了從民族心理學到“文化與人格—心理人類學”的學科發展歷程。中國的民族心理學則起步于20世紀初，經歷了萌芽與停滯①———間斷發展、復興———實驗驗證研究②、初步繁榮———研究的多元化時期。從目前的研究理念與取向來看，存在著“各說各事”的現象，亦即，從不同學科出發的研究或具有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彼此之間存在較大差異。或許在一門學科興起與初步繁榮發展時期，這些多元化的研究都是必要的，是一個必須要經過的歷程。但是，從科學學科的角度、從學科的生命力出發，厘清其哲學基礎、方法論、知識論、實踐論及價值論等，也是我們的學術責任和使命。從一門學科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高度去思考學科建設，就有必要對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式進行一些理論與實踐方面的思考。范式研究是近年學術界談論較多的話題。美國哲學家托馬斯•庫恩(Thomas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1962)一書中對范式的概念及其系統等進行了論述。在庫恩的研究中，“范式”(paradigm)代表了一個特定的群體成員所共同擁有的由信念、價值、技術等要素構成的整體，是常規科學運作的理論基礎與實踐規范，也是某一科學領域的研究者群體所遵從的共同的世界觀、共有的行為方式。［1］(P．157)按照此概念來解讀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式，即為從事民族心理學研究的學者所遵從的相同的哲學基礎、共同的學科模式和共有的行為方式。“范式”概念及其系統是庫恩“范式理論”的核心，就其本質而言，范式詮釋的就是一種理論體系。庫恩指出:“按照已確定的用法，一個范式就是一個公認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1］(P．21)“我選擇這個術語，意欲提示出某些實際的科學實踐中公認的范例———它們包括定律、理論、應用以及儀器等———為特定及連貫的科學研究提供模型”。［1］(P．9)依照庫恩的觀點，范式即是對研究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的基本承諾，是從事這一學科研究群體所共同認可并遵從的一組假說、理論、準則、方法之總和，從而在研究者的觀念上形成一個共同信念，“以共同范式為基礎進行研究的人，都承諾同樣的規則標準從事科學實踐”。［1］(P．150)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式，就是要探索這一學科應有的本體論、知識論和方法論等。根據筆者多年對民族心理學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認為應該從以下方面對其加以思考。

一、“頂天立地”:本體論出發的學科目標

民族心理學的學科目標主要是指其本體論的問題。民族心理學是介于民族學與心理學之間的一門交叉學科。從發展過程來看，心理學的基本問題伴隨著哲學的產生與發展，民族學的產生源自于對未開化社會的關注。就本體論(Ontology)而言，它是哲學概念，民族心理學本體論的核心意義就是探討該領域的應用本體或通用本體，亦即為各方提供一個統一的認識路徑、一個可供共享的學科認識，以為民族心理學學科本身建立一個范式。我們認為，這門學科可以達到“頂天立地”的學科特性。所謂“頂天立地”就是上達心理學的哲學性、科學性等研究特性，下接民族學的人文性、鄉土性等研究特性。眾所周知，心理學的母體學科是哲學，是在科學心理學誕生以前，哲學家、教育家運用思辨的方法對人的心理活動及其規律進行研究所得到的認識。心理學脫胎于哲學，是在哲學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交合點上形成的一門學科。從成為一門獨立學科迄今，心理學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一百多年來，心理學關注并對很多問題進行了研究，探索了人類心理活動的機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近年來，美國心理學權威刊物《美國心理學家》及其他相關刊物的許多文章，都在反思傳統中立化的心理科學研究模式的缺陷和弊端，分析文化和心理現象之間的關系。從心理學家的反思中可見，文化的要素日漸成為關注的熱點，而且這種趨向越來越明顯，包括中國的心理學界也開始出現這樣的反思。這種明顯的趨向使得一些心理學家稱之為“一場范式的轉變……在心理學中獲得了重要的影響和廣泛的聽眾”［2］。由此反映出學界對傳統心理學研究的反思。范式研究如此，而從傳統心理學的具體研究內容來看，也表現出了這樣的局限性。就中國目前心理學研究的熱點，可以看到現代心理學關注的問題。在一項有關“中國心理學研究熱點與趨勢分析———基于CSSCI的分析”研究中，統計了2005－2006兩年中國心理學排在前十的研究熱點問題，它們分別是:大學生、兒童、心理健康、橫斷面研究、中學生、心理理論、青少年、心理咨詢、心理學、幼兒。［3］可以看出，因為心理學研究方法的局限，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學生群體。從其研究方法來看，很多研究運用了大量的數據及量化研究來說明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心理學研究的科學性、實驗性與規范性。但接下來的問題卻是，這些成果有多少人能夠看明白、大量的量化數據能反映出什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問題的理解與解決。究其根本，還是因為心理學在自然科學觀的導引下，傾向于將人預設為客觀自然物(Ob-jectiveNaturalObject)、生物體的個體(TheIndivid-ualoftheOrganism)，從而隔離了重要的社會文化維度。主流心理學的實證立場將更多的社會及文化維度排除在外，使得整個學科的研究陷入了實驗研究的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是心理學對人的理解更多地關注了人作為自然客體、生物客體以及單純個體的一面，忽略了本應受到重視的、鑲嵌其中的社會文化維度。民族學人類學對人類行為的文化或民族取向的理解和研究是符合人類及民族的社會文化屬性的。當心理學從哲學出發、從迷戀實證科學的實驗室出發，做到真正的接地氣即“下凡”，就伴隨著既要保持心理學經典研究的同時又要思考如何“落地”的問題。正如學者彭運石指出，“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人，心理學的主題是人，心理學的生存依據和存在價值亦蘊含于人身上”［4］。然而，經歷了一百多年的發展，心理學至今仍未能構筑出完整的人的形象。筆者認為，傳統的心理學本身缺乏一種對社會文化的預見，其研究傾向于剝離人的社會文化屬性而專注于生物屬性、傾向于個體的人而忽略人的群體屬性。從這個角度講，如果不能構筑出完整的人的形象，心理學就很難真正成為研究人自身學問的學科，甚至心理學的根基都會被動搖。而心理學與民族學人類學的相遇，既是民族學發展的又一路徑，也是心理學的一個機遇。心理學與民族學人類學結合而產生的民族心理學或心理人類學就可以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這種結合使心理學研究更好“落地”，通達人的社會、文化屬性，能夠在更好地解決傳統經典問題研究的同時，兼顧經典問題與現實問題的結合，使得民族心理學有了“頂天”的特性。科學心理學的誕生是從生理學中借助了自然科學的方法，但是在與相關學科的親疏遠近上，心理學對待不同學科的態度是不同的。

正如美國心理學家Fish，J．M．所揭示的，心理學家在內心深處有一種物理學嫉慕(PhysicsEnvy)，并對諸學科按照距離物理學的遠近來判定其“科學性”的高低，排列出一個有高下之分的等級序列:即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教育學。心理學通常會向距離物理學較近的、較有科學性的生物學靠攏，對于排列在等級序列尾端的人類學，往往因其科學性不足而被忽略。［5］其實，人類學作為一門研究人類本身的科學，自誕生之日起，就伴隨著語言、考古、體質、文化等要素，有著跨越邊界的超學科影響力。民族學人類學“以其特有的研究方法和理論視角，為眾多相關科學提供了大量的珍貴材料，同時也提供了許多新的分析切入點和深刻啟示”［6］(P．252)。對心理學而言，自其“誕生之日起就謀求與人類學的結合”。［7］美國心理學家E．E．Sampson認為，心理學在目前的自然科學模式之外，還需要轉向一種社會文化模式。［8］這種學科需求亦為民族心理學提供了很好的契機，二者的結合讓民族心理學“頂天”并承襲了心理學的部分學科范式。民族學以民族共同體為研究對象，這門學科對民族這一人們共同體進行研究，全面考察民族發祥起源、歷史發展及其消亡的整個過程，也被稱為“文化人類學”，可見，其關注點是民族文化。從文化人類學誕生到今天的發展，中外學術界用民族學獨有的田野調查法取得了相關的民族志材料，使大量的成果呈現出來，這也使民族學成為最接地氣的學科之一。我國民族學突出的人文學科特點使其更加側重于人文主義方法論，研究成果也更多地傾向于“呈現”，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學科本身的要求。民族學研究及其取得的研究成果為學科發展及民族地區的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其最大的特點與優勢即是“接地氣、解風情”。與此同時，由于在實際運用中存在研究概念模糊不清、研究內容與方式相脫節、研究過程隨意等諸多問題，加之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研究者的主觀成分很大，往往導致結論“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甚至“各說各事”的話語體系。這不僅會導致單項研究的信度、效度乃至科學性的問題，而且也會嚴重影響我國民族學研究成果的長期積累和水平提升。因此，如何正確看待這些問題，并切實做好田野調查是擺在每一位民族學者面前的嚴峻課題［9］。民族學人類學的優勢是接地氣，深入實際的田野調查法是其基本方法。就學科本身而言，可以從研究理念、研究方法以及調研資料的處理等諸多方面解決其學科范式。但從學科交叉的角度而言，筆者認為，民族心理學或許也是一條途徑，這條途徑可使心理學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研究的大眾性及文化性問題，同時亦可使民族學思考如何運用更為嚴謹、科學的研究手段以及如何進一步從哲學高度思考民族共同體自身的問題。我們認為，民族心理學能夠比較好地解決此問題，也就是民族心理學“立地”的問題，亦即如何從科學與思辨的層面思考民族心理現象與民族心理活動。作為生物的人與社會的人，是在一定的地理、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等環境中生活的，心理上不免會受其影響帶有這些特點，亦即生物人加社會人的特點。民族學與心理學面臨的學科發展問題賦予了民族心理學學科使命，即既能很好地解決心理學的文化情懷和接地氣的問題，也能關照民族學人類學的哲學情懷和理論思辨的問題。民族心理學所具有的生理性與心理性的學科基礎也同時讓它具有了自然科學的屬性，這就使得我們要思考民族心理學在科學三角形中的地位。

二、“一方水土”:知識論出發的本土目標民族心理學的本土目標

主要是指其知識論問題。所謂“一方水土”強調的是從中國本土出發，進行民族心理相關理論與實際問題的研究，關注知識的本土性問題。知識論的主要任務即是揭示認識的本質，闡釋認識發生發展的普遍規律，努力使人們的認識符合客觀實際。民族心理學的知識論主要探討的是民族心理的本土化研究。西方民族學、心理學、民族心理學研究的優勢是什么?研究缺陷、不足在哪里?西方心理學、民族學及心理人類學研究方法是否適合本土民族心理的研究?本土化研究應該樹立一種什么樣的觀念進行，又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體系?事實上，傳統西方心理學在以歐美為中心主義的影響下，主要以歐洲白人中產階級作為研究對象。更有甚者，為了研究之便利，美國心理學家僅以二年級大學生作為研究被試進行相關研究，故有些心理學家戲稱美國的心理學為“大學二年級心理學”。如此所進行研究的心理學竟被稱作超越文化的具有“普遍真理的心理學”，西方本土下的“本土心理學”竟被認為是具有超文化意義而成為適合全球的心理學。就是在這樣的理念指導下，國內一些心理學家將西方心理學研究理論與范式運用或“植入”到中國本土的研究中，使得心理學的一些研究脫離了本土實際，甚至出現錯誤的結論，有損民族的尊嚴和形象。［10］這種現象在民族心理的研究中表現更為突出，一些研究出現了與自己民族的歷史與文化傳統不相符的情況，所得出的結論自然與本土的關聯度不大。正如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所言，“只有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所以，民族心理學研究要在生活的“一方水土”及本土場域中扎根，生于一方水土、服務于一方水土。“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11］何謂民族心理學研究的“一方水土”?這里指的就是地方性場域、就是本土化研究的問題。“民族心理學的本土化建設是構建中國特色民族心理學的路徑和過程，中國特色民族心理學是民族心理學本土化建設的目標和結果。”［12］在目前中國民族心理的研究中，不乏從西方心理學、民族學理念、理論出發，在缺乏對中華各民族基本狀況了解的前提下即去進行一些問題的研究，所得出的結論難免會出現“水土不服”，有些也可能經不起檢驗，嚴重的甚至會誤導人們對民族心理現象、心理活動或民族行為的認識和理解。首先是研究理念。研究理念即指導思想的本土化，強調民族心理學研究的出發點及研究過程如何植根于中國民族的“一方水土”當中。“在本土心理學的發展中，人類學所產生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13］人類學的諸多經典研究已經表明，西方心理學的理論與研究可能會隱晦著西方中心主義立場。而過去，我們的一些研究又主要是在西方心理學或民族學的理論或范式指導下進行的，因此很有必要重視“本地人”的觀點或本土知識，畢竟中國民族與西方民族從歷史、生態環境到社會政治制度以及文化等方面有著很大不同，民族的精神追求、文化基因等也不一樣，我們有著自己的“一方水土”，故而對這方“水土”的研究在指導思想方面一定是不同的。我們要思考的即是在自己這“一方水土”上如何昭示中華民族的特色與內涵，進行民族心理學的研究，使其顯現出民族心理學研究的本土特色。其次是學科、話語體系。在分析了西方心理學及民族學、心理人類學等相關學科的研究后，我們發現，應該建立適合自己這“一方水土”的民族心理學學科與學術體系。而學科體系主要從學科的內涵、理論框架和研究領域等方面體現出來，其實就是民族心理學研究發展的本土化問題。就學術話語而言，則是要了解并把握民族心理學的具體現實、具體境遇及本土特色。“解讀中國學術話語的本質性內涵，要在一種力圖達于社會———歷史內容的理解要求中，將其置放到古今轉化、中西互動這樣一個更為廣泛而深入的領域去加以領會和探索”。民族心理學要善于在歷史傳統中尋求有民族心理活動的獨特歷史語境與現實語境，通過對民族心理發展脈絡的追尋以及對民族心理當代變遷的審視，探尋中國民族心理學的話語資源和學術體系。我們不可能也不應該撇開“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去進行想當然的研究。最后是中國民族心理。心理學有句話叫做:“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筆者認為，對民族而言，民族心理即是“民心不同，各如其史”。中華五十六個民族，每個民族都有其不同的發展歷史。民族獨特的發展歷史凝結了民族的創始、自然生境、政治經濟、婚姻制度、宗教習俗等文化特質，更凝結了趨同性的民族群體心理特征，這些在“一方水土”中孕育、發展而來的“民族心理過程”、“民族心理場”及“民族心理活動結果”均是中國民族心理特色的“一方水土”。筆者在與著名心理人類學家許木柱教授的一次有關心理人類學研究的對話中談及此問題，許教授說他現在的教學與科研中更多的是使用臺灣本土的人類學案例，研究臺灣本島的人類學問題。他認為，西方人類學中的理論和案例等可以借鑒，但是本土的內容更有說服力。民族心理學的本土目標即是在這“一方水土”上進行研究。筆者強調中國民族心理學一定要了解、研究各民族悠久、豐富的歷史文化，正是因由“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民心不同，各如其史”。

三、“民族在場”:方法論出發的工具目標

民族心理學的工具目標主要是指其方法論問題。從西方的民族心理學到心理人類學，再到中國的民族心理學，可以看出民族心理學所采用的方法論和可操作的具體方法體系。從民族學、人類學學科出發所進行的民族心理學或心理人類學的研究，基本采用或沿襲民族學、人類學的學科方法或方法論體系;從心理學學科范式出發的研究，大多采用心理學的方法論或方法體系。這些從不同學科出發的研究都是有其研究的局限性的。西方心理學受實證主義的影響，一直有著崇尚觀察、實驗等經驗方法，比較排斥歷史溯源、文化分析等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追求心理學研究的自然科學化傾向。由于這種觀點的影響，大部分西方心理學家極少關注或忽略了社會文化因素對心理研究的影響。［10］有人便認為，心理學家少有對人類存在問題的焦慮、憂愁，少有反思及批判社會的責任感和追求。著名心理學家布魯納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心理學迷戀實證科學家的自我形象而不能自拔”。［14］(P．26)布魯納的觀點不無道理，原因是心理學中缺少批判社會的理論資源，因為心理學會盡力壓縮連結社會批判的社會文化維度，即心理學對作為自然物、生物體和個體的研究成果也無法用于批判社會。中國民族心理學界以心理學出發的研究，基本上還是受西方實證主義心理學的影響，在其進行的有關民族心理的研究中基本上忽略了社會文化因素或民族歷史因素。雖然這些研究都從不同的方法論角度關注了一些民族心理現象或民族心理問題，從多學科角度打開了民族心理研究的方法路徑，對中國民族心理學的發展具有很大貢獻，但是，作為一門科學學科，它應該有自己的方法論和方法體系，否則，學科的科學性和嚴謹性會受到質疑，也不利于學科的科學發展。從方法論出發系統分析、研究、總結并探尋民族心理學的一般性原則，探討民族心理學研究的方法論基礎，為研究各方提供一個認識路徑統一且可供共享的方法論，是當代民族心理學不可推卸的責任。此處的方法論是以哲學為基礎的方法論，即民族心理學學科最為適用、最為普遍的研究方法。眾所周知，心理學的母體學科是哲學，就其學科本身是在哲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交合點上形成的一門具有綜合性的邊緣學科。這里所探討的民族心理學的方法論，是指在民族心理研究過程中應遵循的邏輯基礎與哲學基礎。就方法論而言，其基礎有三:族體性理念是基礎之一，即強調研究對象應該是面向民族共同體這個群體;自然性理念是基礎之二，即要遵循在自然、社會環境及場景中去研究，即“在場性”觀念;科學性理念是基礎之三，即研究問題及設計、研究方法及結果的分析等要體現研究的科學性與規范性。應以此方法論作為哲學基礎和邏輯起點，分析民族心理學研究的基本原則和具體方法。首先，民族心理研究的基本原則。民族在場性與“在一起”原則應該是民族心理研究的基本原則。在長期的研究實踐中，我們總結出了同吃、同住、同勞動、同理心的“四同原則”，也稱“在一起”原則。這是一個生活化原則，反映了民族心理研究的田野實驗法不同于民族學一般意義的田野調查法，其進入民族學田野的深度、體驗度和研究范式還是有所不同的。［15］“同吃原則”是“四同原則”中的第一個原則，有道是“民以食為天”，強調研究生活要與研究對象“在一起”。一是通過“吃在一起”來感同身受他們的生活，也讓研究對象通過“在一起吃”來了解和接納自己;二是通過“在一起吃”來觀察與體驗他們與“吃”相關的一系列生活與活動，對與其生活息息相關的“吃”文化所體現的心理活動與行為活動進行觀察與了解。所以，“同吃原則”是田野實驗法實施的一個關鍵原則。“同住原則”強調的是與自己的研究對象生活于一個共同場域，通過“住在一起”來觀察研究他們的活動與行為，同時也可以讓對方近距離接觸、了解與接納研究者。“住在一起”是一個空間概念，除了深度接觸調研對象之外，還可以將調研輻射到整個村落與社區，延伸至周邊社會。“住在一起”可以隨時進村入戶，為“走街串巷”提供了很大便利。“同勞動原則”也是“在一起”，強調的是與他們生活及勞動相關的各種接觸。如果是在鄉村生活，可以與研究對象一起出行，參與他們的出工活動，或播種除草，或澆水收割等。如在城市里，只要研究對象允許、環境許可也可隨同進行體驗與觀察。最后一個“同理心原則”是一種心理上的認同原則，強調的是真正在心理上與研究對象“理性相同”，是心理上的“在一起”。民族心理研究中的“民族在場”及“四同原則”中的前三個原則均表現為行為層面，第四個則表現在研究者心理層面，需要很好把握。［16］其次，研究基本方法———田野實驗法為民族心理學基本研究方法。“民族在場”是我們在民族心理研究中特別要強調的。經過多年對民族心理的研究實踐，我們認為民族心理作為一種特殊的群體心理現象，某些心理現象可以采用心理實驗方法來進行。但總體而言，民族心理學需要一種既能體現民族學研究的特殊性，又能涵蓋心理學研究的特殊性的方法，作為民族心理學的適用方法。據此出發，筆者提出了“田野實驗法”(FieldExperimentMethod)(FEM)，強調了參與觀察與深度體驗在研究中的意義。該研究方法認為，在現實生活場域中對民族群體的心理活動和行為表現進行質性和量化相結合的研究。其中要有選擇變量(自變量)，研究自變量所引起的相應的民族心理活動及其行為的變化(因變量)。因為有變量，其因果關系便比較顯著，帶有實驗法的特點。但在田野實驗法中“變量”不受實驗者設定和操控，自然發生于田野場景中。研究者只是利用自然呈現的條件進行研究，應該說減少了人為的操控，獲得比較真實的材料，取得的研究效度也較高。田野實驗法與傳統意義或心理學研究普遍采用的心理實驗法的最大區別是，“實驗”是在真實的田野、真實的生活中進行的研究。［15］它盡可能地體現出在場性，同時也盡可能地獲得最大化樣本量，這些都應該屬于“田野實驗法”的基本思想。當然，作為一種研究方法也有不足，如:田野實驗法的自變量是不被控制的，而是讓其在自然場景中展現，會有各種干擾因素摻和進來增加辨析的難度;另外，田野實驗法需要持續地進行研究，要耗費一定的時間。［16］田野實驗法要注意的是如何面對一些干擾因素、如何梳理出自變量與因變量、如何尋找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等。我們所謂“田野實驗法”，是在方法論上采取的一種生態策略，而非人為控制條件下的實驗室實驗;在對研究結果的處理上，采用的是質化與量化相結合的方法，而非高度定量的統計分析。

四、“漸行漸近”:實踐論出發的行動目標

民族心理學的行動目標，首先是指其實踐論問題。借鑒國外心理學及心理人類學研究的經驗，樹立民族平等觀念，從歷史出發并關注現實。在中國民族的當展中，民族心理研究需要在民族心理現象、民族心理活動變化以及民族心理適應等方面多下功夫，要體現民族性、時代性與問題性。就民族心理現象而言，這也是民族心理的一個常態，需要更多地進行偏重心理學層面的、普世性的研究。從近幾年民族心理學研究關注的內容來看，有些研究做得越來越看不懂，既缺乏一個普同性的揭示，也缺乏應用性的關照。從民族心理學的實踐目標來看，筆者認為，民族心理學的研究應該到了“漸行漸近”的時期，也就是說要關注現實問題、民族問題等。其實，費孝通先生在早年就提倡人類學研究要走向民眾，他的“TowardaPeople'sAnthropology”就是提倡人類學的研究要走向大眾、走向人民。費先生說道“IStillrememberhis(Malinowski)advicetome‘ByallmeansgoonwithyourstudyofChinesesocietyanditsculture'”［17］(P．1)。其次是進行歷時性比較研究的行動目標。從歷史人類學出發，探尋民族在發展、演變過程中的心理活動，尋找民族心理活動發生、發展的一般規律，詮釋作為一個共同體的民族群體心理的產生、發展及其歷程是當代民族心理學研究的現實內容。［18］(P．4)隨著我國社會快速、高效地向前發展，每個民族都經歷著一個現代化的推進過程，其心理亦處于迅速與持續的變化中。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研究內容也不斷更新、變化，呈多元化趨向。從時間的橫向狀態來看，我們目前開展的橫向研究比較多也比較集中，亦即對民族社會、生活、經濟等領域的現狀描述較多，對不同民族的跨文化研究也較多。而從時間的縱向狀態來看，在歷時性過程中所發生的民族心理活動的分析和比較研究顯得不足，即對一個民族群體的歷時性心理過程研究不夠。從歷時性出發研究民族心理的變遷歷程，可以繪制民族心理的歷史圖譜，在歷史圖譜比較研究中梳理影響民族心理變化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原因，探尋民族心理發展的共同規律和普遍規律。同時，研究當前社會變遷與民族心理變遷的相互作用機制，是具有重要價值的行動目標。再次是對指導民族社會發展、解決民族問題的行動目標。作為多民族國家，我國現今處于一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各民族社會生活的各方面都發生著持久而深刻的變化。民族發展、宗教信仰、文化差異等造成的一些民族問題隨之而來。民族心理是其中許多民族問題發生或變化的重要因素，民族心理學研究作為民族學研究的重要部分，社會各界對其發揮指導民族社會的發展與解決民族問題的作用寄予了厚望;但目前看來，我國民族心理研究仍比較缺乏問題導向意識，導致實踐價值不足，還未完全做出其對社會應有的貢獻。因此，研究者們應強化民族心理因素與民族發展、民族問題密切相關的意識，加強民族心理學研究對現實問題的關注，加強對整體中華民族的與各少數民族的民族心理研究，探求民族心理發展的共性表現、普遍規律及其成因，為我國民族社會發展提供有價值的理論指導。其實，這里也體現出我們在研究中應該有的“由遠及近”與“由近及遠”，亦即提倡民族心理學研究的“漸行漸近”，并非排斥其他的目標。

五、“從心開始”:價值論出發的社會目標

民族心理學的社會目標主要是指其價值論問題。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民族團結是我國各族人民的生命線”“做好民族工作，最關鍵的是搞好民族團結，最管用的是爭取人心”。這為民族心理學的學科目標指明了方向，即“和諧民族關系，應該從心開始”。無論是個人間的關系還是群體間的關系，或民族間的關系，要關注的基本因素是心理因素，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則是心理問題。其實，只要解決了心理問題，很多問題都會迎刃而解。民族心理學要樹立的社會目標應該體現在這些方面。首先，樹立民族平等意識。民族心理學的學科目標之一應該是設法消除歷史上由民族不平等、民族壓迫造成的互相不信任的心理遺存與心理隔閡。中國各民族由于所處的自然生態環境、經濟文化類型、民族歷史足跡及社會政治制度等的不同，民族歷史發展階段也不盡相同，這些都會使各民族在民族意識、民族認同等民族心理方面表現出不同。如何在各民族發展的歷史不同、文化多元、民族心理多樣中，消除歷史上形成的民族不平等表現及民族不平等心理遺存等是民族心理學的社會目標之一。其次，強調各民族大團結，加強文化認同理念。民族團結是各民族在社會生活、民族接觸與民族交往互動中形成的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適應的友好和諧的民族關系，是不同民族在平等基礎上的共生共榮與共同發展。構建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民族關系是民族心理學研究的社會目標之一，這就要對民族關系的心理基礎和心理機制進行研究。民族團結是中華民族繁榮發展的基礎，是維系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基本生命線。只有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國家才能繁榮昌盛，五十六個民族才能共同發展進步。另外，通過民族心理的研究，可以幫助不同民族樹立文化認同、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的理念。在這些認同中，文化認同應該是認同的基礎、認同的核心。文化認同(culturalidentity)是在不同文化相互接觸、相互比較的場域中發生的。亨廷頓認為“文化認同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是最有意義的東西”，其以“集體無意識”的形態建構著“認知原型”、影響著社會成員。再次，探尋民族內隱世界，為民族及民族地區的和諧發展提供心理依據。在民族心理學研究的范式中，前已述及的民族心理研究的“漸行漸近”，亦即要關注民族社會的現實問題。現在民族地區出現的一些問題引起或導致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決?筆者認為要從民族心理出發去考慮問題，這樣就能找到問題的本源，也就會更有針對性地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在此基礎上，樹立共同發展共同富裕的理念，調動少數民族奮發圖強、創建幸福生活的信念。民族心理學的社會目標可能有許多，無論是樹立各民族平等意識、強調民族團結與文化認同理念還是為民族社會發展提供心理依據，都強調了“從心開始”的社會價值和社會意義，亦即探討“Mind”的問題，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我們認為，如果“從心開始”是為多民族國家民族關系的和諧發展提供心理依據，那么“從心出發”構建和諧社會應當是民族心理學重要的社會目標。結語學科建設離不開一定的歷史條件，當社會生活、歷史條件等發生變化時，學科也必然被賦予了不同以往的責任與義務，學科建設就成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民族心理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恰逢中國社會巨大變化時期，如何建構其研究范式的當代話語是學者們要致力探求的。當代中國社會與民族社會面臨的巨大發展變化，也為該學科的發展提供了機遇與挑戰。報告中指出要“加強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這是民族心理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面臨的新問題，也是時代賦予學科建設的新使命。“一種范式通過革命向另一種范式的過渡，便是成熟科學通常的發展模式”，［1］(P．11)由本體論、知識論、方法論、實踐論及價值論對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式進行哲學、民族學與心理學方面的思考，其意義在于對當下民族心理學的學科使命進行新的審視。從哲學的角度而言，本體是能夠成為一切存在的存在、知識是對存在的研究、方法是如何認識存在、實踐是存在的踐行、目標是存在的達成。我們相信，“范式變革不可能是知識的直線累積，而是一種創新和飛躍、是一種科學體系的革命”。按照庫恩的理論，范式就是一種理論體系。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式就是探索該學科的理論體系，探索為大多數同行所共同遵循的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及研究模式。“范式是一門學科成熟的標志，某一學科只有確定了共同的范式，才能稱之為科學”。對民族心理學這門學科而言，由于其研究對象的群體性綜合性與多元性、由于其交叉性邊緣性的學科性、由于其研究隊伍的多學科背景性、由于其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的不成熟性等，更需對其學科范式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

作者：李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