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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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青年研究雜志》2016年第4期

摘要：

近年來，隨著信息網絡的發展，大學生在網絡上的集群行為呈現一種上升的趨勢。模型架構視角可以更好地對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系統性和結構性進行感知認識，分析影響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的主客觀因素和參與網絡集群行為的內在動力和偏好。以斷鏈的方法對模型進行有效控制和轉基因的方式對模型進行重新改造，提出了應對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思路和辦法。

關鍵詞：

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博弈；模型隨著信息網絡的發展，在當下的“自媒體”時代，作為今天在校大學生主體的“90后”越來越多地喜歡選擇通過網絡來獲取信息、互動交流、發表評論、表達訴求、尋求聲援乃至發起行動，他們利益訴求的路徑呈現日趨多元化和網絡化。近年來，大學生們在網絡上的集群行為呈現一種上升的趨勢，不僅會對高校正常的教學秩序產生較大的沖擊，有的還會演化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給大學校園穩定和社會穩定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值得各方面高度關注。

一、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模型建構

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已經成為學術界關切的一個重要議題，研究成果也頗豐碩。不過，現有的研究通常是從靜態的視角出發，側重對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的具體現象和直接誘因的分析，這有利于深刻了解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的具體環節和演繹路徑。但是，現有成果中較少地有從動態的中觀視角來進行系統性和結構性的分析，缺乏對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整體性和透視性把握。為此，我們在這里嘗試運用組建模型的方式來對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展開觀察，以期對此問題的研究更加系統、深入和生動。因為模型研究具有一些優點，例如，能將一系列零散的因素，通過模型系統地聯系在一起，并能顯而易見地看出各種因素之間的相互聯系；能使比較抽象的各種現象，通過模型處理，變得比較具體，甚至有些可以量化，幫助人們的認識由抽象向具體轉化，有些模型建立起來可以運用分析工具進行處理，從而使問題的分析更加便捷、準確和規范。模型研究其實就是將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看作是一個微系統，不管其復雜與否，都會顯現出一些在微觀層面上不易表現出來的系統性特征和作用力，這也為我們研究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提供了一個分析的視角。美國學者尼爾•斯梅爾塞是研究集群行為的里程碑式人物，他主張將集體行為的形成與社會結構聯系起來，在一定的場域來系統性展開研究，提出了用價值累加理論勾勒出集群行為形成過程和發展路徑的六個條件要素，即環境因素、結構性緊張、誘發因素、普遍情緒或共同信念、行動動員和社會控制力，當這些因素相互作用，累加放大到一定程度時，網絡集群事件就會爆發。將該理論拓展到網絡情境可為大學生網絡集群行為的模型分析搭建學理分析的基石：

（1）環境因素。互聯網拓展了現實大學生集群事件的空間界限，“自媒體”工具為大學生個體參與網絡集群提供了類似真實場景的場域條件，大學生個體可以不受限制地參與其中，利用網絡環境也可將現實事件聚焦和無限放大。

（2）結構性緊張。在一定的社會生活結構中，例如大學校園，如果大學生個體感到自己或他人的合理訴求被拒絕，或認為有責任去幫助別人表達利益訴求時，就容易打破“沉默的接受”，促發和興起所謂的“網絡民主”。

（3）誘發因素。引發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的“觸點”很多，可以是一堂課、一頓飯、一段話、一個事件、一篇帖子等，當一個偶然的誘發點，經過網絡效應的折射和放大后，就容易掀起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的軒然大波。

（4）普遍情緒或共同信念。網絡的匿名性也容易形成高度同質化的群體，從而強化人們的認知偏差和從眾壓力，導致各種群體極化現象。[1]大學生在參與網絡集群的過程中，自己會扮演著網絡群體性事件主客體參與者的不同角色，有時可能是網絡接收信息的受眾個體，有時可能是信息傳播所依賴的源出個體，在經歷多次的身份和角色轉換，在一次次的彼此認同的互相建構中，找到認知和利益的共同點。

（5）行動動員。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演繹離不開一個網絡的發起者，就是所謂的“意見領袖”，他們可以將分散的個體聚集起來，形成合力。法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LeBon)認為，群體沒有推理能力，因此，他們無法表現出任何批判精神，群體所接受的判斷，只是外界所強加給他們的判斷，而絕不是認真討論后得出的判斷。[2]許多大學生不經意間成為網絡“意見領袖”們的群眾基礎和力量基石，而所謂的“意見領袖”們由于掌控著信息原點，他們會再次將自己的觀點上升為網絡群體普遍性的觀點，對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發展和走勢起著一種錯誤性的導向作用。[3]

（6）社會控制力。傳統意義上的社會控制主要指政府和社會機構或組織通過實施強力的干預和預防措施對群體性事件形成管控力量，但是，網絡的開放性、廣泛性和匿名性等特性無疑增加了社會控制的難度，每個大學生個體都可以成為網絡集群力量的一個有效端點和中繼點，組織成無數個點到點的反復連線，呈現出千絲萬縷的纏繞，剪不斷理還亂，傳統的布控思維方式對此顯得極為蒼白無力。根據這六要素所構模型邊框的剖面圖，我們也嘗試著繪制了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模型平面圖：X、Y表示在時間和空間維度上，六線段圍成模型邊框，各連線代表不規則和非光滑的運動，曲線和箭頭表示模型自身運動方向，見圖1。

二、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模型描述

如果把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抽象成一個模型，用俯視的角度觀察，我們會發現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發展呈現一種自旋式上升的態勢，方向上是非線性式發散；用透視的角度觀察，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的內部結構既簡單又復雜，動力來自系統內的結構性張力。

（一）大學生網絡群體事件呈自旋式上升態勢

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的傳導是自我集聚、慣性滾動、螺旋上升的過程。許多大學生參與網絡群體性事件是主觀上無意識、行為上隨大流、情感上互相寄托的，這點我們也可以借用“羊群效應”來加以描述。羊群行為最初是指動物（牛、羊等畜類）成群移動、覓食的現象和特征，后來這個概念被引申來描述人類社會現象，指與大多數人一樣思考、感覺、行動，與大多數人在一起，與大多數人保持一致。大學生的校園生活是個典型的“群生活”模式，在現實的日常生活中，每個大學生個體都離不開同學、室友、老鄉等組成的朋友圈，在網絡空間上，許多同學在QQ、微信等還有一個時時在線“朋友圈”，特別是隨著手機上網的普及，越來越多的大學生成為名副其實的“圈中人”。如果大學生在自己的圈子中遇到加入某個網絡集聚行動的請求時，發現圈中的其他人與自己的選擇相同時，就會認為兩個人同時做出錯誤決定的概率很小，再跟進的同學將會忽視自己的判斷，直接選擇跟隨前面人的決定和行動。另一導致網絡集群行為能夠串聯的原因是不少同學受到了“習慣性跟帖”和“習慣性點贊”思維的影響，許多同學喜歡把自己看到的一些不滿事情用手機拍下來，發到自己的“朋友圈”去尋找支持的聲音，同時自己在“朋友圈”看到別人的曬圖、觀點、牢騷等總是不假思索地給予支持，這種行為也極易使自己去發起或響應別人的網絡聚集行為，在朋友圈，大家容易找到某種志同道合的“歸宿感”。所以，有時候一些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即使在沒有外力介入的情況下，經過朋友圈轉來轉去，充分發酵后，吸收了周圍能量，體積足夠大，可依靠其自身慣性向前推進，事態就會不斷升級，最終釀成惡性事件。

（二）大學生網絡群體事件的非線性式發散走向

所謂非線性，即變量之間的數學關系，不是直線而是曲線、曲面或不確定的屬性，叫非線性。非線性是自然界復雜性的典型性質之一，與線性相比，非線性更接近客觀事物性質本身，非線性的特點是：橫斷各個層面，滲透各個領域，無處不在時時有。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的傳導具有“點到點，處處開花；點成線，線線交織；點到面，面面俱到”的特性，主要原因在于：

（1）網絡傳播本身的特性。網絡空間的開放性，大大延展了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網絡傳播融合了大眾傳播（單向）和人際傳播（雙向）的信息傳播特征，在總體上形成一種散布型網狀傳播結構，在這種傳播結構中，任何一個網結都能夠生產、信息，所有網結生產、的信息都能夠以非線性方式流入網絡之中。網絡是網絡群體性事件傳播的載體，當今“90后”大學生一般都能較為熟練地掌握計算機和手機網絡操作，在網絡的任意節點，在一個簡單的“復制”和“粘貼”之間的轉換就能完成信息的擴散，又能在網絡的另一節點上形成力量的集聚，這種便捷的傳導機制也為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爆發瞬間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2）議題的廣泛性。引發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的誘因很多，但是大多是圍繞大學生身邊且容易產生共鳴的話題，有的屬于伸張正義的，例如，2013年復旦大學醫學院的院士被學生舉報學術造假；[4]有的和教學課程相關的，例如，2013年中國人民大學將大學語文課從必修課改成選修課，在網絡上引起大學生們的爭議；[5]有的既是網絡情緒的宣泄又是對現實的批判，如網絡造句在大學生群體中的廣泛傳播；[6]還有的是對社會熱點問題的關注，如保衛釣魚島、抵制日貨的網絡愛國行動。

（3）參與主體的虛擬性。大學生在校園里有明確的定位參數，哪個學院、學什么專業、學號多少、住哪個寢室等，但是，在網絡世界，借助網絡的匿名性、虛擬性，他們可以化身成一個代碼，在網絡上發表自己對某一社會問題和社會現象的看法，渲染情緒，目標和受眾指向明確，從而引起關注、跟帖，進而引起較大范圍的爭議和討論，同時也會對那些不順從輿論導向的同學形成較大的輿論壓力。大學生們在表達自己想法和觀點的時候，如果看到自己贊同的觀點，并且受到廣泛歡迎，就會積極參與進來，這類觀點也會越發大膽地發表和擴散；而發覺某一觀點無人或很少有人理會（有時也會有群起而攻之的遭遇），即使自己贊同它，也會保持沉默。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見的增勢，如此循環往復，便形成一方的聲音越來越強大，另一方越來越沉默下去的螺旋發展過程，即所謂的“沉默的螺旋理論”。這樣會激增更多的同學“舉好旗、站好隊、走好步”式的參與到網絡集群事件中來，大大地增加了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中參與主體的不確定性。

（三）大學生網絡群體事件的結構性張力

通過模型觀察，我們發現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結構性張力來自于內部互動而產生的動力，當這種結構性張力的能量逐步累積起來，就會在網絡域場釋放出來巨大的沖擊力。這種結構性張力形成于兩個方向，一個是同向的共同利益建構；另一個是相向的同儕壓力，兩股力量匯聚一體。

（1）共同利益的建構。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產生會出現行動共同利益的支撐點，如在南京幾所大學的同學們發起的保衛校園行動，《南方周末》2008年11月20日報道，南京市的漢口路西延工程獲批，將劈開南京大學，經過南京師范大學，穿越河海大學，在校園BBS上，三所大學的師生們討論指出，工程將對以南京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河海大學、東南大學等為中心的文教歷史區域造成破壞。“校園將不再寧靜安詳，環境將不再優雅健康，對百年歷史文化積淀的破壞無法挽回”。11月6日，也就是市政府宣布工程獲得立項批準的第二天，南大BBS的熱門討論區——南大校園生活上，一篇名為《漢口路變成了主干道后的嚴重后果》的帖子，瀏覽量高達1089人次。[7]同樣，2014年12月，南京市兩條新增的城市公共道路將橫穿南京林業大學，這項規劃公示后，南京林業大學眾多師生表示不滿，認為道路穿過將對校園安全產生影響，他們還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上發起了“抵制公路入南林校園”抗議活動。南京林業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孟祥遠老師還在微博上發起了投票，“在南林大新建兩條城市道路，你同意嗎？”截至18日，共有2500多人進行了投票，明確反對這項規劃的人群比例達92%。[8]（2）同儕壓力。指的是同儕施加的一種影響力，它可以鼓勵一個人為了遵守團體社會規范而改變其態度、價值觀、行為，或者因害怕自己被同伴排擠而放棄自我做出順應別人的選擇，其核心特征是地位對等可相互影響。就“90后”大學生而言，他們中多為獨生子女，從小在與其他小伙伴交往的過程中，就形成了比較易受他人言語和行為的影響和盲目從眾的心理習慣。大學期間，遠離父母，異地求學，他們的認知形成、價值取向等會受到所在班級、寢室、朋友圈的影響，許多行動要求一致，同儕壓力會直接“制裁”偏離者，這就意味著在一個小群體內，誰做出與眾不同的行為，往往會招致“背叛”的嫌疑，會被其他成員孤立和排擠，甚至受到嚴厲懲罰，“正確”和“聰明”的選擇就是與大家站在一邊，模仿、從眾和跟風。

三、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的博弈模型分析

博弈論是一門現代學科體系，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許多學科經常借用來對一些具體的社會事物進行分析和研究，因為學科與學科之間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通約性。博弈論研究弈者之間“斗智”的形式和后果，當利益存在沖突時，每個弈者所獲得的利益不僅取決于自己采取的行動，還要依賴于其他弈者采取的行動，因此，每個弈者都需要針對別人的行為選擇做出對自己有利的反應。與傳統理論強調集群行為的非理性特征不同，運用博弈論來分析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有一個假設的前提，即集群行動的參與者個體乃是理性的，并從這一假設出發來揭示大學生參與網絡集群行為的產生緣由。一個完整的典型博弈模型應當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博弈的參加者，即博弈過程中獨立決策、獨立承擔后果的個人和組織；第二，博弈信息，即博弈者所掌握的對選擇策略有幫助的信息資料；第三，博弈方可選擇的全部行為或策略的集合；第四，博弈的次序，即博弈參加者做出策略選擇的先后；第五，博弈方的收益，即各博弈方做出決策選擇后的所得和所失。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博弈模型的設計：在一次可能發生的網絡群體性事件的起始端點，大學生A就校園或社會的某一事件想借助網絡的力量來表達利益訴求，其首先在網絡上發出了倡議，大學生A扮演了網絡“意見領袖”的角色，為了集聚更多的力量，大學生A選擇了向他的同學或朋友大學生B和大學生C提出了加入的邀請，面對大學生A提供的信息源及行為傳導的要求，大學生B和大學生C分別有“加入”和“不加入”兩種選擇，但是，他們在不能確定對方是否選擇加入的情況下，他們需要分析一下自己是否加入的利益得失，模型見圖2。從上面的矩陣我們可以看出：第一象限，大學生B和大學生C都選擇了加入，他們認為自己的收益都是“+5”，結果是一種“雙贏”；第二象限，大學生B選擇了不加入，大學生C選擇了加入，結果B的收益是“-5”，C的收益是“+5”，結果是一種“零和”，即一方所得為另一方所失，雙方的和為零；第三象限的情況與第二象限的情況相反；第四象限，學生B和大學生C都選擇了不加入，每個人收益都是“0”，既沒有收益，也沒有損失。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作為一個理性的弈者，最佳的選擇就是，如果有周圍的同學或朋友選擇加入網絡集群事件，自己也選擇加入；如果所涉議題與自己密切程度較高，最佳選擇就是主動加入。當網絡議題與大學生利益貼近時，只要有發起者，很快就會有響應者，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一觸即發。

四、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模型解構

（一）模型的重新定性

定性模型是一種不完備的知識模型，它只描述對象的主要特征和狀態模式，如電風扇的定性模型只需要建立其輸入、輸出、轉、不轉、是否損壞等幾個關鍵特征的模型即可，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屬于一種定性研究，定性分析是主要憑分析者的直覺、經驗，憑分析對象過去和現在的延續狀況及最新的信息資料，對分析對象的性質、特點、發展變化規律作出判斷的一種方法，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沒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種盲目的、毫無價值的定量。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就其性質而言，往大了說，還是屬于人民內部矛盾，不是專門針對國家政權的破壞性的政治活動。說過，“在一般情況下，人民內部矛盾不是對抗性的”。[9]往小了說，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多數情況只是大學生們一種表達訴求或情緒釋放的方式，當然，也并不是說對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持積極和鼓勵的態度。我們只是希望在采取相關的預防和應對措施上，應當堅持依法治理和疏導化解相結合、“硬管理”和“軟管理”相結合，除了日常的網絡輿情監測以外，作為高校的相關管理部門和教師要“走近學生、貼近生活、傾聽心聲、引領方向”，發現問題，及時排解，避免事態升級，以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讓大學生自己做出正確的選擇，從被動的高壓管理轉變成主動的內化的自我管理，達到一種“巧管理”的效果。

（二）模型的斷鏈

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演繹通常是一種經歷“觸點—響應—集聚—傳導—再響應—再集聚—再傳導”的鏈式反應，所謂鏈式反應簡單地講就是事件結果包含有事件發生條件的反應，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結果所最終產生的能量不僅取決于反應鏈起始端點的規模和強度，而且還會吸收鏈式反應過程中的裂變所產生的能量，同時，參與的主體越多、發生的時間越久、空間越廣所造成的影響也就越大。針對這種鏈式反應最直接的阻延方法就是斷鏈，切斷鏈式反應發生和延續的條件和因素。

（1）觸點的產生。能夠引發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的觸點源很多，也很難預測和免疫，所以，對于觸點的控制難度較大。

（2）斷鏈的關鍵環節。著力點應當是鏈式反應過程中的參與主體，即“領頭羊”的“意見領袖”和“群羊”的參與網絡集聚的大學生群體。有經驗的牧羊人都知道，當發現領頭羊跑偏時，需要及時采取行動，加以制止，避免其他羊只效仿跟進，否則容易引起混亂和造成損失。2014年5月，在新疆，一只領頭羊墜崖，結果羊群跟著跳下，新疆呼圖壁兩牧民兄弟損失59只羊。[10]如何盯住“領頭羊”，各級監管部門平時需要加強對網絡輿情和網絡動態的監控，發現問題時，要及時采取措施，避免“領頭羊”效應的擴大。同時，堅持“4T”原則，前“3T”可以借鑒英國危機公關專家里杰斯特在危機處理時提出的“Tellyourowntale”（以我為主提供情況），確保信息的權威性；“Tellitfast”（盡快提供情況），確保信息的及時性；“Tellitall”（提供全部情況），確保信息的全面性。[11]隨著信息傳播渠道的多元化，可以嘗試再加個“T”，“Tellitwidely”，確保信息的廣泛性。保羅•萊文森曾指出：“在因特網創造的環境中，紙張、裝訂、發運和廣播的成本，全部消失了，因特網拉開架式，要把把關人砸爛。”[12]大學生在面對周圍網絡集群活動時，有選擇參與其中的非理性一面，也有選擇理性自制的一面。課題組在研究前期組織和開展了問卷調查和網絡調查，部分問題設置見表1。盡管進行問卷調查時，大多數同學可能并沒有真正地遇到過網絡集群事件，所做的回答只是基于自己的主觀判斷，但是，問卷結果至少說明“90后”大學生在遇到網絡群體性事件時，他們判斷的初衷還是理性和自制的。如果每一名大學生都能不斷提升網絡道德素質、強化網絡自律，讓理性和自制占據意識決定的主導權，自覺承擔起網絡信息傳播鏈節上的“把關人”的角色，那么網絡群體性事件的信息傳播就會失去推動力。

（三）模型的轉基因

轉基因技術的理論基礎來源于進化論衍生來的分子生物學，該技術可以使重組生物增加人們所期望的新性狀，培育出新品種，我們這里借用的不是轉基因的技術，而是轉基因的理念。客觀地來看，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是一把“雙刃劍”，就像網絡謠言、人肉搜索等惡性事件可以引發大學校園的不穩定、不和諧；但是，一些在微信、微博上愛心傳遞，QQ群體的愛心捐助活動卻可以在大學生群體之中傳遞正能量，促進校園與社會的“雙和諧”。2014年12月3日開始，一條“懇求幫助身患M3型白血病的劉鳳儀同學”的微信在江南大學學生間轉發著，發起人之一是劉鳳儀的閨蜜劉琳琳，借助學校內部的微信平臺和同學們的微博、QQ空間進行擴散，為了讓這條信息能夠傳播下去，在她們提供了充足的信息后，多數同學都選擇了信任，替她們轉發的是朋友、朋友的朋友，在關注度最高的12月4日一天，就收到了55113元捐款。截止到12月6日，除了同專業的同學和老師通過線下現金的方式捐款了3500多元之外，其他的錢都是大家在網上支付的，通過支付寶和網上轉賬為她捐款的人數達到了1792人，總金額近20萬元，愛的暖流匯向在濟南老家治病的這個江南大學大三女生。在接受采訪時，劉鳳儀坦言，我想感謝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感謝所有沒有留下名字的人，是你們讓我有這種可以溫暖我一生的幸福感，是你們帶走了我的顧慮，帶給我力量和勇氣，讓我更不舍得放棄如此美好的生命，感受到了此生最大的溫暖。[13]對于大學生網絡集群行為，我們要注意合理引導，揚長避短，發揮正面作用，釋放正向能量。網絡在場的大學生集群行為是人機結合、人網結合的當下社會中出現的新問題，是個體-群體、競爭-合作、局部-全局、利-弊的辯證統一，是一個開放的復雜系統，因而，要想精準而又精細地構建一個模型，是很困難的。但是，模型理論可以讓我們以一種伸縮收放的視角來分析研究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也為今后“學科交叉、感知計算、定量定性分析、機制設計”多位一體的復雜研究提供一個簡單思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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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學研究[M].劉君狄譯.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2012：62.

[3]朱宏勝.“微思政”在預防大學生網絡群體性事件中的作用研究[J].內江師范學院學報，2014（07）：126-129.

[4]王石川.學生舉報老師，是非高于恩怨[N].北京青年報，2013-11-18(A02).

[5]蔡蘊琦、張琳.大學里該不該上語文？[N].揚子晚報，2013-11-10(A3).

[6]翟慎良、曹旭超.網絡造句，是情緒宣泄還是現實批判[N].新華日報，2010-11-17(B6).

[7]鞠靖、李邑蘭.南京：要大學，還是要大路？[N].南方周末，2008-11-20.

[8]澎湃新聞網.規劃公路直穿大學校園引師生抗議，南京急澄清：不會直接造路[EB/OL].

[9].著作選讀:下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64.

[10]亞心網.領頭羊墜崖羊群跟著跳下新疆呼圖壁兩兄弟損失59只羊[EB/OL].

[11]駱文浩.災難報道中的“3T”原則[J].新聞戰線，2008（11）：15-16.

[12]保羅•萊文森.數字麥克盧漢——信息化新紀元指南[M].何道寬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180.

[13]葉向遠.江大學生轉發微信救助同窗,6天里近20萬元捐款匯向1個賬號[N].江南晚報，2014-12-11(A07).

作者:朱宏勝 單位:蚌埠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