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業傳統知識在生態文明建設的作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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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黨的著重提出了“文化自信”，林業傳統知識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應當在生態文明建設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通過對中國各族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實踐中創造出的林業傳統利用知識、傳統技術、傳統管理知識和傳統文化進行梳理之后，提煉了林業傳統知識的特征，分析了林業傳統知識的重構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作用。

關鍵詞:林業;傳統知識;生態文明

在黨報告中，提出“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中“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生態文明建設中對文化自信的強調，不僅尊重并發揚了中華民族在與自然相處中形成璀璨的生態知識和文化，而且指明了美麗中國建設的前進方向。中國是世界森林景觀和生物多樣性中心之一，具有獨特的民族、語言、文化。在悠久而輝煌的歷史長河中，中國農耕文明的發展與森林利用與保護的歷史相互交織［1］154。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中國各族人民與自然和諧共生，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相互融合，產生并總結了豐富的森林經營管理、利用和保護的知識，型塑了與自然社會環境相適應的鄉土規程，形成了特色各異、豐富多彩的森林文化活動。這類森林經營利用、管理的知識和傳統習慣，與森林相關的、且對森林經營和利用產生影響的文化、信仰和藝術等文化遺產，被歸納為林業傳統知識(TraditionalForest－RelatedKnowledge)［2］。邁向生態文明的道路需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需要從中國優秀的傳統知識和文化中汲取營養。本文從文化自信的角度，整理了中國林業傳統知識的概況、重新審視林業傳統知識的作用，為發揮林業傳統知識，建設生態文明提出了一些觀點。

一、中國林業傳統知識的概況

下文將林業傳統知識分為傳統利用、傳統技術、傳統管理和傳統文化4類，簡要介紹中國的林業傳統知識。中國林業傳統知識極其豐富，本文在歸納總結的時候，難免掛一漏萬。

1．傳統利用知識在農耕文明誕生前，人類在森林或稀樹草原中采集和狩獵得以生存和繁衍。人類在勞作的過程中積累了知識和智慧，發現了森林生態系統中生物的食用、藥用、纖維用、材用、觀賞等功用。一方面，這些生物成為了人類馴化和家化物種的基礎;另一方面，這些知識利用逐漸演化為民族醫藥、文化植物、宗教植物、日常生活用品等具有文化符號的物態傳統知識。在傳統利用知識的挖掘方面，民族生物學和民族生態學學者通過研究當地民族對植物的利用，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其中，中國民族植物學家在民族植物的文化利用、經濟利用和生態作用等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了可觀的成果;民族生態學家則從整體出發，研究包括馴化物種在內的自然生態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之間的內在關系，系統整理了中國各民族的傳統知識體系，保護和整理了中國重要的具有文化價值的農業和林業傳統實踐。有些研究觸及到了傳統知識體系的科學解釋和開發利用。其中，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屠呦呦就是基于中國傳統醫藥知識獲取了青蒿素，為人類戰勝瘧疾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在傳統林業方面，在20世紀后期，中國林業為農業服務被公認為世界楷模，這得感謝中國人民在與各種自然災害斗爭過程中總結而成的農林間作、農田林網等傳統知識［4］135。當下，中國傳統利用知識的保存和再利用面臨著挑戰，西部地區尤甚。西部地區生物多樣性極為豐富，世居于此的藏、蒙、苗、侗、傣等少數民族發展出了絢麗多彩的傳統醫藥體系。隨著大規模經濟開發和外來文化滲透，原有的林業傳統知識正遭遇著生存危機。遺傳資源破壞、傳統醫學衰落較為嚴重，部分生物資源因遭到破壞、竊取而流失。隨著現代生物技術的進步，物態林業傳統知識必將會擁有更高的商業、科學價值，研究和開發物態林業傳統知識不僅有利于實現林區產業結構調整、提高林區居民收入，還將會對西部生態建設創造良好條件。

2．傳統技術及傳播林業傳統技術主要包括勞動人民在實踐中總結積累而成的森林經營利用技術、訣竅、經驗等，如選種選樹、幼苗撫育、種植、封山育林等，這些技術具有一定的實用性、科學性。如生活在中國西南云貴川等地的彝族，有著獨特的林地劃分規則，在糧食作物種植、封山育林、薪炭林管理方面經驗豐富［5］。貴州黔東南小丹江的苗族社區將杉木作為首選造林樹種，當地居民采取了“林糧輪作”等多種傳統方式種植杉木。苗族村民不僅從杉木林中獲取木材，還在其中收獲豐富的林下產品，如采集薪柴、藥材、野果、野生蔬菜，獵取小型野生動物等［6］。生息于喀斯特山區的另一支苗族———麻山支系，則積累了高效利用喀斯特生態系統的經驗和技能，這些知識在石漠化防治中有著特殊價值。侗族在土地輪歇利用、防火隔離帶設置、護岸林營造、采集狩獵等方面的長期生產生活實踐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經營管理方法［7］。其他少數民族如哈尼族、納西族等都在漫長生活實踐中，總結出了獨具特色的林木管理方式。這些林業技術雖然古老，但大多符合現代科學思想，“刀耕火種”看似落后亦有其合理性［8］。除了刀耕火種、輪息作業等方式外，云南少數民族還采用包括林—農、林—牧、林—花、林—菌、林—藥在內的多種形式、多種用途、混合經營的模式，這種經營模式具有樹木種類多、用途廣泛、產出多樣等特點，體現了生物多樣、結構多元、生態系統多功能的基本特征。除此之外，全國各地也有著小片人工林、經濟林、庭院林、寺廟林、風水林、薪炭林等樹種不同、形式多種的森林類型。一方面，這是一種自然的選擇，結合本地情況，實現了生態保護和可持續的經營;另一方面，林業傳統技術在文化上體現了“所謂落后民族(或稱弱勢群體、弱勢民族)的先進文化”的特征。在傳統技術傳播方面，中國對林業技術的記載、整理、傳播，有著悠久歷史和豐碩成果。從戰國時期《周禮》提倡適地適樹的“土宜之法”，到東漢時期《四民月令》整理了挖坑、松土、施肥、植苗、踩實等一整套完備的植樹技術;北魏末年賈思勰所著的《齊民要術》，是中國第一部完成記述“造林學”的農書;宋元明清時期的農書總結出針、闊葉樹的栽培技術，并提煉了相關栽培理論［9］。在悠久的歷史長河中，中國形成了較為完整的森林培育技術體系。通過“勸民植樹”“教民稼稿”“謹其時禁”三種形式，有效提高了勞動人民的林業經營技能和環境保護意識。

3．傳統管理知識傳統管理知識主要依托于村規民約(或稱習慣法)、契約、風俗習慣等形式，有效地規范了當地社區人的行為。村規民約多由村民自主制定，并由村民共同遵守和認可。如在貴州省臺江縣，林木收益是當地苗族人極為重要的收入來源。為了保護山林權益，村民們自發形成了一系列內容豐富的林權習慣法。這些習慣法集中體現在苗族村寨的村規民約之中，當地村寨調解林權糾紛的主要方式也是通過當地的村規民約［10］。習慣法很好地補充了國家法在在林權保護方面的不足。大多數村規民約都有重懲罰、輕教化的傾向，但少數也重視通過培養社會公德來實現林區產權穩定和封閉經營。另有很多少數民族通過村規民約界定了林業資源所有權。如侗族的《侗款》就通過設立“青石”“白巖”明確規定了田塘土地的范圍，并明令禁止過界取土砍樹的行為［11］45。在貴州東南部清水江流域，當地居民也發展出源自傳統管理知識的林木所有權劃分機制。隨著該地區人工林業的發展，當地的林業契約應運而生，這些契約涵蓋山林土地使用權流轉、股份合作等林木更新、林地和林木買賣、林地管理和收益分紅等，很好地節制和約束了林業經營中的“人情世故”，對人工林業發展和林業資源保護提供了保障［12］。不少民族的風俗習慣對生態保護有正面的作用，也涉及木材貿易、糾紛處理等方面。侗族人家中每有嬰兒出生，就在山上栽100棵杉木苗，當兒女年滿18歲，杉木亦已成材，此時便可采伐杉木以抵婚嫁的費用。又如侗族的榷置葬制度，無意中使得停放靈柩的森林得到保護［11］49。傳統管理知識綿延于歷史、來源于實踐、根植于思想，并能夠與林業現代知識相結合，這是中國將鄉愁融入生態文明建設十分寶貴的資源。頭人、宗族、家族、寨老等傳統社區組織對森林管理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傈僳族村寨中，寨子里的家族長和頭人在當地社區內具有廣泛而有力的威信。在長期的生產和生活中，他們在管理森林、土地等資源和處理村寨公共事務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13］。這些傳統社區森林管理方式及其包含組織和個人能夠有效地管理本社區的森林資源，幫助社區成員維持生計。

4．傳統文化與森林有關的傳統文化包括中國少數民族對自然的原始崇拜，儒、釋、道等傳統宗教信仰中與林業相關的內容，影響森林經營的其他傳統思想、習俗等。儒家“天人合一”、追求“和諧”的思想，對認識和改造世界、塑造環境意識起到積極作用。在受佛教影響深遠的西南和藏區民族文化中，藏傳佛教以其呈現的因果法則、慈悲心懷、整體觀念，孕育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哲學，“禁欲倫理”的民風民俗也有效保護了當地脆弱的生態環境［14］138。道教“道法自然”“貴生”“樂生”的觀念對瑤、壯、苗、土家、仡佬、羌、彝、納西等少數民族影響頗大。除宗教信仰外，中國源遠而豐厚的倫理哲學蘊藏著樸素的自然保護和資源可持續利用思想。從夏商周至春秋初期的“網開三面”“里革斷署”，《禮記•祭義》提出“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到宋代，朱熹歸納了“取之有時，用之有節”。這些合理利用生物資源的思想至今仍有價值。與自然資源相關的傳統文化亦在中國少數民族生產生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中國相當比例的少數民族生活在山地地區，林地是其生產生活的根本。無論在歷史上還是現代，少數民族都保持著高度的森林保護意識［15］。神山、神林、神樹、神鬼靈、自然崇拜、圖騰崇拜、信仰、禁忌等的崇拜是精神層次林業傳統知識的重要體現。在西南地區，傣族、布朗族等少數民族都有著本民族的“神林”，即在村寨后方或附近有一片被賦予神秘色彩或作為崇拜對象的樹林，神林文化在這些民族的文化中占有著重要位置［14］139。神林的存在對于森林和物種保護、水源涵養、氣候調節和環境美化都起著積極作用。在云南省南華縣，當地的彝族人民以“萬物有靈論”作為哲學基礎，通過神山、鄉規民約、宗教禮儀等形式，構建了人與自然長期和諧共存的良性互動，表達了對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的尊重，并將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融入到了民族的道德文化、社會制度、生產生活中。林業傳統知識以鄉風民俗為載體，世代傳承，凝聚成鄉土的生態哲學和文化情結，總結了當地人尊重自然的樸素的生產生活方式，體現了崇奉萬物和敬畏生靈的自然環境保護觀念，在自然資源保護、生態平衡維持等方面，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1］155。

二、林業傳統知識的特征及其再認識

傳統知識不是嚴格意義上理論化的知識，而是基于當地條件而形成的經驗性知識。這種經驗性知識具有鮮明的地方色彩，與當地獨特的自然環境和社會文化屬性共同構成了有機的整體［4］138。與專家主導的現代科學思想體系強調知識的一般性、通用性不同，林業傳統知識是地方性的屬于民眾的知識，是知識和民族文化、當地生產生活方式的集合表達。在現代科技主導下，傳統知識不斷被邊緣化且難以擺脫現代科技霸權式的主宰。我們缺乏足夠的力量懷疑現代科技背后的哲學、價值準則、分析方法和工具、理論邏輯的正確性。即使有力量懷疑，也難以獲得公眾的支持。為認識林業傳統知識和現代科學思想體系的區別，下文將從地方性、實踐性、共享性、整體性等特征，理解林業傳統知識的內涵。

1．地方性。傳統知識是特定地點的人民經長期實踐而總結創造出來的，是具有特定前提的知識［16］。對同一事物的認知，當地民眾并不追求普適性、一般性的認知，這使得傳統知識有別于現代系統知識，多數情況下，某地傳統知識并不適用于其他地區。如在云南南華彝族地區某村，該村的森林在傳統上被分為用材林、水源林、森林以外的樹木，這與中國《森林法》用材林、薪碳林、經濟林、防護林和特用林的分類體系截然不同。

2．實踐性。傳統知識因日常生產生活的需要而產生，通過經驗、事件、試錯、有意識的行動等實踐手段不斷擴充、修正，并依靠口頭、模仿和演示的方式來傳承。這種來自于經驗的知識是很多代人的智慧結晶，在實踐中不斷修正錯誤，不斷的發生變化，不斷的被創造和再創造，不斷的被發掘和更新，在動態中滿足當地實踐的需要。而口口相傳的傳播方式，在日常生產生活學習、運用、再創造的特性，使得傳統知識往往存留在人們的平常記憶中，這也是傳統知識為什么沒有被有效整理和組織從而成為系統的科學知識的原因。

3．共享性。因傳統知識脫胎于群體的日常生產活動，并代代相傳，不同于專家所掌握的專門性知識，被稱作“人民的科學”。但在一個族群或社區內，不同的人掌握和理解的傳統知識也可能是不一樣的，會因年齡、性別、地位的不同而發生改變。而且社區中的某些群體也可能被認為是傳統知識的化身，甚至如社區精英、宗教領袖和社區領導等個人可成為某種傳統知識的代言人。

4．整體性和綜合性。傳統知識由于其深深扎根在當地的自然和人文環境中，融合了當地的神話傳說、宗教信仰、生產模式等獨特的要素而成為了一種難以分割和抽象化理解的整體，因此很難完全區分它的科技成分和非科技成分、理性成分和非理性成分［17］。然而它常常不是以一種物質化的整體存在，不是集中于一個人或某一個特定的時空，而是一種概念中的整體，蘊藏在人們的日常生產和生活中［18］。早在20世紀60年代，隨著現代科學思想體系的傳播、市場化和全球化對當地發展的影響，傳統知識逐漸消失，這對地球環境、社會公正公平及當地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負面影響，這一現象引起了人類學家的廣泛關注。在1992年簽訂的《生物多樣性公約》中，傳統知識得到了國際社會充分的關注。傳統知識迅速成為森林、荒漠化防治、知識產權保護、國際貿易、氣候變化等領域國際公約談判焦點的議題［4］140。

全球生物多樣性和生態服務評估中，傳統知識是4個特設議題之一，成立專門的小組開展評估，這其中包涵代表弱勢群體利益政治集團的不懈努力。國際社會達成了基本共識:傳統知識豐富的社區需要特殊的保護，當地社區的利益在現代化和全球化過程中受到了傷害。參與國際行動援助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和擁有豐富傳統知識的貧困國家政府主張維護“原始”“鄉土”利益，并通過建立一個公平的秩序來維護“本地人”的權利，質疑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基于現代科學體系而建立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如與貿易相關的知識產權保護(TRIPS)。20世紀90年代以來，針對于林業傳統知識的認知和保護開始提上議題，生態學家、人類學家逐漸意識到林業傳統知識是當地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現代林業科技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源泉，需要重新評估林業傳統知識在環境和發展中的作用［19］。國際社會對于林業傳統知識的認知并非一帆風順。2003年于魁北克召開第12屆世界林業大會則專門設立“傳統知識和文化多樣性”議題來討論林業傳統知識。2004年，第四次聯合國森林論壇大會將林業傳統知識列為主要議題，但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在如何認識林業傳統知識上產生了分歧，未能達成可操作性的共識。2007年，在昆明召開的“林業傳統知識在森林可持續經營和反貧困中作用的國際研討會”上，與會代表一致認為應當重視林業傳統知識的實踐、倡導和研究，尤其重視林業傳統知識在促進森林可持續經營，緩解發展中國家的鄉村貧困，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的貧困中的重要作用［19］。與國際社會相同，中國對林業傳統知識的認識也不斷發生著演變。很長時間以來，林業傳統知識往往被人們認為是“愚昧”“落后”的，是不科學的，人們總希望用先進的現代林學知識去指導“無知”的山民。百余年來，中國一直致力于推動現代林學的進步，重視綠色革命的技術，相應建立起科學研究、技術推廣、法律法規政策和行政管理制度和體系。一方面，中國林業產業成績斐然，實現了森林面積和質量的雙增長;然而，另一方面，很多地區出現了水土流失、生物多樣性減少、森林景觀價值下降、山區經濟發展緩慢、鄉土文化和價值觀迷失等情況，環境和社會問題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深入而逐漸暴露出來。市場化、全球化、現代化等外部影響迅猛地改變著人們的生活，即使是處于偏僻森林地區的人們。中國林業政策在不斷借鑒中國傳統農業發展和他國林業發展的經驗，調整林業政策。然而，中國林業政策調整要么強調了森林保護，而忽視當地人的生計改善［20］;要么重視了生計，忽視了森林的保護。這些外來干預政策肯定影響到當地社區森林管理知識。然而，當地社區和人民也在型塑著外來干預政策，形成不完全同于干預政策所期待的森林管理知識真正地落地。而這種重塑也是深深扎根于當地傳統森林管理實踐和文化。中國的西部偏僻地區已經成為世界最好的傳統知識和現代科技在林業政策上交融和共生的最理想的研究場所。

三、發揮林業傳統知識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作用

從時間維度來看，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自美國、歐洲、日本等國家和地區引進了現代林學學科。在新中國建立之后，為實現學科理想，中國自上而下地構建了一整套依托于國家權力的林業規則、政策、制度。林業學科和管理體系構建是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的一部分，是孕育現代森林制度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總體上講，這個體系是與中國自古以來形成的具有多樣性的基層制度、社會規則和知識體系是不相宜的。由此帶來的碰撞和沖擊是導致近一個世紀中國社區發展與生態保護失調、森林生態系統失去健康和活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國近期迅猛的市場化、全球化、城市化進程改變著人們的生活和生產。中國林業需要借鑒和吸收農業發展和他國林業發展的理論和實踐，不斷調整林業發展戰略、方針和政策，以應對外在干預的不斷變化，滿足人們生產生活和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對林業發展新的需求。中國在林業傳統知識上的研究有著走在世界前列的潛力。這是因為中國有著古老而具有生命力的文明，具有豐富的文化、自然景觀和生物多樣性，具有悠久的森林開發利用歷史，其形成的傳統森林的利用、管理和文化知識十分豐富，而且地域性差異特別巨大。

1．林業傳統知識可以幫助當地居民重新挖掘自然資源的經濟價值，促進當地社區發展。林業傳統知識，尤其是傳統技術、傳統管理經驗，在當地林業中發展菌、花、藥等林下產品生產，林農混合經營等生產生活中依舊具有較高的實用性和科學性。對這方面傳統知識的保護和挖掘，對當地社區發展仍具有積極的作用。

2．林業傳統知識可以為生態友好且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探索提供歷史經驗。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歷程中，森林不只是食物、燃料、土地儲備的來源或場所，也是人類文化、宗教、組織等社會經濟和精神層面重要的互動對象［21］。在人與自然長期的交互過程中，人類已經逐漸成為自然生態系統的一部分，人類的生產生活嵌入到當地環境中融合為相互包容的整體。若將當地社區和賴以生存的環境割裂開，不僅會造成原有生態系統的崩潰，也會使得當地社區在發展道路上的迷失。林業傳統知識為生態友好、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社區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探索提供了有跡可循的歷史經驗。

3．林業傳統知識是生態文明和美麗鄉村建設的重要文化根基。中國生態文明建設不僅僅是保護綠水青山，更要找尋與自然為友的克己復禮的精神家園。青青的山、綠綠的水、藍藍的天是人民美好生活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城鄉不平衡不只是體現在物質生活上，生態服務供應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需要納入考量，對于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的雙重追求需要得到重視。作為一個文明古國，我們有理由將森林看成是人類的伙伴，變“天人合一”的理想為人類的發展行動。基于此，從林業發展戰略和路徑的高度提出中國林業政策和制度。作為文明之火從未斷滅的古國和正走向復興的經濟大國，中國是世界上最好的最理想的傳統知識和現代科技交融共生的實踐和研究場所。充分理解傳統林業知識體系將是中國林業將來發展的一個重要立足點，在此基礎上，吸收現代科學發展成就，實現傳統與現代的融合。但是，中國對林業傳統知識的研究基礎還十分薄弱，研究工作亟待加強。第一，需要加強林業傳統知識的挖掘和整理。從民間文化、民俗、禁忌、鄉規民約、原始宗教、社區森林管理實踐等方面收集與整理中國林業傳統知識。第二，充分認識到林業傳統知識在森林可持續經營中的價值。分析不同民族的傳統知識、文化與森林可持續經營的關系，研究傳統知識傳承、消失、管理、保護政策和法律法規制度等方面的現狀和挑戰，研究如何在現代林業與傳統文化之間尋求契合點，以共同推動中國森林可持續經營。第三，林業傳統知識的長期跟蹤觀察，研究當地與森林相關的知識體系、生產和生活方式、宗教文化習俗;研究當地不同類型的村民依賴森林的程度、生計脆弱性與林業傳統知識的關系;素描不同類型的村民如何應對政策干預，如何應對外來樹種，如何應對市場變化。第四，林業傳統知識保護政策研究。以林業傳統知識為出發點，為集體林權改革、森林分類經營、利用采伐制度、管理組織安排、政府職能調整、林農組織發育、環境服務市場化機制、森林保護等方面提出政策措施［1］158。

相較于研究，中國應當在保護工作的實踐中，重新審視林業傳統知識的作用，充分貢獻于中國生態文明的建設實踐。近些年，中國實踐走在理論的前面已經成為常態，在傳統林業知識方面，實踐工作亦可先行一步。清水江兩岸，長期以來“山常青、水常綠”，環境如詩如畫，人民以林為業，展示了一副體現“天人合一”理念的活畫卷。清水江流域，曾是中央皇權嵌入“蠻夷之地”的主渠道之一，為什么一直是青山綠水呢?而歐洲文明所到之處，被視為“他者”的森林被無情地清理出去，導致了生態災難。錦屏文書就是解開上述謎底的鑰匙。從1397年起，中央權威力量進入后，本地和客地木商、山主、佃戶等利益群體相互依賴、相互合作又相互斗爭，推動了清水江兩岸的杉木人工林的發展和木材貿易的繁榮，逐漸養成了“敬山愛樹、靠山植樹、靠樹養家”的生產生活習慣，從而形成了“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保護生態、愛護家園、誠信友善、守望相助、持續經營、永續利用”的生態文化［22］。錦屏縣委縣政府充分發揮錦屏文書這一張名片的作用，繼承和弘揚優秀傳統生態文化，推動傳統村落建設，努力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形成了特色鮮明的生態文明建設之路。浙江安吉、福建長汀等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成績突出的地區均遵循了“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這一路徑。

作者：劉金龍1；趙佳程1；張明慧2；駱耀峰3單位：1．中國人民大學林業與資源政策研究中心，2．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北京3．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