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對垃圾焚燒發電態度的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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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環境雜志》2014年第四期

1文獻評述

垃圾焚燒發電設施是典型的鄰避設施，具有較為明顯的“鄰避效應”(not-in-my-backyard，簡稱NMBY)。國內外對垃圾焚燒發電等鄰避設施的相關研究大多在NMBY的框架下展開，大致可以分為定量的實證研究和基于個案的定性研究兩類。美國學者HorstD采用發放問卷調查了多個再生能源設施周邊居民態度，并使用Logistic模型對周邊居民態度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總體來說，居民與設施的距離對其態度有較為強烈的影響，但是這一影響的性質、大小會隨著當地社區的情境因素及土地價值大小發生變化［1］。周麗旋等人對番禺垃圾焚燒發電設施候選地址周邊居民進行了問卷調查，并采用條件價值評估法(CVM)，對設施周圍居民避免設施選址的支付意愿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生活垃圾焚燒設施的選址受到公眾的普遍關注，居民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對支付意愿有著明顯的影響［2］。張向和、彭緒亞等人則以重慶市10個垃圾處理場及其周邊農戶的調查數據，構建了垃圾處理場的鄰避指數，結果表明鄰避效應的主要影響因子是垃圾場的相對位置、政府處理滿意度、公眾的“NIMBY”意識、垃圾場信任度及賠付滿意度;而公眾對垃圾處理支持度的主要影響因子為補償滿意度、垃圾場信任度和政府處理方式滿意度［3］。也有學者研究了環境市政設施的鄰避效應，陳佛保、郝前進以上海市垃圾中轉站為例，通過25197戶二手住房價格的空間差異研究了城市居民對環境鄰避設施的負面支付意愿，結果發現，住宅到垃圾中轉站的距離對住宅價格有顯著負效應，垃圾中轉站具有明顯的鄰避效應，作者認為要規避鄰避效應，需要從設立居民的心理可接受距離和給予適當的經濟補償兩方面入手。國內也有一些基于影響較大的反焚燒事件的研究，這類研究主要以定性的個案研究為主。如郭巍青等以番禺反焚燒事件為例，認為環境異意因循風險累積、感知到社會爆發的軌跡;其間，民眾規避風險的“反推斷”和更為主動的“風險戲劇化”策略使得國家風險管理的話語和行動失靈，“風險”成為公共主張，番禺案例表明風險社會的環境異議成為城市問題的重要面向，開放的政治是消解異議的可能選擇［5］。陳曉運也以番禺反建事件為例進行了研究，發現“去組織化”是業主集體行動的策略選擇，“去組織化”依托政治認知、網絡傳播和情感動員消解集體行動困境;其動員結構既不是有組織也不是若組織，它表明公民在治理參與中成長，也預示中國公民社會建構及其與國家良性互動的艱難［6］。本研究以一個已經投產的垃圾焚燒項目為例，分析周邊居民的態度及其影響因素，探討垃圾焚燒發電的鄰避效應，通過logistic模型分析居民態度的影響因素及大小，并結合定性資料對分析結果進行合理的說明。

2數據來源、研究變量與模型

2.1數據來源本研究所用數據來自課題組(中國科協政策研究類課題(2010JYXC-1))于2011年7月20至23號在山東省泰安市垃圾焚燒發電廠(即泰安市中科環保電力公司，下文簡稱電廠)周邊居民所做的問卷調查。該電廠位于泰安市岱岳區天平街道蛤蟆山腳下，329省道的南側，距離市中心約12公里，電廠于2007年11月開工建設，2009年8月試運營，10月正式商業運營，日處理生活垃圾800噸，年發電量約1.2億千萬時。課題組成員采用偶遇抽樣法選取了電廠4公里范圍內的居民作為調查對象，共發放問卷115份，剔除無效問卷后，共得到有效問卷110份。調查對象基本能夠反映當地居民情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2研究變量選取首先，本文的因變量是居民對電廠項目的態度，用“您是否支持在您家附近修建垃圾焚燒發電廠”這一問題進行測量，將居民的態度區分為支持與不支持兩類。在自變量的選取上，首先納入了受訪者的人口特征變量，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并對年齡取自然對數。2006年3月國家環保總局頒布了《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暫行辦法》，將公眾參與引入環境影響評價工作，因此將該項目前期環評階段是否進行信息公開及是否向附近居民征求意見納入自變量，考察其對居民態度的影響。已有的研究表明垃圾焚燒發電項目作為一種典型的鄰避設施，其周邊居民對于項目的態度與項目的影響范圍有關，故本文將受訪者距電廠距離納入自變量。在番禺、六里屯等反建事件中，對于二噁英的風險認知是周邊居民反對的重要因素，所以本文也將受訪者是否知道二噁英納入自變量。在前期的定性訪談中，課題組了解到由于電廠征用了部分村莊的土地并給與了一定的物質補償，也將考察補償情況對于周邊居民態度的影響。本文使用SPSS20.0軟件對相關問題進行了定義及數據錄入，主要變量的描述統計情況見表1。如表1所示，被訪者平均年齡為41.94歲，年齡較高，這與電廠周邊農村居民外出打工者較多相關。被訪者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92年，表明農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約一半的受訪者表示事前獲知項目相關信息，但此數據并不表明項目信息公開情況較好，因為這里測量的信息獲知情況既包括項目方主動的信息公開，也包括周邊居民私下的信息傳播;大部分居民表示事前并未被征求意見，這也說明項目信息公開情況并不理想。大部分居民表示沒有聽說過二噁英，這與課題組在江蘇吳江、無錫兩座垃圾焚燒發電廠周邊居民進行的調查截然相反，在上述兩地，周邊居民大多知曉二噁英及其危害，而且還組織相關專家進行了知識普及。由于電廠建設過程中征用了周邊村莊的土地，電廠給予了較近的幾個村莊數額不等的物質補償，包括免費供水、供電等。

2.3模型設定本文研究的是電廠周邊居民對項目的態度，有支持與不支持兩種情況，不滿足一般線性回歸約束條件，因此采用二分類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居民的態度。當有k個自變量時，二分Logistic模型的基本形式。

3模型回歸結果與分析

3.1模型檢驗本文先對回歸模型的整體模型適配度進行了檢驗，其中模型卡方值(X2)為52.813，p=0.000＜0.05，達到顯著水平;對模型進行Hosmer－Lemeshow檢驗，p=0.398，未達顯著水平，表示模型適配度佳(此解釋與卡方檢驗正好相反)［8］。模型擬合優度Nagelkerke=0.515，表明自變量與因變量存在中強度的關聯。模型回歸結果見表2。

3.2回歸結果分析電廠周邊居民對電廠態度影響因素的Logistic回歸模型結果見表2。如表所示，性別、年齡、年齡的自然對數這3個影響因素B值都為負，但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具體來說，女性相對男性來說更傾向于支持電廠項目;被訪者年齡越大，越傾向于持支持態度。受教育年限與居民支持垃圾焚燒發電呈負相關，且通過顯著性檢驗，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傾向于反對的發生比是傾向于支持的發生比的1.430倍，這與番禺等典型反建事件研究一致，在這些典型事件中，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是反建行動的積極分子。事前是否獲知項目信息與事前是否被征求項目意見這兩個因素B值都為正，表明兩者對于被訪者持支持態度呈正面效應，但事前是否獲知項目信息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而事前是否被征求項目意見則在0.1水平上雙側顯著，表示被征求意見的被訪者傾向于支持項目的發生比是未被征求意見者的3.55倍。是否知道二噁英對被訪者持支持態度有負面效應，且通過顯著性檢驗，在0.1水平上雙側顯著，知道二噁英的被訪者傾向于支持項目的發生比僅為不知道二噁英的被訪者的31.5%;二噁英是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爭議最大的潛在風險，雖然垃圾焚燒發電行業聲稱二噁英安全可控，但是民眾的風險感知卻不這么認為;以上結果也與課題組在江蘇吳江，無錫等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周邊村莊的調查相吻合，這一地區的民眾具有較高的知識水平及動員能力，對二噁英的了解相當深入，擔憂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的安全風險是這一地區民眾反對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的首要理由。項目建設及運行過程中是否給予一定物質補償對被訪者持支持態度有正面效應，且通過顯著性檢驗，在0.05水平上雙側顯著，表示有物質補償的被訪者傾向于支持項目的發生比是未接受物質補償的被訪者的3.64倍。這一因素是課題組在前期的觀察、訪談過程中發現的可能的影響因素之一，如距電廠較近的池子崖村，由于項目建設征地及村莊整體搬遷安置，居民住進了附近新建的農民公寓，而電廠在搬遷安置過程中也給予了一定的補貼，并免費向公寓供氣供電;由于大多數村民不知道電廠潛在的風險，電廠是否承擔及多大程度上承擔被村民視為其應盡義務(因為土地被征用)的補償是影響村民對電廠態度的重要因素。居住地與電廠的直線距離對被訪者持支持態度有負面效應，其中，與參照組(1㎞以內)相比，距離電廠直線距離為2～3㎞在0.05水平上雙側顯著，2～3㎞的被訪者傾向于反對項目的發生比是參照組的13.1%;距離電廠直線距離＞3㎞也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在0.01水平上雙側顯著，距離＞3㎞的被訪者傾向于反對項目的發生比是參照組的3.5%。這一結果也較為符合一般事實，作為典型的鄰避設施，周邊居民當然不太希望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建在其附近，周邊民眾持“不要建在我家后院”(NotInMyBackyard)態度。

4結論與討論

通過對山東泰安垃圾焚燒發電廠周邊居民的問卷調查發現，受教育年限、事前是否被征求項目意見、是否知道二噁英、項目方是否給予物質補償及被訪者居住地與電廠距離這五個因素顯著影響居民對電廠的態度。通過與其他學者的相關研究及課題組在其他區域所做的研究相對比，發現影響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周邊居民的因素既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年齡、教育程度等影響因素較為普遍，在許多相關的研究中，年紀較輕、受過良好教育的居民普遍反對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的建設。周邊居民如果對項目具有較強的風險認知，就越傾向于反對項目，具體來說，如果居民越了解二噁英及其危害，就越傾向于持反對意見。另外被訪者與項目距離這一影響也較為普遍，距電廠越近，其可能感知的風險越大，越可能持反對意見，這與國內外對鄰避設施的研究結果一致。本研究也發現了一些較為特殊的影響的。項目方是否給予一定的物質補償是影響周邊居民態度的顯著因素，這是因為電廠建設過程中征地涉及了周邊村莊，項目建設使部分村民失去了土地這一保障，村民就有理由要求電廠負擔相應的責任，而電廠是否有效承擔這些責任就影響著周邊村民對電廠的態度。在與池子崖村民訪談過程中了解到只是部分村民失去土地，但電廠的供水供電等物質補償卻針對整個池子崖新村，對那些并未失去土地的村民來說，電廠的補償具有正外部性，這些村民“免費”享受了公共物品，從而帶來了是否公平的問題。因此，不同的村民可能持不同的態度，周邊居民對項目的態度“嵌入”了項目所在地的政治、社會結構。依據《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暫行辦法》(以下簡稱《辦法》)對公眾參與的要求，本研究考察了事前是否獲知項目信息及事前是否被征求意見這兩個因素，其中后者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兩者影響大小的差異也體現了農村政治實踐的邏輯，在農村，日常政治生活最有效的形式就是召開村民會議，經村民會議通過的決定較易為村民接受，反應在被征求意見的村民對項目傾向于持支持態度。《辦法》中規定的信息公告的方式有“在建設項目所在地的公共媒體上公告;公開免費發放包含有關公告信息的印刷品;其他便利公眾知情的信息公告方式”。以上方式側重于紙質媒介渠道，在農村地區，限于村民主動參與不足及教育水平相對較低，效果不是很好，相關部門應該結合實際，探索有效、合適的信息公開方法。由于我國面臨著巨大的城市生活垃圾處理壓力及相對緊缺的土地資源，而垃圾焚燒發電處理方式占地少、減容量大、能將垃圾轉化為電能，盡管存在潛在的環境風險并面臨洶涌的異議，但可以預見的是，垃圾焚燒發電行業仍將快速發展。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建設并不僅僅涉及技術問題，更涉及一系列社會因素，如何有效地執行項目信息公開、化解民眾質疑、合理推進垃圾焚燒發電行業發展是亟待各級政府解決的問題。

作者：孟超單位：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