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最優儲備規模研究進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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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糧食高庫存威脅糧食市場穩定和國家糧食安全，優化糧食儲備規模是當前糧食政策調整的關鍵。如何確定糧食最優儲備規模？國內外學者對此展開了大量研究。國外研究從歷史經驗法起步，進一步提出能夠反映儲備多目標特征的目標規劃法，以及能夠根據市場情況調整最優儲備規模的動態規劃法，極大推動了糧食最優儲備規模相關研究。中國學者普遍采用差額補償法估算糧食最優儲備規模，從單邊補償、雙邊調節和需求補償三個角度豐富了差額補償法。但總的來看，國內研究方法相對固化，對糧食儲備及整個市場的刻畫比較粗略，難以滿足當前糧食市場發展和政策調整的需要。在當前中國糧食政策調整的緊要關頭，有必要借鑒國外研究經驗、基于中國現實情況，拓展和深化國內糧食最優儲備規模研究。

關鍵詞：最優儲備；糧食安全；差額補償；多目標規劃；動態規劃

糧食儲備一直是中國國家安全戰略和市場穩定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1－4］。近十余年，在托市收購政策的助推下，中國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國家糧食儲備。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按照“市場定價、價補分離”的原則，積極穩妥推進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多措并舉消化糧食庫存。去庫存是當前糧食市場改革的當務之急，而優化國家儲備規模是去庫存的前提。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科學確定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國家儲備規模”。糧食儲備規模過小難以穩定市場波動、保證國家糧食安全，儲備規模過大會導致市場運行阻滯、社會負擔加重，進一步增加市場風險［5－6］。一個輕便化、高效率的國家儲備是糧食市場健康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必然要求，確定一個合理的國家糧食儲備規模不僅是解決當前糧食市場困境的現實需要，而且是中國糧食市場未來發展必須要長期關注的問題。實際上，世界各國對國家糧食儲備的爭議一直存在，歷次全球糧食危機仍促使很多國家建立起國家層面的糧食儲備［7－8］，推動了糧食儲備規模優化相關研究。國外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紀70—80年代世界糧食危機期間，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從國家或者世界層面探究了糧食儲備規模優化問題。研究方法也從簡單的描述統計、差額推算演變成目標規劃、數值模擬等復雜方法。后來隨著這些國家市場調控方式逐漸脫離對政府儲備的依賴、轉向更為市場化的調控方式［9］，國外研究的關注點也從儲備本身轉移到更為多樣化的糧食價格調控和農業支持政策上［10］，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外關于糧食儲備規模的研究隨之逐漸減少。相比之下，中國對最優糧食儲備規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99年糧食收儲制度改革之后，但中國學者對該問題沒有持續關注，研究方法較為固化、研究內容也不夠深入。多年來中國糧食儲備規模優化研究進展非常有限，中國學者對國外研究進展的把握也較為不足。這樣不僅不利于把握中國糧食市場背后的運行邏輯，也難以為當前糧食市場政策調整提供理論支持。因此，回顧糧食儲備規模優化的國內外文獻，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本文主要從研究方法入手，梳理國內外最優糧食儲備的代表性研究。通過比較國內外研究的差異，試圖拓寬國內研究思路、推動研究方法創新，以期為當前糧食市場政策調整提供一些支持。

一、國家糧食儲備的產生與爭論

糧食生產的不確定性和滯后性使得糧食市場呈現固有的波動性，糧食儲備的出現有利于平滑市場供求，營造較為穩定的市場環境。人類自古就有利用儲備穩定市場的傳統。中國早在西漢時期就建立起“以谷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谷貴時減價而糶”為目的的常平倉，古埃及時期約瑟夫忠告法老要多儲備糧食以應對饑荒。國家糧食儲備對一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至關重要，國家糧食安全不僅是市場問題，也是政治問題［8，11］。國家儲備至少有三大益處：糧食安全、市場穩定和經濟福利［5，8，12－14］。糧食儲備的首要目標是保證糧食安全［2－3，15］，國家儲備能夠應對因自然災害、戰爭等突發事件造成的糧食供求急性失調，保障最困難時期困難群眾的口糧需求［4，15］，發揮應對危機、穩定民心的作用。其次是市場穩定功能，市場穩定對于一國而言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保證市場穩定對經濟平穩發展、人民安居樂業尤為重要［16］。最后是經濟福利功能，糧食儲備的調節作用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社會收益的再分配，能夠保護弱勢群體的基本利益。市場穩定作用使生產者和消費者能從糧食安全和市場穩定中獲得額外收益，促進社會整體福利提高［5，12］。但是有關國家儲備的爭論一直都存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國外對糧食儲備問題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政府是否應建立國家糧食儲備［8，13］。不建議建立國家儲備的觀點主要有三個。第一，西方強調市場自發調節能力，小政府、低稅收、弱監管的自由主義學派影響深遠。很多學者和政策制定者認為以政府干預為重點的國家糧食儲備和很多市場干預政策一樣，會扭曲市場激勵，阻止市場高效發揮資源配置作用，影響市場正常運轉。由于市場具有自發調節能力，國家沒有必要建立儲備來干預市場［17］。第二，全球化進程下的比較優勢理論質疑糧食儲備存在的合理性［13］。這種觀點認為，相當一部分國家資源約束偏緊，不具備大規模生產糧食的條件，投入稀缺資源推動糧食生產并建立儲備是低效率的。一國應當充分發揮比較優勢，生產并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依靠糧食進口滿足自身需求、應對國內糧食危機［18］。第三，儲備建立和運營需要大量投入，不僅是物質投入，而且包括儲備相關的智力支持。儲備運營本身需要的投入具有長期性，要根據市場情況調整，并非一蹴而就。如果儲備政策制定不合理，不僅會給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而且會干擾市場、影響市場穩定［17］。對很多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國內還有很多其他問題需要解決，投入巨大、運營困難的國家儲備并不是首要選擇。對于已經擁有政府儲備的國家，儲備的爭議也一直存在。印度的國家儲備是其糧食分銷系統的一部分，該系統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證糧食的公平分配，但也由于高昂的執行成本備受爭議［16，19］。

中國一直以來都有國家儲備糧食的傳統，但近年來的儲備政策造成糧食庫存增多，流通量大幅減少，糧食市場趨于政策化，市場波動風險加劇［2，20］。市場價格對長期生產能力的刺激作用被托市政策所替代［21］，只重數量不重質量的生產方式使得糧食市場出現“三量齊增”的怪象。國家儲備與調控、農業支持政策重合，托市收購加劇價格倒掛，糧食價格調控面臨天花板和地板雙重夾迫［22－23］。糧食儲備冗余，管理能力低下，糧食變質損壞造成巨大浪費，糧食貪腐事件也層出不窮［24］。盡管儲備的爭議延續至今，但實踐上糧食儲備仍普遍存在。很多發達國家也在20世紀中葉建立大規模的國家糧食儲備，并且以儲備作為調節市場的主要手段，和中國現在的情況非常類似［25－27］。在發達國家糧食政策調整過程中，儲備調節方式逐漸被價格支持和其他補貼政策所替代，國家儲備逐漸讓位于私人儲備［28］。對很多發展中國家而言，儲備仍然是國家戰略［29－30］。21世紀以來的兩次世界糧食危機中，中國、印度、埃及等國家憑借大規模糧食儲備成功應對［7，31］。其他發展中國家沒有這么幸運，復雜多變的世界糧食市場，打破了很多發展中國家依靠貿易來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設想，越來越多的國家吸取教訓、開始建立起國家層面的糧食儲備［13，29，32］。聯合國糧農組織FAO也有針對性地出臺建立國家戰略儲備的指導性文件［33］。歷史經驗表明，一定規模的國家糧食儲備有助于維護糧食安全、市場穩定和提高經濟福利，但過大的儲備會給經濟社會帶來巨大負擔。平衡儲備利弊，確定最優儲備規模就變得至關重要。

二、國外最優糧食儲備規模估算

最優儲備規模問題的討論由來已久［25，34］。盡管儲備有利于確保糧食安全、穩定糧食市場，但儲備需要付出成本。儲備在糧食安全和市場穩定效果上呈現邊際遞減現象［5，12］，儲備規模越大不意味著政策效果越好。所以需要確定一個最優儲備規模，使之既能達到政策目標，又能節約成本。關鍵問題就在于，如何確定這一最優糧食儲備水平？國外糧食市場在20世紀70—80年代面臨著與中國目前非常類似的情況，許多國外學者通過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經驗和不斷改進的計算機技術，從多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回答。在全球化背景下，為了平抑世界糧食市場波動對各國的影響，國外的大量研究已經不局限于對一國最優儲備規模的分析，而是進一步探討了世界層面的最優糧食儲備問題。國外多樣化的研究能夠給中國研究提供良好的借鑒，本文梳理國外研究中三類主要的最優儲備規模估算方法。

1．歷史經驗法早期，國外學者大多基于歷史數據和歷史經驗估算儲備規模［35］。其中，最簡單直接的方法是基于專家經驗的專家評價法。例如，Sayre用專家建議法確定儲備規模［36］。后來，很多學者基于糧食市場運行的歷史數據，通過簡單的數學計算確定糧食儲備規模。這一方法的思路是，首先確定糧食儲備的目標，然后基于過去糧食市場波動的歷史數據，計算為實現這一目標需要的最小儲備規模，這一規模就是糧食的最優規模。例如，假定糧食儲備是為了保證糧食安全、應對糧食供給不足，那么糧食儲備應該能夠達到平滑市場供給的目的，儲備數量就是糧食趨勢供給量與實際供給量之間的差額；假定糧食儲備是為了防止價格暴漲，則通過比較過去糧食儲備量（或庫存消費比）與價格上漲之間的關系，可以確定價格開始上漲時儲備數量的臨界值，則這一儲備量就是最低儲備數量。在實踐中，前一種估算思路的應用范圍更加廣泛。Wells等利用美國糧食單產和消費數據估算了美國當時所需糧食儲備規模［37］，Waugh也在單產、種植面積和需求量的基礎上估計出糧食儲備的適當規模［38］。歷史經驗法的典型代表是聯合國糧農組織1974年提出的全球糧食最低安全儲備率，即17％～18％的庫存消費比。該庫存消費不是某單一種方法的結果，而是由三種方法的計算結果整合而得［5，39］，每一種計算方法都基于歷史經驗分析判斷。由于糧農組織計算的是全球糧食儲備，糧食供求方不再是單純的生產者和消費者。而是以糧食出口國作為世界糧食供給方，糧食進口國作為世界糧食需求方。第一種方法假定糧食儲備的目的是平滑需求，首先確定出口國的谷物生產面積、單產水平、總產和國內消費量的長期趨勢，作為糧食供給的長期趨勢，然后根據進口國各指標的相應趨勢確定需求長期趨勢，找出實際值偏離趨勢值的差額，作為某一歉收年度里維持長期消費趨勢所需的儲備量。第二種方法假定糧食儲備的目的是平滑糧食供給，即在確定世界糧食產量長期趨勢的基礎上，把實際產量低于趨勢產量的單年最大缺額，作為所需的儲備量。第三種方法假定糧食儲備的目的在穩定糧食價格，分析歷年庫存消費比與糧食價格的關系，找到庫存消費比下降觸發價格上漲的臨界值，這一臨界值即為維持價格穩定的最低庫存消費比。將三個結果整合，即得到糧農組織的最低安全儲備率。這一儲備率得到國內外學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廣泛認可，國內很多學者也把17％～18％作為判斷國內糧食庫存過高的標準。可以看出，歷史經驗法在思路上比較直觀，計算方法也比較簡單。計算的關鍵在用歷史數據估算糧食生產的趨勢數據，用趨勢數據與實際數據進行比較。該方法結構比較靈活，能夠根據研究目的不同簡單地調整方法，這一特點在后面中國學者的研究中有直觀體現。但是歷史經驗法的前提是對糧食市場的簡單抽象，假設糧食市場中僅有供給和需求方，儲備僅針對供給平滑或者需求平滑一個單一目標。實際上，儲備具有多目標性［2，5，15］，且儲備的市場影響非常廣泛［40－41］。這樣的計算難以對市場價格波動、市場中各利益主體進行分析，難以對市場行為進行細致刻畫，很難體現出市場行為的特征（例如價格波動、生產者收益、消費者福利等），不利于綜合評價儲備的市場影響。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回顧糧農組織最低安全儲備率的計算過程，可以看出這一標準可能并不適用于當前中國：首先，糧農組織的計算維度是全球范圍，指標的目的在于實現世界糧食安全，對某一個國家或地區不具有具體的指導意義；其次，數據基于20世紀50—70年代的世界糧食市場數據估算，與當前中國糧食市場情況明顯不同。

2．目標規劃法優化糧食儲備規模背后的邏輯，是要在達到一定儲備目標的同時最小化儲備成本。這樣的問題可以抽象為目標規劃問題進行求解。Eaton借鑒資源管理研究中的方法，利用多目標規劃法來推算糧食最優儲備規模。比較簡單的例子是兩目標規劃問題，在這個問題中，糧食儲備的目的是實現最大化的糧食安全程度，同時最小化糧食儲備成本，下面對這一方法進行介紹［5，35］。Eaton基于1960—1974年世界糧食數據，用兩目標規劃法估算了1975—2000年世界糧食儲備最優規模［35］。模型參數均根據歷史數據估計得到，其中生產數據通過抽取過去生產的趨勢特征、波動特征和序列相關特征之后模擬、外推得到。基于模擬數據，利用約束法求解兩目標模型。約束法求解的思路是，外生給定一個糧食安全水平區間，把糧食安全目標內化為約束條件，求解出所需的最低儲備規模。所以針對區間內的每一個糧食安全水平，可以得到一個對應的最低儲備量。Eaton計算了在94％～100％的糧食安全水平下所需要的最低儲備規模，并繪制了世界糧食儲備規模與糧食安全互制線，直觀呈現出最大化糧食安全和最小化儲備規模兩個目標之間的制約關系。他的結果顯示，為了達到100％的世界糧食安全，儲備量至少要為1．72億噸（是1974年世界糧食產量的14％）。為了能夠更準確細致地反映儲備多功能性對儲備規模的影響，可在兩目標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展到七目標法。該方法把價格穩定和經濟收益的目標考慮在內，增加的五個目標包括最大化經濟凈收益（消費者）、最大化生產者利潤、最大化最低價格、最小化最高價格、最小化價格變動離差。目標規劃法能夠體現儲備的多功能性，克服了歷史經驗法的不足。另外從數據上來看，Eaton的分析沒有局限于對已有歷史數據的簡單計算，而是對未來生產和消費進行預測，在預測數據的基礎上進行前瞻性分析。從方法上來看，目標規劃法把糧食最優儲備問題轉換成一個數學規劃問題來求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求解過程中的主觀性。從結果的可操作性來看，估算結果能夠比較好地體現儲備目標之間、儲備目標與儲備成本的制約關系，繪制的互制曲線直觀明白、便于政策操作。但目標規劃法對糧食市場的假設也是比較簡單的，難以刻畫各市場參與主體的行為，不利于分析儲備政策對市場各參與主體的影響。可以看到無論是歷史經驗法還是目標規劃法，對糧食市場的抽象較多，對儲備行為的實質認識不足，對市場中各參與主體之間的互動關系的分析比較欠缺。實際上，儲備問題是動態問題，尤其是投機性質的私人儲備本質上是一個跨期套利問題。這樣簡單化的分析，就難以反映跨期過程中儲備的損耗、貨幣成本等動態問題。

3．動態規劃法由于儲備問題涉及動態跨期行為，把動態視角引入儲備分析尤為必要。國外研究者抓住儲備行為的這一特征，用動態規劃的思路來理解儲備行為背后的邏輯［28，42］。歷史經驗法和目標規劃法得到的儲備量是一個確定值，Gustafson認為在極端天氣導致糧食減產的情況下，這種單一儲備標準可能超出或者嚴重壓縮市場可供給量，因此他率先用動態規劃的方法分析儲備問題。在動態規劃的思路中，并不存在一個單一且確定的最優儲備數量，而是存在一套最優儲備準則集，儲備量由當前市場條件和儲備準則共同決定。所以，這里“最優”的概念也與之前兩種方法不同。動態規劃法基于福利經濟學理論，儲備的目的是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得到的最優儲備的含義即為一個使一定時期內預期收益的現值總和最大化的儲備準則集。動態規劃法從Gustafson開始，經過一系列反思修正，目前模型的結構和解法已經較為成熟，在分析儲備等政策上應用十分廣泛。在Gustafson的早期模型中，當前糧食總量等于上一期儲備量加當期收獲量，市場供給等于糧食總量減去當期儲備量，市場供給和需求決定市場價格。假設在無限期內，社會價值方程、成本函數、利率、產出的分布概率在未來每一年都是相同的，把最優儲備問題轉換成了一個動態規劃問題求解，得到最優儲備量和當期糧食總量之間存在函數關系，這個函數關系就是最優儲備準則。后來Gardner進一步用儲備模型檢驗了價格帶政策和公共儲備的市場影響［43］。但是他的模型也存在問題：第一，早期模型背后暗含一個嚴格的假設，即市場上沒有私人儲備，實際上私人儲備廣泛存在，且會和國家儲備相互作用，影響市場運行結果［40］；第二，在他們的模型中，生產從經驗數據中隨機生成并抽取，沒有對市場價格和政府干預做出反應，這和現實也是不符合的。后來的學者試圖把私人儲備加入基礎模型，提出了商品儲備模型［11］。國外研究背景中，私人儲備者往往是跨期套利者。在商品儲備模型中，私人儲備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只有當預期儲備收益大于儲備的物質成本和私人成本時，私人儲備者才進行儲備。所以此時模型中存在兩種儲備，私人儲備和公共儲備。政府政策除了公共儲備之外，還有公共儲備的觸發條件，比如價格或者產量。當價格低于（或產量高于）某一水平時，政府買進糧食托市；當價格高于（或產量低于）某一水平時，政府拋售儲備。生產方面眾多學者也進行了修正［42，44－45］，他們假設生產者會對市場價格做出反應且追求利潤最大化［46－48］。生產者會根據當前市場條件形成下一期的預期價格，種植量隨著預期價格的變動而變動［45］。商品儲備模型更為細致地刻畫了糧食市場中各參與主體的行為，使模型更好地貼合糧食市場實際。一旦模型建立起來，除了能夠推導得到最優儲備函數之外，還能夠對市場運行的價格變化、福利變化、福利分配的情況進行分析，增加其他政策約束后還能夠對政策效果進行模擬分析。所以該模型廣泛用于分析和評價農產品市場政策，尤其在理解價格控制、價格支持、緩沖儲備、隨機沖擊、便利收益上很有幫助［11，49－50］。把模型進一步推廣到國際糧食市場，結果發現也是比較適用的［51－52］。由于商品儲備模型的動態規劃問題比較復雜，模型很難得到解析解，大多時候只能得到數值解［45］。模型對市場行為刻畫得越細致，求解越困難。而且商品儲備模型及其參數的設定會影響模型結果，模型參數選擇要十分慎重，所以國外已有的研究結論不能直接為中國所用。此外，動態規劃法的目標函數是單一的，并不能反映糧食儲備的多目標性，難以反映儲備目標之間的制約關系［35］。可以看出，國外最優儲備問題研究的方法是不斷改進的，最優儲備規則也從過去的確定一個單一標準，向動態標準轉變，目前使用比較廣泛的是以商品儲備模型為基礎的動態規劃法。利用動態規劃法來分析儲備問題是由于儲備本身具有的動態性所決定的，細致的市場行為刻畫能夠提供更多的市場信息，有助于分析糧食儲備的市場穩定和經濟福利功能，但對糧食安全功能的分析比較欠缺。實際上，這樣的研究方法與國外研究者所處的市場條件是相適應的。動態規劃方法的大量文獻集中在美國、法國等糧食主產國，這些國家糧食比較過剩，糧食安全問題比較小，政策調控也從過去的儲備調節轉變為更為多樣化的價格調控手段，所以其實大量文獻并未直接討論儲備，而是從價格調控、市場穩定的視角去分析儲備行為。盡管如此，國外研究中動態規劃法的廣泛使用還是能給出很多良好的借鑒。不過對于中國而言，保證糧食安全是必須堅持的前提，如何在這個前提下對糧食儲備的其他問題進行分析還需要進一步探索。

三、中國最優糧食儲備規模估算及評價

國家糧食儲備是中國糧食問題研究的重要方面，在最優儲備規模問題上，中國學者的研究大量集中在糧食制度改革之后，近十年的研究較少。從研究方法上來看，大多停留在國外研究的歷史經驗法階段，方法進展較少。一些學者采用專家評價法來確定儲備規模，袁永康根據專家－原則－加權平均法得出中國儲備3000～3500萬噸是合理的［53］。徐力行基于經驗認為中國應當保持年消費1／3的總儲備［54］，丁聲俊認為這個比例可以略低，大概在當年全國糧食消費量25％～30％的水平上即可［55］。實際上中國研究中最常見的是供求差額補償法［56］。這種方法認為，糧食供給和需求相對穩定，供求不匹配是造成糧食不安全和價格波動的主要原因。儲備應當起碼能夠補償供需缺口，從而促使糧食供求回到穩態值、消除價格異常波動。其中，糧食安全程度通常用差額補償程度來衡量，缺口越小，糧食安全程度越高。儲備規模越小，儲備的成本也就越低，所以最優的儲備規模就是能夠補償缺額的最小儲備量。中國學者在這一方法的基礎上進行了很多擴展，得到了多樣化的最優糧食儲備計算方法。

1．單邊缺額補償把糧食供求差異的單邊缺額作為最優儲備量是其中一種方法。儲備穩定市場的機制是在價格上漲時吐出儲備、平抑價格，價格下跌時吞入形成儲備、抬高價格。盡管存在吞吐兩種操作，這種方法僅考慮單邊缺口。劉穎等把一個生產周期內平均產量和歉年產量之間的差額作為儲備的基礎，計算出糧食儲備的規模應該為9445萬噸［57］。吳志華等認為糧食供給的波動除了生產之外，還有凈進口與上一期儲備量，三者相加構成糧食的市場可供給量。平抑市場可供給量的波動是糧食儲備的目標，儲備應該能滿足市場的吞吐需求。他提出儲備規模的計算公式為S＝max（St，Wt），其中St是指平抑年際波動需要連續吞入的糧食數量，Wt是指平抑年際波動需要連續吐出的糧食數量，不論吞入還是吐出都需要以相應的儲備作為基礎，所以糧食安全儲備量取兩者絕對值的最大值。吳志華等根據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糧食數據計算之后得到，按照社會可承受2％的糧食可供量波動（價格波動約8％）的標準計算，糧食安全儲備規模為4887．2萬噸［58］。

2．雙邊余缺調節單邊缺額補償法存在一個明顯的缺陷，即只考慮到糧食儲備的單邊調控。而忽略在長期情況下儲備調控具有連續性和雙邊性的特征，單邊調控確定的儲備量可能難以應對嚴重緊缺狀況。中國學者使用最多的方法還是缺口的雙邊絕對值加和法。雙邊法假設，在糧食總需求一定（或按一定趨勢變化時），合理的糧食儲備規模主要取決于糧食生產波動。因此，維持一定糧食安全水平時的專項儲備等于過去歷年最大累計吞入量（最大的正的累計吞吐量）與最大累計吐出量（絕對值最大的負的累計吞吐量）之和。在馬九杰等的研究中，吞吐量等于為糧食實際產量和趨勢產量的偏差，再根據補償方法的不同進一步劃分為全額補償、差額補償和比例補償方法，在假定不同糧食安全水平下計算所需的儲備規模，結果得到98％的糧食安全目標下應該持有5968萬噸的常年后備儲備，7731萬噸的過剩糧食吞入準備，13699萬噸的極端儲備［6］。朱晶等采用相同的方法計算得到，為了達到100％的糧食安全程度，在市場整合程度較高的情況下糧食儲備規模應為8521萬噸，如果考慮較低的市場整合度儲備規模則為3．46億噸，如果把保障率設置為98％，高市場整合度下的儲備量迅速下降為5934萬噸［59］。劉穎等則利用馬九杰等的差額儲備模型估計了在把波動限定在2．5％以內的情況下，儲備7181萬噸是合理的［56］。

3．考慮糧食需求從上面的文獻回顧可以看出，大多數研究從平滑糧食供給的角度計算最優儲備規模，大多忽略了糧食消費的潛在影響。如果儲備量本來就已經多了，把可供給量波動平滑來作為目標，可能會高估需要的儲備量。婁源功通過把糧食消費納入分析中估算了吞吐的變化量，并且著重考慮農村人口的儲糧需求，得到以下計算模型［60］：S（t）＝maxt≥1L｛（t），Q（t），FQ（t）＋PK（t）｝，其中S（t）表示專項國家糧食儲備規模，L（t）表示起始年到t年任意時段內累積波動量的最大值，Q（t）表示從起始年到t年任意時段內吞吐量的最大值，FQ（t）表示的是根據FAO標準計算的專項糧食儲備量，PK（t）全國農村貧困人口儲備量。從而計算出當糧食供給波動率分別為－3％和－4％時，糧食價格波動率分別是＋6．21％和＋8．28％，進一步推測2005到2030年之間全國需要4252萬噸或5118萬噸儲備糧，其中2015年儲備量為5856萬噸，占年消費量的9．2％。范建剛認為，過去的方法暗含的假設是只要糧食生產按照趨勢值變動，儲備就可以為零，但生產的變動趨勢值中可能會包含持續的供需差額，這種情況下中國需求仍然沒有得到滿足。對此，他通過口糧消費比（口糧消費占糧食總消費的比重）修正糧食估計系數的基礎上，推算得到在沒有出口的情況下，我國糧食儲備的最小規模為14415．6萬噸［61］。賈晉則基于口糧消費和人口增長的數據測算，得到2010—2020年度我國中央糧食儲備的規模應該在5500～6500萬噸［62］。

總的來看，中國學者的研究方法在不斷改進，很多學者通過改進供給需求數量的測量方法或者儲備調節的策略，來修正研究方法、細化研究內容。但是，中國的研究方法基本上還是差額補償法。盡管中國一部分研究方法與國外學者采用的兩目標線性規劃法非常相似，本質上還是差額補償的思路。馬九杰等的研究中建立的基本模型與兩目標線性規劃法很接近，都是以一定的糧食安全目標，計算達到這一目標需要的最低糧食儲備數量。但是兩者最根本的差別在最低儲備數量的計算方法上，差額法是用糧食數據的實際值與趨勢值的差額來作為儲備，線性規劃法則采用的是數學規劃的思路計算出滿足目標函數和約束條件的儲備量。所以大多數中國學者的研究本質上還是差額補償法。相對滯后的研究方法已經難以滿足當前糧食市場發展的現實需求，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現有研究基于歷史數據對儲備數量進行估算，沒有根據糧食供求數據的歷史特征和未來發展趨勢形成對未來發展態勢的預測。當前糧食種植結構、供需情況、對外聯結度等與過去差異較大，現有研究方法的前瞻性比較差，對預防未來新情況出現的能力比較不足。第二，過去不論學術研究還是政策制定大多從儲備量的角度出發，而忽略了儲備對市場價格、對市場其他參與主體的影響，帶來了庫存高企、價格倒掛、三量齊增等問題，給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和巨大的風險。目前的困境給出一個重要提示，糧食儲備規模優化需要在保證糧食安全的前提下考慮到價格等關鍵市場因素。對應到方法上也就是，在估算過程中應當適當增加有關價格、收益和成本的目標函數和約束條件，分析維持糧食儲備目標之間的制約關系，從而增加儲備決策的科學性和系統性。第三，中國研究中的差額法和國外歷史經驗法類似，對糧食市場的刻畫比較簡單，沒有考慮儲備的動態特征。馬九杰等建議在未來研究中需要進一步對糧食儲備進行多目標動態優化分析［6］。

四、總結及啟示

國家是否應該持有糧食儲備在國際上是有爭議的，但歷次世界糧食危機促使大多數國家都持有一定規模的糧食儲備。持有糧食儲備的成本是高昂的，確定合理的糧食儲備規模就成為糧食儲備研究中的關鍵問題。國外學者在早期通常采用歷史經驗法來推算最優儲備規模，后來采用多目標規劃法來求解，反映儲備的多目標特征和目標之間的制約關系。目前在糧食儲備分析中較常用的是動態規劃法，該方法以商品儲備模型為基礎抓住了儲備的動態特征、刻畫了市場各參與主體的行為特點。求解商品儲備模型可以得到最優儲備準則，該準則不同于過去單一的儲備標準，而是能夠根據當前市場情況變化而調整儲備量的儲備函數。國內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差額補償法，盡管研究方法在不斷改進和細化，但與國外研究相比還是比較滯后。目前在中國的背景下研究糧食儲備優化問題，解答的是如何在一個人口超級大國保障糧食安全和市場穩定的問題，不僅在中國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而且能夠對國外相關研究形成有力補充。國內已有研究為后續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但由于糧食市場形勢相比過去發生了很大變化，已經很難滿足糧食市場的現實需求。借鑒國外研究經驗，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對國內最優儲備問題進行深入研究非常必要。通過梳理國內外研究進展，可以給國內進一步拓展最優儲備研究以幾點啟示。第一，增加預測性估算研究，中國很多研究基于歷史數據估算儲備規模，結果對未來并不一定適用。實際上利用歷史數據估算未來糧食消費趨勢和生產趨勢是完全有可能的，在估計未來生產消費數據、考慮未來市場可能變化的基礎上計算儲備規模，對指導未來的政策實踐才有較大的意義。第二，利用動態規劃方法分析最優儲備問題，儲備本身具有動態性，利用動態思路分析糧食市場是由市場本身的性質決定的，也是國際研究趨勢。分析得到的最優儲備準則能夠避免糧食儲備“一刀切”的問題，使其具有動態的適應性，能夠更好地適應多變的市場環境。第三，儲備規模的計算不能完全照搬國外的研究結論，盡管國外的研究經驗能夠給中國研究一定的參考，但是糧食儲備政策本身通常與各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資源稟賦狀況緊密相關。比如：國外糧食市場幾乎等同于完全競爭市場，然而中國的并不是，國外的模型并不能直接套用在中國分析上，模型設定需要根據中國的情況加以調整；中國人口規模龐大、資源約束偏緊，還有大量低收入人群，對糧食安全和糧食市場穩定的要求比較高，在計算時需要更改目標函數或參數設定來反映中國的現實情況。

作者：普蓂喆1，2；鄭風田2；崔海興2 單位：1．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