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農業經濟發展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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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從我國傳統農業的增長因素，傳統農業經濟的均衡,傳統農業經濟轉型的內在動因三個方面全面分析我國傳統農業的發展狀況。

關鍵詞：

農業經濟發展；增長；轉型

1傳統農業經濟增長的因素

中國在發展的第一個千年里，人口的增長平穩，直到公元960-1280年的宋朝時期，中國經濟才出現了新的發展活力。首先在宋朝的人口出現了大幅的增長，大約從宋初的5500萬左右人口上升到宋末的1億。其次，地區經濟中心出現了轉移，宋朝起初定都在人口稠密的開封，而后在1127年，由于北方有來自滿洲的金人入侵，宋朝遷都至長江以南的杭州，因此出現了經濟中心的南遷。長江以南水稻種植區的人口大幅度上升，而北方的重要性急劇下降。長江以南的人口在唐代（750年）占全國總人口的24%，而到12世紀末這一比例已經達到了60%。在13世紀末時，居住在南方的人口已經達到85%以上。宋朝統治者為了大力開發精耕細作的水稻種植方式引進了新的早熟稻種———占城稻，從而使得水稻的兩季或三季播種成為可能，中國的復種指數從公元1世紀的漢朝0.6上升到8世紀唐朝的0.8，到宋朝時達到了1.0。另外，在生產工具方面，宋代創造了“鑒刀”、“秧馬”、“耘蕩”等勞動工具，對于土地的開墾、插秧、田間作業等有很大的幫助，大大減輕了勞動強度，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并且在宋朝時期灌鋼法、百煉鋼法得到了的廣泛使用，生產工具得到了進一步的改進，先進的耕犁得到普遍推廣；唐代時的曲轅犁，到了宋代有了進一步改進，制作更加精利。除此之外，政府對保護耕牛的政策也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政府鼓勵民戶養牛，并對耕牛進行保護，宋朝政府規定，民間不準無故屠宰耕牛，違者皆罰以流配。傳統農業經濟發展的前期至中期階段，中國以世界領先的經濟體出現，與同期的歐洲相比，先進的科技水平和生產工具保證了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同時，耕地租的制度又保證農民可以從稅收剩余中獲取少量的但穩定的積累，農村家族文化和士紳文化保證了鄉村的經濟穩定。我國的農業生產技術就鮮有突破性進展，最初領先的農業工具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接近其生產率極限。但是西方諸國在工業化或現代化的條件下改造傳統農業，從而建立發展現代農業體系，使得農業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2傳統農業經濟的均衡

根據古典經濟理論，在傳統農業框架下，人口、耕地面積、糧食作物產量是考察農業經濟效率的基本要素。從1400-1957年，中國人口增長38倍，在557年間的年平均增長率為0.395%；中國的耕地面積增長了3.5倍，年均增長率為0.272%。從總量上看，人口增長遠快于耕地面積增長，前者比后者多1.3倍。從速度上看，人口的年均增長率比耕地面積的年均增長率要快0.45倍。在長達500多年的歷史時段中，從明惠帝建文二年（1400年）到明神宗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明王朝在此二百年中從勃興走向衰亡，距清立國僅44年，人口增長與耕地增長的矛盾比較突出。

在傳統農業經濟框架下，人口增長是一個自發的過程，受到以糧食成本為代表的生活成本的約束及相關稅收影響。耕地面積除了受到一個國家疆域面積和由自然條件決定的實際可耕地面積的約束，還受到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之間的產權關系的影響。如果把土地所有權作為一個控制變量，那么人口、耕地與糧食作物產業之間即可抽象為一種特定模式的投入-產出關系。在古典理論框架下，由于耕地資源稀缺且有限，受土地肥力遞減律約束，一定單位面積的耕地只能供養一定數量的人口，一旦人口總量增長快于耕地面積增長，就會出現“剩余人口”抑或“饑餓人口”，因而產生了馬爾薩斯式的悲觀預期。但中國的情況卻是一個例外。透過歷代王朝的更迭，歷次農民起義和革命可以看出，在反復出現的制度變遷背后，中國始終是一個為世人所公認的超穩態經濟體。在人口-耕地關系中，二者不是一種互動關系，即人口多了就去開荒，耕地多了再增添人口的循環模式。在可耕地總量有界的條件下，從投入-產出視角出發，就增加的勞動人口的再投入會導致對耕地的開發利用從粗放（外延）擴大向精細（內涵）生產的轉變，最終導致單位產出的持續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消解人口-耕地矛盾的緊張與沖突。在技術不變的假設下，往往表現為在農閑時的勞動力閑置，而在農忙時則達到人盡其用的狀態。

在中國的近兩千年的傳統農業經濟時代，中國農民在人口-土地關系中形成一種趨于靜態的均衡配置，換言之，在傳統農業經濟約束下，盡可能的提升單位耕地的糧食產出。從明惠帝建文二年（1400年）開始到1957年，中國的糧食單產量一直在緩慢的穩步提升，在前期的370余年中，單位產量提升的速度最為緩慢；在中期的80余年中，提升速度加快，在最后的100年中，提升的速度最快。在整個長時段中，糧食單產的平均速度慢于人口年均增長速度，但接近于耕地面積的年均增長速度。這種情況表明，中國農民在把荒地改造為良田的歷史進程中，付出了創造性勞動的極大代價。也正是這種創造性勞動支撐著中國人均GDP在1400年之后的長期下降趨勢中保持著相對穩定性，使之成為中國經濟體保持超長穩定性的內在動力機制。

3傳統農業經濟轉型的內在動因

在十四世紀前，中國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生產力水平都遙遙領先于歐洲，GDP總量大約是歐洲的兩倍，人均GDP遠高于西歐，截止十四世紀，中國人口大約是西歐總人口的1.8倍，因此中國當時是世界上的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但在14世紀以后，這一局面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單從人均GDP來講，在公元1500年的時候，歐洲的人均GDP比中國高出198國際元，中國的人均GDP已經落后于歐洲的人均GDP的大約30%。中國一直維持著傳統農耕模式下的經濟停滯，在人口增長了4倍的情況下仍然保持了較低人均收入水平下的靜態均衡模式。隨著近代科技的勃興，西歐的經濟增長模式開始發生變化，西歐人均GDP已經開始逐步趕超中國，到1820年英國首先爆發了工業革命，繼而歐洲的工業革命隨之全面爆發，歐洲的人均GDP在1820年以后以一個較快的速率上升。到十八世紀末，西歐的人均收入大約是中國的2.5倍，使得世界經濟實力架構出現逆轉。西歐取代了中國世界領先的經濟地位。

在傳統農業經濟框架下，一個國家的全部資源都等于農業生產，由此產生的人口與耕地之間的緊張和壓力，迫使農民節約生活成本，維持最低限度的福利水平，把所有可能的物質資本投入到土地之上。“這意味著增加一些用于灌溉的水井和溝渠，一些用于耕作的牲口和工具，或農民已經用了幾代的其他形式的物質資本，對農業產量的增加幫助甚微，小到不能產生有足夠吸引力的投資收益率”。由此產生的在消費與積累之間的價值失衡，成為維系傳統農業經濟持續生存的巨大代價。近代以來，由于國民對西方從傳統農業經濟向現代經濟轉型過程的集體無意識，在長期封閉狀態下老大自居，忽視或排斥西方的科學技術及經濟體制，對現存的傳統農業體系和技術手段見怪不怪，習以為常。世代堅守傳統農業那么只有世代與貧困相伴隨，這是理解傳統農業向現代經濟轉型的基本出發點。從傳統農業經濟向現代經濟轉型，是任何一個現存的文明古國尋求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必由之路，通過工業部門的快速增長推進農業和服務業的產業現代化。同時結構轉變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標，把中國建成一個“世界工廠”絕不是經濟轉型的目標，經濟轉型的目標是提高國民的“福利水平”或“幸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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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珊珊 單位：曲靖師范學院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