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湖南農業種植結構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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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在全國糧食生產中一直居于極為重要的地位，近些年來，一直保持全國稻谷產量第一的地位。1湖南糧食大省地位的確立，經歷了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而兩宋時期是極為重要的發展階段。宋史專家漆俠在《關于宋代人口的幾個問題》中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荊湖南路戶量大幅度地增長，其中湖濱一帶諸州府如潭州在兩宋三百年中增長最多，因而這里的農業生產也發展起來。在明代，有‘湖廣熟，天下足’的諺語，湖廣之所是當時的又一米倉，應當說，是從兩宋奠定了基礎的。”2這一論斷完全符合事實。近年來，朱瑞熙3、黃啟昌4等學者對宋代湖南的糧食生產有所論及。但上述學者對湖南糧食種植結構，如占城稻何時傳入湖南，推廣面積如何、稻麥復種等問題無明確見解，因而存在著一定的討論空間。本文在吸收上述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試圖對宋代湖南的糧食種植結構略陳管見。

一、占優勢地位的水稻生產

湖南是傳統的水稻產區，占優勢地位的糧食作物是水稻，這是由湖南的氣候、土壤、水利等自然條件與歷史傳統所決定。湖南屬于亞熱帶，氣候溫暖，四季分明；熱量充足，雨水集中；嚴寒期短，暑熱期長，十分適宜水稻的生長。正如《宋史•地理志》所云“：荊湖南北路……其土宜谷稻。”1宋代湖南境內的水稻主要有粳、糯兩類，而以粳稻為主；有早、晚之別，而以早稻為主。大約在12世紀30年代之前占城稻傳入湖南并在多處推廣，優化了水稻的種植結構。就水稻米質的粘性分類，宋代湖南種植的水稻主要有粳、糯二種類型。宋人以“粘者為糯，不粘者為秔（即粳）”，2糯稻雖口感好，但產量較低，因而當時主要以粳稻為主。如《宋史》記載：“江南、兩浙、荊湖、廣南、福建土多粳稻。”3糯稻是釀酒的主要原料，因而亦有一定的種植。北宋時，武陵（湖南常德）一柳姓地主所種植的水稻就有粳、糯二種類型。4在南宋末年，武陵縣丞林岳在縣東門外、報恩寺左設置了專門貯存糯米的倉庫“，凡秫米皆儲焉，遇官釀，則以入城。”5可見糯稻的種植規模亦不小。宋代湖南所種植的水稻，既有早稻又有晚稻。如真德秀（1178—1235）所言“永道兩州（今永州）去歲早禾方熟，忽傷螟蟲；晚禾垂成，水潦暴至。”6又說“：潭之風土多種早稻，其視晚禾居什之七。”7可見，永、道、潭三州均種植早稻與晚稻，潭州主要種植早稻。當然，宋代的“早稻”和“晚稻”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早稻和晚稻，而主要指的是收獲期上的早晚，由于各地的水稻成熟期并不一致，各地早、中、晚稻的劃分也不盡相同。8宋代水稻種植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就是占城稻的傳入和推廣。占城稻原產于占城國（今越南中南部），最早在什么時候傳入我國以及如何傳入我國的，存在多種說法。中國種稻有著極為悠久的歷史，但是中國的水稻品種耐旱性較差，真宗大中祥符年間，江、淮、兩浙一帶經常發生旱災，稍遇旱災水稻就失收。此前福建已大面積引種了“耐水旱而成實早”，且“不擇地而生”的占城稻。有鑒于此，真宗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為種，仰者蒔之”。9并將占城稻的推廣以榜文的形式，何時浸種，如何掌握發芽標準，如何整治秧田，何時插秧等予以明白地公布。10由此可知，至遲到北宋初年，占城稻已經傳入我國，至于大規模的推廣，則在真宗大中祥符年間。那么占城稻又是何時傳入湖南的？學界主要有如下三種意見：

（1）黃啟昌認為自大中祥符五年開始已傳入，1但只是推測，無文獻可稽。史籍明白記載，大中祥符五年，宋政府主要在江淮兩浙地區推廣。

（2）王颋在《食恃占婆———宋代占城稻種的引入和推廣》中認為，宋代湖南甚至屬于“偏僻”的州、縣，也有所稱“占城稻”的收獲。2其主要以曾幾（1085—1166）《茶山集》卷2《溆浦楠木洞，蓋神龍所居。今年夏，大旱，縣官乞取其水以禱，立應。民猶以為未足，因作是詩，以遺諸公，致再請之意焉》一詩為證。按照王颋的意見，占城稻傳入湖南應不晚于1166年。但王颋對曾幾的詩作顯然誤讀。曾幾詩歌云：“……雨不到人間，風伯乃為梗。……以斯占稻粱，生意魚在鼎。……君其潔齋俟，百谷正延頸”。誤認為“以斯占稻粱”，就是占城稻，其實該句中的“占”應通“沾”，浸濕、滋潤之意。整篇詩是講，大旱季節，雖然縣官求雨應驗，但“民猶以為未足”，希望天再次降雨澆灌莊稼之意。

（3）朱瑞熙、常建華認為到到南宋嘉定年間（1206—1210），潭州、道州、永州普遍種植了占城稻。3其依據，為前文所引《申朝省借撥和糴米狀》所云之“早稻”，與卷9《申尚書省乞撥米賑恤道州饑民》所云之“早禾”。在宋代“，早稻”與“早禾”就是占城稻？二者之間不能劃等號。日本學者加藤繁、美籍華裔學者何炳棣等研究指出，在11世紀初占城稻傳入之前就有中國本土的早熟品種。4南宋中期學者羅愿（1136—1184）在《爾雅翼》卷1中云：“又有一種曰秈，比于粳小而尤不黏，其種甚早，今人號秈為早稻，粳為晚稻。蘇氏云，粳一曰秈，亦未盡也。又今江浙間有稻，粒稍細，耐水旱而成實早，作飯差硬，土人謂之占城稻云，始自占城國有此種。”可以肯定地說，早稻就是秈稻。當然，“早稻”與“早禾”也包括占城稻。占城稻的特點之一是“耐水旱而成實早”，屬早稻。南宋初期，李綱在任江南西路制置大使任內曾上奏談到洪州（今南昌）的情況是“民田多種早占，少種大禾……本司管下鄉民所種稻田，十分內七分，并是占米，只有二三分種大禾。”5這種與潭州的情況相似，潭州的“早稻”道州的“早禾”應為“早占”，即占城稻。6當時為何大量種植占城稻？除了耐水旱、早熟之外，還具有另一個優勢，對土壤肥力要求較低，產量高。南宋理學家舒璘（1136—1198）指出：“有大禾谷，有小禾谷，大禾谷今謂之粳稻，粒大而有芒，非膏腴之田不可種；小禾谷今謂之占城，亦曰山禾稻，粒小而谷無芒，不問肥瘠皆可種。所謂粳谷者，得米少，其價高，輸官之外，非上戶不得食，所謂小谷，得米多，價廉，自中產以下皆食。”7占城稻何時傳入湖南，我們認為應不遲于12世紀30年代。《宋會要輯稿》食貨9之20載，紹興二年（1132）四月十五日，戶部侍郎黃叔敖言：“欲將浙江、荊湖今年上供米取人戶情愿，于稅限前以早占白米抵斗送納者聽。”早占白米，即早熟的占城稻米。宋政府規定荊湖之百姓交納早占白米作為二稅，從一個側面可看出，荊湖地區占城稻種植較廣，產米較多，否則不可能作出如此的專門規定。在古代交通通訊落后的情況下，占城稻在兩湖地區的推廣應經歷了相對長的過程。因此，占城稻傳入湖南應早于12世紀30年代。乾道年間（1165—1173），湖廣總領所在鄂州（今武漢市）所收購的“中等占米每碩二貫六百省，系鼎、澧州米”，1說明常德地區種植占城稻較為廣泛。綜上可知，至南宋前期，鼎、澧、潭、道、永等州普遍種植了占城稻。

二、稻麥復種的推廣與粟面積的擴大

宋代以前，湖南糧食作物以水稻為主。隨著北方人口的南遷，麥作技術亦傳入湖南，并得以漸進式地推廣。在唐朝中后期，小麥也有一定的種植，如元稹（779－831）描寫元和時代（806—820）的岳州農村是“：年年四五月，繭實麥小秋。積水堰堤壞，拔秧蒲稗稠。”3有學者認為，包括湖南在內長江流域稻麥復種制已經形成或推廣。4我們認為，唐代湖南的二麥的種植十分有限，不宜估計過高。宋代是湖南小麥種植的重要推廣與發展時期。太宗端拱初（988），為防水旱災害，保證朝廷糧食供應，曾下詔給江南、兩浙、荊湖、嶺南、福建等地方的州官，要他們勸說老百姓種植粟、麥、黍、豆等作物，由淮北調去種子，并在長江以北推廣種植水稻。5這一措施，促進了南北農作物的交流，擴大和優化了南北糧食生產的格局。湖南的小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廣，如陳了翁（陳瓘）（1057—1124）在《自廉到郴》詩中也有“瘴嶺只將梅作雪，湘山今見麥為春”6的詩句，可見當時郴州一帶山地上已有小麥的種植。自太宗朝開始在南方推廣種麥，但終北宋一朝，二麥的種植在南方并不普遍。如在農業技術最為發達的兩浙地區，咸平三年（1000），知泰州田錫在奏疏中說，江南、兩浙種麥稀少。7元祐年間，蘇軾在杭州為官，在奏疏中也說“兩浙水鄉，種麥絕少”。

處于中等農業水平的湖南小麥種植與推廣的效果就可想而知。湖南小麥的全面推廣主要在南宋時期，這一時期促進稻麥兩熟制在南方全面推廣的直接因素，是北方人口的大量南下。史載：“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閩、廣，西北流寓之人遍滿”、9“淮民避兵，扶老攜幼渡江而南，無慮數十百萬人”。10這些以面食為主的中原人大量南渡，大大促進了小麥的種植與稻麥兩熟制的推廣。紹興初年，由于驟然增加大量面食為主的北方人，以致小麥供不應求，一斛麥竟達一萬二千錢。11中原人南下后，在小麥價錢增高的同時，宋人還記載說當時“佃戶輸租，只有秋課，種麥之利獨歸客戶”，因而“農獲其利，倍于種稻”。這一切都刺激了農民種麥的積極性，“于是競種春稼，極目不減淮北”。12北方人從好食出發，南方人從經濟利益出發，競相種麥。而官府則從防災備患的角度出發，南宋政府對種麥是前所未有的重視，頻下勸種麥的詔令，勸諭農民廣種春麥。如紹興五年（1135）湖南、江西旱災，糧食欠收，百姓缺糧，高宗下令監司、守臣勸課百姓種麥，以便來年接濟饑民。1尤其是在孝宗朝，幾乎每年詔令、御筆手詔，“督責守令，多方勸誘，廣種二麥”，并將種麥份數，作為考察“比較當職官勤惰”的標準之一。又令監司“多出文榜，勸諭人戶”，“趁時布種。”2如隆興七年（1169），孝宗詔令江東西、湖南北、淮東西路帥、漕臣勸民廣種小麥；3乾道七年（1171）十月十五日，詔“江東西、湖南北帥漕臣，日下措置，官為借種，責守令勸諭招誘大姓，假貸農民，與依賑糶賑濟賞格推恩，趁時廣行種麥”。4淳熙七年（1180）“，復詔兩浙、江、淮、湖南、京西路漕臣，督守令勸民種麥，務要增廣。自是每歲如之。……于是，詔諸路帥漕、常平司以常平麥貸之”。

淳熙九年（1182）五月十五日，又規定“江浙、兩淮、福建、湖南北、京西路帥、漕司，今后，逐年自四月一日為始至九月終每半月，四川、二廣帥、漕司每一月，各將所部州軍得雨分數，及麥禾次第，詳具以聞。”6孝宗頻頻下詔與詢問湖南等地區的小麥種植情況，說明當時湖南是推廣種麥的重點，而且是推廣稻麥復種。方健指出“：據‘麥禾次第’云云……可證，南宋實行的是二麥收割后復種晚稻的兩熟模式”，7可謂真知灼見。在政府的大力推廣下，湖南種麥的區域得以擴大，潭州、永州、衡州等地方是重點推廣的區域。南宋詩人范成大（1126－1193），紹興中從浙江赴廣西靜江（今桂林）知府任，道經今櫧洲縣（屬潭州，今株洲），作《櫧洲道中》8一詩，為我們留下了南宋初株洲、湘潭一帶小麥種植的珍貴史料：“煙凝山如影，云褰日射毫。桃間紅樹迥，麥里綠叢高。客子嘆游倦，田家甘作勞。乘除吾尚可，未擬賦離騷。”據《宋史》記載淳熙六年（1179）十一月，臣僚奏稱：“……湖南一路唯衡、永等數郡宜麥……”9著名理學家真德秀知潭州（1222－1225）時，在潭州推廣種麥，史載：“昔潭州亦不種麥，10自真相公做安撫，勸令種麥百姓遂享其利。”11郴州地區到紹定年間（1228—1233）不僅是山上種麥，而且是“田間拾麥聲相呼”，12可見郴州地區小麥的種植面積進一步擴大，而且是稻麥二熟制。13

大小二麥的種植和占城稻的推廣，可以說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成功地解決了水旱欠收的問題，并促進了稻、麥兩熟制和早、晚稻連作制的形成和發展，使糧食生產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其他旱地作物如粟，在湖南也有所種植。在占城稻引進的同時，真宗詔令將北方粟、麥、黍、豆等旱糧作物推廣到南方，以防水旱災害。南宋以后朝廷仍多次詔令南方旱土種植旱糧。歷任地方官也勸民墾種。《宋史》卷324《李允則傳》記載，真宗咸平間，李允則知潭州，時“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而民惰不耕。乃下令月所給馬當，皆輸本色，由是山田悉墾”。張溪《云谷雜記》卷四云：“沅湘間多山，農民惟植粟，且多在岡阜，每欲播種時，則先砍林木，縱火焚之，侯其成灰，即播種于其間，于是所收必倍”。北宋后期，水力不及的山田，所種“粟米妙天下”。1

由上面的論述可知，宋代湖南突破了傳統了的水稻種植模式，形成了以水稻為主，麥、粟等多種糧食作物并舉，較為合理的種植結構，為以后糧食生產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