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農業現狀及危機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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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農村人口的老齡化

近年，日本的總人口為12815萬人（2009年），預計今后有逐步減少的趨勢。根據不同的計算方式，到2050年日本人口最低為9203萬人，最高為10825萬人。這個數字與1950年的8200萬人比較接近。再者，到了2050年絕大部分人口將會居住于城市，而農村、山村將會出現人煙稀少的現象。日本的民俗學者、福島縣立博物館館長赤坂憲雄先生預言：如果只剩下老人，那么，目前已經岌岌可危的自治村落將會維持不下去。“如果村落解體，那么，比如在海岸周邊的雜木林就會雜草叢生、蔓延，與深山老林的界限就會消失。因降雨而引起的泥石流沖擊城市的風險也會增大。這些征兆已經開始出現”。“從山里跑出來的猴子、熊、野豬等野生動物出沒在街道上。在東北地區，我聽說過像‘大山來進攻我們了’等之類的話，作為‘緩沖地帶’的城市周邊的山地，一直以來保護著城市，使之免遭來自野山的侵襲。長期以來保護這些山地的就是村落”。“無論是在海邊，還是在山里，如果村莊衰退，那么，大自然就會毫不留情地攻擊人類，即使是城市居民也在所難免”?！霸诮洕叨瘸砷L的同時，年青人們丟下農村、山村進到了城市。被丟下的故鄉，大興土木，積極推進公共事業，以一時的現金收入和就業作為交換條件，區域內的具有傳統性的生活方式和賴以生存的農業衰退了。“”由此謀到利益的是總公司設在東京的巨大建筑企業。公共事業的推進只起到了侵蝕地方的作用。就像一樣。像這樣的‘殖民地結構圖’不僅限于東北地區。它的最具有代表性的項目就是原子能發電站”。1針對原子能發電站的危險性，曾經有很多日本的專家和學者發出過警告。他們認為，日本地處多個地震帶，如果在靠近原子能發電站的地區發生大地震的話，那個損失將無法計算。但是，對于這些專家、學者，電力公司不但沒有提供科研費，相反，對那些宣傳核發電是安全的學者卻予以優待。同時，那些想利用核發電來創造就業機會的勢力，在當時是非常強大的。在農家子弟中，為了得到比務農更高的收入，希望去城市就業的人數不斷增加，即使在農業縣，那里的學校教育的內容也偏重于如何有利于在城市里就職。比如，在全國小學校的學習實力測驗中，作為農業縣的秋田縣的小學生的成績名列前茅。就這樣，在交通不便的農山村出現了人煙稀少，只剩下老年人的現象。當然，即使在這樣的地區也有非常健康向上的老年人。比如，在海拔1000米的長野縣東南部的野邊山地區，這里在過去是栽培落葉松樹苗的基地。落葉松的枝干細長挺拔，非常結實不易折斷。正是因為有這樣的特點，在北海道被用作于煤礦坑道的坑木。這種樹苗，在野邊山大量培育繁殖之后被移植到北海道南部，就是現在的千歲機場附近的原野里。至今為止，當飛機即將著陸千歲機場時，還可以看到一望無際的落葉松樹林。在煤礦已經消失了的北海道，落葉松便成了無處可用的廢材。而曾經是培育落葉松樹苗基地的野邊山地區，如今變成了高原生菜產地。它的中心地帶是日本最大的生菜生產王國川上村，全村農戶607戶，平均每戶一年所生產的高原生菜的總收入為2500萬日元（約208.3萬元，2007年），全村的銷售總額約為155億日元（約13億元）。即使在這樣的村莊里，從事農業的人口的年齡也明顯提高，比如，30~39歲的人口占14.1%（全國是3.3%），40~49歲的人口占22.6%（全國是6.1%）,老齡化問題非常突出。那么，究竟是誰在支撐著這個地區的生產呢？他們是從中國來的名為“研修生”的勞動力。長野縣八岳農業協同組合從2002年開始每年招收600多人的“研修生”，提供給其所管轄的5個町村。在這之前，農協招收的都是日本國內的打工人員。但是，由于蔬菜收割勞動需要從半夜一兩點鐘開始做起，因此，像這樣的重勞動現在已經很難在日本國內尋找了。農協和町村政府不得不找中國人來從事這類工作。但是，雇傭外國人需要辦理勞動簽證。簽發簽證需要時間。而且“研修生”的簽證期限只有1年，研修生們每年春季入境，勞動6至7個月之后回國。他們的勞動報酬為每月平均8萬至8.5萬日元，吃住由農戶提供。研修生們對村里的老人們無比體貼，所以，老人們都非常喜歡他們。但是，這樣的狀態能夠維持多久呢？像這樣富裕的村子，在日本是罕見的，山里大部分村莊的人口已經開始稀少，所謂的“限界村落”正逐步形成。正如赤坂憲雄先生所說，到2050年，日本的農村社會消亡的可能性極高。1

二、日本農村社會原型（自治村落）的形成到其消亡的500年素描

在使京都化為平地的1467年的“應仁之亂”之后，1582年豐臣秀吉打敗了明智光秀統一了全國，這段時期在日本史上稱為“戰國時代”。當時，豪族割據各占一方，各地方之間互搶糧食，抓捕民眾。農民為了自衛，拿起了長槍、竹槍和刀劍，后來又備置了火藥槍進行反抗，或是逃亡他鄉。農民們在“名主”（里正）或是“莊屋”（村長）的領導下，團結起來，進行抵抗（這就形成了作為自治組織的自治村落）。豪族們在興建自己的城墻的同時，趁敵方不注意乘虛而入消滅之，然后，將其領地和居民（自治村落），還有糧食據為己有。農民出身的豐臣秀吉由于輔佐織田信長而出人頭地，他因為害怕農民造反，實施了解除農民武裝的所謂的“刀狩”。為了割斷負有軍事保衛義務的武士和負有納稅義務的農民之間的密切聯系，安排武士移居到街道里，實現了“兵農分離”。這個政策，將居住在“村落”里的農民與當時已經發展起來的商品經濟進行了隔離，把農民們趕回到了現物交換階段。還有一個豐臣秀吉實施的重要的政策，那就是“太閣檢地”，這個政策主要是為了測出稻谷的產量，即稅務的負擔能力。其內容，第一是確定“村落”的界限和區域。第二是明確每一個區域里的每一塊區劃的水田、旱田、建筑物等的區別和所在地，測量它們的面積，根據土地的貧沃程度，決定稻谷的等級和糙米的產量。第三是明確土地所有者，將賦稅人和課稅標準額明確地記錄在被稱為“檢地帳”的帳本里。在這個帳本里，還記錄著實際上沒有種植稻谷的旱田、建筑物、池沼、魚塘等，針對這些地塊也標明了以一定的標準換算為糙米生產量的課稅標準額。第四，將這些數據合算之后，在最后一頁記錄每一個村落的總面積和稻谷總生產量（法定課稅標準量）。據1598年統計，全國糙米總生產量（總課稅標準量）為1850萬9043石（278萬噸）。實際上的課稅為這個課稅標準量的40%至50%等，在各“大名”領內或是幕府領內規定了一定程度的稅率。以稻谷納稅，必須要制作個人的納稅賬本。這個賬本被稱為“名寄賬”，莊屋（名主）針對賬本所有者的變動情況，每年都要進行詳細記錄，如果出現短缺，就要將全體納稅人的納稅數目重新作以調整（因此，要求農民要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在災荒年，還要制作要求年貢減免的奏折。到了明治時期，地租變為現金支付，在這270年里，莊屋的業務量是非常龐大的。1853年美國的海軍準將佩里率領的太平洋艦隊來到日本，要求門戶開放，之后至明治維新，由于政治、經濟混亂，幕府或是藩對于農村的統治幾乎失去了效力。1867年幕府失去了作為主權者的正當性，放棄了政權。

（一）地租改革事業———土地私有的法律承認

1867年明治新政府代替了德川幕府之后，其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既可以避免測量土地，免遭農民的反對，又可以依公平原則制定課稅標準，以此來簡單地確保財源和必要的稅收。當時，著名的荷蘭語專家神田孝平提出：將江戶時代的嚴禁土地買賣制歸于自由，由政府發行一種名叫“地券”的卡，上面印有政府證明買賣的印章。卡上面標有土地的所在地、種類、所有者和價格，這個價格是由買賣雙方申報，如果申報價格低于實際買賣價格，那么，第三者便可以通過競價方式取得土地。國家通過這種方式，既不用調查納稅土地，也不用調查稻谷產量，便可確保稅收。1873年7月，新政府采用了以上提案的大部分內容，了“地租改革布告”。其主要內容為：（1）廢止原來的舊課稅制度，（2）對于接受地價調查的土地所有者發行“地券”，（3）作為國稅的地租為地價的3%，作為地方稅的地租附加稅為基本稅額的1/3以內。這次的地租改革完成于1881年6月。即用了8年的時間。其間，每一個地塊都發行了地券，共發行了1.2億張地券。土地測量由自治村落實施，政府也就因此而節省了測量經費。對于政府而言，需要的只是掌握民有地的地價，為了計算出地價，需要掌握各縣的“平均收獲量”“、米價”和“利息率”。這些數值由政府確認之后生效。除了耕地以外的宅基地、山林、原野、池沼等，只要是民有地，就會被規定其地價。山林被認定為民有的條件極為嚴格，在一般的情況下，即使自治村落的村民在習慣上在某個山林里采草、砍伐作為燃料和建筑材料的樹木等，如果沒有確鑿的證明，為了確保其權利而支付了貨幣，那么，這塊山林就不會被認定為民有地，而劃分為官有地（被稱為“官民有區分”）。當時的地租改革的結果，以全國范圍來看，耕地、宅基地、鹽田的合計為458萬公頃，稻谷的產量為4367萬石（665萬噸），總地價為1億6024萬4000日元，總地租收入為4872萬日元。此外還有山林和原野的地租為74萬日元。實收地租合計為4946萬日元。地租改革期間的平均標準米價為1石（150公斤）4.185日元，當初政府預測的地租為5222萬日元，而實際收入少了3%左右(276萬日元)，其差額只有一點點。因此，可以說新政府基本上實現了目標。這意味著幕府體制下的農民的負擔總額原封不動地被新政府以地租形式而收取。但是，也不可否認，在幕府體制下的課稅的不均衡現象，在這個時期有所糾正。在1884年實施的地租條例中規定“：地價是指地券上所標示的價格”，并把這個地價作為課稅標準固定下來。這個地價被稱為“法定地價”，一直維持到1931年。地租占中央政府稅收的比重為，1885年82.7％，1890年60.6％，1910年24.0％，1920年10.0％，逐步減少。而納稅人從自治村落變成了土地所有者個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因為，通過這一做法，作為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前提條件的土地私有制度被確立起來了。土地私有制的確立是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的前提，日本的資本主義之所以沒有受到先進國家的排擠而有長足的發展，是因為在它的社會底層存在著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而這些勞動力的來源，就是農村過剩人口，尤其是農村雜業層。

（二）日本產業革命：日本的資本主義和雇傭勞動的特點

工業革命源于18世紀后期在英國開始的棉紗紡織業。日本作為后發資本主義國家，以棉紗紡織業為中心掀起了工業革命，這一點與英國相似。英國依靠發明和普及機器提高了生產力，擠垮了本國和他國的手工業，確立起了資本主義。與此相比，日本從歐洲不但進口了機器，同時，也引進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由于首先要模仿和學習，所以，最初的機械生產力很難與發達國家抗衡。盡管如此，日本的棉紗紡織業不僅快速地占領了國內市場，而且逐步成為了棉紗和棉布的出口國。原因何在？筆者認為有以下四個原因。

第一，值得慶幸的是，由于國際上金銀比價變動（銀價低落）的長期持續，使得包括日本在內的銀本位國的商品更加趨向于低廉，對歐洲金本位國家的商品進口起到了防御作用。

第二，作為傳統產業的繅絲及其他出口商品的生產發展順利，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在創匯方面的困難。

第三，通過國內棉紡織業的結構調整，迅速克服了因外國棉布進口所帶來的沖擊。其過程是，首先從使用進口棉紗開始，逐步轉變為使用國產紡織線，或通過引進法國研制的飛梭裝置來推動國產織機的改良。最終使國產棉布成功地占領了國內市場。第四，紡織業界的企業成功興起，對進口棉紗形成了早期抗衡（比如大阪紡織廠的規模為15000錠，最初的走錠精紡也開始過渡為環錠型紡織機等）。日本工業革命的另一個支柱是蠶絲紡織業。當時，由于歐洲蠶疫蔓延，對于亞洲的蠶絲和蠶種需求不斷擴大。受到蠶絲順利出口的影響，日本繅絲業的發展呈現為原來的手工繅絲和進口機械改良后的機器繅絲并重的狀態。如上所述，日本的產業資本對生產過程能夠起到控制作用的，只有那些利用低工資作為有力競爭武器的產業部門（紡織織布業、采礦、煤炭、造船業等）。比如，根據推算，1892年的紡織業工資水平，日本男工僅為英國的十三分之一，女工僅為二十六分之一。從勞動力市場來看，雖然所謂的近代雇傭勞動力迅速增加，但是，從實際數量來看，1902年約為50萬人（職工在10人以上的工廠），1909年也只有90萬人（職工在5人以上的民營、國營工廠），而且以紡紗業和織布業為中心的手工業工廠、小規模工廠的勞動者占多數。1909年民營工廠勞動力中有62%是女工，而紡紗和織布業中85%是女工（大多數在12-20歲）。由于勞動條件惡劣，加上廠方對女工采取輕視人權的做法，導致了女工因生?。ㄓ绕涫墙Y核）和受傷而迅速消耗，為此需要不斷地補充大量的勞動力。其候補勞動力，則來源于龐大的農村潛在過剩人口，以及存在于農村和城市中的“雜業層”?！半s業層”是指雇傭勞動以外，處于不安定就業狀態的最下層勞動人口，例如，零星企業的勞動者、家庭勞力、零售商販、服務業從業人員、手藝人的學徒、土木建筑業的幫工、臨時工等。中村隆英先生推算的“原有非農業雇傭人口”基本屬于此類。據推算，1909年在總從業人口2542萬人中，“農林業從業者”為1603萬人（63%），“近代性雇傭人口”為164萬人（6.5%），而“原有非農業雇傭人口”達到了776萬人（30.5%）。超小規模的貧困佃農和農村雜業層作為勞動力的供給源從農村大量流出。流出形態有“出外打工型”和“離村定居型”兩種，而這一時期的主要形態為前者。典型的出外打工型通常是被招聘人或是中介人花言巧語說服來的“女工”，她們大都來自偏遠地區。由于很多女工的工資的大部分，在她們離家時已預支給了她們的父母，所以，即使本人不愿意也只能被束縛在工廠里，直到將所有的預支款償還完了。那時的工資水平，如上所介紹的那樣，由于很多過剩人口尋求就業機會，因此，僅夠維持貧困的生活水平。比如，農業或勞工雇傭一天的工資標準，僅能購買3公升（4.5公斤）大米的金額（含伙食費）。就勞動條件而言，比如紡織業，由于資本家急于折舊機器，因此工人被迫晝夜交替，長時間從事高強度勞動，其條件非常殘酷、惡劣。這個時期的日本的勞動者階層總體上屬于“下層社會”的貧民的一部分。

（三）自治村落的職能和構成

當時在這樣的后發資本主義體制下，日本的農業和農村的再生產是如何進行的呢？首先，簡單地介紹一下維持了大約400年左右的作為日本農業基本單位的農戶和支撐它的自治村落的職能和構成。與眾多國家一樣，日本的農戶是農業的基本單位，但是，農業生產并不只限于1家1戶。由農戶作為成員而構成的村落，需要對一定領域內的土地、水、草地、森林等進行自治管理和維持，農戶在其中也進行著自身的再生產。這里所說的“村落”并非政府規定的行政組織，也不僅僅是生產共同體或地區生活集團，而是對外具有實質性的自治功能，對內具有自我約束力的自治體（自治村落）。盡管作為村落成員的農戶，因為擁有土地面積的差異而存在著經濟上的不均衡，但是，自治村落卻給予各農戶同等的權利、義務，它是具有地緣性很強的各農戶的“家的聯合”。正因為存在一定領域內的自治和共同體規定，各私有土地的所有權才有保障，耕作才得以保全。村落擁有自治管理組織，對其領域內的人和土地加以相當于行政權和司法權的限制，對土地和水等的維持和共同使用，編制必要的勞務來進行管理，調整和解決利用權和耕作權等錯綜復雜的關系。針對像“入會權”和水利權，與鄰近的自治村落相交錯的權利，每個自治村落都會派代表就其保全和利用問題進行協商，以便限制和維持。近代（江戶時代）“幕藩體制”下的“自治村落”被法定成為行政單位，但明治維新導致幕藩體制崩潰后，它們中的大多數喪失了行政單位的職能，被稱為“大字”、“村莊”、“部落”或“集落”等，但是自治體的本質卻一直被延續到二戰后經濟高速成長期為止。但在此后，隨著農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兼業化、汽車的普及以及與“村莊”外人群的混住化“，自治村落”的自治能力急速衰退。例外的是，在藩制下沒有形成自治村落的薩摩藩領（九州南部和沖繩）以及欠缺近代封建制度的北海道大部分地區，在明治維新后沒有形成自治村落式的“村莊”。

（四）勞動市場和農村生活

村落內外的勞動力市場與農戶的再生產方式密切相關，對地主和佃農的關系也產生了各種影響。在日本產業革命開始時期，農村的雇傭形態一般有三種，年雇傭、季雇傭和日雇傭。大農戶（規模在2-5公頃）將土地租給沒有土地的農民，一邊向他們收取實物地租，一邊將這些農民作為年、季、日雇傭的勞動力加以利用。此外，從事各種零星經營的雜業層也包括在上述的供給源里。對于農村的潛在剩余勞動力來說，農村的家庭作坊、紡織代加工和小商販等曾是重要的就業方向。與出口纖維工業和其他工業相關聯的各種家庭作坊，對擴大國內市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隨著鐵道、公路、船舶等交通工具的改良和發展，零雜業內的結構也迅速變化，拉車、馬車夫、人力車夫、船夫等急速增加。在縣政府所在地、地方的重要產品集散地等地，地方城市人口開始猛增，小商販、餐飲店等其他服務業的營業人員迅速增加，城市與周邊農村的人口流動性大有提高（表1）。這樣，從勞動力市場不發達的地方流動出大量的農民工。男性主要向北海道的水產業或是九州的煤礦或是臨縣的農業或是釀酒業流動。到了20世紀10年代，流向大城市，從事零雜工的農民工激增。女性主要流向繅絲業、棉紡織業、編織業等工業部門，城市的服務業、家政業等也是重要的就業部門。離村后再不回來的“離村定居型”和“出外打工型”，在流出的時期方面存在著地區差異，比如，在長野縣諏訪，在幕府時代末期前者已超過后者，而東北地區到1910年左右為止，原籍人口和現在人口呈相似的增加趨勢，此后，呈現出剪刀狀延伸現象。而昭和危機以后“，離村定居型”流出成為主流。那么，筆者為什么用如此多的筆墨來說明非農戶身份的農村和城市的雜業層呢？那是因為在探討農業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位置的問題時，如果不研究雜業層所起的作用，那么在理論上是行不通的。如上所述，與歐美先進工業國家相比，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有其獨特的一面，即在引進機械化大工業之前，隨著幕府末期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和階級、階層的分化，資本主義的前提條件就已形成，并且隨著土地的商品化，即通過地租改革使土地私有制合法化，使得日本資本主義具備了必要而且充分的前提條件。還有，農村以及城市的“雜業層”，即大量的貧民為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勞動力。勞動力和生活必需品，其中特別是對服裝原料及半成品的國內商品市場的大量需求，使得商人和高利貸資本，不斷地向產業資本轉化，使日本的紡織工業得到了自主的發展。正因為如此，日本資本主義從一開始就有著向金融資本發展的趨向。這樣即使不把大量的舊中間階層的小生產者化為無產者，也可以使他們在經濟上隸屬于商人資本或是地主土地所有制之下，從而可以不斷地向他們榨取利益。像三井、三菱、住友那樣的日本金融資本，既沒有形成像德國那樣的重工業壟斷體，也未能避開聯合企業關稅的壁壘，但是依靠礦山、煤炭部門和運輸部門的高度資本積累，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在遠東地區雖然有些勉強，但最終還是確立了他們的生存基礎。之所以可以這樣，就是因為在當時的日本，廣泛地存在著作為被榨取對象的舊中間階層，金融資本正是利用了這個階層的商品經濟上的特點。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經濟不景氣期，上述的農村中的舊中間階層，特別是那些下層被轉化為大量的勞動力而流入城市。資本家正是依靠他們，而確保了優質、廉價的勞動力（表1）。在過去，農業經濟學者只關注農業勞動人口和農林業雇傭人口問題，而工商業經濟學者只關注現代雇傭問題。與這些研究不同，勞動市場論的研究者隅谷三喜男先生和兵藤釗先生，著眼于勞動力供給來源問題來彌補這些研究的漏洞。而中村隆英先生又從人口論的角度，繼承和完善了這二位先生的研究。中村先生主張的“原有非農林業雇傭人口”在20世紀初，曾是資本主義制造業勞動人口的5倍多，此后，直至第二次大戰，其數量繼續增加。在這里將中村先生統計的詳盡的數據，進行加工后制成的表1和圖1附上。隅谷先生在他的論文里說，“這個雜業層-雖然在農村也存在,不過為了便于理解，將問題簡單化，在這里，我們只針對城市雜業層進行考察”。被他“簡單化”了的“農村雜業層”，實際上不僅僅在日本，在亞洲的發展中國家也是極為重要的規定要素。在日本的農村逗留著大量的農村雜業層，他們為了在本村內外尋求工作機會，而不斷地保持機動性流動。不斷膨脹的城市雜業層，在城市內部進行相當數量的勞動力再生產是上世紀30年代以后的事,在那之前“，城市雜業層”人口的增加，專門來源于農村人口。從農村流向城市的人口大致區分為兩種：一是農村的“非回流流入人口”（從農村角度看，是永久性離村人口），二是來自農村的出外打工的流入人口。后者與農村雜業層之間存在著流入與流出的很粗的流動渠道。可以說，農村和城市的這種雙重的“雜業層”的廣泛的存在和連接，使日本資本主義無須以暴力手段來制定勞動力政策。這使資本主義高度積累時期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這里，以勞動市場的量性變化為指標，分析一下資本主義勞動市場擴大時期的農業就業人口的動向（圖1）。日本資本主義的勞動市場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是一次大戰期，第二是二次大戰期，第三是所謂“經濟高速成長期”。在一次大戰期間，職工人數5人以上的工廠的從業人員從1914年的94.2萬人增加到1919年的171.7萬人，五年里增加了77.4萬人，年增長率為16.5％。勞動市場在“昭和危機”期呈現絕對縮小以后，從1932年開始再次轉向擴大。1932~1937年的年增長率為13％，1937~1942年為9％，第二擴展期的1932~1942年的凈增加從業人數為265.4萬人，即，每年增加26.5萬多人。第三個急劇增長期（“經濟高速成長期”）是從1955年左右開始的。工人人數由戰敗后的勞動市場的縮小而減少之后，恢復到二次大戰期的最高水準，是從1950年左右開始的,但是，到1950~1955年為止的工人人數的增長率，據工業統計表計算，制造業年率為5.9％，據勞動力調查計算，制造業為3.7％。而在1955~1960年的五年間，前者為9.6％，后者為6.7％，各自增長了1.6倍和1.8倍。在此后的60年代的十年里，增長率分別為4.3％和4.5％，多少有些減少。但是,年平均增加人數，前者為35.4萬人，后者為42.6萬人，依然維持著高水準。在以上的三次勞動市場的擴張期里，三次都起到了使“農村過剩人口”急劇減少的作用。第一次（1914~1918年）減少185萬人（年率-2.8％），第二次(1932~1944年)減少210萬人（年率-1.3％），第三次（1955~1970年）減少840萬人（年率-3.3％）。由此可知，因資本主義勞動市場的擴大而吸收的勞動力，對于農業就業人口的動向給予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無論是從圖上，或是根據以上論述，都可以知道，資本主義勞動市場的擴大量，與農業就業人口的減少量，絕對不是一致的。那是因為，在兩者之間存在著城市和農村雙層厚重的“雜業勞動市場”，這個市場本身一邊受著資本主義勞動市場的擴大的影響而伸縮，一邊起著緩沖作用，影響農林業人口的動向。而且在昭和經濟危機以后的重化學工業化迅速發展時期，農村男子作為新就業勞動力，不需要經過城市雜業層作為媒介，就可以直接被以重化學工業為中心的資本主義勞動市場吸收。即，在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農村、城市間的勞動市場的直接連結的結構便慢慢形成。為了便于參考，現將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以前）的日本農村、城市間的勞動力轉移的主要途徑的概念圖附上（圖2）。圖2將不斷擴展的大城市的勞動市場與農村各階層（形成了一定的社會階梯）的勞動力流出的主要通道的代表，即“業主•長子”、“次男三男”和“女子”分別表現了出來。在這里需要注意的是,第一關于“流程”，（1）“農村雜業層”和“城市雜業層”之間，有著很強的流動性，其連接管道最粗；（2）“佃耕小農”與“自耕兼佃耕中農”的業主•長子的“出外打工”與城市雜業層間的連接管道為中等；（3）次男三男新就業勞動力、社會階層互相間的關系、需要以教育機會作為媒介條件的關系，這些銜接管道是比較纖細的；（4）女子的“出外打工型”社會階層；（5）在大城市內部逐步安定下來的男子與女子的勞動力再生產（更新）機構（內部通路）。第二，各個通路根據勞動市場的發展時期的不同，而呈現不同的特點。（1）和（2）的“出外打工”勞動力，從資本主義勞動市場的角度來看，他們是以“城市雜業層”作為媒介的邊緣勞動力，因此，伴隨景氣波動的勞動市場的伸縮而反映敏感。出外打工的劇增和銳減，在短期里都是這個伸縮的直接反映。但是，如果以長期的角度看，便不會停留在這個程度上。在經濟從危機中恢復的過程中，勞動市場急劇擴大，但是出外打工人數卻不會有同等的恢復。這是因為勞動市場的結構發生了變化。這可以從三方面闡述。第一，雖然大戰后的經濟危機中的資本主義勞動市場，暫時縮小和停頓，但是，“原有的非資本主義的”和“城市雜業性”的勞動市場，大體上形成了像前述(5)那樣的自立性勞動力再生產機構，不一定必須由“農村雜業層”來不斷地補充勞動力了。第二，新就業的青年勞動力的“非回流性流出”（“離村定居”），過去是向城市雜業層流動,而在這個時期便不需要城市雜業作為媒介，直接被以重化學工業為中心的資本主義勞動市場所吸收。第三，從20世紀30年代后期，急劇發展起來的有關地方軍需機器工業，促進了“出外打工型”向“通勤型”轉換。

（五）戰敗和使自治村落活性化

在二次大戰期間，因為要確保兵源和從事重化工業的勞動力，造成勞動力大轉移，致使農業勞動力嚴重缺乏，甚至出現了放棄農耕的現象。為了保證戰時糧食的自給自足和完成交公糧任務，政府制定了大米價格雙軌制，統一了地租，強化了“自耕農的新建、維持事業”，對那些親自耕種土地的地主，采取了保護措施。就這一系列措施的施行，政府主要是通過自治村落，以定額定量、村落為單位的交納公糧的方式，進行政策性滲透，并且利用村落共同體的抵制不在村地主、渴望生活穩定的愿望，使自治村落為戰爭服務。由于當時的農業一方面還沒有受到資本的直接支配，另一方面，日本國內的農業不同于像朝鮮、臺灣那樣的殖民地農業，政府不能為所欲為地榨取，因此，要有計劃地支配本國農業，盡管很無理勉強，還是采取了統治經濟，而其結果卻為戰后的日本農村社會改革提供了條件。戰后，日本實行了。這個改革是戰敗后的日本在面臨體制性危機的關鍵時刻，動用了非常時期的、超憲法的權力，實行的為了解決以土地問題為中心的農業問題的改革。這個改革，首先將多年以來的地主和佃農之間的圍繞地租的對立關系，編入到自治村落共同體的諸關系中，使之含糊不清，一邊緩和這些矛盾，一邊慢慢地掌握自耕農?？梢哉J為，這實際上是一次大戰后實行的的延長線而已。不過在排斥不在村地主，鼓勵村內的自耕農，克服史無前例的以糧食危機為代表的體制性危機方面來說，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政府將因土地的好壞和位置不等而發生的地租差異問題，通過價格政策逐步進行調整，利用農民的小土地所有者意識，使其自發地、主動地提高其生產力，通過糧食供給達到了緩和危機的目的。這正是日本的“”。再具體一點講就是，政府廉價地購買自治村落里的不在村地主的土地，將其廉價提供給農民，使其成為自耕農，以此克服了體制性危機。當時，隨著戰敗，大量的失業者、復員軍人、海外回國者、城市受災者等涌向農村。農村成了避難所，為緩和尖銳的社會問題，做出了貢獻。但是，也存在著很多問題。比如，對于零散的小面積土地，未能通過對調和整理耕地的方式進行調整。對于農戶的純收入的苛稅比率，反而比戰前提高了不少。在交納公糧時，時常要出動警察等來執行。這次是在美國的指導下進行的,作為私有制和資本主義體制下進行的改革，在廢除地主制度和建立自耕農體制方面，可以說具有史無前例的急進性和徹底性。但是，在東西冷戰體制下，美國在日本的政策的側重點，很快轉向了反共和經濟復興，在價格政策和財政領域開始實行低米價和強權性的大米公糧政策，也就是犧牲農業的政策。在農戶的諸負擔中租稅達到了98～99％。到了1949年通過Shoup稅制改革，大幅度減輕了農民的賦稅。

（六）經濟高速成長所帶來的城市化、兼業化、農村人口的老齡化和農村的混住化問題———出外打工減少，自治村落的衰退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的爆發，給日本提供了所謂的“特需”機會。日本被編入了美國的世界戰略中，在反壟斷法的大幅緩和原則上廢止了財閥解體關連法規等形勢下，隨著重新重視重工業化的發展，大量的農業勞動力轉向了第三產業和第二產業，1955年以后日本進入了經濟高速成長期。首先，根據1950~1995年的產業就業人口的變化（表2）可知，第一產業特別是農業人口的急速減少和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特別是后者的激增。農業就業人口，從1955年的1489萬人，10年間減少到1086萬人，減少了27％，第一產業就業人口的比例，從41％銳減到25％。表3所示的是，1958年以后農民是如何流向其他產業的。1965年的農外就業為最高值85萬人，但是在這些人當中，大體有11萬~12萬人在其他產業就職之后退休，而后又回到了農村務農（“退休務農者”），盡管如此，從農業流出的人口還是占多數的，是日本歷史上史無前例的。關于流出的形態，開始時絕大多數是離村就職，后來隨著農村周邊的勞動市場的形成，從家通勤的數量增加。1965年以前，外出打工的基本上是次男三男，之后長子農外就職的現象增加，到了1985年，其數量占男子流出人口的一半。此外，老齡化和兼業化的進展，使得自治村落的原有的職能逐步減弱。

三、21世紀日本農村危機的現狀和展望

（一）農戶銳減與放棄耕地現象的激增

日本全國的農戶數（農產品銷售農戶，以下為銷售農戶）從1995年的265.1萬戶減少到2000年的233.7萬戶，2009年的169.9萬戶，2010年的163.1萬戶，共減少了102萬戶(38％)。農業就業人口，在二次大戰后的1947年為1662萬人（最高值）,而后隨著經濟高速增長銳減，1975年為667萬人，之后持續減少，2002年減少到260萬人（銷售農戶）。其主要原因，首先是因老齡化而引起的。2009年銷售農戶的總戶數為698萬人，其中65歲以上的老齡農戶為238萬人，占34%。1這個趨勢將會持續，根據農水省的推算，2035年的山地農業地區的人口將會減少，為2005年的70％，而山地農業地區的老齡化率將會提高，為2005年的40％，農村地區的“生產年齡人口”不斷減少，為2005年的67.9％。這個傾向最為明顯的是北海道，其次是四國和東北地區。2放棄耕地的現象也越來越嚴重，2000年為34.3萬公頃，而2010年增加到40萬公頃，增加幅度為17%。其中54%的耕地位于山區。這可能是由于在過去養蠶業發達的地區，未能找到可以替代的產品，譬如像果樹或畜產業等的緣故吧。即使在山地以外的，擁有大量優良農田的農業地區，也有15萬公頃的被廢棄掉的農地，其原因被認為是，村落與那些外出并定居外地的土地所有者之間未能充分地進行溝通的緣故。社會學者大野晃先生稱以下的村落為“限界村落”，即“65歲以上的老年人超過村落人口的50％，獨居老人家庭增加，由于這些緣故，難以維持村落的社會性共同生活”。據國土交通省的調查，像這樣的村落在2007年日本全國有7878個，并預測其中的423村落會在十年內消失。這是因為，到城市近郊去尋求就業的年青人，如果不再回到村里，再加上老人們不斷過世，那么村落消亡在所難免。阪南大學的曾根英二教授訪問了很多這樣的村落，并寫下了詳細的報道。他寫道那里的老人們并不是勉勉強強地活著，而是富有朝氣，發掘各自的生活的意義。但是，一旦得了病，或是受了傷，因為遠離醫院，得不到周邊的幫助，不得已只能離開村落，遠走他鄉。農田也好，周圍的山林也好，至今為止，由于村民精心呵護，才會從它們那里得到各種各樣的恩惠（收獲物）。人們離開村莊，村落就會消失，人口過疏化便會發生。有的人會主張：即使農戶減少，只要有企業代替農民從事農業，不就解決問題了嗎？但是法人企業從事農業的情況，目前還非常少。

（二）進入農業領域的法人經營

從前的日本農業經營體的絕大多數是農戶。農戶分為銷售農戶和自給自足農戶,在1990年以前，只將前者作為主要的統計對象。而現在，農業經營體除了農戶以外，還有法人經營體,不過其比率僅為1％，其中一半的經營體采用了公司形態。2005年的法人經營體為19136個，其中農協為4508個，農事合作社法人2610個，有限公司9559個，股份公司1344個，合股•合資公司79個，森林合作社17個，其他各種團體528個，其他法人491個。除此以外，地方公共團體、財產區有505個。像后述的那樣，除了農戶經營以外還有“村落營農”形式，其數目從2000年的9961逐步發展為2005年的10063，2006年的10481，2007年的12095，2008年的13062，2909年的13436。以2009年的組織形態為例，法人有1802個（其中農事合作社法人1518，股份公司276，合股•合資•聯合公司8），非法人11634個。另外，所謂“農業生產法人”是指基于農協法而設立的農事合作社法人中，符合土地法第二條7項各號的所有必要條件，并被獲準取得農地等所有權及使用收益權的法人。作為公司組織的農業生產法人，在2009年雖然還只不過11064個（其中有限公司6878個，合股公司12，合資公司43，聯合公司76，農事合作社法人2855，股份公司1200）,但是如果和1975年的689個法人作比較，約增加了17倍。所謂“認定農業者”是指，依照“農業經營基礎強化促進法”向市町村提交農業經營改善計劃并得到認定的農戶，以及作為特定農業法人而被認定為“認定農業者”的法人。“認定農業者”的農戶的數量從2004年的182345人增加到2009年的246114人，增加了35％；而認定法人數則從7132法人增加到13307法人，增加了87％。法人占“認定農業者”總數的比率從2004年的4.0％上升到5.9％。這個傾向在今后也會持續，應當給予關注。那么，什么是農業生產法人呢？為了便于理解，在這里以有限公司木之內農園為例來說明。該公司的創始人木之內均（1961年川崎市出生），因幼兒時患小兒哮喘，移居東京都町田市，1980年進入新成立的九州東海大學（熊本縣長陽村即現南阿蘇村）農學部，作為第一期學生就讀。在就讀期間，他每天早晨4點起來，幫助農戶從事農活。1983年他去南美進修農業一年，1985年在畢業的同時，他便在南陽村租地從事農業。他應町政府和農協的要求種植甜瓜，從而得到“農業現代化資金”的貸款建了大型塑料棚。但是并沒有得到預期的收益，因此在1989年1月，他開始建了草莓觀光農園。這個農園使他成功，兩年后在縣里舉辦的農業比賽中，他獲得農林大臣獎新人獎。同年又獲得了《每日新聞》的農業紀錄獎?，F在他的農園的經營面積為14公頃，擁有生產、加工、銷售3個部門，公司職員12名。1995年不幸患上下巴癌做了手術，當時醫生說他只能活5年。他不顧這一切，與伙伴們努力擴大了公司規模。2003年建立了“NPO法人阿蘇環保農戶中心”，當時有6個農戶加入，現在變成15人。他們幫助并指導農業就業新人，將其中暫時獨立一至兩年的43個新人農戶送到全國各地正式就農。他對到他這里的新人提出了以下五個條件：如果在路上遇到人，無論認識與否，都要打招呼；村里的宴席，必須出席，而且要留到最后；即使自己不便，只要是村里的職務，不能推托；不要絕對依賴合同，如果有求你返還土地，即使合同未到期，也不要拒絕；不要被政黨選舉而糾纏，但是，村里的選舉必須要去投票。1

（三）農業協同組合的合并及其弱體化

那么，如果由農協來經營農業會如何呢？答案是：很難。日本的農協是依照1900年頒布的“產業組合法”建立起來的，當時稱為產業組合，根據1942年頒布的“糧食管理法”的規定，產業組合變更其名稱為“農業會”，并轉變其職能，協助國家統治、管理糧食，成為國家糧食政策的實際執行者。戰后，在聯合國執政期間，對“農業會”進行了改革，改名為“農業協同組合”，其職能仍舊是作為政府的代行機關，代替政府對稻米進行直接管理，而稻米管理政策是當時日本政府的最重要的農業政策。農協也因此異常地得到政府的器重。在20世紀70年代，日本的稻米開始過剩，農協與政府的關系也因此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此以前，由于大米供應不足，農協要求政府提高大米價格屢獲成功。因此，在經濟高速成長時期和糧食統管體制下，農協被稱為日本最大的“施加壓力團體”。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農業總產值處于停滯狀態，80年代中期以后，處于減少趨勢。農協的銷售額以1985年為最高值，之后不斷減少，進入21世紀銳減。在大米流通自由化之后，市場上流通的自由流通米超過了政府統購米，米價的浮動變得異常頻繁，農協的存款也變為負增長，作為農協的贏利部門的金融、保險部門，也不得不進行組織改革。作為農協金融部門的中央機構的農林中央金庫，將農民的存款通過各縣級農協金融聯合會集中到一起，投資到國外的金融機構，企圖謀取高利潤，但是隨著泡沫經濟的解體而付之東流。2002年1月“JA銀行體制”（“防患于未然體制”和“推進農協、金融聯合會、農林中央金庫一體化業務”＝削減了4000個店鋪）正式啟動。在政治方面，隨著21世紀的到來，小泉內閣便打著所謂的“打破圣域的結構改革”的幌子，進行了以財界為主導的農政改革。為了應對這一改革而保全組織，農協也進行了組織改革。日本的農協（包括股份合作社、綜合農協、基層農協）的數量以1954年的18659為最高值，之后一路減少。1975年為7568,2004年為952,到了2009年減少為779。以2009年為例，在各都道府縣中，農協數最多的是北海道122,其次是茨城縣27,第三位是千葉縣24，第四位是長野縣和福岡縣，各為23。在各縣聯合會中，所有的保險聯合會、36個縣的經濟聯合會和9個金融聯合會，被合并到了全國聯合會。其結果，各道府縣的農協數為，京都府5個，佐賀縣4個，鳥取縣3個，香川縣2個，奈良縣和沖繩縣各為1個。隨著日本農業的衰退，農協組織也急速衰弱。

（四）為了日本農業的光明的未來，必須要轉變思想

在這里介紹一下東京大學農學研究院鈴木宣弘教授撰寫的《向著食品的未來》（筑波書房小冊子47，2010年）一書里的觀點，僅供參考。他提議要徹底改變日本的食品戰略。鈴木教授認為“，從2001年開始WTO交涉在不斷地進行中，日本被認為是高關稅國家，過渡保護農業，封閉性強等，這樣的指責是錯誤的”。他具體出示下圖（圖3），對平均關稅率進行了說明。他還曾經質詢美國農務省負責人，美國政府是否對農戶進行過大額的價格補貼?對方承認了其事實。作為“削減對象的國內保護總額”，日本為6418億元，美國為17516億元，歐盟為40428億元，按照各國的農業生產總值比例來說，日本和美國各為7％，歐盟為12％，因此，不能說日本的保護額度過高。鈴木教授還指出，以2003年的國際農業保護指標（PSE）的構成比例為例，關稅部分為56.2％，“國產premium”部分為39.7％，財政部分為4.1％，如果控除實質部分，即“國產premium”部分，日本的關稅（不包括大米和乳制品）為56.2％，而歐盟為56％，可知幾乎是同等水準。他還指出，這個國內保護總額6418億元，并不是用來保護農民的，而是用來保護消費者的。變換一下角度，就會發現這樣非常重要的事實。強調轉變思想必要性的學者還有佐久間智子女士，她在《圍繞谷物的大矛盾》1一書中指出，“日本從國外大量地進口飼料和油脂，這意味著日本為了本國的這些需求，使用了國外的廣闊的土地和大量的農業用水”?！皳r水省的計算，為了生產出口到日本的農畜產品，出口國使用了相當于日本農地總面積2.5倍的1200萬公頃的土地”。我們有必要用這樣的全球化的視角和重視“地產地消”的觀點，去思考如何重建日本的農業和農村這個問題。日本作為世界上少有的富有豐富水源（雨水、地下水、森林）的國家，應該深深地進行反省。如果再補充一句的話，在全宇宙中特別是在太陽系中，對于擁有寶貴水源的行星“地球”，我們人類應該好好保護它，堅決抵制使用原子核能源（不僅僅是武器，還有核電站）。

四、結語：21世紀的日本國民的課題

暉峻眾三先生提出，日本國民在確保食品安全、保障和維持農業的多元化功能方面，要做到以下幾點。“日本應該在國內生產品質優良、安全、放心的農產品，并以相應的穩定的價格，持續地供給國民。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應該糾正‘偏重于大米生產，極度地減少小麥、大豆、飼料等作物的國內生產，而依賴于進口’的這種日本農業的扭曲結構。改變極度加工化了的畜產業的現狀，使其不斷向土地利用型靠近。為此，應當積極推進水田基本建設，使土地條件適合水旱田輪作和復合經營，增加小麥、大豆、飼料作物（沒有包括飼料米）、蔬菜等生產，提高這些作物的自給率。在農業生產的基礎上，強化加工、銷售工作，增加附加價值，以豐富國民的飲食生活。將以上的這些要件編入WTO規則里的同時，還應該在國內政策中規定農產品以及農業經營的最低保護價，或是所得補償政策等這種支持政策。與此同時，政府應該就作為公共財和農業生產基礎的農地的轉用問題，予以嚴格限制，確保農地面積，強化土地利用。至今為止，日本國民長期承擔了高額稅金，作為改良農地的財政資金。”“為了使有活力的年輕一代，能夠自立、自覺地加入到農業經營行列當中，充分發揮他們的能力，有必要調整農業經營體的條件。其經營形態，不僅限于個體家庭經營，還可以是它們的聯合體(生產合作社等)和村落營農，也可以是法人經營(農事合作社法人、有限公司、有一定限定條件的股份公司)等多種形式的經營形態。由于農業是依靠土地和自然來培育生物體的，在從事農作業時，需要隨機應變且倍加細心，因此即便是法人經營，也需要家庭勞動力作為其基礎。無論是哪一種的經營形態，對專業農戶來說，應該賦予他們與周邊的上班族大體上同等的勞動時間、假日、所得、社會保障。為了培育這樣的農業接班人(勞動力和經營體)，國家和地方政府等應該予以極其細致的支援和支持”。1如果沒有日本全國人民的努力和全世界友好國家的理解和支持，日本農業將失去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