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國際化金融權能的發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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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提升，人民幣國際化問題越來越成為國際金融領域的一個重要議題，這即是我國綜合國力發展進入新階段的體現，也是中國在國際事務中謀求更多發展空間、在國際金融領域獲得更多發言權的重要反映。不可否認，人民幣國際化是對當前國際貨幣體系即“美元體制”的挑戰，也是對國內現有金融體系的巨大考驗，對人民幣國際化問題的深入研究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及現實意義。當前，國內學者已經對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路徑、成本收益、阻力和風險等問題進行了充分探討，成果豐碩。本文試圖換一個角度，從金融霸權和貨幣金融權能的視角來認識人民幣國際化的實質及可能遭遇的風險。

二、貨幣金融權能的涵義及其形成的理論基礎

(一)貨幣金融權能的涵義所謂貨幣金融權能(MoneyandFinancialhe-gemony)，是基于貨幣發行、金融市場運行而產生的對貨幣流通、信用釋放及衍生金融系統的控制力。貨幣金融權能一方面是政府職能的體現，是國家金融主權的重要構成部分，政府通過貨幣政策、宏觀調控政策對貨幣流動和信用釋放進行控制;另一方面表現為以金融機構、金融寡頭為主體的金融市場對貨幣政策、金融政策運行的駕馭力和影響力。貨幣金融權能可分為政府貨幣金融權能與市場貨幣金融權能。在嚴格政府監管的環境中，政府貨幣金融權能對金融市場有著重要的駕馭力和影響力。金融市場往往是政府管理社會的附屬品，社會資源調配始終在政府計劃控制中。然而，隨著金融市場開放及金融監管放松，政府貨幣金融權能和市場貨幣金融權能往往相生相克、對立而存在。在現代金融體系中，一國政府貨幣金融權能會受到來自金融寡頭和他國貨幣金融權能的挑戰，強勢貨幣金融權能能夠超越主權而發揮作用。在學術研究中，對于這種超越主權而發揮作用的貨幣金融權能往往被斥為“金融霸權”，即一國貨幣金融權能利用其在經濟、軍事和政治上的優勢，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居于主導地位，并將自己的意志、規則和原則強行在整個系統中推行，獲得霸權利潤的行為。［1］貨幣金融權能是“金融霸權”的基礎，“金融霸權”是貨幣金融權能的終極定義，同時也是國際社會強勢國家的“標簽”。應該看到，貨幣金融權能是任何一個國家金融生態環境中所存在的基本屬性，反映了政府、市場對貨幣政策和金融運行的影響力和控制力。

(二)貨幣金融權能形成的理論基礎1．貨幣非中性理論早期的貨幣金融理論秉承貨幣中性理論，即貨幣是覆蓋在實物經濟上的“面紗”，不會影響產出和就業?；谶@一理論，任何積極的貨幣管理都是多余和不必要的。瑞典學派經濟學創始人魏克賽爾首先摒棄了“貨幣中性理論”，他認為應賦予政府一定的貨幣金融權能，采取一定的貨幣政策，消除貨幣對經濟的不利影響。［2］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的《貨幣論》探討了貨幣管理對失業問題的積極影響，他認為貨幣決定利率，利率決定投資，政府有目的的調節經濟能夠推動就業和國民收入增長。凱恩斯理論成為現代貨幣金融理論的基礎，也為政府發揮其在貨幣金融領域中的主導作用提供了理論依據。20世紀80年代，市場原教旨主義興起，放棄金融監管和金融自由化成為西方經濟社會的主流，在有效市場學說和自由市場效率論的影響下，西方社會金融產業進入了一個高速發展期。由金融產業而催生出的“泡沫”成為數次金融危機的導火索，如1982年的國際銀行危機、1989～1994年的儲蓄和貸款危機、1997～1998年的亞洲經濟危機及2007～2008年來勢更猛的金融“海嘯”。上述金融震蕩驗證了貨幣非中性理論，說明市場貨幣金融權能對實體經濟有著深刻的影響，失控的市場貨幣金融權能是金融海嘯爆發的重要誘因，也是政府貨幣金融權能弱化的重要表征。2．金融市場非均衡及金融監管理論市場原教旨主義者認為金融市場可以自我調節，市場波動終會趨于均衡。然而，現實世界中金融市場發展是非均衡的。在每一次金融危機中，政府會采取一定的貨幣或財政手段對經濟進行保護，這些措施強化了信貸作為融資手段的主導趨勢，形成了金融市場會自動調節的錯誤觀念，進而推動信貸不斷膨脹，直至無法維持而爆裂。防火墻因取消監管而拆除，局部風險如“多米諾骨牌”效應觸發全局系統危機。2007年的金融危機昭示政府貨幣金融權能不僅不能輕言放棄，還需要在特定經濟環境中有所加強。金融監管部門應承擔起防止泡沫變得過大的責任。3．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多極理論在國際金融體系中，金融霸權的單極理論和國際合作的多級理論始終存在。在國際貨幣關系中，由于缺少一個自上而下的“中央權威”，使得國際貨幣關系具有“無政府”特征，金融霸權可以有效維持國際金融秩序，霸權的存在并不意味著合作不存在，相反，國際間的合作也依賴霸權國家的持續存在。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美國作為“全球貨幣供應者”享有金融霸權，但同時也離不開國際合作，歐洲和日本便支持盯住美元制度?！鞍詸嘈枰渌麌业暮献鱽韴绦袊H規則，霸權和合作是“相互共生的關系”。

三、國際金融體系中貨幣金融權能的確立和影響

(一)貨幣金融權能強勢地位的確立與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相關聯在貨幣金融歷史上，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對貨幣金融權能的擴張有重要影響。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美國憑借其中立國及戰略物資重要供給國的地位，伴隨著其國民生產總值的提高，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和經濟實力雄厚的國家，美元地位也隨之上升。二戰后，在美國主導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首次以國際協議形式建立了美元同黃金實行雙掛鉤的國際貨幣體系，美元成為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基礎貨幣，具有其他貨幣無法比擬的流動性和高度的信用。1973年的美元危機終結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元與黃金脫鉤意味著美元真正成為了國際信用貨幣。強勢的貨幣金融權能成為一個國家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反映。美元作為世界性的信用貨幣，能夠在尋求本國利益的基礎上選擇強勢或弱勢的美元政策。

(二)國際金融體系中“金融霸權”崛起和他國貨幣金融權能“削弱”相伴生經濟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在國際范圍內改變了產業分工和不同國家產業結構的比例關系;發展中國家出口導向型的產業結構與強勢美元形成“錨定”關系，盡管有利于這些國家的出口增長，但同時也削弱了其自身的貨幣金融權能，使其不得不被動地承受美元對本幣的匯率波動帶來的經濟沖擊。這些發展中國家匯率不能及時根據宏觀經濟基本面進行調整，其貨幣往往成為國際游資攻擊的對象，進而威脅一國貨幣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國際金融體系中強勢貨幣金融權能表現為“超主權”特點，深刻影響著“金融霸權”外圍國家的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1985年的“廣場協議”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進行“匯率操縱”的識別都顯現出這一影響。在國際貨幣體系中，貨幣金融權能呈現出中心通貨穩定、外圍通貨失控的風險。利用國家的通貨作為國際儲備，構成了世界貨幣體系中“降低內在穩定性的因素”。這種被稱之為“特里芬兩難”的國際貨幣秩序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中心國家的貨幣金融權能，使得中心國家的貨幣金融權能具有“超主權”特征。邊緣國家主動或被動放棄其自身的貨幣金融權能成為強勢貨幣的“附庸”。因此，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金融權能承擔著與強勢貨幣不對稱關系而帶來的金融沖擊。金融危機是對各個國家貨幣金融權能的一次次調整，其調整的形式表現為與強勢貨幣的“脫鉤”。然而，隨著金融“海嘯”的退潮和經濟秩序重回正常軌道，這些國家的貨幣或明或暗的重回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

(三)各類金融資本是市場貨幣金融權能擴張的基礎金融自由化后，大量涌入金融領域的金融資本成為市場貨幣金融權能不斷擴張的基礎。其中各種類型機構投資者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21世紀初，活躍在全球金融市場上的金融資本已達7．2萬億美元以上，相當于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20%。在美國有1萬個投資基金擁有4萬億美元資產，近3000家套利基金擁有4000億美元資產。1973年，國際外匯交易額是物質產品總量的6倍;當前的外匯交易已相當于世界進出口總價值的60倍。在每天約1．5萬億美元的外匯交易中，除了少部分與貿易和投資有關外，大多是與實體經濟生產和交易無關的投機性交易。［8］通過金融創新，各種衍生金融合約交易快速發展，到2009年底，未到期場內衍生金融合約的余額達到數十萬億美元，金融交易僅僅是“數字游戲”，與實體經濟嚴重脫節。在金融資本及信貸資金的作用下，整個金融市場呈現“倒三角形”，即大量資本向“三角形”的上端聚集，與實體經濟日益擴大的“資本規模差異”為下一次金融危機埋下“伏筆”。

(四)不同國家政府貨幣金融權能之間的合作和博弈貨幣金融權能是一國經濟實體的反映，隨著國家間實力對比的變化，不同國家貨幣金融權能必然存在著一番博弈和斗爭。以金融霸權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不可能長久維持不變，隨著不同國家自身經濟實力相對變化必然會帶來國際貨幣體系的變化。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國際合作是有限度的。［9］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國際貨幣體系向浮動利率轉變，隨之而來的是信用擴張和美元負債泛濫，金融危機的頻率和規模明顯擴大。［10］在此背景下，不同國家貨幣金融權能的合作和博弈就變得尤為重要，通過國家間的協商和合作，推動具有公共產品屬性的“國際貨幣體系”制度的供給是國際金融體系存在的重要基礎。毋庸置疑，在國際間貨幣金融體系合作中，不同國家貨幣金融權能的大小決定了其在國際金融秩序中的“話語權”。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分工的展開，在國際金融領域之間的合作和對話日益緊密。在金融資本跨國界流動時，對各個國家來說，最大挑戰是如何發揮其自身貨幣金融權能的作用，并和他國貨幣金融權能相協調。即要顧及“金融霸權”在區域經濟中的影響;也要充分協調其他經濟發展規模、速度不同的國家的利益，在國際金融領域的集權和分權中尋求平衡?；诮鹑陂_放條件下的強勢貨幣和相對封閉的實體國家之間的貨幣金融權能存在嚴重的不對等位勢。攜金融話語權的強勢國家對貨幣金融權能處于弱勢國家的沖擊必然會引發強烈的反彈和爭斗。

四、政府貨幣金融權能與市場金融權能的博弈關系

(一)政府的貨幣金融權能決定了金融市場運行的基本面政府的鑄幣權是貨幣經濟和金融市場的基石。通過貨幣政策和金融政策的調整，政府擴張其貨幣金融權能，有效調動和控制資源抵御外部沖擊對金融系統的影響，維護一國金融的安全和穩定。政府貨幣政策和金融政策主要表現為貨幣投放量的控制、信貸政策的調整和外匯市場的控制與調節，其總體目標是維護一國經濟的穩定和增長。保持物價穩定、經濟平穩增長和一定就業率是一國政府制定貨幣政策的重要目的。存款準備金率調節、公開市場操作和利率政策調整是一國政府的主要貨幣政策手段。在現實中，匯率的變化還會受到來自國內財政赤字壓力、國際收支不平衡等因素的影響。此外，政府在國際金融體系中更大的作用是基于經濟和軍事實力同其他國家的斡旋與合作、參與國際金融領域“游戲規則”的制定、成為國際金融組織的發起國和參與國、保護本國國際金融的基本權益及為本國貨幣金融權能在國際金融領域的釋放“保駕護航”。

(二)市場金融權能對政府貨幣金融權能的影響1．金融市場運行的巨大空間弱化了政府貨幣金融權能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理念在西方社會興起，解除政府管制、金融自由化風潮和金融資本在西方經濟社會中占據了主導作用。由于巨額利潤的吸引，大量社會資本注入金融業，推動金融市場的蓬勃發展。據統計，1995～2005年，美國金融資產占GDP的比重從303%上升到了405%。在新自由主義理念的引導下，大量金融產品和衍生金融產品被創造出來并推向市場;借助信貸資金進行金融投資成為金融市場的常態，由此而帶來巨大的金融資產“泡沫”及同時膨脹的債務規模。金融市場運行的巨大規模和空間弱化了政府貨幣金融權能，使得政府金融市場調控能力相對弱小;相反，以市場為主導的金融寡頭在某種程度上充當了貨幣金融的調節者，倒逼一國政府貨幣金融政策的調整。1970年的英鎊危機、2007年的泰銖危機無不是對沖基金在高比例信貸資金作用下和英國政府、泰國政府進行的一場“貨幣戰爭”。在某種程度上，這兩次貨幣危機都體現了貨幣金融權能在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博弈。2．跨國界的資本流動倒逼一國政府貨幣金融權能的釋放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世界經濟貿易進入一體化的進程，各國金融管制放松使得金融資本跨國界流動規模和范圍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增長。籌資者可以在不同金融市場間進行選擇，以較低成本獲得資金來源;而投資者也可以在不同市場間尋求獲得高收益的機會?？鐕绲馁Y本流動使得處于封閉狀態下的金融生態環境變得異常復雜;由于封閉狀態而形成的“利潤洼地”驅使金融資本不斷“沖破”金融管制的“藩籬”;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金融權能受到極大挑戰，跨國界的資本流動倒逼發展中國家貨幣金融權能的釋放。當一國貨幣金融權能置于開放條件，就意味著這個國家部分政府貨幣金融權能要讓渡給金融資本和金融寡頭，有關貨幣、匯率和利率的調控權無法完全掌控在政府手中，金融資本的來去自由威脅到一國政府貨幣金融權能的實施。龐大的資金流動可以在短時間內破壞資金平衡，影響發展中國家金融系統及利率、匯率的穩定性。1995年，流向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的私人資本總額增長20%，達2110億美元，幾乎等于全球資本流動的凈增加額，其中完全由發達國家私人金融機構直接控制的(包括銀行貸款和證券資本流動)占總資本流動的60%。［11］3．金融危機最終表現為貨幣金融權能的失控在傳統經濟社會中，金融市場運行主要依賴于銀行信貸，影響是有限和局部的;而隨著金融創新業務的不斷涌現，衍生金融工具不斷放大市場貨幣金融權能。20世紀80年代以后，金融危機的傳導路徑與由支付危機而引發的金融危機不同，在90年代以后，國際金融結構的變化改變了金融危機傳導路徑［12］，投資者心理預期和市場預期成為影響金融危機的重要傳導機制。隨著國際金融市場上金融工具和金融產品日益增多，交易方式日益呈現多樣化和復雜性，加之金融資本的規模和交易金額不斷膨脹，國際資本流量年平均增長率達到30%以上［13］，金融活動越來越脫離實體經濟而成為獲取利益、逃避風險的“數字游戲”。過度擴張的貨幣金融權能是一次次金融危機爆發的重要“禍端”。2007年由美國次貸危機而爆發的全球經濟危機顯示，無論是在強勢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最終都表現為貨幣金融權能的失控。在缺乏政府充分管控的環境下，以次級抵押貸款為基礎的金融衍生品市場不斷膨脹;并以結構金融等創新性金融產品形式向全世界行銷;跨國界的金融資本更是在金融市場“縱橫馳騁”，其最后代價卻是以一個個巨型金融“大鱷”破產而結束?？梢?，在金融自由化背景下，一國貨幣金融權能往往是在政府和市場博弈中體現出來。在龐大的國際金融市場環境中，政府的貨幣金融權能被弱化，直至處于失控態勢，金融危機也由此不期而至。特別是當市場處于恐慌局面時，成千上萬億的資金會在短時間內撤出市場;而央行運用有限的資金規模進行調控往往是杯水車薪。據IMF的估計，在21世紀初，全球資本市場上交易的總資產存量已由1980年的5萬億美元增加到35萬億美元;活躍在全球金融市場上的游資在7．2萬億美元以上，相當于全球GDP的20%，每天有1．2萬億美元的游資在全球外匯市場上尋求獲利機會。而相對于規模如此龐大的國際金融資本和資本流量，各國政府外匯儲備僅為5萬億美元左右。［14］在國際金融資本大規模流動的今天，要想使金融市場免受沖擊，單靠各國政府和中央銀行的干預顯然是杯水車薪。在現代金融體系中，金融市場成為經濟發展的“神經中樞”，在衍生金融工具和失調的實體經濟作用下，以金融危機形式來中斷經濟發展的“節奏”幾乎不可避免;金融市場的資金來自社會的方方面面，震蕩的金融市場無疑會引發市場的過度收縮，進而導致國民經濟整體的通貨緊縮。而每次都依賴于政府貨幣金融權能來挽救金融震蕩而帶來的經濟危機。政府作為最后貸款人不得不扮演“救火隊員”的角色。據統計，次貸危機后各國投入到反危機的資金總額高達17萬億美元;［14］美國政府投入到反危機的資金估計也超過8萬億美元;而對于一些國家，因反危機而實施的“援手”最后都可能轉化為一國債務危機，而直接削弱該國貨幣金融權能的實施基礎。4．后金融危機時代政府貨幣金融權能面臨著主權債務危機為挽救金融危機而帶來的一國經濟下滑和萎縮，一些國家的政府祭出了新凱恩斯主義大旗，以國家財政為擔保，對那些大而不倒機構實施“挽救之手”。2007年，美聯儲敦促國會通過了8500億美元的救助方案，并推出金融體制改革方案，對金融市場重新實行管制［15］，政府強勢介入市場，推出了一系列凱恩斯式的反危機政策。在金融危機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不同國家貨幣金融權能處于不均衡狀態，強勢國家(美國)通過“量化寬松”政策向市場注入了過多流動性，支持其財政擴張，并維持較低的利率以刺激實體經濟復蘇;而發展中國家卻要承擔由于流動性過剩而帶來的輸入性通貨膨脹的影響;一些國家在刺激實體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過度財政擴張導致其面臨著較為嚴重的主權債務危機。

五、人民幣國際化:中國貨幣金融權能跨國界的釋放與管控

(一)中國貨幣金融權能跨國界的釋放人民幣國際化是本國經濟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超額的外匯儲備、貿易賬戶和資本賬戶“雙順差”背景下提出的一個重要命題和現實考量。人民幣國際化意味著人民幣作為國際流通媒介、儲備貨幣和計價貨幣職能在國際范圍內的確立。這無疑是對本國政府貨幣金融權能的重要考驗。人民幣國際化一方面表現為政府貨幣金融權能的釋放或削弱、市場金融權能的確立和增長;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本國貨幣金融權能會受到來自境外貨幣金融權能的挑戰，特別是各路金融資本、金融“寡頭”基于市場規則的沖擊和影響。改革開發30年間，政府在經濟的各個領域實現了市場化，而在金融領域實行的是穩步推進，相對保守的金融改革政策。在宏觀經濟政策層面、中觀金融市場和微觀金融主體層面都實行了強有力的控制政策。穩健的金融政策取向無疑對于保證經濟改革穩定的大好局面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然而，當社會財富和資本積累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政府貨幣金融權能如何釋放?適應新形勢下的經濟需要便是人民幣國際化問題的“題中之意”。金融市場決策的分散性、廣泛性和無政府狀態是金融開放背景下的主要表征;在金融開放的條件下，外資金融機構及其業務的市場份額占比上升，政府對金融體系的控制力和金融定價權將會受到一定的影響，特別是隨著利率、匯率的逐步市場化，政府貨幣金融調控的工具和效果受到國際金融秩序的制約，調控效果被弱化。根據“三元悖論”觀點，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資本自由流動性和匯率穩定性不能同時實現，本幣的國際需求使得貨幣政策調控變動更加復雜，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幣計價資產范圍上升，一方面使得本國資產呈現泡沫化特征;另一方面在增速下滑、預期轉差的背景下，資本加速外流而使得本幣貶值，不利于經濟的穩定。

(二)中國貨幣金融權能跨國界面臨的挑戰1．在現有貿易結構和資本項目管制條件下人民幣國際化路徑選擇的困境我國現有國際貿易呈現進口和出口不相平衡的結構。出口貿易是以來料加工、進料加工為主的代工模式，產品附加值在整個產業鏈中占比較低，大多以美元或英鎊進行計價結算;在進口貿易結構中，進口產品以美元定價的國際大宗商品為主，占比近40%。［16］在生產全球化背景下，發達國家將低端行業和制造環節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利用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獲得高額的壟斷利潤。而發展中國家憑借其低廉的生產要素，啟動出口導向發展戰略，成為整個資本主義全球生產和經營的有機鏈條，形成新的經濟依附關系。發展中國家集中于勞動密集型產業而成為“世界工廠”，與西方國家大量資本的“證券化”形成了“映射”關系;國家大分工背后是不均衡的貨幣金融權能。貨幣支付、計價和結算中所面臨的不均衡結構關系導致有效的人民幣流通和回流機制無法形成。與龐大的進出口貿易量相比，2009年人民幣在外匯市場上的周轉量占比進出口貿易的份額僅為3%，遠小于美元。2．如何協調政府貨幣權能和國際資本貨幣金融權能之間的關系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面對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協調以政府調控為主的市場管理方式與基于自由市場規則的國際資本貨幣金融權能之間的關系。從美元和歐元國際化歷程來看，自由市場規則發揮了較大的作用，發達金融市場和貨幣國際化具有高度的相關性。我國的金融市場發展相對滯后，遠沒有形成運轉高效的多層級、多方位的直接融資體系。政府在金融市場調節過程中高度依賴以間接融資為主的國有控股商業銀行系統，商業銀行的國際化程度及國際資本運作能力還有待不斷提升。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在金融市場完全開放的條件下，如果一國采用浮動匯率制度，則貨幣政策有效，而財政政策無效;如果采用固定匯率制度，則貨幣政策無效，而財政政策有效。這就意味著政府在實施其貨幣金融權能時要承受更多的約束條件，國際資本對本國金融系統的沖擊而帶來對物價、投資、匯率的影響勢必會阻礙經濟的平穩發展。3．國內金融市場改革及其與國際金融市場之間的對接風險在本國金融市場的市場化改革沒有充分展開的前提下，貿然與國際金融市場對接勢必會面臨較大的金融風險。利率、匯率管制沒有全部放開，金融市場監管缺乏透明度，國內和國際金融市場由于“分割”而形成的巨大套利空間會沖擊本國貨幣金融權能。我國的貨幣金融管理部門尚不具備在開放條件下的金融政策制定和金融監管的經驗。

(三)貨幣金融權能的跨國界管控1．政策的戰略取向人民幣國際化問題本質上是一國政府貨幣權能如何釋放及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如何與國際資本的貨幣金融權能協調和對接的問題。其中政策的戰略取向尤為重要。從上述論述中我們看到，人民幣國際化的基石尚不牢靠，國際化的內部條件和外部條件遠不夠成熟，貿然國際化會極大削弱政府貨幣金融權能，進而威脅國家主權。因此，基于市場化改革方向，有步驟、有路徑和有限度的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是未來我國貨幣政策的重要取向。2．培育金融市場主體，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場人民幣國際化的另一層涵義是市場化。人民幣國際化倒逼了我國金融市場改革。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弗蘭克爾教授認為，中國未來10年會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但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還有不少差距。因此，培育金融市場主體，降低金融領域的準入門檻，建立有深度、有流動性、多層次開放的金融市場是應對人民幣國際化的迫切之需。在跨國資本管制解除之前，需要積極應對跨國套利的短期資本流動沖擊，防止金融動蕩對國內貨幣金融權能的影響。3．建立區域合作聯盟，加強合作和對話在金融全球化時代，任何國家貨幣金融權能都面臨著國際金融資本的挑戰，為促進制定國際金融規則力量的均衡發展，發揮政府貨幣金融權能的跨國界、跨區域作用，發展中國家應加強聯系和團結，提高在金融一體化沖擊下的整體抗擊能力，推動國際金融新秩序的建立和完善。在“一帶一路”戰略規劃及資源戰略和基礎設施投資戰略的導引下，實現區域流通和區域國際化是人民幣實現階段國際化的重要路徑。4．發揮政府貨幣金融權能的基礎作用為保證人民幣國際化的金融安全，本國政府應主導市場貨幣金融權能的建立和規范。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是人民幣跨國界流通的前提條件。在資本項目兌換漸次展開的前提下，應利用離岸市場和貨幣互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和金融開放。在國際金融規則確立的條件下，應著眼于培育成熟的金融市場主體，將貨幣金融權能向有利于金融開放和金融安全的方向發展。此外，應通過有效的監管工具和統一開放的金融政策來規避可能的風險，建立諸如準入監管、并表監管、關聯交易監管、資本充足監管、風險集中度和流動性監管、重大金融并購監管等重大金融監管機制，同時要明確金融業開放領域，尤其要明確金融業的限制開放領域和禁止開放領域。

作者：寧宇新 景玲 單位：西安石油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