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競爭度利率市場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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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計根據現有研究，本文的理論假設是:商業銀行風險與競爭之間的關系受到“風險轉移效應”和“利潤邊際效應”兩方面的共同影響，兩種效應綜合得到的結果表現為商業銀行競爭度與風險之間呈U型關系?！帮L險轉移效應”表現為商業銀行風險與競爭度呈負相關關系。在信貸市場中，集中的銀行系統具有較高的市場利率，從而會推高貸款市場利率，導致借款企業承受較大的償債壓力，增加企業尋找高風險項目的動力，最終使得企業道德風險問題增加;相應的，銀行承受的信用風險增加。與此相反，當銀行競爭度提升時，風險降低。“利潤邊際效應”表現為商業銀行風險與競爭度呈正相關關系。銀行競爭的加劇會降低貸款市場利率，降低負債企業的償債壓力，從而緩解銀行的信貸風險，但是與此同時，貸款利率的降低將導致銀行的收益隨之下降，使銀行對風險的抵御能力受到損害，從而導致風險的積累。當利率降低對銀行風險抵御能力產生的負面影響強于利率降低對銀行信貸風險產生的正面影響時，利率邊際效應發揮作用，商業銀行風險與競爭度呈正向關系。綜上所述，本文以Martinez－Miera和Repullo(2010)提出的“銀行風險與競爭呈U型關系”作為理論基礎，引入銀行競爭度的二次方項對銀行風險與競爭度的非線性關系進行測度。其中，Riskit表示第i家銀行第t年的銀行風險，分別用總體風險和信用風險刻畫，Compit度量第i家銀行第t年的競爭度，F(n)it為一組銀行控制變量，用來控制銀行其他變量對銀行風險產生的影響，G(n)t為一組宏觀控制變量，用以控制宏觀環境對銀行風險產生的影響。

(二)變量選擇1．銀行風險(1)銀行信貸風險。選擇不良貸款率的超越對數函數(PL)作為衡量銀行信貸風險的指標，考察銀行經營過程中最主要的經營風險———貸款市場上的風險行為。由于不良貸款率這一指標有界，為保證模型等式左右的一致性，本文對不良貸款率進行超越對數處理，以消除其有界性。PL的計算公式。(2)銀行總體風險。選擇Z指數作為單個銀行總體風險的度量，也可以理解為單個銀行的破產風險。具體來說，Z指數將盈利性指標、杠桿比率和盈利波動性聯系在一起，反映商業銀行的總體風險。較高的資產收益率和銀行權益資本與總資產的比值帶來較高的銀行穩定性，而較高的盈余波動性則帶來較低的銀行穩定性，因此Z指數是銀行總體風險的反向度量，即Z指數的增加意味著銀行風險暴露的減少，說明銀行具有較強的穩定性。2．銀行競爭度(Lerner指數)勒納指數基于非結構式的新經驗產業組織(NEIO)理論來衡量銀行的市場勢力，度量了銀行產出的邊際價格超過其邊際成本的百分比，即在邊際成本之上的定價能力。該指數介于0到1之間，Lerner=0為完全競爭，Lerner=1為完全壟斷，0＜Lerner＜1為壟斷競爭或寡頭壟斷。Lerner指數與銀行競爭度呈反方向變動。其中，Pit是銀行的產出價格，由銀行總收入(包括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與總資產的比值來衡量;MCit是銀行的邊際成本，根據超越對數成本函數推導得出。本文借鑒AngeliniandCetorelli(2003)及FermandezandMaudos(2007)中的計算方法建立超越對數成本函數。假設銀行總成本為銀行產出、銀行資金價格、銀行勞動價格、銀行資本價格和技術變動的函數，即TC=C(TA，W1，W2，W3，Trend)。銀行的資金價格(W1)用存款利息支出除以總存款表示，銀行勞動價格(W2)用人員開支除以員工人數表示，銀行資本價格(W3)用資本費用除以固定資產表示，其中資本費用為扣除人員開支后的營業成本，Trend表示技術變動，用時間趨勢衡量。圖1展示了不同資產規模的銀行在2000－2012年中的Lerner指數的均值走勢①。在現實情況中，具有較大資產規模的銀行在資產配置、資本獲取、員工配置等方面確實具有較強實力，具有較強的市場議價能力，即由Lerner指數反映出來的銀行競爭度較低，故圖1結果基本符合現實情況。不同類型商業銀行Lerner指數趨勢的分離說明將銀行分類進行競爭與風險的研究是必要的。從圖1還可以觀察到，自2004年利率市場化政策實現實質性推進之后，銀行競爭度整體態勢先降后升，這說明貸款利率市場化的逐步放開對商業銀行的競爭產生了有效促進，利率上限的適時放開有利于信貸資產的審慎定價和行業內部的有效競爭。但2009年之后，Lerner指數走勢向上反轉，特別是大型銀行的競爭度不升反降，說明在2008年以來的經濟危機中，大型銀行因其固有優勢所獲得政策支持更多，故其市場勢力在此階段逐步攀升。3．利率市場化利率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商業銀行面對的利率環境和金融市場環境發生變化，本文選擇時間啞變量度量利率市場化的關鍵事件對銀行風險產生的影響，選擇存貸利差方面的變量度量利率市場化對銀行風險的漸進式影響。2004年10月29日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是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舉措，故本文以此為起點構建時間啞變量(Y05)刻畫利率市場化這一政策，自2005年起該變量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存貸利差方面，本文從基準存貸利差(LD)和銀行凈利差(IGAP)兩方面對其進行闡述。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基準存貸利差依照“貸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階段性目標逐步放開，而凈利差的變化趨勢由于銀行個體差異有所不同:大型銀行的平均凈利差在2005年之后呈階段性降低，而中小型銀行的平均凈利差則持續增長。基準存貸利差為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與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的差值?？紤]到利率政策的時滯性，我們選取年度加權值進行計算。銀行凈利差計算方法。其中，LIR為實際貸款利率，等于銀行的利息收入與總生息資產之商;DIR為實際存款利率，等于利息支出除以存款與短期借款之和。2000－2012年不同類型商業銀行存貸利差的走勢見圖2，其中中小型銀行代表中小型銀行平均凈利差，大型銀行代表大型銀行平均凈利差。圖2中，不同類型商業銀行凈利差的走勢出現明顯分離，中小銀行的平均凈利差始終高于大型銀行的平均凈利差。由此可見，中小型銀行和大型銀行面對的市場有所差異，中小銀行面臨的市場具有較高的凈息差;與此相對應，中小銀行面對的市場具有較高的市場風險。該圖也為中小銀行對存貸業務依賴較大提供了佐證，說明中小銀行相對于大型銀行來說對于利息和風險追求的動機也更為強烈。4．其他控制變量為了控制宏觀經濟活動對銀行風險的影響，本文選取經濟增長環境、貨幣環境等作為額外解釋變量。此外，由于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逐步深入對銀行的經營產生深遠影響，本文加入存貸利差和時間啞變量來控制這一政策變遷帶來的影響。經濟增長環境(pGDP)用平減后的實際GDP來刻畫，我們預期銀行風險在穩定的經濟環境下較小。貨幣環境(MG)由廣義貨幣M2與GDP的比值衡量，寬松的貨幣環境下，過多的貨幣流動性帶來資金業務的快速擴張和銀行間的過度競爭，導致銀行信貸風險和利率風險提升。為控制其他銀行變量對解釋變量的影響，本文在現有研究基礎上，選擇銀行規模、存款規模、凈資本占資產比率和流動比率作為風險的解釋變量。銀行規模增長率(Sizegr)變量的平穩性檢驗表明總資產的自然對數不平穩，故引入其自然對數的差分項度量。規模較大的銀行由于具有更大的投資范圍和更多的投機機會，因而具備較強的風險分散能力;但同時，由于“大而不倒”的隱性保護政策，規模較大的銀行對于高風險業務具有更高偏好，導致風險的積累。凈資本占資產比率(EA)值越高，意味著銀行防范風險性資產引發重大損失的能力越強，應對市場風險的能力越強。由于在我國商業銀行中，存貸款業務仍占據較大比例，本文引入存貸比(DB，即貸款總規模/存款總規模)以衡量由于存貸款業務帶來的流動性風險。

二、實證研究

(一)樣本和數據本文選取2000－2012年中國50家商業銀行的面板數據作為樣本數據。選取銀行的標準為:能夠收集到關鍵指標———員工總人數的商業銀行。樣本涵蓋所有的國有商業銀行、12家股份制銀行、26家城市商業銀行以及8家農村商業銀行，樣本總資產占銀行類金融機構總資產的比例在70%②以上，具備較高的代表性。數據來源于Bankscope全球銀行與金融機構分析庫、中國金融年鑒、國泰安經濟數據庫及商業銀行年報。借鑒吳棟和周建平(2006)的銀行分類標準，依據資產規模和經營區域兩個標準將樣本銀行分為大型銀行和中小銀行，大型銀行同時也是通常意義所指的全國性銀行，中小型銀行則包括小型股份制銀行(恒豐銀行、浙商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等地方性銀行。模型中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1。

(二)研究方法本文對數據進行了截面異方差、自相關檢驗，發現樣本數據存在截面異方差、組內自相關和截面同期相關等問題。解決以上問題可行的方法有面板校正標準差估計、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應或隨機效應搭配穩健標準差估計等。在三種方法中，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僅適用于長面板(本文T僅為13，屬于N＞T，因此不適用此方法)，而面板校正標準差估計對小樣本數據的適用性較差，故本文選擇固定效應或隨機效應搭配穩健標準差估計作為實證方法。在標準差選擇方面，Hoechele(2007)通過對聚類文件標準差、White異方差一致標準差、Newey－West標準差和Driscoll－Kraay標準差進行比較，指出當存在截面異方差時，Driscoll－Kraay標準差回歸效果最優。因此，考慮本文數據結構特征，并且在豪斯曼檢驗③的基礎上，最終選擇固定效應(組內)搭配Driscoll－Kraay標準差，回歸結果見表2?？紤]到模型的穩定性，本文采用不同的銀行控制變量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到的實證結果的方向及顯著性均無明顯變化，由此說明本文模型具有穩健性。

(三)實證結果及分析實證結果顯示，不同類型銀行競爭度與風險間行為關系確有不同，體現在拐點和U型關系的方向兩方面。模型1、3、5中，Lerner指數的平方項顯著，符合Martinez－Miera等(2007)提出的銀行競爭與銀行風險呈U型關系。為了進一步確定我國商業銀行競爭與風險的關系，本文將Lerner指數的分布與該二次函數的拐點④進行比較。銀行總體Lerner指數的82.9%分位數為0.539，拐點為0.540，可知從銀行總體來看，競爭度與總體風險呈負相關;大型銀行拐點為0.792，結合其Lerner指數98.1%分位數為0.788，可以判定其競爭度與總體風險呈負相關;小型銀行拐點為0.171，Lern-er指數15.1%分位數為0.169，可得出其競爭度與總體風險正相關。為直觀表現不同類型商業銀行競爭度與風險的差異性，本文根據拐點關系和U型曲線開口方向畫出銀行競爭度與總體風險關系的概念圖(見圖3)⑤。由圖3可知，銀行總體的拐點位于大型銀行和中小型銀行之間，大型銀行與小型銀行U型曲線的分布截然不同，大型銀行受到“風險轉移效應”的影響更大，競爭度的提升有助于其總體風險的降低，而小型銀行的競爭－風險關系則由利潤邊際效應主導，激烈的競爭會削弱其穩定性。該結果與現實經濟中的情況相符:大型銀行在資產規模、經營范圍、內控能力、品牌價值等方面具有更強的實力，因而具備更強的市場適應能力，競爭增加能夠促使其業務轉變，從而有利于降低總體風險。與此相反，由于其自身實力較弱，激烈競爭給中小銀行帶來的是利潤降低，抗風險能力的削弱。模型2、6中，銀行競爭度與信貸風險正向相關。競爭度的提升可能會導致銀行承受較大的利潤壓力，導致其取得高利潤業務的動力增大，對業務風險的審核要求降低，信貸風險在此過程中逐步積累。中小銀行由于其業務單一性和對于利差的依賴性，在這一點上表現得尤為明顯。但模型4卻顯示，大型銀行信貸風險與競爭度相關性不顯著，究其原因是由于大型銀行具有強大的經營實力、較廣泛的業務范圍和風險控制能力，因而信貸風險受競爭度的影響不大。表1、表2中基準存貸利差和凈利差的實證結果基本一致:對于大銀行來說，凈利差與總體風險正相關，與信貸風險負相關，也就是說凈利差雖然導致大型銀行的信貸風險增加，但降低了其總體風險;中小銀行則正好相反，其凈利差與總體風險呈負相關關系，但與與信貸風險關系不顯著。關于利差的實證檢驗說明:中小銀行由于資產規模小、營業范圍受限、網點數量少、內部管理能力有限等原因，相比大型銀行更加依賴傳統業務，因此凈利差的收窄將會直接威脅其生存經營，因而在利率市場化改革推進過程中，識別不同類型商業銀行競爭與風險關系的差異性，并對其進行分類引導尤為重要。對時間啞變量Y05的實證檢驗結果說明利率市場化對于銀行競爭度和風險的關系確有影響，表現為在利率市場化實質推進后，我國商業銀行整體信貸風險有所降低，但是由于對改革不適應等原因，階段性經營風險卻有所累積。

三、結語

利率市場化對銀行業運行產生巨大影響，市場結構與競爭機制在此過程中不斷調整，銀行競爭與銀行風險的關系隨之不斷變化，不同規模的商業銀行可能會面臨不同的競爭格局。本文利用2000－2012年中國50家商業銀行的數據，實證檢驗了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中不同規模的商業銀行競爭度與銀行風險之間的關系，結論如下:1．樣本期內不同類型銀行的Lerner指數和凈利差的走勢顯示出明顯差異。2004年后商業銀行競爭度表現出先升后降的態勢，但是大型銀行Le-rner指數始終高于中小型銀行的Lerner指數，且在2009年后呈現擴散態勢。結合中小銀行和大型銀行的差異性來看，競爭度的分化對兩類銀行的總體穩定性都是不利的。凈利差方面，中小銀行凈利差逐年擴大，且在2009年后有快速增長的態勢。相比大型銀行，中小銀行面對的是收益較高、風險較高的市場，其對于風險的追求動機更為強烈。2．不同類型商業銀行競爭度與風險的關系具有較大差異性。在銀行競爭度與總體風險的關系上，大型銀行受“風險轉移效應”影響較大，競爭加劇有利于其穩定性，而中小型銀行則由“利潤邊際效應”主導，競爭加劇將增加其總體風險。隨著改革的不斷推進，利率形成機制將更多地由市場決定，市場化特征將推動大型銀行向業務綜合化轉型，而中小銀行將面對生存挑戰，因此中小銀行應發揮關系型業務優勢，以小微業務向下扎根不失為其有利選擇。3．凈利差收窄會推高大型銀行的信貸風險，但也會促使其提高對業務轉型和內部改革的重視，增強風險承擔和風險消化能力，最終增加總體穩定性;然而，對于中小銀行來說，凈利差的收窄導致其總體風險攀升，這與本文驗證的中小銀行受到“利潤邊際效應”影響更大這一觀點吻合，即中小銀行的利潤隨利差收窄而降低，其抗風險能力減弱，生存受到威脅。因此，在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中，更需要對中小銀行進行管理和引導，以保證其成長與穩定。

作者：李春紅周曦冉單位：重慶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