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制度創新理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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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奧裔美籍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阿羅斯·熊彼特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一書，首次提出了“創新理論”。他認為，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函數，即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他把這種組合歸結為五種情況：引進新產品或提供一種產品的新的質量；引進一種新技術或新的生產方法；開辟一個新的市場；獲得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應來源；實行新的企業組織形式。他提出，創新是一個經濟概念而非技術概念。創新可以模仿和推廣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從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出發，來理解金融創新和金融制度創新的含義：“金融創新是指那些便利獲得信息、交易和支付方式的技術進步，以及新的金融工具、金融服務、金融組織和更發達更完善的金融市場的出現。”
不同的金融制度提供了不同的降低交易成本、處理信息不對稱以及風險管理的功能，從而決定了金融發展的空間。適應經濟增長要求的金融制度能夠較好地實現儲蓄動員和投資轉化，從而決定了良好的金融發展態勢。落后的金融制度必將導致金融發展的停滯或畸形狀態，使經濟增長受到來自金融因素的制約。如果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視角來觀察，從金融抑制走向金融深化，無疑是一個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改革就是一個制度的設計和運行的過程，轉型國家的金融發展問題，事實上就是金融制度的設計和運行問題。
金融制度與其他范圍寬泛的制度體系一樣，金融制度體現為一系列的經濟、法律、政治乃至道德、習俗的約束。所有合法的金融活動都是在一定的金融制度框架下展開的。也可以說，一個金融體系的本質與特征完全取決于其制度架構。金融制度存在的目的就是對社會金融活動進行規范、支配和約束，以減少金融行為中的不可預見性與投機欺詐，協調和保障金融行為當事人的利益，潤滑金融交易過程，從而降低金融過程中的交易成本，提高金融效率，協調金融發展與經濟社會進步的進程。顯然，金融制度作為所有合法金融活動得以進行的前提，具有十分復雜和廣泛的內涵。如果我們結合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從金融制度上來考察創新，則金融制度創新可被定義為：引入新的金融制度因素或對原金融制度進行重構。這包括：(1)金融組織變革或引進；(2)新金融商品被引入；(3)拓展新市場或增加原金融商品的銷量或市場結構的變化；(4)金融管理的組織形式創新；(5)金融文化領域的創新。從這個定義中我們發現金融制度創新的范疇是比較廣泛的。
二、制度學派的金融創新理論
制度學派對金融創新的研究較多，以戴維斯、諾斯、沃利斯等為代表。這種金融創新理論認為，作為制度創新的一部分，金融創新是一種與經濟制度互為影響、互為因果的制度變革。基于這種觀點，金融體系的任何因制度改革的變動都可視為金融創新。因此，政府行為的變化會引起金融制度的變遷，如政府要求金融穩定和防止收入分配不均等而采取的金融改革，雖然是以建立新的規章制度為明顯特征，但這種制度變化本身并非“金融壓制”，而是含有創新的成分。
1．制度學派關于金融制度創新的步驟安排的觀點。戴維斯和諾斯指出：制度創新是指能使創新者獲得追加利益即潛在利益的現成制度的變革。他們認為，制度創新存在一個時滯效應，需要由那些可以預見潛在利益，并首先發起制度創新者組成的“第一行動集團”以及那些可以幫助“第一行動集團”獲得利益的單位和個人組成的“第二行動集團”共同完成。在此基礎上，他們又把“第一行動集團”具體劃分為個人、團體和政府三個層次，由此建立了三級水平的制度創新模式。并在分析研究后得出政府的制度創新較優的結論。制度創新理論的提出為金融制度的創新提供了基礎。金融制度的創新是金融在制度層面上的創新，金融制度的創新也遵循制度創新的五個步驟，即：第一步，形成“第一行動集團”；第二步，由“第一行動集團”提出金融制度創新的方案；第三步，由“第一行動集團”根據最大利益原則對方案進行比較選擇；第四步，形成“第二行動集團”；第五步，“第一行動集團”和“第二行動集團”共同努力，實現金融制度的創新。金融制度創新可以在宏觀與微觀兩個層次上層開，即在金融監管當局和金融企業兩個層次上展開。因此，金融制度創新也就相應地分為由金融監管當局和金融業擔任“第一行動集團”的制度創新。在大多數情況下，由微觀組織擔任“第一行動集團”是合理的，但在以下情況下，由金融監管當局(政府)擔任創新主體的選擇更可行：(1)金融市場尚未得到充分發展；(2)存在私人微觀金融組織進入的障礙；(3)潛在收益不能量化帶微觀主體，即外部性強；(4)制度創新涉及到強制性分得收入再分配；(5)制度創新的預付成本過大。
2．金融制度創新面臨的風險。金融制度創新必須克服對已經形成的金融發展路徑的依賴性，這需要產生巨大的沉沒成本。一般來說，已有的金融制度形成、運行的時間相對較短，在金融制度變更中形成的沉沒成本相對較低，金融制度創新的綜合成本就會小一些，其實施難度也不會太大。反之，金融制度創新的綜合成本就會很高，難度也會相對更大。另外，大規模的金融制度創新還不可避免地面臨著制度創新風險問題，新的金融制度可能不會在很短的時間內替代原有的金融制度成熟、有效地運行，這樣，在制度轉換過程中總是會或多或少地產生某種制度真空，如果這種制度真空不能迅速地填補，金融混亂必然會產生并形成巨大的轉換性損失。金融制度創新的成本和風險越大，創新主體對其所持的態度就越謹慎、保守。
三、我國金融制度創新的內容
1．通過制度創新解決中長期貸款占比居高不下和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自2004年底以來銀根的緊縮，貸款增幅有明顯的下滑，但是中長期貸款卻依然保持十分穩定的上升，壓縮的貸款大多是短期貸款，使得部分企業的流動資金顯著短缺，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有所加劇。這種狀況表明中國的商業銀行還缺乏有效的風險控制、特別是風險定價的能力。
2．從融資結構人手解決目前嚴重依賴銀行貸款的融資格局。過渡依賴銀行貸款導致中國的M2／CDP持續上升，提高了金融結構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因為長期融資不發達，使得銀行體系不僅承擔了通常意義上的商業銀行承擔的短期融資的功能，還不得不承擔長期融資的功能，在有的領域實際上類似股本融資功能，例如在轉軌時期銀行對于一些無資本金企業的貸款，以及期望銀行對本來希望進行股本融資的中小企業進行債務融資。無論是壓縮中長期貸款，還是發展中小企業融資，可能更多地需要從銀行系統之外找解決的辦法，特別是要發展中介融資市場、股權融資市場。如果這些市場不發達，大量的銀行貸款新增的部分用在長期性的基礎設施建設，可能使中長期貸款壓縮的余地十分有限。
3．從資產負債管理的角度人手解決中長期貸款居高不下導致的資產負債錯配問題。為提高資產的流動性，可以采用資產的證券化、允許商業銀行進行主動的負債(例如允許商業銀行根據資產運用的期限發行大額長期存單等主動的負債工具)，使得商業銀行可以自主管理資產負債的匹配，降低資產負債錯配帶來的風險。另外應提高金融決策效率，無論是宏觀決策還是微觀決策，都是建立在大量金融信息的采集與分析基礎之上的。
4．許多金融決策依賴的市場信息沒有統計。最近中國的大豆期貨投資者遭遇了一次因為統計信息缺乏導致的“大豆危機”，中國目前的期貨投資者進行大豆期貨的投資決策，依靠的是美國有關機構對于中國大豆的統計，美國的期貨投資者就可能會利用這個缺陷，在對美國的期貨投資者有利的時候調整自己對于中國大豆的統計數據，使得中國的大豆投資者遭受損失。類似的慘痛教訓顯示出，金融統計信息體系的改革和完善也應當是整個金融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