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東亞貿易對比與互補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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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東亞各國和地區之間有著緊密的經濟聯系。1999年,對包括日本、香港特區、中國臺灣、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的東亞各國和地區的出口與進口分別達到了中國對外出口與進口的47%與55%。加入WTO、制定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目標為中國與東亞各國的經濟關系發展創造了條件。隨著關稅降低及非關稅壁壘的削減,中國與東亞各國間的經濟關系將會不斷加強;在地緣經濟、區域經濟合作不斷深化的世界經濟潮流中,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的意義顯得尤為重要。
在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對貿易的依賴程度及與美國關系上,東亞各國存在著很大的差異。這種差異的存在賦予未來東亞經濟關系以新的特點,同時也使東亞經濟關系的深層發展變得復雜化。為了分析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形成對中國經濟產生的影響,有必要對中國與東亞各國現有的經濟特征尤其是貿易特征做較為詳細的定性和定量研究。
中國改革開放后,經濟高速發展。但與發達國家以及近鄰的東亞各國和地區相比,中國勞動生產率依然很低,產業結構也較為落后(張文忠、楊蔭凱,2001;國家體改委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1998),中國現階段的發展水平決定許多產業將面臨國際競爭的壓力。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將對世界經濟特別是東亞各國和地區的經濟產生影響。
比較各國行業水平上的勞動生產率或資本生產率的高低可以發現各國的絕對優勢所在。然而,自由貿易環境下各國生產分工的主要原因并非是絕對優勢,而是相對優勢。立足于中國的比較優勢、積極參與國際貿易,將有利于加速中國市場經濟的完善,有利于減少長期存在的國有企業的軟約束現象,同時也有利于實現勞動力和資本等要素的充分利用。盡管從市場的不完全性以及動態變化等方面考慮,比較優勢發展戰略可能導致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和貧困化增長(Bhagwati,1958;Redding,1999;Cypheretc.,1998;Krug-manetc.,2000),然而對于目前政企不分現象依然存在、尚處于開放和轉軌階段的中國而言,強調發揮比較優勢具有特別的意義。
20世紀60年代以來,東亞主要經濟體均經歷了持續高速的經濟發展階段。各國的要素稟賦、產業結構和技術水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比較優勢主要由一國的要素稟賦、消費需求和技術特征決定,同時基于比較優勢的國際貿易影響著一國的要素稟賦、消費需求和技術發展。Das(1998)以及Song(1996)等對70年代至90年代初期間東亞主要國家產業結構和比較優勢的變化進行了定量分析,表明了東亞各國的比較優勢由自然資源和勞動密集型逐步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轉變的過程,同時也佐證了關于東亞經濟發展的小島清的“雁型模式”和關于國際貿易的Vernon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分析不同要素密集型產品的比較優勢有助于考察貿易結構變化的原因,但目前在產品要素密集型分類方法上存在著不完善之處,①其結果無法表明一國在不同行業上綜合優勢的大小,難以說明貿易對不同行業所具有的特定要素的影響。為了探討亞洲經濟關系發展對中國經濟以及不同行業的影響,本文對1980至1997年不同行業(農業、礦業、化學工業、紡織業、機械電子業、鋼鐵業及其他行業)的比較優勢指數進行了計測,②同時根據比較優勢指數,對中國與其他東亞主要經濟體之間的貿易互補性進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發現:中國的出口與印度尼西亞、韓國、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和中國臺灣的進口之間互補性較小,而進口與中國臺灣、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的出口之間具有較強的互補性;中國與日本之間的貿易構造呈雙向互補性。
二、比較優勢
一國的對外貿易結構反映了該國的比較成本優勢、資源優勢與規模優勢。本節將利用顯性比較優勢指數(RCA)對東亞各國產業的比較優勢進行對比分析(Das,1998)。RCA指數表達了一國總出口中某類商品的出口所占的比例相對于世界貿易總額中該商品貿易所占比例的大小。該指數可以寫成RCAxik=(Xik/Xi)/(Wk/W),其中,RCAxik代表i國在k類商品上的顯性比較優勢指數,Xik為i國k類商品的出口額,Xi表示i國所有商品的出口總額,Wk表示k類商品的世界出口總額,W表示所有商品的世界出口總額。如果某國某類商品的顯性比較優勢指數大于1,表明該國在該類商品的出口上相對集中,由此可以推斷該國在這類產品上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
本文采用的東亞各經濟體的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和各年度世界商品貿易總額分別來源于日本國際東亞經濟研究中心(2000)和聯合國國際貿易統計報告(UnitedNations,1980-1997年)。根據可獲得的數據,分成如下7類行業:農業、礦業、化學工業、紡織業、機械電子業、鋼鐵業及其他行業。其中農業包括谷物、飲料、食品、煙草和動植物油等;原油及礦業包括石油、天然氣、煤炭和金屬礦物等;化學工業包括所有化學制品;機械電子工業包括機械、電子、光學產品及汽車船舶等;紡織業包括服裝、棉麻、布料等;鋼鐵業包括鋼鐵材料;其他行業包括其他未分類的產品及部分中間貿易品。本文中提及的東亞主要經濟體包括中國、香港特區、中國臺灣、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
表達了東亞主要經濟體的比較優勢所在。中國比較優勢最為明顯的產業為紡織服裝業,其次為鋼鐵業。20多年來,中國在鋼鐵業的比較優勢漸顯,紡織服裝業上的顯性比較優勢指數維持在4.0-5.0的高水平。與1980年相比,中國農業、礦業和化學工業的比較優勢逐漸下降而機械電子制造業比較優勢日益上升。由于大多數科技含量較高的產品分類歸于機械電子制造業產品,該行業顯性比較優勢指數的變化反映了中國的貿易結構正在不斷優化。但與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相比,中國的機械電子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仍然較弱。其顯性比較優勢指數不僅遠遠低于日本、馬來西亞、中國臺灣和韓國,同時也低于泰國和新加坡。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形成將給中國的機電行業帶來一定的競爭壓力。
作為世界上僅次于美國的經濟大國,日本在機械電子業和鋼鐵業上具有很強的競爭力。由于日本勞動力成本高,自然資源稀少,日本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及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的比較劣勢明顯。由于日本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擴大,東亞各國競爭力的加強,90年代日本國內經濟的長期低靡等原因,1980年以來,日本在機械電子業及鋼鐵業上的比較優勢大幅削弱。1980年日本機械電子業的顯性比較優勢指數為2.38,鋼鐵業的比較優勢指數為3.46。與當時相比,目前日本在這兩類產業上的比較優勢大為遜色。韓國在機械電子業、紡織業和鋼鐵業上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與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相比,韓國在化學工業上的比較優勢也較為顯著。1997年韓國在此產業的顯性比較優勢指數為0.99,接近國際上該產業的平均水平。顯性比較優勢指數的變化反映了韓國工業化進程。在過去20多年中,韓國在機械電子業比較優勢不斷加強,化學工業的競爭力得以提高,而農業和紡織業在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小。
與韓國類似,中國臺灣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為機械電子業、紡織業和鋼鐵業。而且在這些行業上,中國臺灣的顯性比較優勢指數均大于韓國。除鋼鐵業以外,1980年以來中國臺灣在比較優勢上的變化方式與韓國也十分接近。香港特區在紡織業上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1980年以來,特區在紡織業、機械電子業與鋼鐵業上的比較優勢出現大幅下降的現象。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與香港制造業向祖國大陸轉移有關。1980年以來,東南亞各國在機械電子業上的比較優勢普遍上升,而在紡織業上的比較優勢普遍下降。目前,在制造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東南亞國家為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泰國,在紡織業具有比較優勢的東南亞國家為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泰國。在農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東南亞國家為泰國、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在原油和礦業上的比較優勢明顯。
盡管1997年泰國發生了金融危機,但從1996年與1997年的比較優勢指數看,1997年亞洲各國的行業比較優勢沒有出現明顯的變化。根據1997年顯性比較優勢指數的大小,可將東亞主要經濟體作如下排序。農業的比較優勢由大至小的排序為: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中國、韓國、中國臺灣、新加坡、日本、香港特區。原油及礦業的排序為: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中國、韓國、中國臺灣、菲律賓、日本、香港特區。化學工業的排序為:韓國、日本、中國臺灣、中國、印度尼西亞、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香港特區。機械電子業的排序為:日本、馬來西亞、中國臺灣、韓國、新加坡、泰國、菲律賓、中國、印度尼西亞、香港特區。紡織業的排序為:中國、印度尼西亞、中國臺灣、韓國、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香港特區、日本、新加坡。鋼鐵業的排序為:中國臺灣、韓國、中國、日本、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新加坡、香港特區。其他雜品的排序為:香港特區、菲律賓、新加坡、印度尼西亞、中國、泰國、日本、中國臺灣、韓國、馬來西亞。
三、貿易互補性
貿易理論表明:各國應利用技術、資源或規模上的比較優勢進行專業化生產然后通過貿易滿足社會多樣化需求。同時貿易理論也指出貿易雖然能夠給一國整體帶來福利,但也會導致部分利益階層受損。東亞各經濟體在比較優勢上具有差異,其相互間貿易關系的加強必然會加速各國和地區的產業調整。而這一調整對各國造成的影響與各國貿易在行業上的互補性緊密相關。如果兩國的貿易具有互補性,即一方集中出口的產品與另一方集中進口的產品相吻合,貿易關系的發展將使兩國現有的生產模式得以維持。通過消除貿易壁壘與實現規模化生產可以給貿易雙方帶來較大利益。盡管具有互補性產業結構的國家在發展水平上通常具有較大差距,在一些產業上貿易不平衡現象尤為突出,但這樣的貿易不僅使各國達到取長補短的目的,而且可以避免同行業的過度競爭所產生的一些負面影響,降低產業調整的費用。相反,如果雙方的貿易互補性較小,即一方集中出口的產品并非是另一方集中進口的產品,兩國貿易發展的潛力受到限制。
我們利用如下方法對中國與東亞主要國家和地區間的貿易互補性進行了計測。國家i出口與國家j進口之間的貿易互補性指數用Cij表示,用RCAxik表示用出口來衡量的國家i在產品k上的比較優勢,RCAmjk表示用進口來衡量的國家j在產品k上的比較劣勢。其中RCAmjk=(Mjk/Mj)/(Wk/W),Mjk為j國k類產品的進口額,Mj為該國所有產品的進口總額。RCAmjk越大表示國家j在產品k上的進口比例越大,說明該國在此產品生產上處于比較劣勢。如果國家i在產品k上的比較優勢明顯(RCAxik大),而國家j在產品k上比較劣勢明顯(RCAmjk大),則在產品k的貿易上i國的出口與j國的進口呈互補性。其互補性的大小可用RCAxik×RCAmjk來衡量。在多種產品(行業)存在的情況下,兩國貿易的綜合性互補指數可用各產品(行業)所呈現的互補性指數的加權平均來計測。加權系數為世界貿易中各類產品的貿易比重(Wk/W)。該互補性指數可表達為:Cij=Σk[(RCAxik×RCAmjk)×(Wk/W)]根據這一定義可以推測:當某國的主要出口產品類別與另一國的主要進口產品類別相吻合時,兩國間的互補性指數就大,相反當某國的主要出口產品類別與另一國的主要進口產品類別不能對應時,兩國間的互補性指數就小。在世界各國各產品的比較優勢均相同時,該互補性指數為1。這一指數間接反映了產業間貿易在兩國貿易中所占的比例。如果兩國間的貿易以產業間貿易為主,該互補性指數就大。相反,如兩國間的貿易以產業內貿易為主,該互補性系數就小。
表達了中國出口貿易與東亞主要國家和地區進口間的貿易互補性指數。通過比較,可以發現:中國經濟與香港特區及日本經濟之間存在著較強的互補性,而與其他國家和地區之間的互補性指數均小于1。按照1997年中國出口貿易與東亞主要國家和地區進口貿易間的互補性指數由大至小的順序,可將東亞主要經濟體做如下排列:香港特區、日本、印度尼西亞、韓國、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和中國臺灣。表示了1980年以來中國出口與東亞主要經濟體進口之間貿易互補性指數的變化。20世紀80年代,中國與東亞主要經濟體的貿易指數經歷了先降后增的過程。1990年以來,中國與原先具有較高互補性的日本及香港特區之間的貿易互補性指數大幅下降,而與原先互補性系數較低的中國臺灣之間互補性系數不斷上升。從整體來看,東亞主要經濟體的進口與中國出口之間的互補性系數具有一定的收斂性。
眾所周知,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對泰國、韓國、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新加坡及香港特區的經濟造成了較大的沖擊。然而我們的計測結果表明這一沖擊對貿易互補性的影響很小。東亞各經濟體出口與中國進口的貿易互補性指數反映了東亞各經濟體的出口與中國進口之間的吻合程度。圖2和表達了中國進口與東亞各國和地區出口之間的貿易互補性。根據所示的貿易互補性指數的大小可以發現:中國臺灣的出口與祖國大陸進口最具互補性,其次為韓國、印度尼西亞、日本和泰國。新加坡、菲律賓和泰國的出口與中國的進口互補性相對較小。從圖2所示的變化上看,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1984-1986年與1992-1994年,工業較為發達的日本、韓國及中國臺灣與中國的貿易互補性指數明顯增大,而在農業及自然資源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印度尼西亞、泰國及菲律賓與中國的貿易互補性指數明顯減小。我們從圖2還可以發現:在1988-1991年中國實行財政貨幣緊縮政策期間,各經濟體的出口與中國進口的互補性指數非常接近,均維持在1左右。這一現象表明: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對貿易對象國的影響上,與中國貿易互補性較強的國家大于與中國貿易互補性較弱的國家。同時也反映了中國對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進口需求的彈性大于對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的進口需求的彈性。1993年以來,隨著中國產業結構的變化,資本以及技術密集型產品的競爭力日益提高,日本、韓國及中國臺灣的出口與中國進口之間的互補性指數出現了下降的趨勢。
四、對結果的解釋和思考
國際貿易理論對影響一國貿易的主要因素的主要觀點有:本國與外國的技術差異,本國與國外的生產要素稟賦上的差異,國內需求結構與國外需求結構的差異,歷史和其他偶然因素,跨國企業經營,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及運輸成本等。根據RCA指數的較,可以發現要素稟賦在東亞主要經濟體貿易中的重要作用。日本在機械電子業的比較優勢取決于日本在資本以及技術上的優勢;中國在紡織業上的比較優勢是因為中國具有豐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泰國在農業上的比較優勢取決于其具有相對豐饒的土地和廉價的勞動力;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在原油和礦業上的比較優勢則依賴于其豐富的天然氣、石油和礦產等自然資源。
東亞主要經濟體的比較優勢與各經濟體的產業結構之間存在著密切關系。在農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其農業在就業人口和國內生產中所占的比例均明顯大于在農業上處于比較劣勢的新加坡、日本和香港特區。1997年,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農業就業人口分別占國內總就業人口的50.3%、41.2%、17.0%和40.4%;農業在國內生產中的比例分別為9.8%、16.1%、9.1%和18.7%。而同年新加坡、日本和香港特區農業就業人口分別僅占國內總就業人口的1.8%、5.3%和0.3%;農業在國內生產中的比例分別為0.2%、1.7%和0.1%。
產業政策和歷史原因影響著一國的比較優勢。中國和韓國在鋼鐵業上能夠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與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兩國對鋼鐵業的扶持不無關系(大野健一等,1997)。東亞主要經濟體代表性行業比較優勢的變化是各經濟體經濟發展和開放政策帶來的技術進步、要素稟賦變化和產業結構變化的結果。外資的進入不僅帶來了資本,同時也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從而加速了各經濟體技術和資源稟賦的變化。關稅減少等政策激發了各國企業競爭力的提高和本國比較優勢的發揮,進而推動了東亞經濟的發展。經濟發展過程中,東亞主要經濟體的產業結構變化基本呈現了Kuznets總結的發展模式。在中國出現了由農業向制造業的轉移,而在經濟較為發達的日本、新加坡、中國臺灣和香港特區出現了由制造業轉向服務業的跡象。東亞主要經濟體比較優勢的變化反映了東亞各經濟體產業結構的變遷。中國在農業和礦業上比較優勢下降,機械電子業的比較優勢不斷上升。而日本等較為發達國家和地區在制造業上的比較優勢上升不明顯,甚至出現了下降。
貿易互補性依賴于產業結構、消費需求和資源稟賦。貿易互補性指數反映了貿易雙方出口供給與進口需求之間的產品吻合程度。穆勒的相互需求原理闡明:一國的出口供給和進口需求由該國的生產和供給特征共同作用決定。中國與日本之間貿易互補性強主要是由于兩國在產業結構上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兩國之間的貿易以跨行業貿易(垂直貿易)為主。中國的出口與印度尼西亞等國進口之間的互補性較弱主要是由于中國的產業結構與這些國家相似所造成。應當指出,盡管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類似,農業、原油及礦業在中國國民生產中的比重還較大,但從行業整體上看,中國在農業和原油及礦業上不具有比較優勢。國內的大量需求使中國成為農產品和原油的凈進口國。印度尼西亞的出口與中國進口之間互補性較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印度尼西亞具有豐饒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其在農業和原油業的比較優勢恰好與中國在這兩個行業上的劣勢相吻合。
加強中日經濟合作將有利于中國的經濟發展。無論是中國的出口與日本的進口之間,還是中國的進口與日本的出口之間,均存在著一定的互補關系。中日兩國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兩國在產業結構、要素稟賦上的差異很大(胡鞍鋼,2001)。兩國經濟合作關系的發展,可以增加兩國的有效需求,提高兩國資源的利用效率,使各自的比較優勢得以更加充分的發揮。由于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日本經濟的低靡,近年來兩國貿易間的行業互補性指數有所下降。但中日兩國貿易上的雙向互補性關系依然存在。中國的經濟發展將有利于日本對華出口的增加。中國的進口與日本出口之間的互補性指數的動態變化(尤其是1990年和1991年的經驗)表明:如果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減緩,日本出口與中國進口之間的互補性指數將明顯下降,中國對日產品的需求將會大幅減少。中國出口供給與日本進口需求之間的互補性大,日本經濟復蘇對增加中國出口,加速中國經濟發展也將產生積極的影響。
中國與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和韓國之間的自由貿易可能會擴大中國與上述國家之間的貿易逆差。中國與印度尼西亞等東盟國家之間在制造業主要行業上的比較優勢較為接近,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相對較小。中國與東盟之間在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產品的生產上存在著競爭關系。由于東盟國家的經濟規模相對較小,而且在主要制造業上相對于中國的比較優勢不明顯,因此與東盟的合作關系不會對中國制造業帶來大的沖擊。隨著中國產業結構的變化,中國對印度尼西亞、泰國等的天然氣、石油、木材和糧食的需求將會增加,中國與東盟各國結成自由貿易同盟對改善東盟國家的貿易條件有利。由于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和韓國的出口與中國進口之間的互補性大于中國出口與上述國家進口之間的互補性,中國與東盟及韓國之間的自由貿易關系發展可能會導致中國與這些國家間的雙邊貿易逆差擴大。
五、結論
根據本文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1.近20年來,中國在鋼鐵和機電行業上的比較優勢指數不斷提高。但與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目前中國在紡織業和鋼鐵業以外的諸行業中并不具有比較優勢。在農業、原油和礦業、機械電子業上的比較優勢不及東南亞主要國家,在化學工業及機械電子業上的比較優勢遠遠低于日本、中國臺灣、韓國和新加坡。
2.中國與日本之間的貿易構造呈雙向互補關系,對日經濟關系的加強可以導致中日貿易的明顯增加,更好地發揮現有的比較優勢。
3.由于中國的出口與印度尼西亞、韓國、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和中國臺灣的進口之間互補性較小,而進口與中國臺灣、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及泰國的出口之間具有較強的互補性,與上述經濟體合作關系的加強將有可能導致中國在雙邊貿易上的逆差加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