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學中共同產物屬性與解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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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消費的共同性方面界定公共產品

鮑德威和威迪遜直接從消費者人數(shù)的角度對公共產品概念加以界定：“一些商品表現(xiàn)出在同一時間中可使多個個體得益的特性，即它們是被共同消費的……這些物品被稱為公共產品。”金格馬把公共產品直接概括為：“公共產品是被不止一個人消費的商品。”它們從事實判斷角度進行，都強調了公共產品消費的共同性這一形式屬性，無形中擴大了公共產品的外延。但是，這些定義還是有缺陷的。第一，廉租房、經(jīng)濟適用房等那些政府提供的產品，并不具有共用性，不算公共產品嗎？第二，私人餐廳等也具有共用性，難道就是公共產品？私人廠房也可共同使用，也可以算作公共產品？第三，對公共產品可以不采取收費形式，這樣它們就不是商品，難道就不是公共產品了嗎？

同鮑德威、威迪遜和金格馬不同，奧斯特羅姆夫婦則將消費上是否具有排他性和共同性作為區(qū)別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的兩個定義標準，把物品分為私益物品、收費物品、公共池塘資源、公益物品四大類。公共池塘物品一般也被列入了公共產品，進一步擴大了公共產品的范圍。但是，那些可以收費排他，同時不具有消費共同性，但由政府免費提供的福利品，按照能收費排他而又個別使用，算私人產品。但按照實際并不排他，而又個別使用，應該歸入公共池塘物品。結果同一種物品，可以有兩種不同分類，這種定義并不嚴格。我們在邏輯上還有疑問：如果這些政府提供的免費物品是私人產品，同那些完全通過市場機制提供的私人產品相比，本質區(qū)別又在哪里？如果它們勉強算是公共產品，但又同那些同時具有非排他性和消費共同性的公共產品不同，這說明，從非排他性和消費共同性角度定義公共產品，也是遠遠不夠的。

從非排他性角度界定公共產品

西方一些學者專門從非排他性角度來判斷公共產品。曼瑟爾•奧爾森首先從非排他性角度對公共產品做了如下定義：“任何物品，如果一個集團x1，…，xi，…，xn中的任何個人i能夠消費它，它就不能不被那一集團中的其他人消費。換句話說，那些沒有購買任何公共或集體物品的人不能被排除在對這種物品的消費之外，而對于非集團物品是能夠做到這一點的。”這個定義的缺陷是比較大的。首先，漏掉了那些不具有非排他性的公共產品。其次，是否購買同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沒有直接聯(lián)系。有些公共產品個人根本不能購買，例如萬里長城，奧爾森的定義會漏掉這些公共產品。再次，奧爾森只用經(jīng)濟上不可行解釋不能收費排他的原因，范圍太狹隘，只能定義一部分非排他性公共產品。

休•史卓頓和萊昂內爾•奧查德則列舉了公共產品非排他性的各種類型：從技術上無法排他收費的；從技術上可以收費卻因為習慣而不收費的；能很好地按市場方式供給，許多政府選擇免費或者以低費用供給的。“我們將把所有那些其供給不是由個人市場需求而是由集體的政治選擇決定的物品，即把任何由政府決定免費或以低費用供給其使用者的物品和服務，看作公共產品”，這就擴大了非排他性的范圍。但即使如此，依然無法定義所有的公共產品，政府提供的收費物品，例如水、電公用事業(yè)，經(jīng)濟適用房等，難道不是公共產品？

從非競爭性角度界定公共產品

布魯斯•金格馬認為，公共產品既可以是排他的，也可以是非排他的。德姆塞茨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他認為公共產品指“對同一單位產品而言，可以在不增加成本的條件下增加一個消費者，即具有消費的非競爭性產品，包括排他性和非排他性兩類。”這種從非競爭性角度解釋公共產品的觀點明顯存在著缺陷。在現(xiàn)實生活中，不具有非競爭性的產品仍舊可能屬于公共產品，具有非競爭性的也可以是私人產品。綜上所述，以上四種單純從消費特征上定義公共產品的情況，都是不完善的。這些屬性可以定義部分公共產品，卻無法定義全部公共產品。這就說明這些屬性都不是公共產品的本質屬性，不足以概括公共產品的內涵，在外延上就會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

從供給特征方面對公共產品的定義

（一）馬斯格雷夫的“有益產品”

由于薩繆爾森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的二分法漏掉了兩極之間的大量過渡類型。馬斯格雷夫將產品分為公共產品、私人產品和有益產品三類。有益產品為“這樣一種產品，當權威機構對該產品在市場機制下的消費水平不滿意時，它甚至可以在違背消費者個人意愿的情況下對該產品的消費進行干預，例如對低收入者提供免費醫(yī)療。”有益產品與公共產品都屬于非私人產品，無法通過市場機制實現(xiàn)最優(yōu)配置，通常要通過政治體系提供。有益產品概念的提出，實際上是從提供角度擴大了公共產品的范圍。

（二）布坎南的“俱樂部產品”

布坎南也認為薩繆爾森的兩分法過于簡單，在兩者之間還存在“非純公共產品”，或稱“混合產品”的大量中間狀態(tài)，取名為“俱樂部產品”。他還指出：“這一廣泛范疇包括了某些薩繆爾森及其他人所說的‘純集體的’物品，也包括了其他物品和勞務，其‘公共性’程度從零到l不等，對應其消費集體成員數(shù)量也從1到無窮大不等。”在布坎南這里，兩個人以上自愿組合的俱樂部性質的組織為其成員提供的就是公共產品，這樣，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只是特例。“俱樂部產品”概念，從提供角度進一步擴大了公共產品的范圍。

（三）奧爾森“集團范圍內的公共產品”

如前面指出的那樣，奧爾森是用非排他性作為定義公共產品的，但他同時認為，這種定義只有在一定集團的范圍內才有效。他指出，大多數(shù)公共（集體）產品只有在某一特定的集團中才有意義，公共產品必須是某個集團的公共產品，對另外一個集團來說則有可能是私人產品。同個人通過市場來為自己提供私人產品一樣，同樣，個人通過組織為自己提供集體產品。奧爾森這種只有通過一定的組織才能提供公共產品的觀點，同布坎南的觀點有相似之處。

（四）邁莫羅的“憲政公共產品”

邁莫羅于1999年提出，劃分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的關鍵不在于產品本身，而在于提供方式，在于制度設計和決策方式。提供方式的決策方式也就同時決定了產品的“公共性”，公共產品對應于政府提供，私人產品對應于市場提供。“公共”和“私人”只是指不同的提供方式，而與產品本身無關。例如，個人從市場購買的牛奶本來是典型的私人產品，但如果政府向貧困家庭的兒童免費提供牛奶，此時的牛奶就完全是一種公共產品。

綜上所述，從公共產品的提供方角度定義公共產品的，一般都具有兩個特點。第一，他們都強調提供公共產品的組織的特性———政府或者企業(yè)以外的其他具有“公共性”的社會組織。第二，他們一般強調公共產品供給市場以外的制度安排。但是，這種從供給特征角度對公共產品下定義有著弊端。首先，并非所有公共產品的提供者都是各種具有公共性的組織，個人也可以通過捐獻方式志愿提供公共產品。其次，各種帶有公共性的社會組織各有自己的特點，我們無法給這些組織做一個統(tǒng)一的界定，也就無法從組織特性角度給公共產品作一科學定義。如果用“公共性”對這些組織做界定，那就會在邏輯上陷入同義反復，會出現(xiàn)“帶有公共性的組織提供的產品是公共產品”的循環(huán)定義。最后，公共產品存在多種非市場供給方式，我們也無法通過界定供給方式即制度安排來定義公共產品。正因為這樣，西方學者只能從某一具體的供給特征角度定義某一類具體的公共產品，始終無法從供給特征角度角度，揭示出公共產品的本質屬性，給公共產品下一個統(tǒng)一的定義。這正是出現(xiàn)“有益產品”、“俱樂部產品”、“集團范圍內的公共產品”、“憲政公共產品”等多個名稱的原因之所在。這些概念也難免片面性的缺點，并不能揭示出公共產品的本質屬性。

綜上所述，西方經(jīng)濟學對于公共產品的定義，不能揭示公共產品的本質屬性，因此遠未達到完備的程度。這個問題的研究遠未結束。科學的公共產品定義，應該能夠揭示公共產品的本質屬性，并在此基礎上涵蓋公共產品在消費使用和供給角度的所有特征。

作者：蘭新讓單位：紹興文理學院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