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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當前通貨膨脹的成因分析
與此相反,在中國的受實體經濟率先復蘇和預期人民幣升值等因素影響,國際資本爭相流入中國。因為中國的貨幣政策早于西方發達國家開始收緊,央行自2010年下半年開始已經4次提高基準利率。加息只能使國內外利差進一步加大,使得國際游資加速涌入國內進行套利,流動性加劇,通脹風險進一步提升。全球面臨流動性失控也導致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暴漲,國內企業生產成本上升。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發達國家的貨幣爭相流入商品金融市場,大宗商品包括貴金屬價格普遍上浮,鐵礦石、銅等金屬物品及大宗農副產品價格均大幅上漲,致使向全球輸出通脹。中國對于這些物品需求量巨大,引起企業生產成本上升,間接帶動了消費品價格上漲。其次,外部和內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中國央行并不能完全控制其發行的基礎貨幣量。從2008年3月(最低點)到2013年8月,中國的基礎貨幣量(M1)從15.1萬億增加到31.4萬億,凈增長16.3萬億,翻了超過一番(見表1)。但是,中央銀行并不應該完全為基礎貨幣的高速增長負責,中國的基礎貨幣有明顯的受到外貿因素影響而被動增加的色彩。受世界范圍流動性過剩和出口導向的影響,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的凈出口2012年表現依然強勁,實現貿易順差2311億美元,增長了48.1%。由于央行負有要維護人民幣匯率穩定的責任,凈出口增加導致我國央行資產負債表中的外匯占款數額急劇增長,而外匯占款增加的結果是央行增發基礎貨幣。其邏輯是,中國企業出口賺取外匯;在人民幣升值預期下,企業向商業銀行結匯;把維護匯率穩定作為政策目標之一的央行再從商業銀行手中購買外匯,轉化為日漸積聚的國家外匯儲備。2013年6月末央行外匯儲備已經達到了3.5萬億美元,是排名第二的日本的近三倍。央行購匯使得基礎貨幣不斷地流入商業銀行,擴大了后者的可貸資金規模。由于凈出口更多地受到整個世界經濟形勢和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政策的影響,中國的央行沒有能力加以左右。所以,央行對基礎貨幣的控制并不是隨意的,為維護人民幣匯率穩定導致基礎貨幣量被動增長,客觀上增加了通貨膨脹風險。再次,從造成流動性過剩的內部原因看,央行不僅無法控制全球流動性泛濫所導致的熱錢流入、成本上漲和基礎貨幣被動增加,也沒有可能完全控制國內廣義貨幣的創造。廣義貨幣的失控和過剩是在刺激性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背景下,貨幣通過商業信貸過程內生創造的結果。
在從2008年3月到2013年8月的這四年時間內,中國的廣義貨幣即M2由42.3萬億增加到106.1萬億,凈增長了63.8萬億,增長達1.5倍。2013年8月,廣義貨幣(M2)與基礎貨幣(M1)的增幅之差達到了“106.1萬億—31.4=74.7萬億”之巨,見表2。教科書上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喜歡用乘數效應解釋廣義貨幣的創造,但這種解釋是刻舟求劍,書齋里的學問,乘數論似乎解釋了一切但也掩蓋了一切。直面現象的經濟學研究必須解釋為什么在中國經濟體系的運行過程中會內生的多創造出來74.7萬億的廣義貨幣。從央行的數據分析,新增加的貨幣供給量絕大多數被以貸款形式流出的。從絕對量講,截止2012年末,全國金融機構累計發放本外幣貸款總量約67.3萬億元,大約是2012年GDP總量的1.3倍。從增量看,從2008年3月到2013年8月,全國金融機構本外幣貸款規模從29.4萬億上升到74.1萬億,凈增了44.7萬億,占內生地多創造出來的74.7萬億的廣義貨幣的60%,見圖3。那么,這44.7萬億的銀行貸款又流向了什么領域呢?有研究顯示,這44.7萬億的貸款80%以上仍然流向了大型國有企業和各級政府所發動的投資項目。這符合在轉軌過程中長期形成的一個經驗判斷,每當宏觀經濟出現緊縮跡象時,在獲得國內貸款等方面受到限制的首先是民營部門,反之大型國有企業和政府的項目在信貸方面往往享有優先權。一個舉目可見的現象是,在4萬億財政投資計劃的刺激下,各地政府拼命擴大高鐵、地鐵、高速公路等基建項目投資,國有企業也趁機大舉借貸,乃至出現國企地王現象。通過上述數字的對比和對商業銀行貸款方向的考察可以認為,從2008年3月到2013年8月之內廣義貨幣增和基礎貨幣之間的74.7萬億增幅差額,從國內的因素看,主要應該是在政府寬松貨幣政策和財政刺激政策背景下,各商業銀行對大型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主導的大型項目工程的傾斜性信貸急劇膨脹的結果。
二、根治中國當前通貨膨脹問題的對策
綜上所述,當下中國的通貨膨脹遠不是央行多發了基礎貨幣那么簡單,廣義貨幣增加背后的邏輯是復雜的,反映了國內外雙重流動性過剩等因素綜合作用的影響。因此,治理通貨膨脹也必須多管齊下。
(一)加強對國際游資進入中國渠道的監管,防止炒作性游資進入國際游資進入中國無外乎是被套匯和套利機會所吸引。既然在短期內,中國外貿巨額順差造成國際市場巨額的人民幣需求,且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在政治上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故而人民幣升值預期無法避免;為控制國內的流動性過剩,加息的政策也不可能廢止。那么,在長期弱化甚至于取消管制的基本方針下,短期可暫時對外匯資金強化兌換管理。可規定資本項目下的外匯資金,沒有經過非常充分嚴謹的論證不能兌換成人民幣,進而切斷人民幣與外幣在資本項目下的連接。政策實施時要區別對待,在拒絕國際游資的同時,不能傷害到正常外國投資者的利益。在反通貨膨脹的特殊時期,短期內來強化外匯的干預和管制,是一個值得考量的政策選項。
(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降低生產能耗,減輕對石油等資源性產品的依賴度根據國際能源署的報告,中國目前已經取代美國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并且正在逐步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費國。無怪乎在世界大宗商品市場上,現在中國需要何種商品,該商品的價格就會水漲船高。面對當前的國際能源形勢和全球氣候變化的挑戰,中國作為后發的大國必須探索出一條不同于發達國家發展歷史的、嶄新的發展道路,既要保證人民的生活得到持續的改善、國家實力不斷增強,又要相對減少對能源、資源的依賴。即使是從長期國家能源安全和短期抑制成本拉上型通脹的角度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調整,降低生產對國外資源的依賴迫在眉睫。另一方面,擴大中國政府和企業在能源輸出國和大宗商品市場上國際影響,從而增強在國際市場中的定價權也是必須抓緊進行的工作。
(三)擴大內需,降低經濟增長對凈出口的依賴近年來,凈出口對于中國經濟已經成為了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帶動了經濟增長,另一個方面它對通貨穩定始終是一個潛在的威脅。根本的解決方法是通過擴大內需降低經濟增長對于凈出口的依賴。擴大內需實際上已經是個老生常談的問題,而在通脹背景下,消費能力受到影響最大的是中產階級和低收入群體。必須按照“十二五”規劃的要求,對收入分配進行合理調整,增加中產階級和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因為他們的消費傾向要遠高于高收入群體。在逐步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的同時,政府行政主管部門應盡快編制針對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費用價格指數,以便科學地建立健全動態價格補貼機制,當因供求變化等原因導致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出現持續較大幅度上漲時,政府應及時對低收入困難群體給予適當的臨時價格補貼。
(四)在控制商業銀行信貸創造的同時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主要依靠貨幣創造所推動的以基建投資為主的經濟增長,是通貨膨脹的一個重要推手。故而,目前在中央和地方財權和事權不對稱,以及難以完全改變GDP政績考核體制的情況下,要控制目前中國的通貨膨脹勢頭,單靠央行提高商業銀行法定準備金和加息,并不能完全奏效。在當前如此嚴厲的貨幣政策環境下,2011年以來貸款總額仍然持續增長。地方政府在過去兩年多時間里已經開始建設而尚未完成的大量基礎工程未來都需要進一步追加投資。即使中央政府繼續提高商業銀行法定準備金率,或繼續加息,地方政府如發現從商業銀行貸不到款或貸款不合算,還可能會通過發行債券等其他金融工具融資。后者同樣會在經濟運行過程中創造出更多的廣義貨幣,且未來的風險更大。解決方法是在財政上緊縮,在從中央到地方的各個層面都應盡量控制新的投資計劃,即使是民生工程等必須實行的投資計劃也應該首先從財政積累資金中籌款,避免進一步擴大商業銀行的貸款規模。對于在建的大規模地方基建項目,中央應該加大審核檢查力度,對于不符合要求的應該立即下馬(比如近期對于某些區域高鐵項目采取的措施),同時盡量控制在建項目的規模,防止無限制的追加投資。而從長期看,如何逐步改革目前的政績評價體制和財權事權分配體制等問題已經擺在了中央決策層的面前。
作者:韓義民程振鋒高俊學單位:邢臺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