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濟刺激計劃之可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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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的四萬億經(jīng)濟刺激方案，不僅國內各界振奮，國際社會更是好評如潮，對“貨幣和黃金貴重”的信心之提振自不待言。盡管就目前而言，這只是一個框架性的方案，不要說實施細則，甚至連粗略性的支出計劃都尚付闕如，但各地政府、企業(yè)已經(jīng)聞風而動，紛紛進京，以期在國家未來的四萬億巨額支票上爭取更多的簽字權。特別是，10日，國家發(fā)改委緊急會議決定安排四季度新增1000億元中央政府投資工作后，令掌管投資大權的國家發(fā)改委門前更是“人頭攢動”，交通堵塞。

其實，中國民眾對這樣的風景并不陌生，“跑部錢進”一直是中國政經(jīng)生態(tài)的必然邏輯，其中的諸多問題雖為各界屢屢詬病，在投融資和審批體制徹底轉型之前，恐怕一時難以改觀。但這次“人頭攢動”瞄準的是國家用于振興經(jīng)濟的4萬億公共支出，攸關經(jīng)濟振興之大局，讓人無疑對這種中國特色的“院外游說”活動引發(fā)諸多的憂慮。我們認為，除了投融資體制決定的政府權力之大和約束之小的痼疾之外，公共政策決策過程的失范和公共精神的缺失無疑成為“人頭攢動”的最大助力。

顯然，四萬億投資計劃的本質是在內需難振，出口受困的情況下，重新祭起政府投資的大旗，這是各屆政府刺激經(jīng)濟的必殺技，政府重新成為拉動中國經(jīng)濟增長的主體。從改革的路徑而言，我們更希望這只是非常時期的非常之道，并不構成對中國30年改革共識的顛覆。但政府一旦成為投資中心，圍繞政府的尋租活動自會不期而至，而這或多或少都會使公共政策脫離原來的目標，刺激經(jīng)濟計劃不僅不能成為經(jīng)濟增長的契機，反而成為各個群體分利的工具，在缺乏監(jiān)管的情況下，甚至會引發(fā)投資災難，這在中國的歷史上殷鑒，不勝枚舉。各地政府和企業(yè)在四萬億刺激經(jīng)濟計劃的具體操作細則尚未出臺之前，打馬進京，用意極為明顯，無非是趕在中央經(jīng)濟工作會議就具體支出方案決議之前，影響中央的決策。各地站在一隅思維的游說行為一旦成功，顯然會削弱該計劃振興經(jīng)濟的功力，打亂全局的部署。而四萬億經(jīng)濟刺激計劃的出臺過程的倉促和缺乏公共過程顯然又為這樣的行為提供了騰挪的空間。

公共選擇學派一直強調，評估公共政策是否良治的最重要標準就是察看公共精神在該過程中占多大的優(yōu)勢。的確，我們很難想象，沒有民眾的討論，沒有人大的批準，國務院常務會議就可以全權決定了如此巨額的公共支出，更不可想象，一個國務院的部門——國家發(fā)改委權力大全國人大和中央經(jīng)濟工作會議尚未就上述方案進行公議和決斷，國家發(fā)改委隨之安排在第四季度新增1000億的政府資金，沒有相關的制衡和約束，這和美國救市計劃出臺前復雜的博弈形成了多么鮮明的對比，和現(xiàn)代政治的基本理念確實有點不相符的。一方面，公眾一無所知，另一方面，代表全國人民意志的全國人大未就如此巨額的決策開展公共辯論的情況下，國家發(fā)改委就開始實施該計劃，這意味著，占GDP近20%的公共支出在合法性上都留有懸疑，更不用說在公共精神方面明顯的缺失了。

非常時期，確需非常之舉。形勢確實危急，但沒有危急到連起碼的民主決策程序于不顧。我們看到，國務院常務會議為該項巨額支出也提出了“十六字方針”：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準,工作要實。出手快，出拳重容易，但“措施要準,工作要實”顯然是決定成敗的關鍵和保障。在相對短的時間內安排如此龐大的公共支出的同時，并沒有為資金的安全提供一套制度的保證，決策風險不言而喻。

我們看到，國務院常務會議將四萬億經(jīng)濟刺激計劃定位于民生工程、基礎設施、生態(tài)環(huán)境建設和災后重建。這些都是確保中國經(jīng)濟度過難關，長治久安的全局之舉，應該站在全國一盤棋的角度去優(yōu)化資源的配置，合理安排資金。但在程序正義缺乏和公共精神缺失的情況下，地方政府一旦通過游說獲得投資，歷史經(jīng)驗告訴我們，為了追求政績，他們很可能將資金用于短期見效快的政績工程、面子工程，對真正的民生產(chǎn)生擠出效應，走上世紀90年代重復建設和豆腐渣工程的老路。如此，則4萬億的投入不僅不能帶來中國經(jīng)濟的健康增長，不能確保民生，提高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反而會引發(fā)投資災難，在全球經(jīng)濟衰退的周期中貽誤經(jīng)濟轉型的大局。

由是觀之，為避免政績工程對民生的擠出效應，為巨額公共支出的使用、監(jiān)管建立一套相對有效的風險防范機制，增加公共智慧和民眾的話語權，擴大經(jīng)濟民主，顯然成為決定該項計劃成敗的制度性前提和必備要素。在目前的政治框架下，一方面，應該倡導經(jīng)濟民主，廣開言路，讓民眾參與公共政策細節(jié)的討論，形成與利益集團足以對抗的公共機制。另一方面，必須通過公開透明的公共決策過程，為四萬億投資建立一個安全的框架和制度保證。我建議叫停已經(jīng)提前實施的投資計劃，如果形勢急迫，可以召開人大特別會議，就該刺激計劃公開辯論和完善，這在中國都是再簡單不過的政治程序，難在不為而已。在人大公開審議的同時，為該計劃配套實施細則，建立全程跟蹤審計制度，并將實施情況定期向人大代表報告，從而形成一套系統(tǒng)的決策和風險防范體系。

無民聲，則無民生，這是中國政治的博弈過程告訴我的微言大義。只有公共政策的程序正義得到確保，公共精神充滿決策全程，民眾的話語和參與的權利得到保障，我們才可以對發(fā)改委門前攢動的人頭不再心存恐懼。否則，風里傳播的將不僅僅是贊歌和鳥語花香，更可能是血腥和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