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深層轉型的實踐取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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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保?］如何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始終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問題。不管是解決我國的現實問題還是應對未來的挑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意味著不需要政府的“主導性作用”，恰恰相反，作出這種改變是為了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

一、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及發展

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一項偉大的實驗，我們只能在實踐中不斷摸索，遇到問題，去想辦法解決問題。縱觀建國以來我國的建設歷史，大致可以將我國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我國盡管走了一些彎路，但總體來說，這三個階段我們還是較好地解決了我們建設中遇到的問題。

(一)計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市場經濟是我國必然的選擇不管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都有各自的優缺點，不同的歷史時期，這兩種經濟手段發揮著各自不同的作用。二戰后興起的“結構主義”經濟學派認為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市場失靈”現象，建議政府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通過高積累、“進口替代戰略”迅速建立工業體系，縮小和發達國家在勞動生產率與技術方面的差距。事實上，我們國家正是這么做的，而且還是高度的計劃化和公有制經濟。建國后至改革開放前，我國初步建立了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和金融體系，但后遺癥比較多，犧牲農業發展工業、優先發展重工業等措施到后期使得整個國民經濟效率很低，表現為“政府失靈”。計劃經濟在工業化積累完成后，它的種種弊端暴露出來，其理論上的優勢，是和較高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向市場經濟轉型，就成了我國的必然選擇。

(二)改革開放至世紀末，以市場手段推動了經濟的全面爆發到了20世紀60年代，新古典主義學派取代結構主義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主流，新古典主義主張重視市場機制，加上日本、亞洲“四小龍”等實踐中的巨大成功，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也進行了商品經濟嘗試。隨著我國改革的逐步深入，長期積壓的需求迅速釋放，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轉變了經營機制的公有制企業發展勢頭迅猛，群眾的日常用品等物質資料短缺的狀況得到了緩解。對外開放方面，我國低廉的勞動力和巨大的消費市場頗有吸引力，通過利用外資、引進技術等措施，打破了制約我國經濟的“雙缺口”，并在初級制造、勞動密集型行業承接了國外的產業轉移。90年代，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最終確立，商品化生產向縱深發展，與世界經濟的聯系進一步加強，“進口替代”被“出口導向”戰略所代替，我國傳統制造業日益壯大，對外貿易也逐年大幅增長。市場經濟給我國帶來的巨大改變，是有目共睹的。

(三)新世紀以來，政府主導的城鎮化帶動經濟進一步發展走過驚心動魄的20世紀，中國確立了自己的發展思路，站穩了腳跟。可以說，第一階段我們奠定了發展的基礎，在第二階段通過改革取得了全面爆發，那么新世紀以來的第三階段“三駕馬車”同時發力使我國經濟進入高速發展期。消費市場方面，隨著消費升級，住房和汽車成為主要的消費品;外貿領域，中國成為最大的制造業大國和貿易大國，同時也取代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由政府主導的城鎮化建設，通過投資全面推動經濟高速發展，GDP超越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在美國發生“次貸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背景下，“中國模式”的高速增長引起了世界的高度關注。

二、“政府主導性”市場經濟導致的突出現實問題

政府主導性的“中國模式”雖然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但“中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復制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曾經的輝煌，其中雖然也有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的國有企業、行政干預等因素，但中國同樣得面對市場經濟危機，還要克服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和自然壟斷的低效率問題。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是中國解決這些問題最近作出的選擇。

(一)缺乏核心競爭力，中國是“制造大國”而不是“制造強國”工信部《2012年中國企業節能減排狀況報告》顯示:“我國工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0%左右，制造業占全球比重提升到19．8%，規模位居世界第一，［2］20余種工業產品產量都位居世界前列?！钡@只能說明我國是一個“制造大國”，還遠遠不是“制造強國”，一方面，中國制造目前仍以代工、加工為主，缺乏自主知識產權和自己的品牌，是“中國制造”而非“中國創造”，一些精密制造和尖端制造、一些產品的核心部件中國還缺乏制造能力;另一方面，從產值來看，中國制造的產品附加值低，只能依靠價格優勢在低端市場競爭，而高端奢侈品市場上淪為“消費大國”?？傮w上看，我國制造也依然沒有擺脫“粗放式”發展模式，高投入、高消耗和低效率的“兩高一低”特征依然明顯，在國際貿易體系中沒有主導權?！敖洕鷱妵徒洕髧谋举|區別是經濟發展的質與量的區別:即經濟大國追求的是高速的經濟增長和巨大的經濟總量，而經濟強國不僅有龐大的經濟總量，而且更注重經濟發展的高質性、高效性。”［3］從世界一些工業大國的發展軌跡來看，英國、美國和日本等都是完成了從“經濟大國”到“經濟強國”的轉變之后才由于各種原因走向衰落，我們應警惕中國的制造業“未老先衰”。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產業升級換代，是在市場機制下自發完成的，中國企業完成這一跨越，也需要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

(二)“土地財政”不可持續“土地財政”是種俗稱，它是新世紀以來在我國城鎮化進程中地方政府依靠出讓土地使用權而獲得高額“土地出讓金”，并以此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模式?？陀^地說，“土地財政”緩解了地方財力的不足、加大了公共品的供給、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大幅提升了我國的城市化水平。但從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來看，“土地財政”有諸多弊端:首先，“土地財政”的透支消費，長遠來看傷害實體經濟。和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相比，現在的高房價成了人們的承重負擔，這就限制了對其他生活資料的消費。同時房地價持續飆升帶來的暴利，吸引了巨大的社會資金，會造成實體經濟的“失血”和“抽血”;其次，地方債務的積累和房地產泡沫加大了金融風險。基于對房地產價格上漲的預期，地方債務呈上升趨勢，“2013年6月全國政府性債務達20．7萬億，考慮或有債務后，全國各級政府債務約30．28萬億元，其中地方政府債務余額17．9萬億元?！保?］一旦房地產泡沫破裂，土地價值必定下行，銀行、財政所承擔的風險顯而易見;最后，“土地財政”一旦失控會動搖我國經濟發展的根基。對于一個國家的發展而言，出讓土地所產生的高額收入和安居樂業的百姓、欣欣向榮的企業哪個更為重要?但在現行的政績考核制度下，各級政府對“土地財政”的沖動勢頭很難遏制，“土地財政”變成了社會財富的再分配的一種手段。還有，耕地減少影響糧食安全，失地人口增多會加重政府負擔等?！罢谖覈贫茸兏镏幸恢卑缪葜鲗Ы巧谑窃谡c社會、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上，實際上形成了一種‘強’政府的格局?！保?］而缺乏約束的強勢政府在利益驅動下容易出現非理性“土地財政”沖動，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由市場引導，回歸實體經濟才是正途。

(三)高積累傾向導致的內需不足1994年我國實行了稅制改革，政府、企業和居民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格局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從1992年我國開始編制國民經濟收入分配賬戶，通過資金流量核算數據大致能反映出居民、政府、企業部門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格局及其變化情況。1992年政府部門、企業部門和居民部門三者可支配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為20．0%、11．7%和68．3%，到2009年這一比重變為20．5%、20．6%和58．9%。17年間，政府部門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上升了0．5個百分點;企業部門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上升了8．9個百分點;居民部門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下降了9．4個百分點。由此看出，政府和企業部門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總體占比呈上升趨勢，居民部門收入占比例呈總體下降趨勢。這種分配格局加上我國一貫的高儲蓄率說明我國經濟增長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靠高積累來推動的，當美國出現“次貸危機”、歐洲發生“主權債務危機”后，世界市場需求出現大幅下滑，我國的對外出口也隨之下滑，而被寄予厚望的內需并沒有對經濟產生明顯的帶動，也從另一個側面佐證了我國的高積累傾向。而我國過高的行政成本和勞動要素在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過低導致內需不振，又限制了經濟的復蘇。

三、我國經濟未來發展可能面臨的挑戰

動態地看，在我們追求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道路上，不僅要解決上述現實問題，同時還要迎接未來可能出現的新的挑戰。

(一)與發達國家的利益沖突加劇的可能性增大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全面遇冷，可能會使我國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進入“沖突階段”。作出這樣的判斷絕不是危言聳聽，理由有三:一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自身遇到了難以解決的問題?！按钨J危機”和“歐債危機”深層次的問題是發達國家的生產與消費的不平衡，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問題呢?因為隨著產業轉移和經濟轉型，發達國家主要控制尖端制造，而傳統制造轉移到了新興市場，發達國家普遍存在工業“空心化”現象?，F在的貿易結構中，發達國家主要科技輸出，但不是最先進的技術，而是次先進的技術，一旦技術進步難以為繼，發達國家的貿易輸出就會減少，即生產的縮減支撐不了龐大的高福利，“超前消費”也難以為繼，財政狀況就會惡化。應對這一問題，發達國家開始“再工業化”和貿易保護，這和中國的貿易出口發生沖突;二是從我國制造業發展的情況來看，我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為第一“制造大國”，正向“制造強國”邁進。我國的傳統制造業也快達到臨界點了，如果不升級換代就沒有出路，爭奪尖端制造市場是必然的。如果是以前的傳統制造，發達國家甚至是歡迎的，因為這和發達國家的產業是互補關系，但尖端制造直接和發達國家爭奪市場，就成了競爭關系;三是資源和能源的短缺。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對世界資源和能源的依賴程度不斷提高，中國和發達國家對資源和能源的需求競爭不斷加劇，加上現在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步入工業化階段，資源競爭會更激烈。當然，大國沖突的巨大代價也許會促使各國尋求共存包容的途徑和方式，辯證地看，這種挑戰也會促使中國更加強大。

(二)經濟增速放緩及由此釋放的風險從國外其他國家發展的經驗來看，一個國家經歷經濟高速增長期后，就會調整，轉入中速或低速增長。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總結了戰后經濟增長率超過7%同時持續增長超過25年的經濟體共有13個，其中博茨瓦納、馬耳他、阿曼人口規模都很小，就不作考察，余下10個成功的經濟體中國是特例，其他經濟體都遭遇了危機無一幸免，遭遇危機的后果也不盡相同，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和臺灣跨越了危機但增速放緩;巴西、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遭受重創后止步不前。中國沒有受到重創但也沒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借助國際比較，高增長后必然會調整這一點就能看得更加清楚，這也是為什么一些國外專家學者唱衰中國的原因。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許多問題和矛盾被掩蓋，而經濟一旦失速，諸多矛盾會集中爆發。經濟進入慣性下滑通道后，經濟下滑和信心缺失會形成惡性循環，在經濟領域出現連鎖反應:虛擬經濟泡沫破裂會使資產縮水和銀行壞賬增多;實體經濟方面，先是要素價格上漲，成本上升，同時需求減少會使價格下降，上壓下推會壓縮企業利潤空間，這樣的結果是企業開工不足，工人工資降低，就業壓力加大。生產縮減會減少生產要素需求導致一些基礎行業產能過剩，并影響相關行業會使經濟全面衰退;政府方面，稅收減少和社會保障支出增加使財政狀況變糟，陷入防通脹和防緊縮雙重艱巨任務的兩難境地;而銀行方面，信貸緊縮與不良貸款增加的交互作用會加劇金融風險?？傊?，經濟的下行會加大政府調控的難度，經濟基本面受到傷害需要更長的時間去修復，重回上升通道的成本和難度也會增大。

(三)深度改革帶來的不確定性經濟經過高速增長、發展到一定階段后，許多矛盾集中爆發，社會問題叢生，就預示著改革進入“深水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必須靠深層改革來推動，而深層改革產生的影響現在還很難預料。結合我國經濟發展遇到的問題，以下三方面的改革具有不確定性:一是市場經濟改革的最終方向不明確。對我國的市場經濟，一種傾向認為，應通過徹底的市場化解決現在的一系列問題，有觀點認為國有企業產權不明使企業缺乏“企業家精神”，國有企業的自然壟斷導致低效率和行業收入差距過大，政府對市場干預過多易產生腐敗等。但市場化和經濟自由化能不能解決現有的問題?市場化的國家現在同樣遇到了難以解決的問題。另一種傾向是，用競爭機制完善國有企業，加大對市場的控制力度。但如何使市場與政府的調控做到高效的結合，始終是各國努力解決的難題;二是打破利益格局阻力重重。收入分配改革勢在必行，但總理所說的“觸及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F在的分配格局中國家和企業所占比重過高，由政府主導的利益再分配改革中，政府讓利缺乏改革動力，同時會削弱政府對經濟的主導能力。企業讓利會使人工成本上升又會有生產縮減、外資撤離及容易受到其他發展中國家搶奪市場等方面的擔憂。收入最低的是農民，農民增收的根本出路還是減少農民，但這又會加重城市壓力;三是全面改革對穩定的沖擊。政治和經濟是密切聯系的，經濟領域的有些問題是政治因素引起的，民主和法制是我們一直努力的方向，但我國的改革主要是在經濟領域?，F在主張通過政治改革來解決經濟領域深層次問題的呼聲也很高。而全面的改革會不會帶來穩定問題、并影響到經濟的正常運行，也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四、市場“決定性作用”前提下發揮政府“主導性作用”的實踐取向

結合以上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和我國的發展目標，未來我國經濟發展需要解決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既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離不開政府的“主導性作用”。

(一)尋求途徑:以“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縮小收入差距第一，規劃引導產業轉移、升級，“西引東促”，平衡地區收入差距。從歷史經驗看，每次大危機都會帶來經濟的重新洗牌和形成新區域格局。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后也不例外，我國東南沿海發達地區由于土地和勞動力價格大幅上漲、運輸成本增加以及環保成本的上升等因素，出現了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苗頭。以前我們也實施過“西部大開發戰略”，提出過“中部崛起戰略”，但產業的梯度轉移是有其內在驅動力的，所以收效不是十分明顯，這次的危機就給我們重新布局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機。所以，政府應該主導這次產業轉移，出臺規劃，進行政策引導。筆者認為應該實施“西引東促戰略”，在西部制定優惠政策“吸引”的同時，在東部出臺“敦促”產業升級的政策，鼓勵創新。如果能在金融領域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還可以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實體經濟，這對打破西部地區資金缺口、化解發達地區的流動性過剩及國民經濟的整體健康發展都是有利的。第二，發展私營經濟，以鼓勵創業承接農村勞動力轉移，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解決“三農”問題的努力方向是城鎮化，但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和如何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還需要我們正確應對。以往城鎮化過程中，隨著房地產開發帶來的高額利益，各地都有推動城鎮化的沖動，但片面追求土地增值的收益和“工業區”、“高新區”、“新城區”等政績工程推動的城鎮化，帶有明顯的行政色彩，這些新興的城鎮缺乏生產功能，沒有產業的支持的人口聚集，留有很大的隱患，失地農民增多將成為很大的社會負擔。另外，城鎮化以后的“農二代”問題也慢慢開始顯現，現在“農二代”都不愿留在農村從事農業，這種情形不但會加大城市壓力也會削弱農業的基礎。所以，鼓勵私營經濟、用新一輪創業來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是不錯的選擇。第三，完善分配制度，以保障民生逐步消解居民收入差距。保障民生是增加收入的另一種思路，從現實情況來看，絕大多數人生活水平的差距并不是收入差距引起的，而是起點的不公引起了結果的不公。比如，現在的高房價條件下，收入增長到多少你才能富裕呢?而如果由政府對基本住房給予保障，即便沒有收入的大幅增長，你的生活也不比別人差太多。在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部分領域也可以實驗產品生產，只要不影響經濟的活力，多一些計劃、多一些保障總體上是有利于社會穩定的，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市場經濟的波動性，體現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當然，一些改善性的需求完全可以市場化，而且政府應當提倡差異消費，因為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對于一些奢侈性的消費，還可以用價格、稅收等手段進行調節，把貧富差距控制在一定的幅度之內。

(二)找準優勢:以知識經濟轉型化解人口負擔、應對“老齡化”對于我國這樣的人口大國，共同富裕絕不可能是靠公平的分配實現的，實現共同富裕唯一的途徑是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公平分配只能是一個條件，這就要求我們找準自己的優勢、發揮自己的長處。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原因，很多人歸結為中國的“人口紅利”。但我國的“人口紅利”逐漸在消失，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12月底，中國在15至59歲之間的適齡勞動人口為93727萬人，較2011年減少了345萬人。［8］目前，“人口紅利”消失問題還不是太大，因為我們的勞動力總體還比較富余，還有就業壓力。而且，我們也有很好的機會去解決這個問題，那就是向“知識經濟”轉型。一些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完成了或接近完成了“知識經濟”轉型。對我國來講，轉型的條件也基本具備:“大眾化”的高等教育提供了較為豐富的人才儲備;制造業的發展奠定了生產和實驗的基本物質基礎;基礎科研和尖端技術的研究打造了技術基礎等?，F在的科研從規模、經費等方面的要求來看，私有企業已經力不從心，只能作做一些應用性的研究，我國的社會主義體制更有利于知識經濟發展，從國家層面能更好地整合科研力量，動員經費。我們還有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經驗的便利，如果鼓勵創新勞動，挖掘“知識紅利”，我國的人口負擔就會變為人力資源，在應對未來“老齡化”問題的時候有更大的操作空間。

(三)抓住機會:以產業革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發展的長遠問題中國引領科技革命這種思路看上去比較虛幻，但實事是，誰能抓住科技革命，誰就能在激烈的經濟競爭中脫穎而出，經濟競爭的實質是高科技的競爭。戰后的科技革命具有延續性和持續性，但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角度來講，并沒有出現“第四次科技革命”。第一次產業革命以蒸汽機提供動力，第二次以內燃機提供動力，第三次是電力，從中是不是可以概括出，產業革命的對象是“動力”?每次產業革命都引起了社會生產資料的大變革，石油是現代工業的“血液”，然而我們現在正面臨“缺血”的狀況，太陽能、核能等永不枯竭的能源，人們目前還不能安全、穩定、有效地使用?，F代科技日新月異，但對于人類的長遠發展來講，沒有取得突破性的認識，陷入“科技的沉默”。誰能打破“科技的沉默”?從科技發展的水平看，似乎發達國家更有可能，但中國也是有可能的，因為我們更需要這種產業革命?？萍嫉倪M步，導致了人口膨脹、糧食短缺、資源能源危機、環境污染等影響人類生存的“全球問題”，這些問題在我國更加突出，以后這些因素會制約我國的進一步發展。長遠來看，如果不以科技革命解決“全球問題”，那么像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實現“中國夢”的目標就很渺茫。恩格斯曾經說過:“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9］，我國解決現實的和未來的許多重大問題迫切需要科技革命。

作者：張積良 單位：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