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經濟格局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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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經濟格局是各國或區域旅游經濟實力的對比關系及其分布表現。旅游經濟格局的特征和分布規律是旅游研究的基礎理論問題,也是一個隨著旅游產業演進和旅游統計日趨完善而需要不斷總結的命題。它一直是當前理論研究的前沿,為政府制定旅游政策提供了參考和依據。然而,由于影響旅游經濟的因素眾多,國內外相關研究目前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對象范圍都存在局限,旅游經濟格局的規律性認識仍然薄弱,導致制定政策的基礎并不牢固,以致旅游政策出現“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短期應急傾向。[1]應該看到,中國旅游經濟在輝煌的30余年之后,隨著國內外環境的不斷變化,政府對于旅游政策的調整方向出現了更多爭議和亟待破解的困惑,如:出境旅游的高速增長是應鼓勵還是限制,[2~5]政府干預是應加強還是退出,[6](P93)區域旅游經濟協調發展的出路等問題。本文認為解決問題的關鍵是深入探索和認知旅游經濟的發展規律,從而為制定旅游經濟長遠發展的政策提供可靠依據。為此,本研究立足全球旅游經濟發展的視角,以影響整個旅游經濟格局形成的原因為對象,先縱向分析旅游經濟格局的演進歷程和總體特征,在此基礎上以2007年140余個國家的大量時間截面數據分析為依據,橫向描述世界各國旅游經濟格局的分布結構。研究借鑒運用了庫茲涅茨的國際截面比較分析法,通過比較與歸納得到了一些富有規律的發現,并據此對中國旅游政策制定和調整提出建議。

一、旅游經濟格局的演進

歷程與總體特征

(一)旅游經濟格局的演進歷程概述

1.旅游經濟格局的起源

現代旅游的出現是整個旅游經濟格局演進的起點,它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7](P18~19)隨著近代產業革命的產生,以機器大工業為基礎的社會化大生產對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產生了巨大的推動力,也進一步為現代旅游的起步和發展提供了技術、經濟與產業等條件。在技術上,動力輪船、火車、汽車以及飛機等現代交通工具的發明和使用使大規模的遠距離旅行成為可能;在經濟上,人們生活條件的改善和可支配收入的提升為旅游需求日趨擴大創造了條件;在產業上,滿足旅游者需求的專業性旅游服務運營商誕生并開始發展,使現代旅游的經濟性和產業化趨勢逐漸凸顯。從歷史的時空維度看,世界各區域旅游經濟的起點會因產業革命出現的時間不同而存在差異,因此旅游經濟格局從起源就是一種不均衡的發展。

2.旅游經濟格局的形成

20世紀50年代之后,全球旅游經濟快速增長,旅游經濟格局也在動態調整中逐步形成相對穩定的結構。其中,歐洲和美洲地區在整個旅游經濟格局中占據了最大份額。1950年,兩大洲的國際旅游收入占全世界的95%以上,而非洲、亞太和中東地區的總額不足5%。隨著時間推移,這樣的格局雖然始終在此消彼長地動態調整,但歐洲與美洲地區的優勢地位始終沒有根本改變。2000年,歐洲和美洲地區的國際旅游收入仍占據全世界75%以上。Robinson研究歐洲旅游時認為,相對份額的降低不過是因為地球的另一半區域在交通方式等方面的變革和發展;歐洲地區相對份額在降低的同時,旅游收入絕對量仍然在快速倍增。[8]

(二)旅游經濟格局的總體特征

1.旅游經濟格局的經濟相關性

在宏觀區域格局上,以旅游經濟的全球份額和GDP的全球份額作為觀察指標,亞太地區與歐美地區(1960~2008)的發展趨勢證明旅游與經濟具有明顯的相關性特征。亞太地區和歐美地區在經濟發展總量以及國際旅游收入總和兩方面均占全球份額90%以上。根據世界銀行和世界旅游組織的統計(GDP按2000年不變價格計算),在過去的近50年內,亞太地區的GDP占全球份額從14%增長到28%,同期國際旅游收份額也從3%上升到22%;歐美地區的GDP占全球份額則從83%降低到65%,同期國際旅游收入份額也從93%降低到76%(圖1)。在這一歷史時期,亞太地區的日本、“四小龍”以及隨后中國大陸的經濟高速發展帶動了世界經濟格局在兩大板塊之間出現一定調整,這與旅游經濟格局的變化趨勢有著顯著的同步性。

2.旅游經濟格局的階段波動性

旅游經濟的發展是伴隨著增長和波動的交替而實現的,旅游經濟格局也同步出現波動,其中宏觀經濟的波動所施加的影響最為直接。從全世界范圍來看,二戰后1980~1982年的世界經濟危機,結束了1975~1980年世界旅游業收入高達21.2%的年均增長的黃金時期。世界旅游收入從1981年起連續3年分別僅剩1.5%、-3.52%和0.58%。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全球旅游收入增長表現乏力,到1998年并一度達到-0.75%的階段最低點。旅游經濟的波動在世界各區域的表現不盡相同,也引起了格局的短期變動。旅游經濟格局在波動與平穩的交替發展中表現出其與經濟現代化發展的密切關聯性,這為進一步研究旅游經濟格局在國家層面的時間截面分布特征提供了切入點。

二、旅游經濟格局的時間

截面分布研究方法

旅游經濟格局在國家層面的相關研究目前并不多見,主要是由于國家之間的國情差異非常懸殊,傳統采用的計量等研究方法難以得出顯著的結論。為了實現對全世界各國的旅游經濟水平進行綜合比較,本文另辟蹊徑采取經濟截面統計比較方法。該方法源于20世紀中期前后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對經濟發展的跨國比較研究。他在1971年完成的《各國的經濟增長》書中分析了57個國家1950~1965年的5個經濟截面,且根據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大小把國家分成若干組,計算每組國家某個經濟指標的數值,分析經濟水平與經濟結構變化的關系。[9](P127)本研究借鑒這一基本研究范式,以2007年數據為基礎,對可能影響世界旅游經濟格局形成的各種因素進行國家分組,設計旅游經濟指標并觀察其變化趨勢,實現旅游經濟格局的多維截面比較。具體方法步驟如下:

(一)多維度的國家分組

旅游經濟格局是受各國多種因素共同影響形成的結果,因此對國家分組采取多維度的分組研究視角。根據旅游經濟格局的演進歷程和特征,結合數據的可獲取性,本研究采用的分組維度包括:人均GDP(根據當年購買力平價計算)、三次產業結構、人口規模以及人口密度。根據不同維度情況,可選擇采取兩種分組方式:一是將截面國家根據國家數量進行相對均衡地劃分成5組(研究中發現由于國家之間差異大,分組過多或過少所得到的分布結果趨勢不顯著),并綜合考慮分界點;二是以分組維度的全世界平均值為分界線,將高于或低于均值的國家視數量情況進一步劃分。兩種劃分方式在本研究中并未發現非常明顯的差異,故本文分析采用第一種方式。

(二)數據來源與指標的設計

本研究主要選擇世界銀行數據庫、世界旅游組織各年出版的《UNWTOWorldTourismBarometer》以及世界貿易組織(WTO)提供的可比較的世界各國旅游統計數據。在數據可獲取的前提下,本研究設計了三類觀察指標:旅游經濟規模類指標、旅游經濟效益類指標以及旅游經濟貿易順差類指標。其中,旅游經濟規模類指標反映各組國家收入和接待規模的均值,包括國際旅行收入均值、國際游客人次均值;旅游經濟效益類指標與各國人口有關,反映人均創造旅游收入和人均接待游客人次的水平,包括:國際旅行收入密度、國際旅行人次密度;旅游經濟的貿易順差類指標反映各組國家獲得貿易順差的可能性以及順逆差總和的凈額均值水平,包括國際旅游順差率、旅游順差凈額均值。

(三)變量“特征值”計算以及與分組維度的變化關系

計算并觀察比較特征值結果與各分組維度的變化關系是研究的直接目的。計算特征值的方法主要可分為如下幾種:一是“總和法”,即取每組國家某個旅游經濟變量數值的總和;二是“中值法”,即每組國家某個旅游經濟變量的“中間值”;三是“平均值法”,可以是加權平均或是未加權平均;四是“回歸分析法”,用回歸方程進行計算。本研究將綜合采用“總和法”、“平均值法”等方法表征相關變量的特征。其中,“平均值法”采取未加權平均值法,具體方法是:Yij=∑yij/n其中,Yij為第i組國家的第j個旅游經濟變量的“特征值”,∑yij為第i組國家第j個旅游經濟變量的每個國家的數值的加和,n為第i組國家的個數。

三、旅游經濟格局的國家分布結果

(一)以國家人均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分組

以國家人均GDP為標準的分組是考察分析旅游經濟隨著國家富裕程度的變化而變化的各種特征。根據2007年人均GDP(PPP)的基本排序,以2000、5000、10000、30000分界點分為5組,每組國家旅游經濟發展指標如表1所示。通過分組,發現2007年人均GDP(以購買力平價計算)與旅游產業發展存在如下特征:

1.旅游經濟規模及人均效益都與國家富裕程度高度相關

分組后結合皮爾森相關系數計算表明,前6項指標都與人均GDP的增長具有高度的正相關性。從規模指標上看(1~4項),5個國家組的國際旅行收入份額與游客人次份額不但隨著國家富裕程度的提高而梯度上升,且差距懸殊。其中最貧困國家組的兩項指標份額僅為1%左右,最富裕國家組的份額指標則均超過50%,這表明全球旅游經濟的格局分布極不均衡。從效益指標上看(5~6項),以當地人口數量為基礎計算人均創造國際旅行收入和游客人次進行評價,5個分組國家的效益水平同樣出現依次倍增的趨勢。可見,國家越富裕,旅游經濟不論從收入還是接待量上獲得更大發展規模以及更高效益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2.旅游經濟的順差額與順差率隨國家富裕程度呈現先增后降的“倒U型”趨勢

將5組國家的國際旅游服務貿易的順差率和順差凈額均值(7~8項)按國家富裕程度排列,所得到的均是先增后降的“倒U”型分布(圖2)。從順差率來看,各分組國家之中都有一半以上能夠在旅游國際貿易中獲得順差,但最富裕的國家組和最貧困的國家組獲得順差的可能性最低,中等富裕程度的國家反而在國際旅游服務貿易中獲得更多的順差機會。從順差凈額均值來看,其分布趨勢亦然,且最富裕國家組呈現唯一整組逆差情況。這一特征的發現與過去一些學者研究發現的局部現象不謀而合,如楊森林研究歐盟旅游業的政策基礎和目標時就曾指出當時歐盟15個成員國中,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都在22000美元以上富裕國家諸如德國、瑞典、法國、荷蘭、奧地利、丹麥等11國,只有法國、意大利和奧地利3個屬于國際旅游盈余國;而葡萄牙、西班牙、希臘和愛爾蘭這4個人均GDP只有10000美元左右相對弱勢的歐盟國家,恰恰在旅游收支上全是盈余國,其中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3國的國際旅游收入是歐盟平均收入的2倍。[10]這一特征規律對于中國在特定發展階段制定出入境旅游政策有著重要意義。

(二)以國家農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分組

以各國農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標準的分組是為了分析各國產業演進水平與旅游經濟格局之間的特征關系。根據2007年世界各國農業占GDP的比重排序,將20%、11%、7%、3%作為分界點將所有數據齊全的國家分為5組,每組國家的旅游經濟發展指標如表2所示。通過分組,反映出旅游經濟格局與農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的關系特征如下:

1.旅游經濟的人均效益與農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反

向相關

分組后結合皮爾森相關系數計算,旅游經濟的人均效益隨著農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逐漸降低而呈現梯度增高的趨勢,具有反向相關關系。從效益指標上看(11~12項),當地居民不論是人均創造國際旅行收入還是國際旅行人次的密度上,數額變化明顯,且兩極差距較大。在國際旅行收入密度上,農業增加值比重最低的國家組是最高組的27倍,接待人次密度也達近9倍。收入倍數大于人次倍數也證明旅游者在工業與服務業高度發達的國家,旅游人均消費量也更大。值得一提的是,旅游經濟的規模指標(9~10項)雖然發展趨勢與效益指標總體一致,但第三組國家的計算值存在波動,第二、四組的差別也不大,表明當農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從20%降低到3%的區間內時旅游經濟規模的變化并不明顯,其原因有待進步一研究。

2.國際旅游順差額隨著農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的降

低呈“倒U型”分布

將五組國家的國際旅游順差額(14項)按農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排列,與上一分組一樣呈現“倒U型”分布。其中,第三組國家農業增加值比重為7%~11%時,該組國家的國際旅游順差額均值最高,達17.33億美元;而農業增加值比重最高與最低的兩個國家組其順差額均較低,農業比重低于3%的國家組是唯一的國際旅游服務貿易逆差組,順差額均值為-5.57億美元。此外,國際旅游順差率指標(13項)的分布也近似倒U型,但同樣在第三組國家計算值上出現了波動。

(三)以國家人口規模分組

以國家人口規模為標準的分組是考察分析旅游經濟隨著國家人口數量的變化而變化的各種特征。由于各國人口的絕對值水平差異較大,根據2007年全世界各國人口的排序綜合權衡后以300萬、1000萬、3000萬、1億分界點分為5組,每組國家旅游經濟發展指標如表3所示。通過分組,發現2007年國家人口規模與旅游產業發展存在如下關系特征:

1.旅游經濟規模與國家人口規模呈正相關

按人口規模分組后結合皮爾森相關系數計算,旅游經濟規模的分布與國家人口規模呈較高程度的正相關。從規模指標上看(15~16項),國際旅游收入水平以及國際游客人次在各分組的水平差距很大。其中,15與16兩項指標在1億人口以上組別(10個國家)是300萬以下人口組別(47個國家)的24倍和18倍。由此可見各國旅游經濟的規模受到人口規模的正向影響有其必然性。

2.旅游經濟人均效益隨國家人口規模增加而遞減從人均效益指標上看(17~18項),旅游經濟呈現出國家人口越少,人均旅游效益越高的基本趨勢。雖然第三組與第四組的數值存在小幅波動,但其整體變化趨勢依然非常明顯,其中人口規模最低組在17與18兩項指標上都是人口規模最高組的29倍。

此外,從國際旅游順差率與順差額均值指標上看(19~20項),雖然其變化趨勢不如其他分組表現更具有明顯的趨勢,但從分組數據上可見人口小國比人口大國更容易獲得旅游服務貿易順差。

(四)以國家人口密度分組

以國家人口密度為標準的分組是考察分析旅游經濟隨著國家人口密度變化而變化的各種特征。人口密度指標綜合了全世界各個國家的國土面積與人口數量因素的特征,它能夠解釋不同國家人口水平相當,但國土面積差距迥異的背景下,旅游產業可能存在差異。本研究以20、50、100、200和200以上(人·平方公里)為分段點,將所有數據齊全的國家分為5組,如表4所示。通過分組,發現2007年國家人口密度與旅游產業發展存在如下關系特征:

1.旅游經濟的產出效益與人口密度成高度正相關

根據國家人口密度將國家分組后呈現出人口越密集旅游經濟的人均產出效益越好的特征。旅游經濟的效益指標(23~24項)在旅游人均創造旅游收入和人均接待旅游人次上,均隨著人口密度的遞增表現出梯度遞增的特征,并具有極高的相關性。世界上人口密集度最高的國家組(超過200人·平方公里)在23與24兩項指標上分別是世界上人口密集度最低的國家組(低于20人·平方公里)的4倍和3倍。這一特征對于旅游經濟的規劃空間布局有著重要意義。

2.國際旅游順差率與順差額均值呈現“倒U型”分布

按人口密度進行國家分組后,國際旅游貿易順差率及順差凈額均值的分布隨著人口密度的變化再次呈現顯著的“倒U型”。從指標上看(25~26項),當人口密度不足20人/平方公里時,順差國家僅占該組國家的32%,且旅游貿易順差凈額均值為負值,國家旅游業支出大于收入;而當人口密度上升至50~100人·平方公里時,則有近9成的國家都獲得了國際旅游貿易順差,旅游服務貿易順差凈額均值也達到峰值;但隨著人口密度的進一步上升,順差率逐漸回落,旅游業在人口高密度國家再次變成花費外匯的產業。這一特征有利于認識中國一些經濟發達人口密度高的區域或城市,出境旅游快速增長的現象。

四、旅游經濟格局的特征與規律及其

對中國政策制定的啟示

(一)旅游經濟格局的特征與規律

1.旅游經濟格局具有非均衡性特征

多種原因相互作用形成了旅游經濟發展的嚴重非均衡性,這也是旅游經濟格局的基本特征。數量統計表明,旅游經濟發達國家與旅游經濟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巨大差異,甚至最高相差達到數十倍之多。而從本文的研究來看,旅游經濟的各種指標與國家的富裕程度、三次產業演進水平、人口規模以及人口密度等因素均存在密切的相關關系。這意味著當區域之間上述影響因素的基本格局在短期內無法根本改變的前提下,旅游經濟的非均衡發展將成為未來世界旅游業長期發展的主要特征。非均衡性格局也將使旅游經濟的區域協調發展面臨著一些固有因素的影響而存在很大挑戰。

2.國際旅游服務貿易順差趨勢的“倒U型”特征

國際旅游服務貿易順差的分布趨勢出現“倒U型”特征,是本研究的特殊發現,它證明隨著國家富裕程度、三次產業演進以及區域人口密度的由低向高發展,各國旅游經濟出現順差的可能性將依次表現出“低—高—低”的動態變化過程。這為理論上深入解釋不同國家在旅游服務貿易市場上的入境旅游收入與出境旅游收入的動態變化提供了一種參照結構。同時這也表明一種趨勢的客觀存在,即旅游經濟將隨著自身產業相對實力的不斷提升,由創匯產業轉變成消耗外匯產業的可能性也將會大大提升。

3.旅游經濟格局分析中的其他特征

作為一種分析旅游經濟格局的探索,本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以及相關觀察指標還初步發現了其他的一些相關特征。其一,旅游經濟指標與國家富裕程度以及產業演進的高度相關性,使旅游經濟水平與社會經濟現代化之間的相互促進互為支撐的關系更為明確。這也為旅游經濟在遭受意外波動之后總能夠及時回歸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論解釋。其二,旅游經濟規模評價指標與人口數量呈正相關,這意味著人口小國與人口大國的旅游經濟發展潛力具有客觀的差異性。任何一個人口水平相對穩定的國家,其旅游經濟的發展潛力在理論上應該是可預知的。其三,旅游經濟效益評價指標與人口密度呈正相關,這表明一般情況下旅游經濟效益的空間分布將存在這樣的特征:在“地少人稠”的國家或城鎮顯著優于“地廣人稀”的國家或鄉村。

(二)中國旅游政策調整的啟示

本文對旅游經濟格局的研究既是對旅游經濟發展內在規律的探索,也是對傳統認知的反思。在中國旅游產業地位空前提升的今天,筆者基于本文研究對中國旅游政策制定的方向提出建議。

1.中國旅游政策應具有明確的區域性特征

旅游經濟格局的非均衡發展將會在未來較長時期內一直存在,與之相應的中國旅游經濟格局也將可預見地繼續存在區域發展的不平衡,這應得到旅游政策決策者正視并納入長期發展規劃。因此,中國旅游政策的制定和調整應在尊重區域差異的客觀基礎上,按照區域經濟現代化和富裕程度的差異,采取區域差別化的政策導向,形成大區域政策引導大區域發展的梯度發展格局,并避免將區域旅游協調發展簡單理解為旅游經濟平均主義的發展傾向。最終,使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的國家,能夠在旅游經濟的發展中實施更具針對性和效率的管理制度、投入力度及優惠措施等政策。

2.中國旅游經濟發展的目標確立應該與經濟現代化目標相協調

中國不同區域在確立旅游經濟發展目標時應該與區域經濟現代化發展目標基本匹配,避免產業定位盲目跟風,或不顧實際地過度夸大單一產業作用。旅游經濟發展有著一定的規律性與階段性,旅游經濟的規模與效益的發展趨勢與國家富裕程度以及產業演進水平的高度相關性,要求政府的政策制定要因地制宜,特別是應該協調好旅游經濟發展與社會經濟之間相互促進相互支持的發展關系。過度注重單一旅游產業發展而忽視與區域經濟現代化發展相協調,未必是加快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最佳效率。例如中國一些傳統旅游目的地城市(如桂林市),從過去“發展旅游、保護環境、限制工業”到當前“發展旅游,拓展新區,強化工業”的政府決策轉變的歷程,有力地詮釋了協調旅游經濟與社會經濟整體發展之間關系的根本出路。此外,當前中國酒店行業出現因政府原因引起的高星級酒店遍地開花,出現產能過剩與惡性低效益競爭的困境,也同樣是中國在確立區域旅游經濟發展目標時應該反思之處。[11]

3.中國旅游經濟所處階段尚不適宜大力鼓勵出境旅游

旅游經濟格局的分布趨勢表明,中國當前正處于旅游創匯順差“倒U型”曲線的最佳時期,應繼續鼓勵入境旅游,適度調節出境旅游,特別是對于目前出境旅游增長過快的狀況應及時運用經濟杠桿進行調節。根據2009年中國人均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以及中國三次產業演進的水平,中國均處于第三組國家發展水平層面。而第三組國家正是旅游經濟貿易順差率以及順差凈額均值最大的國家組。如果中國錯過這一時機,旅游產業的創匯可能性將進一步降低,旅游經濟將提前進入消耗外匯產業行列。如果中國不選擇以旅游服務貿易的逆差來緩和貿易摩擦,那么旅游政策就應通過有效的調控杠桿,針對中國區域經濟現代化發展不平衡導致的“旅游漏損”需求過快增長進行有效調節,特別是應重點調節與中國目前經濟發展水平極不相稱的出境奢侈旅游消費或過度消費。

本文對旅游經濟格局的研究是以全世界國際旅游統計數據為對象的分析,為理論上解釋旅游經濟的發展特征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需要指出的是,旅游不僅是經濟現象,它時也是一種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因此并不能完全用經濟利益來衡量發展旅游業的價值。旅游業在擴大就業、拉動消費、回籠貨幣以及傳播文化等方面所具有的綜合作用是其他產業無法輕易取代的。同時,本研究的相關結論是源自對國際旅游數據的分析比較,并未涉及國內旅游部分。事實上,國內旅游業往往占據了旅游經濟發展的最大份額(如中國2009年國內旅游收入占全部旅游收入92%),由于數據獲取的局限性,這是本文研究存在的顯然缺憾。中國旅游政策的制定和調整既要遵循整個旅游經濟格局的基本規律,同樣也應重視國內旅游經濟發展中的供需現實,這也將成為后續研究的主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