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經濟差異研究綜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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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旅游業得到迅速發展，逐漸成為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和繁榮的助推劑，旅游經濟對國民經濟做出了巨大貢獻，但由于旅游資源稟賦、地理區位、交通條件、基礎設施、區域社會經濟綜合水平等因素的影響，中國各地區旅游經濟水平存在差異，使得中國旅游業持續發展面臨重大挑戰，區域旅游經濟差異也日益成為學術研究熱點之一。根據CNKI進行相關文獻統計，從上世紀90年代末期以來，關于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的研究文獻數量逐年遞增，研究內容日益豐富和完善，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愈來愈呈現多元化，因此有必要對此領域近年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總結和評述，以期為后續研究理清研究脈絡和指明研究趨勢。

國內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的研究主要分為兩大方面：（1）從不同角度構建省域旅游業實力指標體系，利用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聚類分析等方法分析中國省域旅游經濟的綜合實力，對比分析省域旅游經濟的發展實力；（2）以區域經濟學為基礎，分析我國旅游業的區域非均衡增長特征，探討旅游區域差異的動因，提出了縮小地區差異的對策[1]。近幾年，地區旅游業實力差異研究由于研究內容局限和研究方法單一等原因，逐漸淡出學術研究視野，以區域經濟學為基礎的旅游經濟差異研究緊跟區域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而讓人耳目一新，成為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是本文選擇后者相關研究進行綜述的原因。近期研究中，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的研究框架主要從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程度、分布格局或空間特征、影響因素或差異動因等三大方面構建或輔以協調發展建議、對策。本文將先從基礎理論和實踐研究兩大方面對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研究進行系統總結和評述，最后對新的研究趨勢進行展望。

一、基礎理論研究

1.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的衡量指標

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的定量測度，要基于一定的指標。指標的選定首先要保證數據的可獲得性及區域間的可比性，且指標能夠合理有效的反映中國各個區域的旅游經濟的總體水平和發展態勢。目前，在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研究領域，學者們囿于研究區域的不同及數據的可獲得性，采用的衡量指標有所差異，最常見的衡量指標主要有旅游外匯收入、國內旅游收入及旅游總收入等。

入境旅游是我國開展最早的旅游形式，各地區對于旅游外匯收入的統計口徑較為一致。為保證數據的連續性和可比性，旅游外匯收入成為多數研究所利用的衡量指標。陸林,余鳳龍（2005）[1]、葉護平，韋燕生（2005）[3]、張海霞，張旭亮（2007）[4]以國際旅游收入（旅游外匯收入）作為衡量指標分別研究了中國省際和浙江省區際旅游經濟差異和空間特征。伴隨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國民經濟收入和休閑時間日益增多，國內旅游由小至大，快速發展起來，各地區的國內旅游統計數據也日益完善，因此也不乏采取國內旅游收入為衡量指標的研究，高超、陸玉麟（2006）[5]、程進，陸林（2010）[6]即以國內旅游收入為衡量指標分析了江蘇省、安徽省的區域旅游經濟差異。旅游收入的來源多樣，旅游外匯收入和國內旅游收入只是旅游收入的一部分，因此上述研究因為樣本數據的單一，研究結果不免有所偏頗。為此，有學者選取旅游綜合收入（旅游總收入）作為衡量指標，以期獲得較準確的研究結論。肖波，王嘉學等（2008）[7]、趙俊遠,蘇朝陽（2008）[8]、郝俊卿，曹明明（2009）[9]、蔡業新（2009）[10]即采用旅游綜合收入對云南省、西北五省、吉林省和陜西省做個案研究。相較于以單一變量為衡量指標的上述研究，王凱,李華（2007）[2]提出以以國際旅游收入（旅游外匯收入）為基礎構成的綜合指數為衡量指標，對我國旅游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變化的時空特征及旅游產業基礎的現實格局進行分析。此后，李元青，薛東前（2008）[11]、蘇建軍（2009）[12]沿用此衡量指標對山西省的旅游經濟差異做出分析。

2．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的測度方法

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的測度方法比較多，主要分為絕對差異和相對差異兩大部分。前者主要有離差、標準差，后者則有變異系數、加權變異系數、極值差率、離均差系數、加權離均差系數、泰爾（Theil）指數和基尼（Gini）系數。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的測度方法各有其優缺點和使用條件限制，各研究者可以根據自己的研究對象及具體分析要求進行選擇。現有的研究文獻中，各學者所采用的測度方法有所差異，但以標準差和變異系數因為簡單易行而較為普遍。陸林,余鳳龍（2005）[1]、高超、陸玉麟（2006）[5]、苑濤，何秉宇等（2007）[13]、張海霞，張旭亮（2007）[4]、張廣海，田紀鵬（2008）[14]、鄒家紅，王慧琴（2009）[15]、郝俊卿，曹明明（2009）[9]、王凱,李華（2007）[2]、李元青，薛東前（2008）[11]、蘇建軍（2009）[12]均采取兩種方法進行研究。

在相對差異研究方面，變異系數雖然簡單易行，但只能對相對差異程度及發展趨勢作出測度，難以對造成差異的因素進行分解，基尼系數、泰爾指數恰恰能彌補標準差和變異系數在這方面的不足。因此有學者嘗試利用基尼系數和泰爾指數及其他測度方法進行研究。葉護平，韋燕生（2005）[3]以標準差、變異系數、基尼系數以及泰爾指數為測度方法，系統地分析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區域旅游業的發展差異及其變遷。通過對區域旅游業發展差異的地區構成進行分解,發現東部地區內部的省際差異及東中西三大地區之間的差異是造成我國區域旅游業發展差異的主要原因。楊世河（2007）[16]從時間和空間的角度，運用變異系數和綜合差異指數分別對黃山市年際旅游經濟差異和其平均水平與祁門縣旅游經濟發展差異進行分析。智博，吳小根等（2007）[17]采用加權變異系數、基尼系數和泰爾指數等差異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江蘇旅游經濟的總體差異特征。趙俊遠,蘇朝陽（2008）[8]用旅游總收入和及其所占GDP的百分比2個測度指標,采用泰爾指數對1996—2005年西北5省(區)旅游經濟差異變化進行了分析：由組內差距造成的差異在西北5省(區)旅游經濟差異中處于主導地位。鄒家紅，袁開國等（2009）[18]以2000-2007年湖南旅游統計基礎數據，采取極差、標準差、變異系數、基尼系數和泰爾指數對湖南旅游經濟區域非均衡增長做了系統分析且得出五大旅游區間差異和各自內部差異是造成湖南區域旅游經濟非均衡增長的主要原因。陳曉，王丹（2009）[19]以遼寧省14個城市為區域研究單元，從經濟地理學的角度，運用變異系數、泰爾指數、地理集中指數等方法分析了1992-2004年遼寧省旅游經濟差異的時空演變。王迎英，曹榮林（2009）[20]用標準差、加權變異系數和泰爾指數，定量評價了山東省旅游經濟差異變化的總體趨勢及空間特征。運用泰爾指數對區域旅游業發展差異的區域構成進行了分解，研究表明差異主要是由東中西三大地帶之間的差異引起的，東中西內部差異較小，而在內部差異中又以東部的貢獻率最大。程進，陸林（2010）[6]以國內旅游收入為衡量指標，利用極差、標準差、極值比和變異系數對安徽省區域旅游經濟差異進行了分析。

3．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的影響因素

對于造成旅游經濟差異的影響因素或動因，學術界具有一定的共識：資源稟賦（賦存）、區位條件、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基礎設施和旅游服務設施的差異造成區域旅游經濟存在差異。陸林,余鳳龍（2005）[1]指出旅游資源稟賦、基礎設施、產業結構和區位要素是影響旅游經濟空間差異的主要因素。高超、陸玉麟（2006）[5]認為除了資源、區位、基礎設施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之外，服務設施差異也是因素之一。苑濤，何秉宇等（2007）[13]探討了新疆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的動因主要是旅游資源稟賦、基礎設施、產業結構和區位條件的差異。楊世河（2007）[16]根據黃山市域的具體情況，將影響黃山旅游經濟差異的因素歸為兩類：年際經濟差異的主要影響因素-政府行為和突發事件；空間經濟差異的主要影響因素-資源稟賦、區位條件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郝俊卿，曹明明（2009）[9]的研究顯示旅游資源稟賦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是陜西省旅游經濟差異形成的主導因素。陳智博，吳小根等（2007）[17]從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旅游資源稟賦、區位條件三個方面對江蘇省旅游經濟差異的內在影響因子進行了闡釋。肖波，王嘉學等（2008）[7]的研究結果表明云南六大旅游區旅游資源稟賦條件的差異、旅游開發的歷史條件限制、旅游業發展的基礎設施建設的制約等影響云南旅游經濟非均衡發展的地域差異因素使得云南區域旅游的非均衡態勢將長期存在。鄒家紅，袁開國等（2009）[18]認為旅游資源賦存差異、客源市場差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差異是造成湖南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的主要影響因素。程進，陸林（2010）[6]指出旅游產品差異是影響安徽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的重要因素。李元青，薛東前（2008）[11]認為山西旅游經濟的時空差異受旅游資源空間分布不平衡、經濟發展水平和政策性因素等的影響，尤其是政策導向的影響十分顯著。

二、實證研究

1．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研究結論比較國內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研究多為實證研究，且多數研究結論相似：絕對差異擴大，相對差異縮小。但因為研究區域、樣本數據、衡量指標及測度方法不同，有些研究結論相異。苑濤，何秉宇等（2007）[13]分析了新疆15個地州近10年旅游經濟的區域非均衡發展的總體水平：絕對差異呈擴大趨勢，相對差異呈“波浪式”擴大態勢，絕前者擴大速度大于后者的擴大速度。張廣海，田紀鵬（2008）[14]發現山東省旅游經濟存在地域差異及其特征：入境旅游經濟絕時差異和相對差異都在擴大。肖波，王嘉學等（2008）[7]對云南研究結果表明：旅游經濟發展的絕對差異呈波動式遞增狀態，相對差異呈先增大后縮小的演替趨勢。蘇建軍（2009）[12]分析了1992-2006年山西省11個地市的旅游經濟區域非均衡發展的總體水平及時空特征。研究結果表明,山西省的區域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的絕對差異和相對差異呈在波動起伏中緩慢下降的總體趨勢,并存在局部兩極分化的現象。

2.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的空間格局

結合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程度的研究，有學者對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的空間分布格局做出分析。高超、陸玉麟（2006）[5]根據梯度原理，將江蘇省分為3個梯度空間。苑濤，何秉宇等（2007）[13]針對新疆旅游經濟的區域非均衡性的演變空間特征，得出如下研究結論：新疆旅游經濟空間分布呈現以天山為界、“富的越富，窮的越窮”的金子塔模式；旅游經濟空間差異符合位序-規模模型。張海霞，張旭亮（2007）[4]認為浙江省旅游經濟的空間集中性顯著。鄒家紅，王慧琴（2009）[15]的研究結果表明：湖南已基本形成以長沙為中心。以張家界和衡陽為兩翼的“一中心、兩勁翼”，以及分別以長沙、張家界和衡陽為增長極的湘中、湘北、湘南三大旅游區的空間格局。陳曉，王丹（2009）[19]運用變異系數、泰爾指數、地理集中指數等方法分析了1992-2004年遼寧省旅游經濟差異的時空演變，得出研究結論：旅游集中度很高，且區域旅游經濟差異梯度很大。程進，陸林（2010）[6]指出安徽省區域旅游經濟發展水平在空間上存在著明顯的梯度差異。綜觀各區域差異的空間格局，不難發現空間格局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利用傳統的統計指數，或再結合地理集中指數進行的定性描述，而未反映出區域間的空間異質性、空間相互作用和旅游經濟差異的演變規律。

3.評述和展望

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研究自開始以來，經過近十多年的發展，不斷借鑒區域經濟學的新理論和方法，基礎理論和實踐研究日益深入，誕生了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但將區域旅游經濟差異與區域經濟差異研究進行橫向比較，不難發現，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研究存在些許不足。在研究內容上，大部分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研究僅僅就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程度的現狀做出簡單的統計描述；研究尺度上，有學者基于全國省級行政單位的數據，就全國宏觀旅游經濟差異格局進行研究，大部分學者則以地市數據為基礎，就省域內部旅游經濟差異格局進行實證研究，宏中觀尺度的研究較多，微觀尺度的研究甚微，主要原因是囿于數據的可獲得性；研究方法上，諸多研究局限于傳統的數量統計模型，忽略了空間因素對數值的影響。

同樣，區域經濟差異研究的豐富成果也為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研究提供了諸多可借鑒之處。比如，相較于現今區域經濟學中的研究熱點之一———區域經濟差異收斂研究，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研究中也開始有這方面的涉及。目前，空間統計理論和方法被不斷引用于區域經濟差異的研究中。空間統計為在分析空間關系的基礎上進行數值的相關分析提供了新思路，其核心就是認識與地理位置相關的數據間的空間依賴、空間關聯或空間自相關。逐漸發展和完善的ESDA（ExploratorySpatialDataAnalysis，探索性的空間數據分析）技術也為實現空間分析提供了實現途徑。因此對于區域旅游經濟差異問題，筆者認為有必要借鑒區域經濟學中這一思路，在GIS基礎上采用空間統計分析方法，對中國區域旅游經濟差異進行研究，揭示出區域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自相關性和空間異質性，從而有效地認識區域旅游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特征、內在規律性及其動態演變的過程，并進行空間格局的成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