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計信息內部控制論文2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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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一、上市公司會計信息失真表現

(一)會計信息不真實

真實性是會計信息的基礎，但一些上市公司出于種種目的，或粉飾財務信息，制造虛假業績；或利用會計估計變更等手段操縱利潤。比如轟動一時的萬福生科，其承認2008年至2011年累計虛增收入7.4億元左右，虛增營業利潤1.8億元左右，虛增凈利潤1.6億元左右。從而順利達到了上市目的。會計信息不真實已經成為了我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失真中最突出的問題。企業通過虛假手段來控制財務報表，造成業績表面上的提升，誤導投資者，而隨著企業真實經營狀況的暴露，投資者將面臨重大的損失。

(二)信息披露不完整

根據規定，上市公司應當在會計披露中全面充分的對公司的各項情況進行披露，不得隱瞞或者短缺。而實際情況是，部分上市公司對于財務會計信息披露流于形式，只重視一般項目的披露。還有一些上市公司對應該披露的信息沒有做完整的披露,而是避重就輕,選擇夸大對自己有利的信息,避開對自己不利的信息,隱瞞事實真相。企業的不完全披露影響了投資者對企業整體情況的判斷，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三)信息披露不及時

及時性是會計信息的重要保證。上市公司應按法定的時間規定，及時披露財務會計信息，而部分上市公司沒有按法定時間及時披露財務會計信息。以廈華電子為例，今年2月19日其在公司內部發出《廈華電子公司協商解除勞動合同的補償方案》的通告，預估補償金額約在1.5億至1.8億元之間，但在媒體報道前，公司并未對外做出說明。上市公司這種有意或無意滯后的信息披露給內幕交易創造了有利條件，影響了投資者的判斷和預測。

二、上市公司信息失真的原因

(一)公司治理結構存在缺陷

由于我國上市公司“一股獨大”的現象普遍存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程度低，少數大股東過多的涉足管理體系，造成管理職能與監督權職能重疊，自然削弱了會計信息的真實可靠性和決策有用性,從而導致會計信息披露的不真實。此外，獨立董事的獨立性較差，缺乏對其有效的激勵機制，加大了信息失真的風險。

(二)會計監督體系較為薄弱

一是會計師事務所監督不到位。事務所審計在信息披露中非常重要,但實際上事務所的收入來源于企業，導致其常常迫于市場競爭壓力，失去應有的原則。二是政府監管缺乏力度。我國法律對會計信息造假的懲罰力度較之其獲得利益而言，非常之小，并且監管部門存在重復監督和沒有深入進行的問題。三是會計法規和制度存在漏洞，現行法律條文可操作性不高。

(三)會計人員素質參差不齊

目前，我國對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方面的法律法規仍存在許多空白，許多會計從業人員法律意識淡薄，職業道德有待提高，造成會計信息客觀或主觀上被任意更改，造成了極大的危害。同時，會計人員的業務水平普遍不高，導致一些會計人員由于其認識水平的局限性，使會計數據出現不實的情況。

三、控制上市公司會計信息質量的措施

(一)改善公司內部管理環境

規范的治理結構，可以從源頭上遏制會計信息失真，保證會計信息的可靠性。首先應完善公司法人結構，逐步消除“一股獨大”的現象，實現股權多元化，從而形成對會計信息質量要求真實的內在約束機制。其次，加強上市公司內部監控機制，提高獨立董事和監事的地位，建立對獨立董事和監事的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讓監督職能有效的發揮。最后，要重視對公司內控體系的建設，保證企業內部經營活動互相聯系和制約，提高公司內部審計的力度，切實有效地實行內部監督。

(二)加強外部監督體系的建設

首先，推行注冊會計師標準規范，加強對社會審計組織的行業監管。政府部門應嚴格審查會計師事務所的誠信資質，注冊師協會要積極發揮監管作用，提高監管水平。其次，根據我國現實國情逐步完善會計信息方面的法律法規，加強政策的可操作性，并在法律條文中加大對違法公司和個人處罰力度。此外，各級財政、稅收、審計部門應互相配合，形成有效的聯動監督機制，并切實做到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三)加強對公司負責人和會計人員的宣傳教育

一是通過宣傳教育，提高公司負責人和會計人員的法制意識，強化職業道德觀念。二是嚴格要求會計人員參加繼續教育。《會計人員從業資格管理辦法》規定，會計人員“應當接受繼續教育，提高業務素質和會計職業道德水平”。三是要求會計人員不僅應當具備專業的記賬能力，還要有較強的獨立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應該堅持不懈學習專業知識，加強相關知識的學習和不斷的創新精神，做一個綜合性的人才。

作者：馮春單位：北京中冶設備研究設計總院有限公司

第二篇

一、文獻綜述與理論假設

在以委托關系連接的資本市場上，掌握私人信息的公司和對此缺乏了解的投資者之間由于信息不對稱產生了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解決逆向選擇的方法是優質項目通過信號傳遞與劣質項目區別開來，或者投資者設置一種信息甄別機制，通過公司的選擇來甄別項目的優劣;解決道德風險的方法是設置一種機制激勵公司按照合約精神行事。無論是信號傳遞、信息甄別還是激勵機制，都需要保證信息的真實可靠，要對信息的真實可靠進行鑒定。

(一)政府監管、參與約束與信息相關

財務報告既是信號傳遞的重要手段，也是投資者信息甄別的重要途徑，并為激勵提供了重要依據。財務報告信息披露越充分及信息質量越高信息不對稱就越少。內部控制系統，尤其是財務報告內部控制系統對財務報告信息的生產和披露過程實施監控，將對信息質量的結果控制轉移成為過程控制，減少投資者的監督成本和信息不對稱，增強他們的投資信心。存在缺陷的內部控制將導致信息生產的監控過程失效，這會導致會計信息誤報，或者管理層錯報，二者必然都會加大信息不對稱，引起投資者信心不足。孫光國和莫東燕(2012)認為內部控制的各要素相互“關聯”或“交叉”，直接或間接作用于會計信息，提高了信息的可信性，是不完全契約下信息質量的合理保證。完善的內部控制能夠有效地抑制公司的會計選擇盈余管理和真實活動盈余管理，從而改善財務報告的質量、減少信息不對稱。公司建立并披露內部控制是一種高成本投資，只有優質公司才能獲得超過投入成本的收益，作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大多數不滿足參與約束的公司動機不足。政府管制為市場設置了一個內部控制的最低供給標準，投資者因此獲得了一種甄別機制，繼而將他對信息質量的判斷轉移成對內部控制過程有效性的判斷，這是一種帕累托改進。當公司普遍提高內部控制標準，因而減少了蓄意操縱和無意識錯誤時，盈余質量就會得到提高。Donaldson(2005)將后安然時代SOX法案對公司施加的影響作為研究對象，發現施行內部控制，提高其有效性對持續改善盈余質量有顯著影響。Asare和Wright(2012)指出投資者預見到政府監管的經濟后果，就會增加估價時對信息質量的信心，從而增加信息質量和股價的相關性。

2002年美國國會頒布SOX法案，掀起了公司內部控制的監管變革，政府以提供內控框架的方式要求公司對建立和保持有關對外披露的內部控制負責，提高信息披露質量以保護資本市場投資者。這意味著內部控制成為保證信息質量的一項立法保證。當公司普遍提高內部控制標準，因而減少了蓄意操縱和無意識錯誤時，盈余質量就會得到提高。Altomuro和Beatty(2006)指出那些早在SOX法案頒布之前就已經按照1992年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改進法的要求對其內部控制進行了治理的銀行，在盈余持久性、盈余對未來現金流的預測能力和盈余相關性等方面顯著高于其他企業。眾多研究也發現政府對內部控制的監管在提高盈余質量，降低公司控制風險、提高投資者信心上確實有所作為。67家政府監管公司除在A股市場上市外，還有66家在香港H股上市，1家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其中也有一些公司還在美國和英國同時上市。他們在認識內部控制的治理效果方面有更為成熟的心態，執行《基本規范》和配套指引有更為良好的基礎，這必然引致投資者對其實施效果的不同預期。鑒于此，本文提出第一個假設。假設1:(1)政府監管組公司的信息相關性高于非政府監管組公司;(2)政府監管當年的信息相關性高于上一年。披露內部控制信息會帶來搜集和評價成本、錯誤評估產生的訴訟成本以及向競爭對手泄露公司信息的潛在成本。政府監管會給公司帶來一個管制成本，即內部控制的供給成本，包括制定成本、披露成本和效率成本等。有研究發現公司執行SOX法案披露控制信息的當年，由于承受了巨大的初始成本，盈余質量反而出現下降，如果監管過度，其成本尤其是初始成本反而會抵消監管收益。

內部控制的管制收益源于一種更好的公司治理實踐。內部控制能夠向投資者傳遞出有效控制和競爭優勢的信息，能夠幫助公司規避風險并為長遠發展做出保證。如果剔除政府的管制成本后管制收益仍然大于未管制收益，公司價值就會增加，股價就會有正向反應;否則公司股價下跌，并且由于無法滿足公司的參與約束，管制就會受到抵制。如果管制后股價發生正向反應，說明管制收益大于未管制收益，否則就相反。67家政府監管公司同時在境外上市，更早接受監管，已經具備一定的內部控制基礎，管制成本的影響相比其他公司要小，預期其能夠獲得正向的管制凈收益。但是《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和三大指引雖然借鑒了國際經驗，但更多地適應了我國國情，且不局限于財務報告內部控制，更多突出全面內部控制的要求。67家監管公司在滿足境外監管機構要求的基礎上，還必須對照我國企業內部控制規范體系，對相關控制措施進行適當調整或補充完善。因此即使是67家公司也無法回避初始監管成本的影響，有可能出現投資者對這些公司的監管凈收益反應不足，因而股價增溢不足的現象。鑒于此本文提出第二個假設。假設2:內部控制的政府監管能帶來股價的正向反應，但是反應不足。

(二)審計介入、激勵相容與會計信息相關性

信息不對稱會導致公司行為的外部性，比如將偷懶成本轉嫁給投資人。政府監管通過將外部成本內部化，來誘導公司做出符合投資人利益的最優選擇。政府監管在源頭上設置標準推動公司內部控制的建設，并以審計介入方式從報告終點鑒證內部控制實施的情況。投資者被告知:如果被審計公司的財務報告內部控制存在缺陷以至于可能影響信息披露質量，審計就會向投資者發出警示;如果確認財務報告存在缺陷，可以根據審計結果推定公司存在欺騙。審計以隱形激勵的方式，通過責任界定以利于賠償懲罰機制的實施，誘導公司做出符合投資人利益的安排，從而幫助政府管制實現外部成本內部化。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公司必然會以一種對自己負責任的方式，來最小化已內部化的外部成本，結果是交易成本得以節約并在公司和投資者之間進行分配，雙方的利益都有所增進從而達到一種帕累托改進。這種隱形激勵機制也被稱之為信譽機制，由于緩解了信息不對稱，增強了投資者估價時對會計信息的信心，因此有利于信息相關性的提高。由于審計者在評價公司內部控制時運用比管理者更低的重要性水平，可以揭示更多的控制缺陷，因此比管理者更能贏得投資者的信賴，起到信息增信的作用。

Chan(2008)發現審計者對公司保持內部控制的有效性具有威懾力，如果被審計者發現內部控制存在缺陷進行公告的話，會引起政府和市場的關注，因此公司會在審計未發現之前改善其內部控制，從而減少財務報告有意或無意的錯報漏報。由于審計本身是具有成本的，只有信息質量較高的公司才能獲得高于審計成本的凈收益;對于信息質量不高及控制風險較大的公司，審計者需要投入更多資源，比如針對某些以前未測試的、低于重要性水平或風險較小的賬戶余額和認定實施實質性程序、擴大審計范圍等，導致審計收費增加，直接增加這些公司的審計成本。通常信息質量較高的公司偏向于選擇質量更高的審計者，信息質量較差的公司則會做出相反選擇。因此，自愿性內部控制審計還為投資者提供了一種市場甄別機制:只有扣除審計成本后的審計凈收益大于未審計收益時，公司才愿意選擇審計。強制審計反而削弱了這一機制，將判斷審計凈收益的職能推給了投資者，即發生的審計成本可能未來才見效且不易觀察的審計收益，有可能對投資者造成負面影響，比如引起股價的負向反應。因此，內部控制的強制審計可能存在雙重影響，一方面，由于增信作用提高會計信息的相關性;另一方面，由于削弱信息甑別作用引起股價的負向反應。藉此，提出第三個和第四個假設。假設3:內部控制的強制審計提高了會計信息相關性。假設4:內部控制的強制審計引起了股價的負向反應。

二、實證檢驗

(一)數據特征

與均值相比，標準差較大的變量有LEV和Grow，顯示樣本間差異較大。這兩個變量無論是基于年度還是基于樣本類別的方差分析都不顯著，說明企業在負債和增長上的年度間差異很小，監管組企業和其他企業的差異也很小。因此進行年度間比較以及樣本類別比較時，它們的影響可能比較小。Price均值和中位數偏離較大，并且基于年度的方差分析表現顯著，說明樣本間和年度間該變量差異較大。選用混合線性模型可以達到分析樣本變異和年度變異的目的，因此，從描述性分析和方差分析的結果顯示，模型選擇是恰當的。

(二)回歸分析

在正式分析前，首先對不含隨機效應的基礎模型進行模擬，并提供模擬結果以便于與后續分析進行對比。NI和BV的參數估計值分別為0.466和0.326，均表現出高度顯著性，表明每股收益和每股凈資產與股價有顯著正向的價值相關。與基礎模型相比，NI和BV的固定效應參數估計表現穩定;隨機效應參數估計高度顯著，即NI和BV對股價的解釋能力有相當一部分來源于樣本類別產生的隨機效應，隨機效應高度顯著地增加了兩個變量尤其是凈利潤與股價的價值相關性。假設1中的(1)初步得到驗證。模型殘差由基礎模型的0.583分別下降到政府監管公司的0.245和其他公司的0.267，政府監管公司的模型殘差更小、價值相關性更高。假設1中的(1)進一步得以驗證，政府監管公司的會計信息相關性確實更高。g的參數估計值為正，政府監管確實引起了股價的正向反應，但是不具有統計顯著性，說明監管凈收益雖然大于未監管收益，但受到監管成本的影響，投資者反應不足，因而股價增溢幅度較小。Audit和Big4的參數估計都是顯著為負，內控報告經審計尤其是經國際“四大”審計的公司，市場估價會顯著更低。審計成本負擔尤其是國際“四大”的審計成本更高，影響了投資者的期望估價，產生負向效應。假設4得以驗證。DE的參數估計值顯著為負。說明內部控制缺陷信息的公布具有價值相關性，市場能夠正確對內控缺陷信息進行識別。BI和BV的固定效應、隨機效應的檢驗結果與前述模型相似，Au-dit和DE的估計結果也表現穩定。隨機誤差項被按年度分解成3項，估計值都是顯著為正，其中2010年的隨機誤差估計要小于其余兩年，即在政府治理內部控制正式施行的當年，剩余未經解釋的股價變異最小，價值相關性最高。假設1中的(2)得到驗證。2011年的隨機誤差估計比2010年增加，即政府監管的年度效應開始回落。有可能是投資者對政府監管的期望回落，具體原因有待持續觀察。與基礎模型相比，引入隨機效應后，各項信息準則都有所降低，尤其是模型(3)的－2倍對數似然值由7171.1下降為276.9，顯然擬合效果有了較大改善，更多的股價變異得以解釋，相關性也顯著提高。這就從模型擬合優度上進一步驗證了各項假設。

三、研究結論

1.政府監管有利于提高會計信息相關性，但監管成本不容忽視，會引起投資者反應不足及股價增溢幅度小。

政府監管公司的會計信息相關性確實比未監管公司更高，監管當年的會計信息相關性也高于未監管年度;但隨著期望回落，監管年度效應會在后續年度回調。政府監管的凈收益確實大于未監管收益，帶來了股價的正向反應，但是初始監管成本不容忽視，股價存在反應不足的現象。

2.公司審計成本負擔較重，影響投資者估價預期，導致了審計介入的雙重效應。

審計介入存在雙重效應:一方面，內控審計增強了投資者估價時對會計信息的信心，提高了信息相關性;另一方面，強制審計削弱了自愿性審計的信息甄別作用，致使即時發生的審計成本和可能未來才見效且不易觀察的審計收益對投資者造成負面影響，引起股價的負向反應。實證結果證實，經國際“四大”執行內控鑒證的公司其股價的負向反應越大。這一結論也支持了Patterson(2007)等研究關于強制審計加大了公司成本反而導致投資者相反選擇的發現。本文僅從相關性的角度討論了內部控制政府監管的經濟后果，對可靠性、穩健性等主題未予以展開，而這些是會計信息質量的重要特征;本文也僅從投資相關的方面討論了監管的經濟后果，尚無法涵蓋其他同樣具有研究價值的主題;同時，本文雖然發現政府監管公司的監管收益確實更大于未監管收益，但是同時也發現投資者反應不足，仍然有必要持續觀察，這些都是未來的研究方向。

作者：趙興楣單位：廣東財經大學會計學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動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