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推進經濟增長轉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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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運行造成較大的負面影響。國際需求的不斷萎縮提醒了中國應適時對經濟增長方式作出戰略性調整，即由出口導向轉型為擴大內需，從而保持國民經濟的良性發展。
一、轉變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客觀要求
(一)適當降低中國對外依存度的要求。美國的次貸危機對中國出口增長造成負面影響，今年2月我國出口創下自1995年以來最大降幅，順差環比驟降87.62%。最嚴重的是在次貸危機沖擊下，如果中國政府為了應對危機，推遲調整經濟結構，重新走上依靠出口保住短期經濟增長的老路，那么中國經濟未來的長期持續增長則令人擔憂。
1.在全球經濟急劇減速、發達國家經濟集體步入衰退的背景下，通過貶值與提高出口退稅率來刺激中國出口的做法可能既是低效的，又是得不償失的。（1）出口量是國內所不能控制的外生變量。美國、歐元區與日本三大經濟體在金融危機之下集體陷入衰退，中國一半以上的出口依賴這幾個經濟體，因而中國政府重新上調出口退稅率、央行入市干預外匯市場，都難以維持出口的增長。而且金融危機也已經顯著沖擊到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從而會使中國通過出口市場多元化的努力收效甚微。（2）在次貸危機造成全球金融市場動蕩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如果通過人民幣惡性貶值來刺激出口，勢必影響到中國發展中大國的國際形象，甚至會引發進口國的貿易制裁，其結果將會得不償失。
2.從更深層面來看，中國已經到了轉變出口導向發展戰略的時候。這是中國經濟未來長期良性發展的內在要求。從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至今已長達30年，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高達70%顯然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中國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優勢，在一定程度上是通過壓低土地、資源、勞動力等代價維持的。如果中國政府繼續通過人民幣貶值、提高兩高一低企業出口退稅率等方式來保持出口額，這種做法即使在短期內湊效，但從長遠來看，則意味著在人為扭曲的價格體系下進一步錯誤地配置資源，由此擱置中國調整經濟的內外結構性失衡，進而影響到中國經濟在未來的可持續發展。
（二）國內優化投資消費結構比例的要求。中國通過出口獲得了大量的外匯收入，但在金融危機之下，這些由中國寶貴資源、環境與勞動力血汗換來的外匯儲備可能旦夕大幅縮水，而不能用來提高中國居民的消費水準。2006年，中國居民最終消費占GDP比重為33%（加上政府消費占14%，總消費占GDP的47%），低于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發達國家這一比重平均為62%，美國更高達71%；中國投資占GDP比重為45%，總儲蓄率達GDP的54%，上述兩項比重在全世界是最高的。[1]
1.中國投資率明顯偏高。1978年—2005年，全球的年均投資率為22.1%，歷史上人均GDP在1000—2000美元國家的投資率平均在20%—35%之間，[2]而中國投資率從2000年的35.3%增加到2007年的42.1%，平均投資率約為40%，明顯偏高。去年眾多中小企業由于資金鏈斷裂而倒閉，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產品積壓找不到銷路，另一方面投資率過高造成的成本上漲使企業生產難以為繼。2007年下半年我國經濟下滑，次貸危機只是導火線，即使出口沒有遭受重挫，由于投資率過高而引起企業存貨過多且生產成本偏高等不良癥狀，也表明了中國經濟結構必須適時加以調整。
2.結構合理的消費不僅是拉動當前經濟增長的驅動力，也是我國發展經濟的目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目標就是要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與文化生活需要，在目前國內外經濟形勢下，適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符合我國經濟發展目標的要求。目前我國仍處于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階段，但迫切需要進入到消費驅動經濟增長的良性發展模式。一方面，我國最終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偏低，最終消費率從1979年的64.4%下降到2007年的49%，而1980年—2006年世界平均消費率一直維持在70%—80%；另一方面，從家庭消費支出結構看，據2008年11月新浪網所作的一項家庭消費網絡調查顯示，住房、醫療、教育和保險等支出約占家庭全部消費支出的47%，食品、服裝和通訊等生活消費占33%，儲蓄約為20%。可見，由于社會保障不健全引起居民預防性動機過高，在較大程度上限制了居民的消費能力。過低的消費支出顯然制約了內需的擴大，這種狀況與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目標不相符，同時給目前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造成較大的難度。
（三）提升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要求。在我國三農問題還是比較突出，一方面，與城鎮居民相比，農村居民消費還相對落后。有資料顯示，日本農民家庭收入是工人的1.3倍，而中國農民卻不到工人收入的1/3；另一方面，農村居民消費占最終消費總額的比重一直處于下降態勢。這種狀況要求我國經濟增長在轉型為擴大內需時，必須結合提升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現實要求。
1.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與質量都亟待提高。盡管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農村居民消費能力隨著收入不斷增加而增強，但是與城鎮居民相比還是相對落后。2007年，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為3224元，比1978年增加了3000多元，年均增長12.1%。但是與城鎮居民相比，農村居民生活消費不論是絕對量還是增長速度都偏低，而且兩者之間的差距仍在擴大之中。城鄉居民生活消費支出比從1978年的2.7:1擴大到2007年的3.1:1，也就是說目前1個城鎮居民的消費相當于3個農村居民的消費。從農村居民的消費支出結構來看，突出的問題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1）農村居民住房問題尚待解決：我國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表明，自1978年以來3000多萬農村住戶沒有建過新住房，2000多萬農村住戶住在茅草房和土坯房中。（2）農村居民主要耐用消費品購買量相對城鎮居民偏低：2007年，每百戶農村居民擁有彩電數量僅為城鎮居民的68.5%；洗衣機、移動電話擁有量均不到城鎮居民的一半。（3）農村居民的衣著消費支出比例偏低：1978年農村居民衣著消費支出占生活消費支出比為12.7%,而到2007年這一比重下降到6%。[3]
2.提高農村居民最終消費是擴大內需的切入點。與1978年相比，2007年我國農村居民最終消費年均增長率為11.2%。但是從農村居民最終消費占全國最終消費總額的比重來看，自1978年以來一直處于下降之中，即由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7年的25.6%。這個數據表明，目前占全國總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村居民對最終消費的貢獻只有1/4，因而擴大內需應該先從撬動農村消費市場入手，在解決三農問題中提升農村居民的生活質量，進而促動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
二、中國調整經濟增長方式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一）出口額下降對中國目前經濟負面影響很大。中國實行出口導向的戰略已經30年，出口成為中國GDP增長的重要推動力，2007年中國出口占GDP的比重約為40%，出口增長對中國GDP增長的貢獻為2.4個百分點，因而一旦出口增長放緩甚至負增長，那么會導致中國GDP增速顯著下降，這使得中國政府不惜通過人民幣貶值和出口退稅來穩定出口額。但是目前的實際情況是出口增長大幅下降，要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很顯然增量部分也只能是通過擴大內需來替代。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中國政府需要出臺一系列相當有力的宏觀經濟政策。
（二）目前我國最終消費率低于世界平均消費率約30%。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勞動報酬占GDP比重的持續下降。1983年—2005年，我國勞動所得占GDP的比重從56.5%下降到36.7%，而同期資本所得占比從43.5%上升到63.3%。可見，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比例的倒掛直接對居民消費造成障礙，這使得擴大內需缺乏與之相適應的消費能力。此外，由于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從而在較大程度上限制了居民的消費能力，過低的消費支出顯然制約了內需的擴大。
（三）出口加工企業在金融危機沖擊之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出口行業是一個勞動密集型行業，吸納了相當一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去年冬季珠三角出現中小企業倒閉潮，成千上萬的農民工下崗失業。在我國加工裝配業吸納勞動力就業僅次于農業，前者所吸收的勞動力文化、技能水平低。加工企業如果大面積地虧損倒閉，直接造成大量的農民工失業，從而使原本存在壓力的就業形勢更加嚴峻。這種局面使中國政府在調整經濟增長方式時，不得不留有余地，重新調高三千多種出口產品的退稅率。
（四）擴大農村居民消費需求還是困難重重。農村消費市場確實存在著較大的提升空間，尤其是住房、耐用消費品市場、衣著消費市場等。這些消費品在城市市場已經基本飽和，因而目前中國擴大消費需求，農村市場存在著巨大的潛力。然而如何將農村市場潛在的消費需求轉化為現實的消費需求，顯然存在許多限制因素。根據國家統計局2007年農村住戶分戶資料測算，2007年平均每個農村居民的購買力為7794元，已實現的購買力人均為4202元，結余購買力人均3592元。與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相比，差距是越來越大。受上述出口加工企業不景氣影響，以及農產品價格下行壓力，農民收入增加難度更大，從而擴大消費將成為一紙空談。另外，農民社會保障覆蓋面低，2007年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人數僅占全國鄉村人口的7.1%。此外還有諸如農民貸款難等問題，這些都直接抑制了農民的即期消費，不利于農村居民消費質量的提升。
（五）城市化進程相對滯后不利于經濟發展，制約了國內需求的擴大。城市化過程是城鎮基礎設施向周邊農村延伸、覆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伴隨著農村集體與個人土地納入城市的整體規劃使用，農民從個體獨立的農業勞動中脫離出來，而轉移到第二、第三產業的行列中參加勞動獲得收入，它是一個國家城市化率提高的過程。2007年中國城市化率達到44.9%,但是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城市化水平還是比較滯后，比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低10到15個百分點。參照相關指標我國城市化率應該在60%以上，相對滯后的城市化進程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從而不利于國內有效需求與消費市場不斷擴大。
三、對目前中國擴大內需保增長的幾點建議
鑒于上述原因，實現拉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應成為當前的迫切要求。結合目前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亟需以城市化為龍頭，輔之以其它措施切實擴大國內需求，從而確保中國經濟長期良性發展。
（一）優先城市化發展步伐。經濟增長的源泉來自于勞動、資本積累與技術進步等因素，而城市化有利于促進這些因素的形成。城市化進程中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加速農轉非，有利于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從而該進程能夠發揮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龍頭作用。絕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城市化與經濟增長之間呈明顯的正向相關關系。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列茨認為“中國的城市化將是區域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并將產生最重要的經濟利益”。陽立高、廖進中通過實證研究得出：城市化經濟拉動作用高于工業化，特別是明顯高于農業產業化。根本原因在于建國以來，城市化水平長期滯后于經濟增長，低于工業化水平與非農業化水平。“城市化每提高1個百分點，人均GDP增加540.5311元，對于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來說，這將會使整個國民經濟總量發生巨大的變化。”[4]目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大，三農問題仍然突出，但是農村人口占大多數，不可能由占比例小的城市居民補貼農村居民，而城市化正好順利解決了農轉非問題，有利于農民收入與生活質量的的提高，進而擴大國內消費需求。
（二）全方位解決就業問題。目前中國80%的就業崗位是由中小企業提供的，中小企業是創造就業的主力。根據中小企業的行業特性及吸納就業的能力，有針對性地采用貸款貼息、提供融資擔保、幫助中小企業解決實際困難。政府應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的投入，適時引導勞動密集型加工企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從而使在保障就業的同時增強國內消費能力。各級政府需努力增加為低收入群體提供就業的公益性崗位數量，想方設法擴大公共部門就業；制定相關優惠政策，吸引大學生前往農村以及中西部缺乏人才的地區參加建設，在解決就業的同時促動貧困地區經濟的發展。建立健全培訓機制，根據產業發展的要求，為初次就業者、農民工等提供免費技能培訓，為勞動力適應企業生產、服務需用要鋪平道路。
（三）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勞動報酬，增加職工的初次分配收入。結合部門特點和行業特性，建立健全不同部門、行業和地區職工工資增長與經濟增長保持大體同步的機制。合理調節稅率和級差，進一步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加大對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力度。從而切實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升國民的生活質量水平，帶動城市中低收入者和農村居民的消費，為擴大內需創造條件。
（四）改善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我國居民儲蓄率居高不下，消費預期和消費信心不足，原因在于有養老、醫療、教育等方面的后顧之憂。政府需要加大財政對教育、醫療等公共產品的投入，切實保障居民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務，降低居民對未來支出的不確定性預期，逐步減少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充分發揮社會保障再分配和保障基本生活的功能；完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落實農村福利設施建設，擴大農業保險范圍，進一步提高社會福利水平。通過推行以覆蓋全體國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為擴大內需創造堅實的后盾條件，從而實現我國經濟發展模式的順利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