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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一次經濟過熱的波峰年1978年到波谷年1981年,這四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增長率依次分別為11.7%、7.6%、7.9%、4.5%,落差為7.2個百分點。由第二次經濟過熱波峰年1984年到波谷年1986年,這3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依次分別為14.5%、12.9%、8.5%,落差為6個百分點。由第三次經濟過熱波峰年1988年到波谷年1990年,這三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增長率依次分別為11.3%、4.3%、3.9%,落差為7.4個百分點。而第四次經濟過熱波峰年1992年到波谷年1996年,這五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增長率依次分別為14.2%、13.5%、11.8%、10.2%、9%以下……”.這段話表明:在中國,經濟增長一超過10%,就會被認為是“過熱”。處在經濟轉型時期的日本在1959~1970年12年中年年高于8%,有10年超過10%,8年超過11%,5年超過12%,2年超過13%(1961年與1967年的速度分別是13.5%,13.1%),在此之前的1948年更是達到了17.5%.顯然,在日本,12年中有10年超過10%,也絕對不會被認為是“過熱”。
中國在改革開放的大好時代,從1978年到1990年的13年中,只有4年超過10%,2年超過12%,超過13%的只有1年,低于8%的年份竟然超過8年,中國經濟出現的四個經濟周期,都是在一片“過熱”聲中宏觀調控的產物,在調控中出現過負增長,谷底速度在81、86、90、99年依次為4.5%、8.5%、3.9%、7%以下。我國正處在經濟轉型之中,出現個別年份的高速度是正常現象,但在過去幾個五年計劃中,沒有一年達到15%.從歷史數據的角度看,兩相比較,差距可謂大矣。
眾所周知,日本從戰后的廢墟上崛起僅用了三十年時間。中國在世界進入后現代化和信息化、國內進入改革開放的大好時代,以96年為基數計算(中國人均產值是572美元,日本是40737美元),結果如下:如果假設中國以12%的速度增長,日本則以8%的速度增長,中國趕上日本需要117年。如果中國以6%的速度增長,日本以4%的速度增長,中國趕上日本需要224年。如果日本以6%的速度增長,中國以朱總理講的8%的速度增長,中國趕上日本需要228年。假設日本永遠以4%的速度增長,中國要在50、40、30、20年內趕上日本,則中國人均產值的年增長速度必須分別達到8.91%、11.3%、15.3%、23.8%.顯然,要使中國在100到200年的時間每年以人家1.5倍的速度或在50~20年的時間每年都以人家2~6倍的速度穩步增長,可能性極小。從趕超先進國家的年份來看,兩相比較,差距可謂大矣。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更加重要的差距還不是速度、趕超年限,而是對速度的看法與心態。日本即便是在17.5%的高速度下,政府與學界還是感覺到自己的落后,竭盡全力改善經濟條件,促進經濟增長。而中國則總是撇開經濟轉型的大前提不談,不是用自己的經濟轉型與人家的經濟轉型相比較,而是用自己的經濟轉型與人家的經濟成熟期相比較。每次超過10%以后就來一次大調控,調控的目的不是促進經濟增長,而是降低經濟增長速度……我們很難設想如果日本政府在經濟轉型時期也象我們一樣,每次超過10%以后就來一次大調控,大和民族是否還能有今日的崛起與輝煌?但我們卻可以借用世界銀行總裁對不發達國家所說的一段話警醒國人:你可以用經濟增長掩蓋問題,但你也在下一輪增長中埋下危機的種子。
“經濟學是一門科學,經濟科學的任務是讓政府保持健康的心態與清醒的頭腦,經濟學要算,要想,要掌握歷史與現實情況,而不是跟風”,此話不吐不快,更加重要的是此話不吐不行。面對汗牛充棟的鼓吹“經濟過熱”的書籍和無視歷史與現實、用自己的經濟轉型與人家的經濟成熟期相比較的“風馬牛不相及”的比較方法,我們能保證下一年度下一輪的高速增長機遇不被調控掉嗎?
作為一個非經濟學專業人士的最簡單的擔心,希望能夠引起國人尤其是經濟學界的重視。說句不客氣的話,不恰當的“跟風”給國人帶來災難,是經濟學的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