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體制革新的缺陷與舉措探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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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以為，這兩種觀點都有失偏頗，前者否定了我國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必然性，后者則否定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指導社會經濟的優越性，二者實質都犯了要么“市場”要么“政府”的形而上學的邏輯演繹錯誤。實際上，對于我國經濟發展矛盾問題產生的原因，應當從我們對待和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問題上去探詢，而不是簡單地將其歸因于政府或市場本身。進一步而言，這些問題正是我們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過程中沒有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思想觀念以及與之相聯系的機制障礙相互交織所致。

首先，思想觀念沿襲了政府經濟職能就是指令性計劃的傳統認識，一些地區在實踐中全盤否定和排斥政府作用，以至于出現一定程度的“市場泛化”現象。我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前提下不斷修正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過程。黨的十三大報告提出，不能把計劃調節和指令性計劃等同起來；市場體制是經濟運行的基礎；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總體上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為徹底打破禁錮人們思想的錯誤觀念，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并詳細闡述了政府與市場在我國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范圍。此后，黨中央關于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都強調市場只是起“基礎性作用”，并沒有明確要實行完全的“市場化”和排斥政府的宏觀調控、公共服務等經濟職能。如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要“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學發展的宏觀調控體系”；“發揮國家發展規劃、計劃、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黨的十八大則進一步要求，必須“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可見，在理論和實踐上用所謂的“完全市場化”來取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做法，并不符合中央關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宗旨。正如斯蒂格利茨曾直率指出的：“中國真正的危險在于，有些人對市場過分熱情，認為市場經濟能夠解決一切問題———即我所說的‘市場原教旨主義’。”

可以說，對黨的大政方針片面理解并付諸于實踐，是引發上述我國經濟發展諸多問題的原因之一。如市場機制被廣泛引入公共領域，成為一股時髦的潮流，受到一些地方政府官員和學者的吹捧。由于公共領域是市場失靈的領域，而這一領域內政府職能的一度缺失，就不可避免地會引發社會經濟運行失范，損害社會公平，并反過來導致經濟效率損失，弱化社會保障機制，加劇社會分化和貧困陷阱效應，最終造成以有效需求不足為特征的經濟總量失衡。其次，政府職能在經濟領域出現“缺位”的同時，又產生了“越位、錯位”現象，致使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作用受到阻滯，政府的經濟職能與市場作用的相機抉擇機制無法有效形成。從地方政府來講，在放權讓利機制和“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下，為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和保增長，勢必強化地方保護主義和行政職能，通過“運動式”手段干預經濟、擾亂市場運行機制來“拼資源、拼環境、拼發展”。實際上，關于政府職能的“越位、錯位”問題，早在20世紀60年代，劉少奇在指導我國經濟調整工作、改進我國經濟管理體制問題時就曾尖銳地指出：“部、廳、局都是國家行政機關，它們用行政辦法管理企業，干預經濟。這種超經濟的管理方法，不僅不是社會主義的辦法，連資本主義的辦法都不是，而是封建主義的辦法。”

從企業來講，由于過分強調規模經濟效應，人為地加快企業兼并和企業集團化進程，又強化了行業壟斷與行業分割，反過來固化了既有的地方利益格局、經濟發展方式和政府干預手法，最終誘發產業結構、投資和消費關系、以及城鄉區域發展和資源環境約束等方面的問題。最后，以封建觀念為主的非正式制度影響力猶存，致使市場缺乏成熟的運行與監管制度機制。一定意義上講，市場是制度的集合。現代市場應是有序的市場、競爭與合作相統一的市場。由于我國市場建設起步晚、時間短，經驗少，在培育市場的過程中，尚來不及從制度層面去思考市場建設，并依據市場交易制度、產權規則、等價交換規則和自愿讓渡規則的內在要求，去健全市場有序運行所必需的市場主體規則、市場進出規則、市場競爭規則、市場交易規則、市場仲裁和監管規則等。究其原因，是中國數千年歷史所積淀下來的封建制度文化，如本位主義、專制主義等，在改革進程中遺留下了限制和阻礙市場發育的一些“潛規則”。有些地方已經不是政府干預多少的問題，而是官員干預性質的問題，即借市場制度機制不完善、不健全，進行各種形式的尋租，企業則借機與之形成相互勾結的利益同盟。如在土地審批和房地產市場開發中，大規模進行各種形式的“開而不發”的圈地運動，以及“捂盤惜售”的造價運動。尤其是在公共資源出讓和國有產權轉讓問題上，存在著自賣自買、暗箱操作、實行零收購和低價收購、資產評估不實、虛增成本及內外勾結，違規審批，隱匿、轉移、獨占、私吞國有資產，損害國家和職工權益等嚴重問題，從而引發了經濟運行的各種紊亂和無序現象。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因素在我國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又相互交織，形成了互為因果和條件的內循環作用機制。正是基于此，黨的十八大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要求“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打勝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場硬仗”。

政府角色定位與職能范圍的有機統一：把握經濟體制改革核心問題的關鍵

黨的十八大指出，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

這三個沒有變，意味著我國既沒有步入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之列，更遠未達到馬克思所設想的在重建“個人所有制”基礎上實行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直接相結合的發展階段。具體而言，我國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內含了生產力發展的不充分，使得勞動帶有強烈的外在的目的性，是勞動者謀生的手段，從而產品所包含的社會勞動不是直接確定的，而是間接的通過貨幣這一形式，把個人勞動當作等同的人類勞動來互相發生關系，即主客觀生產條件參與生產要經過市場交換這一中介環節，來“迂回”地確定社會總勞動在各個生產者之間的分配。因此，基于這樣的現實國情，我們不但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更要通過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筑牢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幸福安康、社會和諧穩定的物質基礎”。只有這樣，才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實現“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

為此，必須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取向的嵌入中，科學定位政府與市場的角色，合理劃分二者的作用范圍。這其中，關鍵是要推動政府角色定位與職能范圍的有機統一。進一步而言，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既要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又要清醒認識到政府既不能是自由主義意義上的小政府或弱政府，也不能像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那樣僅僅是宏觀經濟的平衡者，而應根據不同的市場經濟運行條件和各級政府自身的實際，采取合理的介入市場的方式，發揮政府“有限經濟職能”在資源配置方面的重要作用，使政府成為“大市場中的強政府”，成為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主導性力量，成為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有效運行的推動者、組織者和協調者。

首先，要加快推進政府職能向宏觀經濟導向型轉變。政府要糾正在微觀經濟領域上的越位、錯位，核心是實現“四分”，即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進一步加強行政執法部門建設，繼續簡政放權，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等行政行為。對關系到國計民生如金融、電力等領域，政府必須起主導作用；在重點建設方面，政府要發揮宏觀調控作用，集中必要的財力物力，合理進行規劃，使社會資源得到合理均衡配置，防止出現大的重復建設而造成浪費。另外，在某些特殊條件下，尤其是在“市場失靈”領域，政府的強制干預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三農問題”，以及出現大的經濟波動等，就不僅僅是市場效率問題，還涉及到社會穩定問題，因而不能單純依靠市場機制去解決。需要指出的是，政府的強制干預必須限定在經濟手段而非行政手段。進一步而言，政府應通過價格管制、窗口指導、微觀規制等經濟手段來調控市場價格以及與之相關的市場行為，并適時依據市場運行得以糾正的效果，合理限定強制干預的期限。

其次，要加快推進政府職能向公共服務型轉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運行的主體是企業。政府無論是制定產業政策、進行宏觀調控，還是進行社會管理、基本建設規劃，其職能應主要是為經濟發展和市場良性運行提供一個良好的市場環境和社會環境。換言之，政府對市場經濟的有效管理和干預，應主要限定在公共服務范圍，彌補過去在公共性和半公共性領域所應承擔的義務的“缺位”。如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以及就業體系的改革與完善方面，應推動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轉變，加快形成政府主導、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與此同時，政府應著力健全基層公共服務網絡，增強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公共服務功能，扶持一些非政府組織承擔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職能。這些組織應在人事、財務及業務方面與政府部門徹底脫鉤，使其真正成為承接政府具體性職能、技術性職能和一些社會性職能的重要載體，以加快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

最后，要加快推進政府職能向社會利益協調型轉變。當代中國，無論是公有制內部還是外部，盡管克服了階級關系的對立，消除了資本對勞動的階級剝削，實現了人的主體地位的回歸，但由于“資本一般”仍然存在，勞動和生產資料相結合參與資源配置仍然必須通過資本來實現。與此同時，我國勞動者既是參與配置資源的客觀要素又是主體，同時生產條件的分配方式使收入分配方式取得了勞動者的主體性這一維度。勞動者這種一身三任身份的內在統一與資本的“擴張本性”之間，不可避免地會表現為勞資關系沖突，并且這種沖突會隨外部經濟環境與企業內部治理結構的變化，特別是勞資雙方力量對比和博弈狀況的變化而不斷變化。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這種特殊國情，決定政府在目標設定與職能履行的指向上，應從注重效率向更加注重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為此，應在健全勞動標準體系、推行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以及加強勞動保障監察和爭議調解仲裁的基礎上，通過健全社會管理網絡，培育一批對社會相關利益群體進行協調的社會組織，以加快形成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的社會管理體制機制，尤其是勞動關系協調機制。為此，應加強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建設，強化企事業單位、城鄉社區、人民團體在社會管理和服務中的職責，依靠這些組織來充分發揮群眾參與社會管理的基礎作用，從而起到規制政府和企業在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過程中的行為，確保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行和社會的和諧發展。

目標設計與制度機制建構的高度契合：解決經濟體制改革核心問題的路徑

解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做到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要“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更要建構與之相匹配的具體體制機制。因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有一般市場經濟規律所要求的內容，即按照市場價值規律配置資源；還有其特定的內在要求，即發展市場經濟內含的核心目的是對“人”的主體地位的回歸，二者統一于資源配置過程和結果本身，要求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既充分體現市場經濟規律的內在要求，又高度彰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因此，微觀層面的個量資源配置目標和宏觀層面的社會資源配置目標的實現，進而在此基礎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除了分別發揮好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和政府的全局性與宏觀導向性作用外，還必須通過目標設計與制度機制建構的高度契合使二者實現有機融合，確保微觀經濟合理性與宏觀經濟合理性乃至社會合理性相統一。

首先，要加快有利于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基礎性作用的相關制度建設。發展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實行商品的等價交換，等價交換體現的是在交換過程中遵循市場規則的結果平等。因此，政府應為市場有效運行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確保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一方面必須以法律、法規、契約、公約等形式約束和規范市場主體的市場行為，使市場行為有序化、規范化、制度化。一是要建立健全一般性的市場規則，包括各類市場自律性規則的建設、政府供給的市場法規建設以及各類市場中介組織的行為規則建設。特別是應強化市場競爭規則、定價規則和市場進出規則建設，如制定《反壟斷法》等；二是要加強規范市場主體行為的法律法規，如改進和完善《國有資產管理法》、《公司法》、《勞動法》等；三是要健全執法監督機制，通過完善政務公開、司法公開和各領域辦事公開制度，健全質詢、問責等制度，強化對執法部門的監督，排除各種行政手段干預執法。另一方面必須特別注意制度建設中的聯動與配套問題，把市場的培育、市場機制、市場規則的完善、國家宏觀調控方式的轉變、政治體制的改革以及社會主義倫理道德制度建設有機結合起來，使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建設相輔相成、互為促進。

其次，要加快推進一系列有利于發揮地方政府積極性的體制機制建設。如前所述，我國經濟發展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地方政府在財力約束下的保增長壓力，以及由此形成的保護主義壁壘。因此，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必須改變過去直接“保增長”的做法，通過建立科學的體制機制，“間接”地實現經濟發展目標。一方面要加快改革財稅體制，以完善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主體功能區建設的公共財政體系為目標，通過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構建地方稅體系，形成有利于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收制度。另一方面要穩步推進大部門制改革，健全部門職責體系；優化行政層級和行政區劃設置，探索省直接管理縣（市）改革，深化鄉鎮行政體制改革，從而徹底打破過去行政運行體系的不合理性所造成的區域壟斷現象。特別是要以建立公共資源出讓收益合理共享機制為目標，著力在區域規劃、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推進一體化，促進區域尤其是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以及有利于區域協調發展的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新興產業布局。

最后，要按照資源配置一般規律的要求，推進政府宏觀調節手段的微觀化。解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除了從上述“外部”環境，即政府職能和制度層面入手以外，還在于從社會經濟運行與發展規律的實現方式，即資源配置方式本身入手。具體而言，國家在財政、金融、價格、工資等領域設定的調節參數，要通過市場來傳導，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而不是直接“介入”市場。然而，由于市場信息的不完全和反應的滯后性，會使宏觀經濟變量最終反映在微觀經濟變量變化上，可能出現微觀經濟變量與宏觀調節的要求發生較大的偏離。這其中，核心是價格或利潤率的偏離將引發效率和公平二者之間關系的失衡，進而改變收入分配格局，最終導致一部分人受損，甚至無法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并由此影響到社會和諧穩定。因此，政府在以社會平均價格或平均利潤率為依據制定宏觀調節參數時，既要充分考慮到價格或利潤率的變動對勞動報酬在收入分配特別是初次分配中比重的影響，以及對貨幣收入購買力的影響，還要處理好調節手段之間的協調，統一制定中央各職能部門宏觀調節的實施原則和方式，結合實際分層次網絡化控制調節手段的微觀化，以形成有利于科學發展的宏觀調控體系，從而使資源配置的手段和目的內在統一起來，實現合規律與合目的的統一。

作者：孫峰徐增文單位：南京政治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