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市場社會主義研究與借鑒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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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場社會主義的演變
什么是市場社會主義，從其誕生至今仍沒有一個統一性的確切概念，不同時期不同的理論家對其定義的界定往往不同。盡管對市場社會主義界定的概念種類繁多，但是有一個共同之處在于把它區別于市場資本主義，又區別于計劃社會主義，因此它被普遍看作是一種試圖將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市場機制結合起來以實現社會主義的理論或者思潮。市場社會主義理論是在社會主義制度誕生之后，伴隨“社會主義經濟能夠否合理配置資源”的理論論爭中，在20世紀30年代由波蘭經濟學家蘭格首先系統提出來的。蘭格論證了在堅持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主導之下，在消費品和勞動力等領域通過“模擬市場”或者“計算價格”等形式配置資源，可以達到社會主義經濟的均衡狀態，比資本主義完全競爭市場更有效率。蘭格這種以計劃為主導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把市場經濟引進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打破了傳統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開創了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的先河。到20世紀50至80年代，針對蘇東社會主義國家高度集權計劃經濟模式暴露出來的弊端，東歐、蘇聯一些經濟學家主張在計劃經濟框架內，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使二者有機結合起來，這種分權模式的市場社會主義曾為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經濟體制改革實踐提供了必要的理論依據，但是終因各種因素的影響而導致理論的破產和實踐的夭折。20世紀80年代之后，面對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屢遭挫折、西歐社會在大選中連連敗北，西方理論學者開始反思其傳統的經濟理論，提出突出市場在經濟運行中的主導機制功能，只有在市場作用失靈的情況下，才應該啟用非市場機制對市場機制進行有益的補充，市場主導社會主義突破了長期以來市場社會主義在“計劃與市場”兩者之間徘徊的局面，主張把市場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的一種主要手段。蘇聯解體之后即20世紀90年代以來，基于對原蘇東社會主義國家劇變原因的深入思考以及對現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先天不足和缺陷的批判，主要是西方的左翼人士對社會主義未來發展提出的種種設想，致力于建構一種相對于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具有更高效率和更大公平的經濟制度，這些模式包括戴維·米勒的“合作制市場社會主義”、約翰·羅默的“銀行中心的市場社會主義”等。如果說早期市場社會主義是探索革新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替代模式，尋找傳統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和計劃經濟與運用市場配置資源爭取效率的有機結合。而當代西方市場社會主義則是以某種形式的公有制為基礎，運用市場去實現社會主義價值目標的理論模式。
（二）當代西方市場社會主義主要理論內容
其一，主張把資源配置形式和社會制度分離開來。當代西方市場社會主義的倡導者認為計劃和市場都只是資源配置的手段，和社會制度沒有關系，提出把計劃、市場和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分離開來，也就是說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正如索爾·埃斯特林強調“盡管資本主義完全脫離市場是不可能的，然而市場完全脫離資本主義是極為可能的。”［1］
其二，主張促進生產資料或資本的社會化，實行混合所有制。面對當今西方社會貧富差距問題的日益嚴重，距離實現社會主義價值目標越來越遠，最為有效的辦法就是改變如今資本主義社會的所有制結構，促進生產資料或資本的社會化，即在財產方面實行不同方式和程度的社會所有。米勒主張“企業合作制”、羅默主張“證券社會主義”、揚克主張“公共所有局”、施韋卡特主張“民主的經濟”，以此形式試圖實現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當然，現在公有制不再被視為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特征，只是實現其目標的一種手段。因此，他們在主張生產資料社會化的基礎上并不反對小規模私有制的存在，如認為小企業的私人所有權可以不受公有制的影響而存在［2］。
其三，強調市場在經濟運行機制中的主導作用。當代西方市場社會主義認為市場對于獲得一種有效率的生機勃勃的經濟來說是必需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中必須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非市場作用包括計劃和政府調節僅僅在市場失效的時候才能作為補充有益的部分使用。換言之，社會主義不僅要利用好市場機制，更要把其作為生產資料或資本配置的主導形式。如羅默就認為社會主義需要市場，且市場是實現社會主義價值目標的切實可行的途徑。
其四，追求效率、平等、自由和民主的社會主義價值目標。當代西方市場社會主義一直追求效率和平等這兩大基本價值，他們認為社會主義是一種機會平等的社會，但是缺乏效率；資本主義雖具有效率但是缺乏平等，只有把市場機制融入到社會主義制度中才能實現二者的結合。市場在帶來效率的同時又可以促進自由和民主，因此市場社會主義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因為它集效率、平等、自由和民主于一身。如米勒就認為他所倡導的市場社會主義是忠實并力求鞏固社會的核心價值的，是尋求切實實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途徑。
二、當代西方市場社會主義與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比較
（一）當代西方市場社會主義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耦合
1.建立于對市場資本主義和計劃社會主義的批判基礎之上。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在市場化浪潮的推動下，西方發達國家經濟飛速發展，兩極分化變成了影響整個社會穩定的頭等問題，當代市場社會主義將其鋒芒直接指向市場資本主義，揭露其造成的社會不公以及帶來的各種罪惡。尤其是在蘇東劇變以后，他們開始反思傳統社會主義國家失敗的原因，認為并不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缺陷及其造成的失敗，而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計劃經濟惹的禍。而中國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取向的經濟改革和理論創新，一開始就是把批判的矛頭指向舊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但是在借鑒市場機制的同時又極力批判市場資本主義帶來的貧富差距、社會混亂等弊端。兩者都是在對市場資本主義和計劃社會主義批判的基礎上，試圖規避市場資本主義和計劃社會主義的弊端，謀求一種更高公平和更高效率的經濟制度和社會形式。
2.重視市場在經濟體制中的作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市場起到了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是主導力量。而計劃就體現在國家的宏觀調控上。米勒在他的《合作制的市場社會主義》中就指出國家的作用有制定收入標準，制定積極政策來實現工整的分配，國家還要設立公共機構，負責提供福利等公益事項。由此可見，當代市場社會主義也并不盲目崇拜市場。同樣，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機制與計劃機制必須結合起來運用，使之優勢互補。但是，二者所處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市場機制起基礎性的調節作用，計劃機制、宏觀調控只能起到輔助性或指導性的調節作用，為市場機制更好發揮作用創造條件。
3.同樣的價值追求。當代市場社會主義為了實現效率和公平的雙重追求，把市場和社會主義結合起來，各種市場社會主義新模式都是在考慮效率和公平雙重目標的基礎上而設計的。他們主張在特定形式的生產資料或資本社會化前提下，實現以市場為主導的資源配置機制，以企業為單位、利潤為導向參與市場競爭，保持高效率，達到收入分配的平等。當代中國所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樣十分重視效率與公平的一致性，強調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兼顧公平與效率，主張二者兼顧的同時，優先考慮效率，在提高效率的前提下實現公平。
（二）當代西方市場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分歧
1.理論基礎不同。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和發展主要是在上個世紀30年代至90年代，針對原蘇東社會主義國家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發展中遇到的一系列問題，從“帕累托最優”這一福利經濟學出發，在加快經濟改革以緩解經濟滯漲、解決社會公平等問題上著手，吸收了部分社會主義理論要素，旨在建立一個能夠實現社會福利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理想社會，據此提出了一系列更高效率和公平的經濟制度的設想。由于市場社會主義是應對資本主義挑戰和社會主義危機而作出的被動反應和直觀嘗試，因此在現實社會中缺乏周密可靠的理論支持。相比之下，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產生既有深遠的理論淵源，以馬克思主義思想為依托和指導，又結合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對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關系所作的理論概括和總結，其中鄧小平理論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是依據我國的具體國情制定的適合本國經濟發展全方位
、系統的市場經濟理論原則。
2.社會制度基礎不同。西方當代市場社會主義者對社會主義的種種探討和構想是建立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希望建立新的企業制度來實現分配均勻，兼顧公平，回答如何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上建成和發展社會主義。由于階級利益的不同，且缺乏強有力的政治制度的保證，這種設想很難變成現實。相反，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是在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條件下，導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以鞏固、發展、壯大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以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解決當前存在的主要矛盾，是與社會主義制度相結合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
3.最終目標不同。當代西方市場社會主義脫胎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又未能擺脫資本主義制度的束縛，因此它所設定的最終目標也就局限在這一框架之內，只是針對外部環境所面臨的問題，依據種種設想所做的理論上最大程度的修繕，把最終目標定位于增進“社會福利”和“公共利益”，以期實現資本主義制度框架下追求的所謂的“平等”和“公平”。而我國最終要實現的是共產主義，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通向共產主義之路的社會主義階段就是要奠定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物質基礎，因此，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最終目標是共同富裕。
4.理論與實踐結合不同。當代西方市場社會主義各種模式雖然也深刻剖析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自由放縱的市場經濟體制的種種弊端，但是卻缺乏將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結合起來的生動實踐，更多的只是理論家和學者們在書齋里進行一個個理論的構建，這就不可避免地使其理論模式與現實相比存在局限和差距，因此而言或多或少帶有烏托邦色彩。如約翰·羅默的“證券社會主義模式”意欲把國有財產在所有公民中平均分配，這使它只能表現為一種理論模型而非現實操作。而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在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中逐步探索和發展起來的，是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實踐經驗的現實反映、高度總結和內涵升華。可以說沒有當代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這項實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確立也就無從談起。也正是憑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引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綜合國力、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生產力等方面都發生了根本改觀。
三、當代西方市場社會主義的借鑒價值
（一）對于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借鑒
1.關于公有制實現形式的探索。當代各種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對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大多主張資本的社會所有，羅默主張給公民配發證券來平分社會資本和物品，揚克的“公共所有局”和米勒的“合作制經濟”也是以實現生產資料公有為目的。這就告訴我們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不是一成不變的固定形式，而是根據不同的社會歷史環境來做出的具體選擇。市場社會主義的種種模式都是建立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基礎之上的，而中國應該依據農村人口比例較大，經濟基礎較為薄弱的具體國情，借鑒市場社會主義模式中公有制形式的可取之處，探索符合自身實際情況的公有制實現途徑，以盡快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這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制度。
2.關于國家宏觀調控方面的研究。當代市場社會主義者在強調市場基礎作用的同時，清醒地意識到要消除市場的盲目性和非理性等固有弊端，必須要引入非市場機制來予以彌補。在全社會范圍內來調節利潤的再分配，這種非市場機制只能是國家的干預和計劃，由政府引導和控制社會投資，提供和分配公共產品，但這種調控方式應該是“指導性計劃”而非行政性命令，即計劃是宏觀的而非微觀的，利用投資、稅收和利率等一系列經濟杠桿來發揮對市場的補充而非替代作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面對各種經濟過熱和過冷等問題，我們過多地使用行政命令性質的調控方式，可能在短期內會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從長遠來看不利于甚至會損害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因此，我們有必要借鑒當代市場社會主義“指導性計劃”這種分權形式的宏觀調控理論，為我國在處理宏觀控制與微觀自主之間的關系，動員社會廣泛參與資源配置，有效界定計劃的作用范圍和適當方式。
3.關于收入分配的思考。我國當前使用的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同時由于我國處在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故而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當時，鄧小平強調在致富過程中要防止貧富差距過大，造成兩極分化。但是近幾年來，我國兩極分化的態勢越來越嚴重，基尼系數已連續幾年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這也導致一系列社會不穩定問題的發生。市場社會主義理論則在收入分配制度上給我們提供了良好的借鑒，認為公民在具有工資收入和儲蓄收入的同時，還應具有社會紅利這部分收入，讓公民的收入在真正意義上能與國家經濟的發展同步，享受發展的成果。這樣的分配方式可以從起點上和機會上盡可能地注重公平，實現公平和效率的統一。
（二）對于構建和諧社會的借鑒
1.在社會平等和公正問題上的借鑒。當代西方市場社會主義新模式對平等內涵的界定從傳統的絕對平均主義演變為側重市場的起點平等和社會福利分配的機會平等，即注重人們在社會上擁有平等的起點和機會。如米勒認為平等的目標不應局限于經濟平等，應該是“社會平等”，即“地位平等”，強調起點平等和機會平等；羅默主張社會主義者需要自我實現和福利的機會平等、政治影響力的機會平等、社會地位平等［3］。目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級階段由于缺乏這樣一種有效保障個人起點和機會平等的體制，導致各種形式和不同程度的不平等現象出現，如“城鄉二元結構”差距加大、地方保護主義等現象。當代西方市場社會主義平等和公平觀對于我們糾正由市場催生的起點和機會不平等以及引發的其他不平等現象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它為我們正確處理當前農業人員、弱勢群體面對的各種不平等，為我們如何扭轉目前社會較為嚴重的貧富分化局面提供了可探討的路徑；有助于保障我們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促進社會整體關系與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和諧。
2.在自由和民主方面的借鑒。如米勒主張以有效選擇為核心的自由觀，市場是實現自由的前提，通過市場機制對物質資源和機會進行供應與再分配，以實現自由的價值。這就提示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大力發展生產力，以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為人們提供足夠豐富的物質和精神保障，這樣就提供了人們實現各種自由的前提和條件，進而有利于實現社會的和諧。
同時，他們還主張在企業內部實行經濟民主，保障工人在企業中享有的經濟權利和經濟平等，進而可獲得行使政治民主的權利，使工人與企業、工人與國家的緊張關系得以緩解。借鑒于此，無疑有利于保障我們當前工人在企業中諸如平等權、勞資談判等經濟權利，從而促進工人和企業之間的和諧，進而有利于促進整個社會的和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