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的經濟法論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氣候變化的經濟法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1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制度面臨新的轉折，需要發展促進各國公平發展和合作共贏的理論和方法學

德班平臺談判旨在建立2020年后適用于所有國家的減排制度框架，世界各國都需要采取大力度減排行動?！堵摵蠂鴼夂蜃兓蚣芄s》奠定了世界各國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的原則和制度基礎。但在當前國際談判中，不同國家責任和義務的分擔仍然是矛盾的焦點，反映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不同的利益關切。氣候變化危及全人類生存發展，任何國家都不能幸免，應對氣候變化也必須各國共同努力，少數國家也難以獨擋大任，只有合作才能共贏。所以，氣候變化談判不應是“零和博弈”，更不是“囚徒困境”，而是共同目標和共同利益下的合作博弈，合作對彼此都可以創造更大的利益。當前國際談判中的核心問題其一是如何體現“公平”的原則，其二是如何實現合作共贏。新國際減排制度的建設不應局限于各國減排責任義務的分擔，而是突顯各國共同行動目標下合作共贏的空間和機會，探索各國合作共贏的國際機制和合作方式，這正是需要新氣候經濟學研究和解決的迫切問題。在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和行動中，既要關注代際間的公平性和可持續性問題，使當代的發展不能犧牲后代的發展和福祉，必須為后代的發展留有充足的資源和環境空間。另一方面，更要強調對當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和消除貧困的迫切需求，要注重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國別公平和人際公平。因此，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制度建設一方面要促進經濟社會與資源環境的協調和可持續，為后代留有充分的發展空間，保證“代際公平”。另一方面，要加強統籌協調全球范圍內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環境保護這三大支柱間的關系，使世界不同國情和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都有公平獲得可持續發展的機會，促進“國別公平”和“人際公平”。要探討世界范圍內實現可持續發展、向生態文明過渡的途徑和發展方式。工業文明可以在少數國家率先實現，而使全球付出巨大資源和環境代價。生態文明則是全人類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形態，必須各國共同努力，必須使大多數國家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途徑，才能從根本上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生態危機。因此，新氣候經濟學不再只注重當代與后代以及國別之間減排責任義務分擔的公平性及分配方法學，更重要的是尋求各國合作共贏的方式，共同創造和分享實現綠色低碳轉型和可持續發展的經驗、技術和機會，促進世界各國共同走上可持續發展的路徑，促進全球向生態文明邁進。全球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是世界范圍內的可持續發展，國際氣候制度的核心也應是促進各國形成經濟社會發展向綠色低碳轉型的體制和機制。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將引發新的經濟技術競爭，先進能源技術將成為國際技術競爭的前沿和熱點領域，作為世界大國戰略必爭的高新科技產業，也將帶來新的經濟增長點、新的市場和新的就業機會。低碳技術和低碳發展能力越來越成為一個國家的核心競爭力。一個國家抓住了機遇，順應了潮流，就會順勢發展強大，否則會被邊緣化甚至落后。新國際制度要著眼于推動世界低碳發展的潮流，形成新的競爭機制和規則，使低碳發展不僅是實現國際氣候協議規定的減排目標，而是提升自身可持續發展競爭力驅動下的主動行為。這種機制下包括建立國內或區域性碳市場，在工業、交通、建筑等領域和行業制定嚴格的能效標準，征收碳稅等政策和措施，以有效的制度、政策手段和市場機制促進企業和全社會的自覺行動，而不僅僅著眼于各國減排目標的確立和各自責任和義務的分擔。

在公平國際制度和合理分配碳排放空間的前提下，各國也存在合作共贏的空間和機會。雖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對發展中國家因氣候變化蒙受的損失和損害給予補償，是發達國家因其歷史責任應盡的義務。但在實現機制上，也必須尋求共贏的途徑和互惠的局面。如何發揮碳生產要素的價值和減排CO2的協同效應，促進國際技術合作和技術轉讓，是實現應對氣候變化合作共贏的關鍵。全球實現控制溫升2℃目標下碳減排路徑的成本越來越高，標志著碳排放額度的影子價格也將呈較快上升趨勢，有研究估計2030年每噸CO2的價格將達50－100美元，這將使減排技術有更大效益和推廣空間。要充分利用碳減排信用的價值，發達國家無償或優惠向發展中國家轉讓技術，該技術在發展中國家推廣后產出的減排信用，可部分歸技術提供方所有，用來抵償其在本國的減排指標或在相關碳市場出售，使其知識產權的轉讓以碳信用方式得到回報。這是一種基于技術轉讓的類似于CDM的合作機制，可稱為T－CDM。通過這種機制，發達國家企業擴充了市場，得到應有經濟回報，而發展中國家也得到技術，促進發展中國家減排和可持續發展。同時減排技術推廣也促進了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發揮碳減排信用的價值和碳市場作用，也緩解了發達國家直接出資支持技術轉讓的困難。打造這種雙贏和多贏局面，關鍵在于國際制度的設計和各國政府的推動，使碳生產要素價值的作用得以充分發揮，T－CDM機制可在雙邊或多邊推進和試行。另一方面，各國都可以發揮碳價和碳市場的作用，碳減排信用量的價值貨幣化，增加了減排措施的經濟回報，引導社會投資和減排技術的推廣。新國際制度應以全球實現控制溫升2℃為目標，研究不同地區有區別的碳價政策，發揮市場機制作用，促進全社會減排。

2碳排放空間越來越成為緊缺資源和生產要素，要研究和發展大力提升碳生產率的途徑和評價方法學

自工業革命以來化石能源消費中CO2排放的累積，導致大氣中溫室效應增強，全球氣候變暖，對人類生存和發展形成嚴峻挑戰。當前人類社會必須探索在有限碳排放空間范圍內，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最終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相協調和可持續發展。所以要把有限的碳排放空間作為緊缺資源和生產要素，大幅度提高單位碳排放的產出效益。如同工業革命中大幅度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一樣，在向生態文明轉型過程中，也必須大幅度提升碳生產率，因此要發展提升碳生產率的理論和方法學。碳生產率定義為一段時期內國內生產總值(GDP)數量與同期CO2排放量之比，與單位GDP的CO2排放強度互為倒數，反映了單位CO2排放所產出的經濟效益。碳生產率提高的速度可以用來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和成效。碳生產率的概念于1993年由Kaya和Yokobori提出。近幾年，很多研究者關注CO2排放總量控制與提高碳生產率的關系。英國前首相Blair及其領導的氣候組織基于碳生產率和其他方面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解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走出困境的建議。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越來越緊迫的形勢下，碳排放空間將成為比勞動力、資本以及土地等自然資源更為稀缺的生產要素，大幅度提高碳生產率已成為在可持續發展框架下應對氣候變化的關鍵對策，這也是低碳經濟的核心內涵。全球實現控制溫升不超過2℃目標，到2030年碳排放量要比2010年減少15%－40%，相應碳生產率需提高2－3倍，平均年提高率要達3．5%－5．0%，遠高于工業革命以來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速度。而從1990－2010年，全球碳生產率年提高率僅為0．7%，附件I國家也只有2．0%。未來10－20年是大幅度提高碳生產率的關鍵時期，否則2030年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會付出更大代價。碳生產率的年增長率可作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效的一個重要指標。根據碳生產率定義和相關數學關系，有:碳生產率年提高率≈GDP年增長率+CO2年減排率碳生產率的年增長率可近似表示為GDP年增長率和CO2年減排率之代數和。其經濟學含義即為，以提高碳生產率的途徑減少CO2排放，碳生產率的提高首先要抵消GDP增長所引起的CO2排放量的增長，然后才能降低現有的CO2排放水平［10］。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由于所處發展階段不同，在應對氣候變化中所遇到的問題、難點、重點和措施也不同。新興發展中國家處于工業化、城市化高速發展階段，GDP以較快速度增長，提高碳生產率主要是抵消或減緩經濟快速增長中新增能源需求的CO2排放，其措施主要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強技術創新，走低碳經濟發展道路;發達國家在目前高經濟發展水平和高人均能源消費水平下，GDP增長緩慢，提高碳生產率主要是降低當前過高的CO2排放水平，其措施主要是改變奢侈型消費模式，在保障高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下，大幅度降低CO2排放。從2005－2010年，氣候公約附件II發達國家碳生產率的年提高率平均為2．36%，其GDP年均增長率僅為1．05%，碳生產率的提高抵銷GDP增長新增CO2排放外，尚能使CO2排放總量總體下降，其年下降率亦達1．28%。而同期中國碳生產率年增長率水平為4．9%，遠高于發達國家的水平，但由于GDP快速增長，年增長率達11．2%，碳生產率的提高尚不能抵銷新增GDP引起的CO2排放，CO2排放總量還要上升，年增長率達6．0%。發展中國家在GDP快速增長的工業化階段，盡管大幅度節能和改善能源結構，碳生產率提高幅度遠大于發達國家，但GDP快速增長仍會使CO2排放量有所上升。所以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階段特有的國情和特征，在減排CO2方面面臨更為艱巨的任務。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當前碳生產率絕對水平仍然很低，2010年中國GDP約占世界總量的11．5%，而CO2排放量占世界23．8%，碳生產率約為世界平均水平1/2。2010年我國與日本GDP總量相當，而CO2排放則約為日本的6．4倍，碳生產率水平不及日本的1/6。所以，提高碳生產率仍有較大空間和余地，這也是中國在可持續發展框架下應對氣候變化的關鍵對策和重要著力點。

提高碳生產率的途徑，其一是節約能源，提高能源效率，降低單位GDP的能源強度;其二是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進能源結構的低碳化，降低單位能耗的CO2強度。兩個因素迭加，可降低單位GDP的CO2排放強度，即提高碳生產率。根據定義和相關數學推導，有如下關系:碳生產率年提高率≈GDP能源強度年下降率+單位能耗CO2強度年下降率據此可分析節能和能源替代各自對CO2減排的貢獻率。從1990－2010年，附件I國家GDP能源強度年下降率為1．72%，單位能耗CO2強度年下降率為0．35%，對碳生產率年提高2．07%的貢獻率分別為83%和17%，節能和提高能效發揮了主導性作用。未來隨著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快速發展及其在一些能源構成中比重的增加，能源替代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當前全球和國別的CO2排放峰值問題備受關注，全球和主要國家的CO2排放必須盡快達到峰值，才能實現控制溫升不超過2℃目標。CO2排放達到峰值，即其年增長率為零，根據上述關系，碳生產率的年提高率需大于GDP年增長率，即成為CO2排放達峰值的必要條件，即:碳生產率年提高率＞GDP年增長率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GDP年均增速都較高，單位GDP的CO2強度年下降速度盡管較大，但也難以超過GDP的增速，所以在經濟快速發展階段，CO2排放仍需有所增長而難以達到峰值。根據這個必要條件，可分析CO2排放達峰值的規律。首先，CO2排放峰值均出現在一個國家完成工業化、城市化發展階段之后，其GDP年均增速放緩(一般不高于3%)，經濟趨于內涵式增長，能源消費彈性處于較低水平(不高于0．4)，GDP能源強度呈持續下降趨勢。例如歐盟(15國)1980年CO2排放達峰值時，人均GDP(2000不變價)達14200美元。1973－1990年，GDP年增長率為2．43%，能源消費彈性為0．32;1990－2010年，GDP增長率為1．77%，能源消費彈性為0．30，均處于較低水平。能源消費平均增長率也相對很低，分別為0．77%和0．53%。期間再加上能源結構的調整，單位GDP的CO2強度年下降率分別達2．75%和2．02%，高于同時段GDP增長速度，所以CO2排放量可實現峰值并持續下降［11，13］。1973－1990年，美國盡管單位GDP的CO2強度年下降率達2．69%，但由于其間GDP年均增速高達2．93%，所以其CO2排放仍持續上升，到2007年才達到峰值。處于工業化、城市化的新興發展中國家，由于潛在GDP增速較高，盡管單位GDP的CO2排放強度下降較快，但CO2排放仍會呈較快增長趨勢。發達國家CO2排放峰值后，GDP年均增長率一般不高于3%，能源消費年增長率一般不高于1%。其碳生產率年提高率不足3%，仍可使CO2排放總量呈緩慢下降趨勢。中國加大節能和能源替代力度，2030年前后CO2排放有可能達到峰值，峰值時GDP增速仍可維持4%－5%左右的水平，并支持能源總需求量1．5%－2．0%的速度增長，所實現的碳生產率提高率應達約4．5%，實現CO2排放達峰值后，仍可比發達國家保持更大的發展空間和余地［14］。因此，尋求比發達國家更大幅度提高碳生產率的途徑，是新興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減緩CO2排放的根本戰略選擇，也是實現經濟增長與減排CO2兩個目標的協調統一的根本對策。

3能源體系變革是應對氣候變化的根本途徑，要研究推動新能源變革和技術創新的理論方法與實施機制

全球減排CO2的緊迫形勢，推動了能源體系的革命性變革，大國能源戰略也出現新動向。其一是更加注重節能和提高能效。20世紀70年代初的石油危機后，發達國家把節能視為與煤炭、石油、天然氣和核能并列的“第五大能源”，當前又把節能放在比開發更為優先的地位，將其視為“第一大能源”。在工業、交通、建筑等領域實施越來越高的能效標準，確立節能目標。例如歐盟制定了到2020年能效提高20%的目標。當前世界主要發達國家能源消費量大都呈現不斷下降趨勢，而其經濟仍在持續增長。其二是加速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進能源結構的低碳化。全球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和地熱能等非水可再生能源供應量2012年比2007年翻了一番，年均增速19%，遠高于全球能源總消費量2．0%的增速。2012年與2007年相比，OECD國家能源總消費量減少4．1%，煤炭和石油消費量分別減少12．5%和9．0%，而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則分別增長2．8%和92%。英、法、德等歐盟主要成員國都制定了2050年電力80%以上來自可再生能源的發展目標，可再生能源技術和產業將面臨快速發展的新局面。在化石能源中，天然氣是比煤炭、石油更為清潔、高效的低碳能源，其產生單位熱量的CO2排放比煤炭低40%以上，用天然氣替代煤炭也是促進能源結構低碳化的重要選項。特別是美國頁巖氣開發技術的突破，2012年與2007年比較，天然氣產量增長25%，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也由25%上升到30%。相應的美國煤炭消費量下降23．6%，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中比重也由24．3%下降到19．8%，單位能耗的CO2排放強度下降11．2%，能源消費總量下降6．9%，而CO2排放總量下降11．2%。世界范圍內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變革趨勢日益明顯和加速，到本世紀末全球必須實現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為主體的可持續能源體系，完成能源體系的根本性轉型，使CO2排放趨近于零，才能實現控制溫升不超過2℃的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目標。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展也取得顯著成效，其在一次能源中比重已由2005年6．8%增加到目前的10%。到2020年將實現15%的目標，其年供應量將超過7億tce，相當于日本或德國加英國目前的能源總消費量水平，屆時水電總裝機將達3．5億kw，風電裝機將達2億kw，太陽能發電裝機也將上億kw?？稍偕茉窗l展規模和新增投資均將位于世界前列。2030年其比重可達或接近25%，2050年可超過1/3，煤炭的比重也將下降到1/3以下，為本世紀末實現全球CO2趨于近零排放的目標奠定基礎。當前世界范圍內已出現由以化石能源為支撐的高碳能源體系逐步向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為主體的新型低碳能源體系過渡的趨向，并將引發新的經濟技術的重大變革。

大力促進能源轉型，也是發展中國家在滿足隨經濟社會發展不斷增長的能源需求前提下，減緩CO2排放增長，使CO2排放量盡快達到峰值并開始下降的主要途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展可降低單位能耗的CO2排放強度，并可逐漸使新增能源需求逐漸由非化石能源供應量增長滿足，使CO2排放達到峰值。與上節中碳生產率的定義推導類似，可得到CO2排放達峰值的第二個必要條件:單位能耗CO2強度年下降率＞能源消費年增長率由該式可見，在單位能耗的CO2強度年下降率大于能源消費年增長率情況下，CO2可達到峰值。也就是說，在隨經濟社會發展對能源需求增長速度較高情況下，實現CO2排放峰值需要更大的能源替代力度。由于能源結構向低碳化變革，可使CO2排放總量達峰值時間一般早于能源消費總量達峰值時間。自上世紀70年代初以來，發達國家由于核電、水電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能源結構的改變使單位能耗的CO2排放強度降低，所以在CO2排放達峰值后，能源總需求量的上升由非化石能源的增長來滿足，使能源消費總量的峰值時間滯后于CO2排放的峰值時間。1980年歐盟(15國)CO2排放即達到峰值;1980－2005年，其能源消費的CO2排放強度年下降率為1．0%，略高于能源消費年均增長0．9%的水平，所以CO2排放量呈緩慢下降趨勢而能源消費量則持續上升，直到2005年其能源消費量才達到峰值，滯后25年。發展中國家憑借后發優勢，加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在非化石能源比重較高且持續快速增長情況下，可盡快使非化石能源供應量滿足總能源需求，從而使CO2排放峰值時間較大地早于能源總需求峰值時間，且早于發達國家峰值時發展階段出現。大力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進能源體系轉型，在減排CO2同時，也是各國突破國內資源環境制約、保障能源供應安全的內在需要，是各國實現可持續發展共同的戰略選擇，具有節約資源、減少環境污染、保護生態環境的多重功效。據測算，中國每減少1t煤炭的生產和消費，其間接環境與健康效益可達約100美元，與當前煤炭價格相當。因此要充分發揮CO2減排的協同效應，分攤CO2減排成本，促進減排技術的推廣。要充分發揮和挖掘各國節約能源、促進能源替代的內在驅動因素，調動其內在積極性促進減排。例如歐盟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減少對石油、天然氣的依賴，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提高能源自給率、保障能源安全的考慮，美國制定電站CO2排放標準，也有支持頁巖氣開發和利用的政策考量。中國東部地區限制煤炭消費總量，首先是出于對霧霾的治理。突出和加強各國在可持續發展優先領域政策和措施對減排CO2的協同效應，更容易被廣泛接受和取得成效。應該密切結合，不宜過多強調各國的減排措施和行動的額外性。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與國內可持續發展在政策措施上有高度一致性，要全面統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打造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與國內可持續發展的雙贏局面。

要研究和發展依靠市場促進CO2減排的理論和機制，要發揮碳價和碳市場的激勵作用。碳市場機制的建立，使碳減排信用價值得到體現，先進能源技術的減排效果獲得進一步的經濟回報，提高其市場競爭力。而且碳市場的機制也向企業和金融機構展現出未來低碳發展趨勢和潮流，先進減排技術將有更好的發展前景和市場需求，激勵企業低碳技術創新，金融投資向低碳技術傾斜。同時碳市場建立促進了對企業碳排放MRV體制的建立，促進企業和公眾承擔社會責任。對碳市場不宜過多強調其價格和交易量，而更要看重其減排效果和對減排機制的促進作用。在全球能源體系變革大趨勢下，能源戰略要改變單純保障供給的傳統思路，在推進建設生態文明的形勢下，不能再單純把資源環境作為一種約束條件來考慮，而要把節約資源、保護環境作為與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同等重要的目標來權衡。所以中長期能源戰略在保障供給的同時，也必須調控和引導需求，強化節能和提高能源利用的產出效益。同時大力推進新能源技術創新，促進能源結構的低碳化，全球能源變革的趨向，使未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技術創新和發展速度可能會超出今天的預估和想象，將呈加速發展的態勢。到本世紀中葉，全球可實現大比例可再生能源的目標，使其成為在役主力能源，到本世紀末，全球將最終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為主體的可持續能源體系，能源供給將不再依賴地球有限的礦物質資源，而其CO2排放也趨近于零，從而最終實現保護全球氣候、實現經濟社會與資源環境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4消費方式的轉變是向低碳社會轉型的關鍵，要發展和倡導生態文明下新的消費觀念和生活方式

觀念轉變對一個國家在新型能源體系革命中能否成功實現轉型起著關鍵性作用，而各國發展方式和消費方式的轉變速度和程度也可能成為重塑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美國的高科技發展引領了上世紀后半葉世界經濟的發展和繁榮，但其以高能源消費為支撐的社會消費方式也給當前向新能源體系過渡帶來了困難。當前，美國和歐盟、日本的人均GDP差別不大，但美國人均能耗高達10．2tce，是歐盟的2．1倍，是日本的1．8倍。尤其是美國人追求大面積住房、大排量汽車和過分物質享受的奢侈浪費的消費方式，不僅使國家和大多數民眾入不敷出，經濟發展缺乏持續投入，而且成為人均能源消費和人均CO2排放最高的少數幾個國家之一。更為糟糕的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經濟快速發展的新興發展中國家少數先富裕的人群大都以美國人的消費方式為榜樣，對大面積豪華住房、大排量高檔汽車和奢侈型物質消費品的追求也在引領這些國家的時尚，使其沿襲美國高碳排放消費方式。加強對消費觀念和消費方式的引導，是促進低碳社會建設的關鍵。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建設生態文明，也必將伴隨社會對財富觀、福利觀和生活方式的轉變。傳統鼓勵獲取物質財富并獨占排他的財富觀和追求物質享受的生活質量觀念將越來越受到質疑。環境和生物圈意識的覺醒使人們越來越重視生態保護和環境質量，發展了社會財富和集體觀念的思維方式。全球氣候變暖將帶來暴雨、干旱、臺風等極端氣候事件和水資源短缺、疾病傳播、海平面上升等災難和負面影響，任何國家都無法幸免。大氣環境質量惡化和水資源的污染，任何個人都不能獨善其身。每個人的消費方式也都會直接影響他人的福祉，私人汽車排出的CO2也將累積在大氣中發揮溫室效應，尾氣排放形成的PM2．5也會成為都市霧霾天氣的一個根源。在滿足基本物質生活需要的前提下，清潔的空氣、干凈的飲水、宜居的環境已變得比個人物質享受更為重要。高水平的生活質量是大家的共同體驗和共同利益，孤立排他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得到真正高質量的生活。所以，要倡導合作意識，要把低碳消費作為社會公德，規范和制約公眾的社會行為，要引導全社會形成由片面追求經濟產出和生產率為核心的工業文明發展理念轉變到人與自然、經濟與環境、人與社會和諧和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文明的發展理念;由過度追求物質享受的福利最大化消費理念轉變為更加注重精神文明和文化文明的健康、適度的消費理念。以觀念的創新引導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轉型。

當前世界仍處于城市化進程當中，全球城市人口剛剛過半，要全面引導城市化進程中低碳基礎設施和社會消費方式。在城市化進程中，城市的布局、居住和交通方式等相應基礎設施一旦建成，幾十年甚至幾百年都難以改變，具有技術上的鎖定效應。當前大多數既有的城市，在其發展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一個宏觀高碳的格局，再向低碳轉型，就會付出很大的代價和比較長的時間。發展中國家城市化建設進程中，一定要避免這種技術鎖定效應，要進行前瞻性部署和超前規劃。城市化過程中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村人口轉入城市后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轉變，能源消費勢必增加。因此城市化進程中要努力構建低碳型的城市布局、基礎設施、生活方式和消費導向，引導社會公眾消費觀念和消費方式的轉變。在注重提高建筑物節能標準、提高家用電器能效、提高汽車燃油經濟性等技術節能措施的同時，也必須更加重視低碳城市建設的總體布局和規劃，避免盲目大拆大建，延長既有建筑物使用壽命。優化建筑格局和戶型結構，建筑設計因地制宜，與自然和環境相和諧，避免過分依賴人工調節的高耗能運行模式。優化出行方式，減少私人機動車出行比例。城市化進程中要統籌城鄉基礎設施建設的低碳化布局，新農村社區建設要重視節能環保，要盡量為農村提供優質能源服務，避免盲目擴張無污染防治措施的分散低效的煤炭燃燒和利用方式。這種系統性統籌的節能環保效益將遠大于技術效率提高的效果。要改變過度追求物質享受的奢侈型消費理念和追求超大面積豪華住房、大排量高檔汽車等高碳消費方式，必須避免沿襲發達國家城市建設的高碳基礎設施和高碳奢侈性消費的傳統發展模式，避免形成只能在宏觀高能耗和高碳格局下尋求具體設施和單項技術低能耗和低碳排放的被動局面。要以建設生態文明和低碳社會的理念為指導，探索新型的以低碳為特征的生態城市的發展模式和綠色人居的生活方式，走出新型的生態低碳城市化道路。消費觀念和消費方式的轉變，可有效降低最終能源需求服務水平，并引導經濟社會發展方式轉變，是促進全社會節約能源、降低CO2排放的關鍵對策，需要積極引導和全社會廣泛參與和自覺行動，這也是新氣候經濟學發展的思想基礎和理論的出發點。

作者：何建坤滕飛齊曄單位：清華大學現代管理研究中心清華大學能源環境經濟研究所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