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復蘇與風險并存的局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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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新世紀后的頭10年，世界經濟的發展態勢先是從繁榮轉向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隨后世界經濟便進入了坎坷多變的復蘇階段，2010年世界經濟在艱難曲折中實現了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后的首次復蘇性增長。2011年即是本世紀第二個新10年的開端，又是世界經濟有望徹底擺脫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陰影的一年，人們期待著世界經濟實現全面復蘇。但事與愿違，到了2011年中期，由于歐債危機再度升級和發達國家經濟形勢有進一步惡化的可能，受其影響全球經濟與金融領域的風險因素不斷增多。由此，2011年世界經濟的發展形勢不僅并非前期多數國際經濟機構預測的那么樂觀，而且凸顯疲軟增長態勢，甚至經濟二次探底之虞則進一步加深，全球彌漫著悲觀情緒。與此同時，伴隨著歐債危機有可能進一步擴散和解決的難度越來越大，以及發達經濟體普遍經濟形勢前景的不妙和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速的減慢與通脹預期壓力的增大，世界經濟又一次面臨著何去何從的嚴峻局面。此外，在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領域風險因素不斷增多的形勢下，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又將面臨著怎樣的挑戰和發展機遇？需要認真探討，給出清晰的答案。

一、世界經濟風險因素增多

2011年伊始，世界經濟總體上在上年的基礎上保持著復蘇增長態勢，良好的開端使國際經濟機構初期對世界經濟前景作出了較為樂觀的預測。①但事實上，2011年前半程未過，世界經濟復蘇性增長的穩定局面還未形成，先是北非和中東局勢風云突變，許多國家發生社會動蕩和政權變故，持續動蕩的北非和中東地緣政治形勢進一步推高了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并引發全球性通脹壓力增大；爾后便是5月后歐債危機的愈演愈烈和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速的明顯放緩。特別是，在新一輪歐債危機和發達經濟體經濟下行凸現的影響下，為世界經濟前景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世界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就沒有前期預測的那么樂觀了，不僅世界經濟基本面樂觀因素在漸漸減少，而且風險因素日漸增多；急轉之下的世界經濟發展趨勢導致市場信心嚴重受挫，市場恐慌情緒帶來了國際金融市場的大幅波動，全球股票市場一度連連重創，期貨市場石油和黃金以及其他大宗商品價格也隨之上竄下跳，多次走出了反復振蕩行情。由此，受到歐債危機發酵和發達經濟體經濟與財政狀況每況愈下影響，經濟二次探底的議論接踵而來，發達經濟體則首當其沖，其中歐元區國家更是危機四伏。從2011年中期以來世界形勢經濟的基本面看，主要風險因素包括以下幾方面：

1．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下滑，金融與經濟風險因素增多。從2011年發達經濟體經濟的基本面看，前期缺乏就業改善的復蘇似乎到了尾聲，經濟增長出現了明顯乏力端倪，特別是前期過度依賴于量化寬松政策刺激經濟的復蘇，又隨著量化寬松政策執行的減弱而得不到新的支撐，同時隨之而來的債務和經濟下行風險使發達經濟體處在一個經濟低速增長、就業率低下和經濟政策選擇兩難的境地。發達經濟體未來潛在的風險因素既有經濟復蘇上的反復，也有前期量化寬松政策帶來的潛在通脹上升和財政狀況不斷惡化滯后的影響。因此，一方面發達經濟體為避免經濟的下行和緩解就業壓力而更加依賴于寬松貨幣政策；另一方面，以歐元區為典型的部分發達經濟體國家在債務和財政狀況不斷惡化以及通脹預期上升的情況下又不得不采取緊縮財政政策，使得部分發達國家由于經濟增長缺少刺激性政策上的支持而難以為續復蘇態勢，甚至有可能出現經濟二次探底。由此，對于發達經濟體來說，特別是債務和財政負擔沉重的歐元區國家存在著嚴重的金融風險和經濟二次探底的可能。

2．發達經濟體債務和財政狀況持續惡化，新一輪金融危機風險因素增多。目前，在發達經濟體內普遍存在著公共債務危機和財政上的捉襟見肘，尤其是以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愛爾蘭和意大利等國為代表的部分歐元區國家公共債務危機的深化和財政狀況的進一步惡化是導致其金融風險上升的主要因素之一。受其影響，2011年中期以來不僅發達經濟體為應對債務危機應接不暇，而且人人自危，債務危機成為發達經濟體國家一道難以邁過的“門檻”。進入2011年5月后，隨著希臘、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國主權債務違約風險的驟然升級，歐元區國家又一次陷入了債務危機的旋渦，一旦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進一步蔓延和擴散，并不能得到有效解決，整個歐元區國家將有可能被拖累，出現新一輪的金融和經濟危機，甚至有人不無擔憂地預言，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的進一步惡化最終的結果有可能導致歐債危機全面爆發，甚至是歐元區的徹底崩潰。當前，債務危機已成為歐元區難以抹去的陰影，其影響面也在進一步擴大，為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形勢增添了另一層面的風險因素。此外，其他發達經濟體國家債務違約風險也相繼浮出水面，其中美國潛在的債務違約風險更加令人擔憂，一旦美國出現債務違約和風險外溢，將對世界經濟和全球金融領域帶來難以估量的沖擊和影響。

3．全球性通脹壓力升溫，導致世界經濟增速減緩。2011年上半年，國際市場上各種大宗國際商品價格水漲船高的“綜合癥”，雖然有受到前一段全球極端天氣和近期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但推高了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也有市場上流動性泛濫和投機炒作的因素在從中推波助瀾，從而在大宗國際商品價格上漲影響下全球范圍的通脹已成事實，通脹壓力的形成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基本面中又一潛在風險因素。盡管下半年受歐美債務危機深化和發達經濟體經濟前景堪憂影響，國際市場上各種大宗國際商品價格在前期的高點上一度大幅下行，但各種大宗國際商品價格的劇烈波動和跳水并未減緩全球通脹預期壓力，市場上流動性充裕的基本面沒有改變，全球性通脹形勢也沒有改觀。全球性通脹壓力的有增無減，一方面反映了發達經濟體量化寬松政策導致市場流動性泛濫；另一方面，在世界經濟脆弱復蘇的環境下，通脹預期風險使許多國家經濟政策轉向扼制通脹上，導致其經濟增速減慢，受此影響世界經濟復蘇進程也隨之放緩。

4．新興經濟體強勁復蘇受到限制，帶動世界經濟復蘇動力減弱。2011年在大宗國際商品價格高位振蕩和市場流動性泛濫的情況下，新興經濟體復蘇則遭遇到不斷升溫的通脹壓力，同樣面臨經濟增速回落風險。為了加大抵御通脹風險的貨幣政策力度，許多新興經濟體選擇了加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經濟的強勁復蘇勢頭；同時，由于新興經濟體被視為當前牽引世界經濟增長主要動力，支撐著世界經濟復蘇，而新興經濟體強勁復蘇受到限制也就削弱了帶動世界經濟復蘇的動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世界經濟的增長。基于上述風險因素和發展變化，到了下半年，國際金融機構一方面發出風險預警，提示世界各國警惕世界經濟陷入新一輪危機，一方面紛紛下調對世界經濟的增長預期。從當前世界經濟的基本面看，2011年世界經濟形勢始終被發達經濟體債務危和經濟疲弱及失業率上升的陰影所籠罩，歐元區能否從主權債務危機的旋渦中掙脫出來？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速下滑局面是否能夠有所改觀？世界經濟的走向又將怎樣？這些答案的懸念需要時間做出回答。但可以確定的是，未來一段時期，世界經濟復蘇的脆弱性和風險依然主要體現在：由于目前世界經濟并未全面走出危機，也沒有恢復到正常的發展軌道，經濟下行的風險始終沒有排除，一有風吹草動便會“風聲水起”。特別是歐美以及日本不僅經濟復蘇缺乏動力，而且均被巨額的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以及居高不下的失業率所困擾，這種財政狀況的不斷惡化和債臺高筑以及高失業率下的經濟復蘇，一方面必然使發達經濟體經濟復蘇難以維續，另一方面也會導致其風險向全球釋放，增大世界經濟增速下滑的風險。事實上，根據上述分析和判斷，世界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也是如此。在臨近2011年底，不僅發達經濟體已經沒有更多的時間和辦法來保證其經濟在2011年有一個圓滿的結果，而且經濟衰退的可能性不斷增加。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發達國家恐怕只能背著沉重的債務包袱無奈選擇了繼續維持刺激經濟的寬松貨幣政策，尚且不論寬松貨幣政策對發達經濟體經濟的修復和經濟的增長是否有效，恐怕還會在全球范圍催生新的資產泡沫，也會帶來通脹風險的進一步上升，使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形勢變得更加復雜多變，甚至有可能引發全球范圍的新一輪經濟衰退或金融危機。當然，前期國際金融機構對2011年和2012年世界經濟發展的預測還不能說是最終判斷，世界經濟增長的預測和最終的增長數據有可能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而修正，但無論增速是上調還是下調，不可否認的是，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領域風險在短期內難以消除，僅從國際金融機構對世界經濟增長預計數字來判斷世界經濟的前景顯然不夠充分，需要從當前世界經濟形勢的基本面進行全面分析和理性看待，警惕世界經濟復蘇出現反復。

二、世界經濟二次探底的憂慮

受希臘主權債務危機在歐元區蔓延以及發達經濟體經濟下行風險的嚴重影響，世界經濟二次探底的言論一度被大肆渲染。但到了2010年下半年，隨著各國經濟轉危為安，曾經議論紛紛的經濟二次探底言論漸漸淡出了媒體和人們的視野。但經濟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始終存在，只是被暫時歐債危機的緩解和各國經濟的利好數據所掩蓋。2011年以來，發達經濟體日趨惡化的財政赤字與不斷深化的債務危機導致其經濟與金融風險進一步顯現，其中尤以歐元區國家為主權債務危機的“重災區”，而英國、日本以及美國等發達國家同樣也成為這場債務危機的高危國，主要發達國家的債務危機和經濟波動對于世界經濟產生的影響和沖擊十分巨大。在發達經濟體主權債務危機愈演愈烈的同時，使其主權信用等級下降和貨幣大幅度波動，從而也導致國際金融市場動蕩不定，再加上發達經濟體國家普遍失業率得不到改善等多方面負面因素也漸漸顯現出來。由此，隨著歐債危機的進一步深化和發達國家普遍債務問題的爆出，以及歐美等發達國家經濟的不景氣和失業率的高企，發達經濟體下行風險再次顯現，世界經濟徘徊在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上。由于目前世界經濟復蘇緩慢且不穩定和不確定性因素增大，發達經濟體主權債務和經濟風險進一步加大，新興經濟體通脹壓力不斷上升，因此無論是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速的下滑還是新興經濟體經濟強勁增速的減弱，不僅引起國際金融市場急劇動蕩，而且一度消聲匿跡的二次探底議論成為全球各界關注的話題，并又一次在媒體中升溫。其中有不少言論指出，盡管經歷了衰退和危機后的世界經濟已走上了復蘇軌道，但畢竟世界經濟復蘇態勢仍然緩慢且又脆弱，再加上發達經濟體許多國家政府財政狀況不斷惡化和主權債務風險深化等多重因素的疊加，世界經濟的復蘇和增長極有可能出現反復和下滑。

經濟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僅存在，而且進一步顯現。首先，雖然美國經濟有望進入危機后新的增長周期，但增長受到內需疲軟和高失業率等因素影響將會有所減慢，美國失業狀況要想從根本上得到改善目前還十分困難，消費低迷仍將是美國難以走出的困局，為此美國則需要繼續維持較長一段時期刺激經濟的極度寬松貨幣政策，甚至不能排除推出新一輪量化寬松政策來刺激經濟的可能。即便美國經濟二次探底可能性或許因寬松貨幣政策所排除，但不等于美國經濟能夠恢復到正常的發展軌道，美國經濟的刺激將更加依賴于極度寬松貨幣政策，一旦極度寬松貨幣政策也失去作用，美國經濟將難免再度陷入衰退，世界經濟也將會受到美國經濟衰退風險的嚴重沖擊。其二，在債務危機仍得不到有效緩解和救助機制不能確切落實的情況下，歐盟的經濟復蘇最有可能出現反復或劇烈波動，財政和債務狀況的惡化將在較長的時期干擾著歐洲各國經濟的恢復，甚至不能排除債務危機繼續惡化的可能。由此可見，債務危機仍將是歐元區切膚之痛，受其影響歐洲經濟二次探底的可能性最為突出，甚至有可能將整個發達經濟體拖下水。其三，雖然日本經濟在前一段時期逐漸擺脫了長達近20年之久的衰退困境，但2011年發生的嚴重地震和海嘯及其后的核泄漏危機，又將日本經濟帶入了一個既要恢復經濟又要進行地震后重建的艱難時期。另外，再加上受日元不斷升值和其經濟結構性問題以及政府頻繁更迭等負面因素影響，未來日本經濟出現反復的可能性也存在，其中也不排除出現經濟二次探底的可能。其四，盡管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形勢大大好于發達經濟體，仍將保持較快的經濟增速，依然是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因素，世界經濟的重心已逐漸向新興經濟體轉移。但2011年以來不斷升溫的通脹壓力和全球范圍日益加劇的貿易保護主義，正嚴重阻礙著新興經濟體的進一步復蘇；此外，如果發達經濟體陷入經濟衰退必然也會殃及新興經濟體。同時，一旦美國強化刺激經濟措施的力度，通過美元的新一輪貶值將其風險向全球轉嫁，從而導致全球性通脹進一步上升，新興經濟體承受的通脹壓力必將增大。從上述情況看，2011年經濟二次探底的話題再度被各界所議論顯然是針對發達經濟體而言。雖然新興經濟體經濟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也需要警惕發達經濟體經濟與金融風險的外溢，同時還需要防范輸入性和內在通脹的上升，避免經濟增長出現大幅度的下滑。①

也有觀點認為，雖然世界經濟已經站在了二次探底的十字路口，但世界經濟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并非渲染的那么大，目前世界經濟仍處在復蘇性增長階段，復蘇態勢的基本面沒有改變，歐債危機和發達經濟體的經濟下滑對全球經濟影響還十分有限，需要世界各國攜起手來共同應對危機，樹立信心克服當前困難，世界經濟依然有希望能夠保持穩定增長。在2011年9月在中國大連舉辦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副總裁朱民力排眾議指出：關于經濟會不會進入二次探底，我個人認為不會，全球經濟在降速，特別是整個發達國家的速度下降得很厲害，比如說美國的經濟以前預期大概2011會增長3％左右，現在看可能在1．5％到1．8％左右，所以整個降幅很厲害。同時新興經濟的增長速度也在下調，比如說印度、中國，但是經濟還在增長，只是增長得比較慢。同時，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也認為：盡管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情況確實比較糟糕，世界經濟正經歷新一輪波動，但今天的世界經濟和2008年不一樣，更為多元化，因此整個世界經濟出現大衰退的可能性不大。此外，朱民不無擔憂地表示：現在確實是處于一個危機中非常關鍵的階段，如果政府不能采取果斷和有效措施的話，滑入衰退的可能性還是存在。同時，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秘書長、商務部前副部長魏建國也認為：大的經濟體目前特別是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非常敏感復雜，很可能繼續惡化，并很可能導致全球經濟的二次探底。可能這一次不是到底，還會繼續走向衰退。如果解決好這也是一個平底鍋的鍋底，一個長期的、持久的、緩慢的復蘇。如果搞得不好，也可能會引起另一次新的經濟危機。

盡管對于世界經濟是否會出現二次探底的看法和爭論各執一詞，莫衷一是，但畢竟各界對經濟二次探底或重蹈2008年金融危機后困境可能性存在的現實沒有否認，憂慮也沒有消除，各界的擔心和國際機構發出的警示不是沒有根據，媒體對經濟二次探底的渲染也不是沒有道理，部分經濟界人士的言論也不能說是聳人聽聞，防范和警惕世界經濟二次探底依然是世界各國需要面對的全球性問題。當然避免世界經濟二次探底也不是不可能的事，2010年在各國積極努力下，世界經濟二次探底并未成為現實，如果世界各國再次攜起手來共同應對可能出現的二次探底，依然可以避免世界經濟再度陷入衰退。

三、艱虞之際的挑戰與機遇

在當前世界經濟與國際金融領域風險重重之際，不僅灼烤著發達經濟體各高危國，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也是一個挑戰和機遇的選擇。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中，對于世界各國來說既是嚴峻的挑戰也有難得的發展機遇和空間，顯然發達經濟體需要的是擺脫債務危機和努力修復經濟，而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來說，則不僅需要應對歐債危機和發達經濟體經濟下滑帶來的沖擊，同時也處在一個重要戰略機遇期，未來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將面臨著怎樣的挑戰和機遇？展望世界經濟前景又將何去何從？不僅是新興經濟體需要考量的問題，對其它各經濟體也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在世界經濟艱虞之際，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國家所面臨的挑戰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目前全球范圍貿易保護主義十分盛行，這不僅對國際多邊貿易體系構成嚴重危害，也嚴重威脅和影響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進一步發展，其中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受到的影響最明顯，深受其害。由于導致目前世界經濟復蘇嚴重失衡的主要方面和原因是，新興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處在一種不均衡的發展狀態之下，使得各國間經濟和貿易關系錯綜復雜，各領域爭端不斷增多。尤其是由于美國長期存在著巨額貿易和財政雙赤字逆差，在短期內又難以改變這一狀況，甚至還有可能進一步擴大，對此美國國內的貿易保護主義情緒正在不斷升溫，與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國家的貿易矛盾和摩擦將有可能進一步激化，相互間隨時有可能引發“貿易戰”。近段時期以來，全球范圍各種貿易爭端和摩擦有增無減，這不僅反映在新興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之間，也反映在發達經濟體內部和新興經濟體內部之間。二是隨著各國經濟復蘇不同步和經濟增速差距的擴大，主要各經濟體間的經濟與金融政策協調出現嚴重分化，導致未來世界經濟復蘇不確定性和風險因素增大。其中，美國寬松貨幣政策導致美元發行泛濫和競爭性貶值，一方面使全球范圍的“匯率戰”此起彼伏，另一方面使全球性通脹有增無減，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國家所面臨的是不斷上升的輸入性通脹壓力，使得部分新興經濟體國家不得不適度調整貨幣政策應對通脹的上升，從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國家在復雜的國際經濟和金融環境中，既面臨著挑戰也有不可多得的發展機遇。

盡管近一段時期主要新興經濟體為緩解通脹壓力紛紛收緊宏觀經濟政策，經濟增速出現了回落的跡象，但長期增長動力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預計2011年全年所有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速可達6．4％左右，其中預計亞洲新興經濟體（IMF所指的亞洲新興經濟體包括南亞次大陸，不包括日本以及香港、新加坡、韓國和臺灣這4個最新的工業化經濟體）2011將為8．2％，2012年將為8．0％，①顯著高于發達經濟體。這種經濟態勢的此起彼伏變化，顯然對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來說是進一步縮小與發達經濟體經濟差距的最好時機，可以加大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提升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中的地位和發言權。從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形勢看，中國經濟的增長開始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長有序轉換，經濟增速與質量、結構和效益的關系趨向合理，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協調趨于改善，一些突出的經濟與社會矛盾正在逐步得到緩解，經濟政策繼續朝著宏觀調控的預期目標發展。2011年中國經濟增速略有減緩，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主動調控的結果，經濟增速仍處在合理水平，沒有超出預期的調控目標，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依然強勁無可置疑，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和影響顯而易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新任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2011年11月9日在北京舉辦的國際金融論壇表示：亞洲，尤其是中國，在現實全球復蘇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②顯然，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前景仍將是促進世界經濟復蘇的強大力量。從當前世界經濟的主要特征看，其一，各主要經濟體經濟形勢的差別和復蘇不平衡，其中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國家經濟依然保持著強勢復蘇態勢；美國在失業率高企和經濟仍顯低迷的情況下，經濟前景十分不確定；而歐元區多國主權債務和財政危機使其陷入了經濟政策兩難的選擇。其二，由于經濟增速的千差萬別從而導致各國政策上的不一致，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一段時期世界各國應對危機的合作與政策協調出現了明顯的分化，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分道揚鑣進一步加劇了世界經濟的不平衡狀態。其三，由于世界經濟復蘇的脆弱性決定了難以承受來自各方面的沖擊，因此世界經濟處在一個不確定性的發展時期，緩慢復蘇與風險并存仍是世界經濟的基本面。

近一段時期，世界經濟可能出現二次探底的言論逐漸增多，引起各界廣泛關注，盡管發達經濟體增速乏力、世界經濟前景充滿了風險和不確定性，但世界經濟復蘇大方向已然確立，這使得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經濟面臨著較好的國際環境和最佳機遇，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發展機遇期已到來。總之，在全球化發展趨勢沒有改變和世界經濟格局發生變化的今天，一方面為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在全球范圍拓展外部發展空間提供了機遇；另一方面，世界經濟體系和治理結構進入調整期，使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在更大程度上參與國際事務成為可能，并在未來世界經濟格局中將進一步縮小與發達經濟體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