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材價格波動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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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關于林權及其改革

國外研究者把森林產權分為國家產權、共同產權、私人產權、自由進入等幾種。“國家產權論”的代表人物Bruce和Fortmann（1992）在研究中指出：保護森林最好的辦法是排他性的經營管理，并且通過國家強制進行實施。“共同產權”者認為，個體差異會為森林的經營帶來許多不利影響，而將森林資源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經營，不但可以解決這些影響，還可以形成合力，共同抵抗團隊以外的不利因素。“私人產權”和“自由進入”論者反對國家產權，認為森林資源相對分散，在超過國家實施有效管理的范圍時，權力真空將會出現；政府部門并非以效益最大化為目標，很難把握林業發展中的投資機遇；同時，國家統一管理容易忽略森林的極差報酬和不同主體需求多樣性，多種因素都將導致資源的浪費和配置效率降低。同時他們也反對共同產權，認為:集體勞動具有致命的缺陷：缺乏有效監督將導致績效難以衡量，成員偷懶、搭便車現象將會出現；進行有效監管，則將帶來大量額外成本，共同產權將陷入一個“兩難的悲劇”。另外，還有部分學者對產權集中與分散有不同看法，例如，JAPuppimdeOliveira（2008）認為，森林資源產權制度的改革并非一定指向私有化，對產權的明晰也應該是一個格外重要的環節；只有從法律和規則上對產權進行明確和清晰的判斷，才能保證后期的執行，進而給予森林資源參與者足夠激勵，最終達到森林資源可持續發展的目標。Ferguson（1992）等對亞太地區21個國家和地區集體林的情況進行了調查分析，結果顯示：分散林權可能會對提升農民經濟水平、促進森林可持續發展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長遠來看，分散林權僅僅是一種促進民主治理的方式，而并非是一個公平有效地解決集體林存在問題的方法。國內學者從20世紀90年代起提出我國林業產權中所有權模糊、經營主體缺位，林權結構不完整性、林權交易困難性等問題。目前國內大量文獻資料主要集中在林權制度變遷、林權政策與法律制度、林權制度改革績效等方面。鄭風田、阮榮平（2009）運用分成地租模型分析了集體林權改革對林業生產效率的影響，其結果顯示，實施集體林權改革可以提高林農的林產品產出占有份額和比例，因此林農在收入最大化的決策過程中，所相應選擇的邊際產出水平將會逐步提高。由于對林農建立的生產函數具有邊際產出遞減的性質，因此隨著邊際生產率的提高，生產要素投入和產出將隨之增加。賀東航、朱冬亮等（2012）根據2011年對全國22個省（直轄市、自制區）內76個村的1050戶林農進行調查所獲取的數據，從微觀角度跟蹤觀察并記錄了此次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試點村莊的實踐結果，并對其產生的經濟和社會績效進行了系統評估。研究表明：隨著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深入推廣，林農對林地的投入逐步增加；林農收入逐步提高；社會資金開始向林業積聚，社會造林綠化積極性有所提高；并帶動林下經濟取得了初步發展。以往研究成果表明，林權改革對林業生產效率產生積極影響，那么，其必然會影響木材生產成本、木材供給與木材需求并對木材價格波動及傳導方式產生影響，但這方面研究還是空白，筆者希望以此文拋磚引玉，引起更多學者對這一問題的關注。

2林權制度變遷特點和規律性分析

2.1公有化程度呈倒U型變動新中國建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后，我國各級政府相繼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方針，非常重視并大力支持林業建設和發展，逐步探索出了一整套適應我國自身國情、林情的林業建設方面的寶貴經驗。我國的林業建設和林業政策改革都是一個不斷補充、不斷修正、不斷完善社會發展需求和適應國民經濟增長的過程。2003年初開始，新一輪林權改革在福建、江西等省份進行試點。試點范圍逐步擴大，2008年，林權改革開始在全國范圍內推行。筆者對我國林權制度變遷過程及各階段產權特征進行梳理，見表1。從表1可以看出：自解放后我國南方集體林權的公有化程度呈現出一個先逐步增強，在高級合作社和時期達到頂峰，再逐漸減弱的趨勢。如果將林權的公有化程度視為一個連續的變量，以林權共有的人數作為變量值的話，就可以發現，集體林權大體呈現一個倒U型的趨勢。

2.2中期階段政策調整頻繁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林權就在不斷變化中，這種變化在不同時期呈現不同的趨勢，也有著不同的變動頻率。因此，我國林權公有化倒U型曲線實際上并不平滑，甚至在一段時期內呈現顯著的波動。按照政策和制度變動的頻繁程度劃分，可以將圖1的曲線區分為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949~1962年，期間經歷了1958開始的時期，這一階段，政策呈現明顯公有化趨勢，曲線波動平滑。第二個階段，是從結束到1978年，該階段政策在公有化和私有化之間反復交替，缺乏規律性和趨勢性，農民對政策嚴重缺乏安全感，一旦林權趨于私有化，就會引起大量的亂砍亂伐（DachangL，2001;YinR.XuJ,2002）；到該階段后期，農民對林權的安全性徹底失去了信心，這也直接導致了20世紀80年代早期森林的嚴重退化。第三階段，自1978年，隨著林業三定政策的推行，這種波動趨勢得到了緩解，后期又呈現平滑的私有化趨勢。根據以上分析，可將曲線修改為圖2。

3林權改革條件下木材價格影響因素研究

3.1我國木材價格波動研究通過搜集整理1998~2011年木材原木價格數據，可以得到走勢圖。從圖3可看出，2003年及2008年前后我國木材價格有兩次較大的波動，而這兩個時點恰好分別是林權改革試點和全面推行的時間。那么，林權改革是否會對木材價格產生影響呢？根據現代經濟學理論，市場價格在價值的基礎上受供給和需求的影響。木材價格以生產成本為基礎，在供求關系的影響下波動。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供給上升將會導致價格的下降，市場化程度越高，木材供給對價格的影響越大。我國處于經濟快速發展階段，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大量木材的消耗，木材價格呈現持續上升趨勢，因此，經濟發展水平將會通過影響需求對木材價格產生一定影響。

3.2林改條件的木材價格影響因素分析我國自2008年開始全面推行新一輪林權改革，此次林改確定了農民經營林業的主體地位，并通過影響成本、供給和需求，最終對木材價格產生作用。

3.2.1林權改革對木材成本的影響林業的成本可分為生產性成本和非生產性成本，生產性成本包括買種苗、造林、施肥以及撫育管理、防災投入等。林權改革使得林農的經營行為趨于持久化，使得單位時間內生產性成本降低。同時林權改革促進規模經濟效益，單位面積的生產性成本也將下降。非生產性成本主要指交易成本。科斯認為產權完整能降低不確定性，進而降低交易成本。新一輪林權改革降低了農民在林業經營中的不確定性，減少了產權交易者之間的摩擦，降低交易費用的同時也帶來了成本的下降。生產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共同下降，必將對木材的最終價格產生影響。

3.2.2林權改革對供給的影響林權改革帶來的產權完整性變動為農民提供了強大的生產激勵，農民意愿投入更多資本和勞動力以及其他生產資料，根據道格拉斯函數，這種投入的增長將帶來供給的提升。產權變動不僅帶來了這些客觀存在的投入增長，更從效率上推動供給的提升。林權改革后，農民可以在長期內完整的行使其經濟決策權，實現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同時，農民可以通過承包、轉讓的方式將林權給予更有育林經驗、更能產生規模效用的經營主體，在實現買賣雙方效益最大化的同時促進林業生產效率的提升。因此，無論是從直接的資本、勞動力投入，還是從制度帶來的效率提升來看，林權改革都對木材供給造成了影響。

3.2.3林權改革對需求的影響價格取決于成本，并在供給和需求的影響下波動，影響需求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社會的財富分配。本輪林權改革確立了產權的歸屬，這種產權安排產生兩種效應，一是通過短周期樹種的種植和林下經濟作物的栽培，林農比過去更科學的安排生產以盡量多的獲得財富收入；二是規模經濟效應正逐步凸顯，無論是農民還是林權的獲得者，都通過林業經營獲取了比之前更多的財富。在社會總財富增長的條件下，個人財富的增加則會帶來全社會購買水平的提升；社會需求總水平的提升則意味著需求曲線的右向移動，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導致價格的上升，見圖4。

3.3林權改革下木材價格影響因素實證研究本文選取我國2000~2011連續12年我國木材價格數據作為考察林權改革條件下木材價格波動的樣本。被解釋變量為木材價格，設為英文字母P。解釋變量為影響價格的各個因素，分別是：（1）政策，為虛擬變量L，2008年林權改革之前設為0，2008年后設為1；（2）木材需求量，選用GDP作為衡量木材需求量的指標，設為GDP；（3）木材供給量，用Product表示；（4）木材進出口量，我國是木材進口大國，進出口將對木材的供需產生極大的影響，選取凈進口量作為衡量標準，設為Import；（5）常數項，用英文字母C表示。在對模型進行計量分析之前，為簡單直觀的驗證各解釋變量對木材價格的影響，首先使用OLS最小二乘法估計對變量進行預檢。檢驗結果顯示，產量Product和GDP在10%的顯著水平下顯著，而凈進口的系數并不顯著。值得注意的是，OLS估計的DW值為1.2，說明模型存在自相關，需考慮采用VAR模型進行計量分析。但是由于VAR模型的前提是各變量存在相互的動態關系，所以需要首先對變量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檢驗結果表明：政策與木材價格互為格蘭杰原因，凈進口和木材價格互為格蘭杰原因，GDP是木材價格的格蘭杰原因，但木材價格并非是GDP的格蘭杰原因，木材產量與木材價格之間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可以認為：林權改革政策對木材價格的波動產生了顯著的影響，與此同時，GDP增長和凈進口的數量都對木材價格波動產生了影響。而木材產量Products與價格P之間的系數分別為0.6213、0.2276，并未對價格產生顯著影響，可考慮將其作為外生變量。在確定了政策、GDP和凈進口對價格有相互的動態關系之后，我們就可以利用VAR模型對數據進行進一步分析，以確定各變量對價格的不同影響。VAR模型估計結果（略）。VAR模型結果顯示：政策對木材價格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隨著林權改革政策的推行，木材價格將顯著下降；前一期的價格對本期價格有負向影響，即前一期木材價格上升將造成本期木材價格的下降；前一期進口對本期價格有負向影響，即前一期凈進口木材量上升，將造成本期木材價格的下降；前一期GDP對本期價格有正向影響，即前一期GDP的上升將造成本期木材價格的提升。當期的外生變量木材產量也對木材價格有負向影響，隨著木材產量的上升，木材價格將下降。總體而言，VAR的結果與我們的理論分析基本保持一致：①林改政策的推行，將從多個方面作用于價格，2008年后的木材價格將逐步呈現下降態勢；②GDP的增長帶動木材需求量的提升，從而造成木材價格的提升；③凈進口木材量的上升及木材產量的上升，將使市場上木材供給上升，造成木材價格的下降。

4林權改革條件下木材價格傳導方式研究

4.1市場條件下木材價格傳導方式在驗證了政策、GDP、凈進口對木材價格的影響之后，我們希望能夠探討出這幾種變量是如何對價格進行影響的，即木材價格的傳導方式。市場條件下，木材價格有兩種可能的傳導方式：一是前向傳導方式，指通過林木生產、加工、物流、銷售等各個環節價格傳導的響應程度及時滯的考察，分析成本上漲或下跌時木材價格的波動情況；二是后向傳導方式，通過需求價格從逆向向各個環節傳導的響應程度及時滯的考察，分析需求變化時我國木材價格波動狀況。

4.2林改條件下木材價格傳導方式的實證研究本文首先采用脈沖函數研究各因素初期對價格的正負影響，并通過方差分析研究各個變量在不同時期對價格變動的影響。脈沖函數結果顯示如圖6所示。圖6中4個圖像分別顯示了價格、凈進口、GDP、政策對木材價格的脈沖函數。圖像1顯示：前一期價格對當期價格有一個正向沖擊，這種沖擊效果在第2期達到最大，而后趨于平穩；圖像2顯示：凈進口對價格有一個負向沖擊，在第2期沖擊效果最大，而后趨于平穩；圖像3顯示：GDP開始對價格在第二期有一個緩慢的高峰后趨于平穩，在第4期會有所擴張；圖像4顯示：政策對價格有一個負向沖擊，在第2期沖擊效果最大，而后趨于平穩；為研究價格的傳導方式，我們需要研究各個變量在不同時期對價格變動的影響，本文進行了方差分解，結果顯示如圖7所示。由方差分解結果可以看出：從木材價格的傳導方式來看，首先作用于當前價格的是之前一期的價格，從第二期就降到50%以下，而后影響力逐漸減弱到30%左右；凈進口量對價格的影響在第二期達到最大，為40%，之后有所回落；GDP對價格的影響穩定加強，最終達到20%，政策對價格的影響在第二期達到最大的15%，之后有所回落。因此我們可以認為：短期內對價格影響最大的是上一期木材的價格，以及前兩期的政策導向和凈進口量，而GDP對價格的傳導作用相對緩慢，但是長期來看，這種影響非常持久。

5研究結論

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分析了林權改革條件下木材價格的影響因素以及這些因素的傳導方式，結果顯示：（1）林權改革政策對木材價格有著顯著的影響，隨著林權改革政策的推行，木材價格呈現下降趨勢。（2）GDP的增長帶動了木材價格的提升，這種提升效果增長緩慢但非常持久。（3）國內木材產量并未對價格產生顯著影響，而木材凈進口量對木材價格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這種影響在第二期達到最大，之后將有所回落。總之，林權改革政策為我國林業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為我國林農和希望投資林業的個體提供了一條全新的發展途徑。在肯定本次林權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效的同時，也要重視背后隱藏的諸多公平缺失，配套措施缺乏、農民短視經營等問題，這些問題源自于林權改革，存在于發展之中，只有解決了這些問題，林權改革才能真正推動我國林業健康穩定發展。

作者：石榴紅張時淼王碩單位：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