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允價值財會與其應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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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在不存在活躍的二級市場時，公允價值的計量是我們關注的重點和難點。一種被廣泛應用的方法就是市場模型法(如Black-Scholes模型)。但采用這種方法至少存在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模型輸入數據的可靠性，舉例來說，在計量員工股票期權時，大量的證據表明管理當局操作模型的輸入數據，以此來降低其公允價值，進而降低對利潤表的不利影響(Bartovetal．，2007);二是模型本身的可靠性，仍以員工股票期權為例，因為其期權不滿足Black-Scholes模型要求的公開市場可交易性假設，運用這一模型本身就是不可靠的，將高估員工股票期權的公允價值(Kotharietal．，2011)。這樣計量出的公允價值含有太多的管理層的主觀判斷，應用公允價值計量同可靠性之間沒有一個能夠消除資產負債表(歷史成本)數字和利潤表(公允價值)數字之間存在不一致性的框架，所以對FAS157有關非金融資產和負債的適用是存在一定質疑的。這些只是在相關性得以提高的前提下進行的討論，然后公允價值的廣泛應用是否能夠真正提高會計信息的相關性呢?國外對公允價值的價值相關性研究結論大致分為兩派。一派認為公允價值信息具有價值相關性，該派以Barth(1994)為代表，其后又有一系列的研究證明了這一點(PetroniandWahlen，1995;Bernardetal．，1995;Robb，1996;Barthetal．，1996;Eccheretal．，1996;Venkatachalam，1996)。而另一派研究結論卻并不完全支持公允價值信息與歷史成本信息相比具有增量的解釋能力，Lys(1996)就發現，公允價值信息的披露使投資者對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市場價值估計發生了偏離，相關性并沒有提高，Khurana和Kim(2003)也發現了類似的結論。

目光轉回到國內，研究現狀同國外大致相似。鄧傳洲(2005)在研究了1997年至2004年B股公司按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披露公允價值的股價反應以及公允價值對會計信息價值相關性的影響后發現，公允價值信息的披露顯著增加了會計盈余的價值相關性，按照公允價值計量的投資持有利得或損失具有較弱的增量解釋能力，而投資的公允價值調整沒有顯示出價值相關性。張燁和胡倩(2007)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結論。但路曉燕(2008)的研究卻發現，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調整額及凈資產對股票收益缺乏增量的價值相關性。王建新(2010)選取2007－2008年中國上市公司樣本，對新會計準則頒布后中國企業會計信息的價值相關性做了全面的分析，發現實施新會計準則后，公允價值信息具有價值相關性，但公允價值信息的價值相關性容易受到資本市場環境的影響?？傊?，有關公允價值是否具有價值相關性的研究結論并不一致。在此情況下，若會計可靠性卻大幅下降，實為得不償失。我們認為在逐步擴大公允價值適用范圍的同時，必須堅守兩條原則:一是必須保證堅守可靠性的底線，不得為了片面的提高相關性而置可靠性于不顧;二是只有當相關性的增加不少于可靠性的減少時，這些會計信息才是有用的。

公允價值與穩健性的辯證統一

會計穩健性(又稱為謹慎性原則)是會計基本原則之一。其傳統的含義是確認利潤的可靠性標準需高于確認虧損的可靠性標準。堅守穩健性原則，從利潤表來講，將導致提早確認費用、成本、資產減值，而推遲確認收入、利得、資產升值;從資產負債表來講，將導致凈資產的持續性低估。Sterling(1970)把穩健性原則列為會計學的最重要原則。雖然穩健性作為會計的基本原則由來已久，但針對穩健性進行的系統研究卻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各個國家會計準則中越來越多地采用公允價值計量的情形下才開始興起(楊華軍，2007)。最早建議對穩健性進行系統研究的是Watts(1993)，他認為會計穩健性由來已久，主要由契約簽訂、政府管制、稅收和法律訴訟等四個原因導致。具體到公允價值會計，為各利益相關者提供具有穩健性的財務信息，實屬其應有之義。那么，公允價值的廣泛適用是不是有違穩健性原則?公允價值是不是與穩健性相沖突?能不能實現兩者的辯證統一?這正是本節需要討論的問題。人們通常認為公允價值的濫用是導致1929年股災的元兇之一，因此加強了歷史成本的地位(Scoot，2003)。但有趣的是，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始，公允價值會計逐漸重新占據了主導地位，而穩健性則被置于一個極其尷尬的位置。FASB甚至一度認為穩健性有違公允，而不宜倡導。即便是在理論界討論的如火如荼時，也不過輕描淡寫地認為穩健性有其合理之處，“在財務會計和報告中，也存在穩健性的合理位置，因為商業和經濟活動中充滿了不確定性”，但隨即話鋒一轉又指出“需要慎重運用”。這是否意味著會計人員已經忘記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教訓呢，還是因為用于估計公允價值的計量工具的改進(例如大型數據庫的統計分析和各種數學模型的使用)，有助于避免早期公允價值被濫用的歷史再現呢?現在作出結論，還為時過早。

正如葛家澍、徐躍(2006)所言:“在市場經濟不斷發展，未來充滿創新的社會現階段來說，人們愈來愈發現歷史成本信息具有極大的局限性，那就是無法滿足人們對未來預期的估計。目前方興未艾的公允價值正是時代前進的產物”。通常認為，資產和負債的公允價值比歷史成本更加符合投資者的利益，因為公允價值提供了預測公司未來業績的最好的指示器。既然歷史成本信息不能滿足人們對未來預期的估計，那么，公允價值是不是一定能對此問題迎刃而解呢?前面的分析告訴我們，如果存在活躍的二級市場，此時的資產或負債的報價就是公允價值。這是因為報價是買賣雙方或多方基于對未來預期的估計，形成的對雙方或各方均認為有利于各自利益主體的公允表示，完全符合公允價值的設計內涵。這時的公允價值自然就不會與穩健性相沖突，因為各利益主體已經充分考慮了包括穩健性在內的各種因素，若報價是有失穩健性的，公允價值自然也就不會形成。所以說，在存在活躍的二級市場的情況下，若仍舊在確認利潤和虧損時使用雙重標準，即利潤的可靠性標準高于確認虧損的可靠性標準，就不再是穩健性原則的體現了。由此造成的在利潤表中提前確認費用、成本、資產減值，而推遲確認收入、利得、資產升值，以及在資產負債表中凈資產的持續性低估是不可靠的。這種在可靠性大幅受損的情況下，為了“穩健性”而“穩健性”的做法是極其片面和形而上學的。總之，在存在活躍的二級市場的情況下，公允價值兼顧了穩健性原則，兩者不存在沖突的“土壤”。

但是若根本就不存在一個這樣的二級市場，如何在公允價值中體現穩健性呢?此問題即是FAS157涉及到的第二、第三層次上需正視的問題。無論是存在次活躍市場或者類似資產、負債的市場，或者存在可觀測的市場數據，或者使用估值技術來計量的公允價值，其估算的公允價值的可靠性都依次降低。人們對未來預期的估計，歷史成本信息不能滿足要求，公允價值可能也不能滿足要求?；诜€健性原則，若此時的資產/(或負債)公允價值小于/(或大于)歷史成本計量，則資產/(或負債)以公允價值進行計量和報告;反之，若此時的資產/(或負債)公允價值大于/(或小于)歷史成本計量，則仍應以歷史成本計量為準，進行報告。否則，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就可能成為公司管理層基于自身利益函數操縱利潤的手段?？紤]到此時的公允價值信息仍可能具有一定的相關性，可行的方法是在以歷史成本為準的財務報告中，對公允價值信息進行單獨地披露，以有利于投資者對公司未來經濟前景做出自己的預測。

基于中國制度背景的公允價值會計

以上兩節依次對公允價值的相關性及可靠性、公允價值與穩健性關系進行了闡述，這些理論研究是沒有國界的，在全球市場經濟體系內的資本市場具有普適性。那么，中國作為一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在運用公允價值會計方面有沒有特殊的地方，或者說，是不是存在一些有別于他國的特殊問題，需要在運用公允價值會計時特別注意的。本節結合中國的制度背景予以分析。

2006年頒布的新會計準則從2007年1月1日起率先在上市公司中實施，在新準則中，對于公允價值較大范圍的使用引起了關注。例如在首次執行并需調賬的15項業務中，涉及公允價值的竟有13項之多?？梢?，公允價值在本次會計準則的變革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基本準則》的第42條指出:公允價值是相對于歷史成本、重置成本、可變現凈值、現值這四種基本計量屬性外，第五種基本計量屬性。公允價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交易雙方自愿進行資產交換或者債務清償的金額”。但緊接著又指出，“企業在對會計要素進行計量時，一般應當采用歷史成本，采用重置成本、可變現凈值、現值、公允價值計量的，應當保證所確定的會計要素金額能夠取得并可靠計量”。足見準則制定者對待公允價值問題還是相當審慎的。當今中國，在產權法律保護體系雖然不斷健全、但依然比較薄弱，政府干預較為嚴重，關聯方交易又較多的情況下，這種審慎的態度和做法是必要而又及時的。作為一個正歷經經濟體制轉型的國家，一方面，中國存在較西方資本市場國家更為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內部人擁有更多的私有信息，而作為利益相關者的外部人獲取公司信息的渠道有限，決定了會計信息的專有性更強，導致所謂的公允價值更難“公允”;另一方面，即便存在活躍的二級市場，作為產權的重要保護方式———公平交易也不一定能夠真正實現。這是因為中國的市場化程度雖有較快發展，但與較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相比，尚處于發展期，水平較低，同時地區間差異較大;還有就是政府行為雖然逐步規范，但對微觀主體運行的干預卻仍較為強勢;公司治理水平仍不完善，這些都可能導致一系列特殊交易的存在(孫錚、劉浩，2008)，而這些特殊交易往往打著“公允”的幌子行“不公允”之事。

另外，不同的企業性質、不同的契約關系、不同的行業管制，也可能會對公允價值的運用產生深遠的影響。具體來說，同民營上市公司相比，國有上市公司可能更偏好通過公允價值的計量來滿足國有資產運作績效的考核目標。尤其是自2010年始，國資委要求所有央企采用EVA指標對公司業績進行度量以來，央企這方面的問題可能更甚。隨著以央企為代表的國有企業規模越來越大，涉及行業和范圍越來越廣，民營企業面臨的挑戰日趨嚴峻。雖然所得稅征繳過程中應納稅所得是獨立的，但是所得稅的稅基仍然依賴于公司會計信息。為了將更多的資本留存于企業內部，而不是通過繳稅等形式從企業流出，民營企業可能更愿意用歷史成本把真實的財務盈利掩蓋起來，而拒絕采用公允價值。不同的契約關系也可能會影響到公允價值的計量。例如，在債務契約沒有明確約定的情況下，經理人員可能利用資產的公允價值升值，掩蓋資產流動性的實際降低。嚴格受政府管制的行業(例如石油、電力等壟斷性行業)，往往依靠其壟斷地位獲得遠超過正常利潤的壟斷收益，此時若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可能進一步暴露利潤;為了能夠刻意地隱藏利潤，這些行業采用公允價值計量的可能性就不會太高。當然，這些都是我們按照邏輯程式的推測，是否如此，則需要具有原創意義的、源于我國實踐背景的公允價值實證研究成果來驗證。若根本就不存在活躍的二級市場，公允價值會計存在的問題就會更加突出。無論采用市場模型法還是其他現值技術，在計量公允價值時所需要的數據中，均有相當一部分是估計值(如貼現率、是否包含福利以及或有事項等)，這就為管理層對利潤的調節提供了空間。孫錚和劉浩(2008b)就以辭退補償為例說明，管理層甚至完全可以通過對辭退計劃的宣告日的選擇，決定負債的發生起始點。這種表象的公允價值嚴重違背了會計“經濟實質重于法律形式”的原旨，導致負債計量的扭曲，其相關性、可靠性和穩健性自然也就無從談起。

歸根結底，中國特殊的制度背景決定了在運用公允價值會計時，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需慎之又慎。這里可以用新制度經濟理論予以解釋，新制度經濟學認為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和實施機制共同構成了制度這一概念(North，1981)。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即便是實施了相同的正式制度，由于各國的非正式制度并不相同，同時各國的實施機制也相差懸殊，其正式制度實施的最終結果也可能是“冰火兩重天”。非正式制度可以上升到意識形態的高度，處于核心地位;實施機制的差異也同樣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有法不依”比“無法可依”的結果更壞(柯武剛和史漫飛，2002)。通俗的來講，就是公允價值會計作為正式的制度，即便是在西方國家運行的很好，但一旦嫁接在中國特殊制度背景的土壤上，結果就可能未必如此，“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了。當然，真實情況到底如何，則需要實證研究來驗證。

中國上市公司采用公允價值的實證分析———公允價值變動凈收益為例

公允價值變動凈收益是指當期直接在損益中確認的交易性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衍生金融工具、符合條件的投資性房地產等公允價值變動的凈額。新會計準則第30號《財務報表列表》中明確指出:在利潤表中應當單獨列示出反映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信息的項目，即公允價值變動凈收益。我們這里就以公允價值變動凈收益為例，對中國上市公司采用公允價值會計進行一個簡要的實證分析。

(一)有關公允價值變動凈收益的相關背景

2008年4月4日，上海證券報在顯著位置刊發了上證聯合研究計劃課題報告《新會計準則對上市公司利潤的影響》一文。文中通過對公允價值變動凈收益以及其同相關科目比例的分析，得出了公允價值變動凈收益是新會計準則運用公允價值計量帶給上市公司(尤其是債務重組上市公司)的“禮物”。本來基于提供更有用會計信息的公允價值變動凈收益科目，綜合反映了交易性金融資產、投資性房地產等公允價值變動對上市公司當期損益的影響，其總額在不同公司或同一公司不同時期應該有正有負，怎么會成為上市公司的“禮物”呢?從個案來看，我們能夠舉出大量作為“禮物”的例子，如神火股份(000933)三季報顯示公司實現公允價值凈收益為2179．1萬元，而去年同期僅為5萬元，變動的幅度高達為435倍。但是，衡量公允價值會計的經濟后果性顯然無法用個案來說明，使用大樣本量的數據對問題進行實證研究則能去偽存真、發現不受個案影響的一般規律?；诖耍庞辛藢χ袊鲜泄静捎霉蕛r值會計進行實證分析的迫切需要。

(二)公允價值變動凈收益的實證分析

首先，我們以實施新會計準則后的2007－2010年A股上市公司作為樣本，考慮到行業性質的特殊性，剔除了所有金融類公司，最后得到6064個公司年度樣本(各年度樣本分別為1367、1482、1559、1656個)。其中，年報顯示公允價值變動凈收益不為零的公司共有1653家，占比27．3%。在這1653家公司中，865家公允價值變動凈收益為正，占比52．3%;788家公允價值凈收益為負，占比47．7%。兩者比例基本持平，均在50%上下小幅波動。分年度來看，這一比例并不恒定，2008年度公允價值變動凈收益為正的占比最低，為18．5%;2009年占比最高，達到75．1%，其余兩年居于兩者之間。粗略的看，公允價值變動凈收益直接受全球經濟趨勢和股票波動影響，公司基本能夠如實反映公允價值的損益情況。另外，從已披露的公允價值變動凈收益的數額大小來看，對上市公司經營業績的整體影響都很小，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上市公司以實體經濟為主的基本特征。

然后，我們根據企業性質的不同將上市公司細分為央企上市公司，非央企國有上市公司和民營上市公司，并按此對公允價值變動凈收益進行了比較分析，如表1所示。從表1可以清晰地看出，無論是分年度的數據還是混合數據，央企上市公司、非央企國有上市公司和民營上市公司披露公允價值變動凈收益的家數占比均差異極小。將公允價值變動凈收益按其數值的正負進行分類，其各自占比在不同企業性質的上市公司間亦不存在較大的差異，進而，不同的企業性質對公允價值變動凈收益的影響并不顯著。據此，我們不能否定公允價值變動凈收益是各上市公司公允價值變動在業績方面的如實反映。

進一步，我們運用多元回歸模型，對以下假設進行了檢驗。假設1:ROE∈(0，0．01］或ROE∈(0．06，0．07］或剔除公允價值變動凈收益后的ROE∈(－∞，0．10］時，公司更易披露公允價值變動凈收益。這是因為，大量的研究表明，當ROE略大于零時，公司的真實業績很可能為負，其略大于零的ROE實為進行盈余管理的結果(Barthetal．，2008)。另外，按照中國證券監督委員會的要求，上市公司增發必須滿足最近3個會計年度ROE平均不低于6%，且最近一個會計年度ROE不低于6%的要求，這時公司往往為了達到最低的增發要求而進行盈余管理。再者，若公司虧損已成定局，管理層會對會計盈余進行“洗大澡(takeabigbath)”，以期來年向上的盈余管理(YoonandMiller，2002)。對公允價值變動凈收益非零的公司，在假設1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分，我們分別提出假設2和假設3。假設2:ROE∈(0，0．01］或ROE∈(0．06，0．07］時，公司更易披露數額為正的公允價值變動凈收益;假設3:ROE∈(－∞，0．10］時，公司更易披露數額為負的公允價值變動凈收益。其中，若檢驗的是對公允價值凈收益方向的影響，我們應用的是Probit回歸;若檢驗的是對公允價值凈收益大小的影響，我們應用的是OLS回歸。無論是單變量分析，還是在添加了一系列控制變量①基礎上的回歸，結論②都一致地表明:通常認為可能進行盈余管理的“高?！惫静]有顯示出任何對其披露公允價值變動凈收益的顯著影響，包括公允價值變動凈收益的方向及其大小;進而，公允價值變動凈收益并沒有成為公司進行盈余管理的一個新工具。僅從這點來說，新會計準則有關公允價值計量的應用是審慎的，是符合會計穩健性原則的。至于公允價值相關性和可靠性，這里并沒有涉及。但考慮到可靠性通常在實證中難以度量，而最新的研究也發現:中國上市公司與公允價值相關的信息具有一定的價值相關性，新會計準則對公允價值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財務報告的信息含量(劉永澤、孫翯，2011)。所以，總的來說，中國新會計準則有關公允價值會計的應用是適度的、符合經濟發展要求的，這點值得充分肯定。

一些初步的結論

本文在財務會計的目標———決策有用性的前提之下，通過對公允價值的相關性和可靠性問題進行了理論闡述，指出必須堅守可靠性的底線，不得為了片面的提高相關性而致可靠性于不顧，且只有當相關性的增加不少于可靠性的減少時，有關會計信息才是有用的。接著對公允價值和穩健性的辯證統一問題進行了分析，認為存在活躍的二級市場的情況下，公允價值兼顧了穩健性原則;并為不存在活躍的二級市場時，如何實現公允價值和穩健性的辯證統一提供了一個可行性框架。然后，深入分析了基于中國特殊制度背景的公允價值會計，認為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運用公允價值會計更應持審慎的態度。最后，以公允價值變動凈收益為例對中國公允價值會計進行的實證研究，結果發現新會計準則有關公允價值會計的應用的確是審慎的，是符合會計穩健性原則的。在行文即將結束之前，強調以下兩點，這兩點在今后是需要特別予以關注的。第一、盡管FASB曾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公允價值是最佳的“計量屬性”，是各種計量屬性最終試圖達到的目標，但是會計永遠都不可能做到精確計量。這是因為只要市場環境的不確定性、人的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行為、信息不完備和不對稱分布不同時消亡，會計計量方法的多元化和對經驗判斷與估計的大量依賴就是現代企業會計無法回避的客觀事實。也因此限定了發展的邊界，無法完善到極致。終極的目標可能只是人類理性的“致命的自負(Hayek，1980)”。然而，做出此判斷的思維方式或世界觀是近代科學的牛頓傳統(Newtonianheritage)，即視整體為各組成部分簡單、機械的加總(Johnson，1995)，要把握整體，只需了解各個組成部分就行了，這是一種機械的、形而上學的原子論或實體論觀。只要這種思維方式不改變，會計計量就永遠是多種方法混合在一起的“大雜燴”。此時，若將牛頓傳統的思維方式改變為系統論的思想，則對會計計量抱有的悲觀態度也許根本就不必要。因為系統論重視各個組成部分，更重視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相互關系。要認識整體，就必須既要認識各個組成部分，又要認識各個組成部分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這是一種辯證的關系論觀。只要我們能夠逐漸厘清各組成部分之關系，從整體對會計計量進行把握，也許就能對會計計量問題另辟蹊徑。正如Ball(1989)所言，會計是企業用來確定準價格的，所謂的市場價格與公允價值等本來就不是會計所追求的目標，它們只是可以被加以利用的準價格信息而已。第二、與國際會計準則實現長效趨同可能是一個漫長曲折的過程。至少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會在與國際會計準則趨同的道路上持續地走下去。在這一過程中，如果一味地被動接受，可能會使中國處于尷尬的境況。舉例來說，金融危機爆發后，基于外界對公允價值的質疑，IASB一直致力于對公允價值的調整和完善。2009年11月，頒布了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資產的分類與計量》，并計劃從2013年1月1日起實施。這時就出現了一個突出的問題:國際會計準則發生了變化，中國為了實現長效的趨同是不是就應該被動地接受，還是應該有自己的一套衡量標準、有選擇的接受?客觀地講，如果不掌握準則制定的主動權，無論怎么取舍，這種尷尬的境況都是無法回避的。

作者：郭照蕊單位：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