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貿易與知識產權關系探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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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制度原本是一個國內法上的制度，國際貿易與知識產權原本屬于兩個關系不大的領域。但隨著國際貿易情勢的發展和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的強化，這二者之間的關聯性越來越強，到TRIPS協定下將知識產權直接納入國際貿易的管理范圍，國際社會已經明確地將這種關聯法律化了。

一、國際貿易客體中所包含的知識產權日益豐富

國際貿易客體指的是國際貿易中交易的對象，一般理解包括三種基本客體，一是有形貨物，二是服務，三是知識產權。國際貿易實踐中也經常出現這三類客體的混合交易。例如，包含有技術轉讓、商標許可的成套設備買賣；在技術轉讓中出現的核心部件買賣；特許協議中的商標、商業外觀、技術許可，關鍵設備的銷售等等。

傳統的國際貿易中，貨物貿易占主導，服務貿易與知識產權貿易所占比重較少。而貨物貿易中，其所包含的知識產權成分沒有受到關注。這一方面是由于傳統國際貿易主要是解決產品稀缺問題，其前提是產品制造能力有限，這和現代產品極大豐富條件下產品之間競爭劇烈有很大不同；另一方面是因為傳統國際貿易中，商品所包含的知識產權成分相對較少，如果有國際貿易競爭的話，也只在傳統資源（人力、資源、資本等方面）進行相對優勢的競爭；還有一個方面是全球性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尚未建立和完善，相應地，知識產權的經濟價值和市場作用有限，自然也不會引起充分的重視。現代國際貿易建立的基礎是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化。經濟全球化指通過商品、服務、技術和資本不斷加快的跨境移動，在全世界范圍內各國經濟之間的相互依存狀態。它是國家之間經濟一體化的一個過程，其結果是一個全球性市場或單一世界市場的出現[1]。經濟全球化包括生產、市場、競爭、技術、企業和產業的全球化[2]。

知識的經濟化是指在知識的產生、傳播和運用過程中，其商業價值將會得到最大化的體現。具體體現在知識的權利化和商業化，并成為一個重要的生產要素。知識的權利化，指對于人們所創造的知識，法律給予當事人一種財產性的權利，這種權利范圍逐步擴大，其保護也趨于嚴格。這種知識在進入公用領域之前，是處于一種受限制使用的狀態，即使這種知識由于現代信息社會的特點而得到廣泛的傳播。知識的商業化指權利化的知識成為商業經營的一個重要手段或資本，誰擁有這種手段或資本較多，運用得較好，誰就在商業活動中處于優勢地位。知識的權利化和商業化的結果是商業活動（包括國際貿易活動）中所涉及的知識產權問題日益增加，成為商業活動中必須加以考慮的重要因素。

知識的經濟化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權利化的知識日益普遍，知識產權在量上呈現快速的增長，這可以從近幾十年來專利和商標的增長速度上得到反映；二是這種權利化知識的商業應用日益廣泛和密集。例如，在我國企業在各國所涉及的DVD侵權案中，僅持有DVD專利的6C或3C聯盟在與國內企業簽訂的協議中共有近3000項專利，“中國企業出口一臺售價32美元的DVD只能賺取1美元利潤，而交給國外企業的專利費用卻高達60%。”[3]

另據統計，在1985年，在世界范圍內每10億美元的GDP產值中大約有22件商標，而到了2007年這個比率升到了37.6個，反映了單位GDP中商標保護的密集度有較大升高[4]。

知識產權的發展速度和國際貿易量也有某種關聯。據報道，在世界性經濟危機爆發的2009年，全球貿易量下降了12%，而同期的相關知識產權活動都有所下降，如2009年全球PCT申請量為155，900件，下降4.5%，2009年馬德里協定新注冊和續展商標35，925件，下降約16%，世界范圍內各國專利和商標的申請量也有所下降。這種情況也出現在本世紀以來世界貿易出現首次下降的2001年，同期各國商標注冊量下降8.0%，而專利申請量增幅變緩，到2002年出現了負增長。

二、國際貿易中獲得知識產權

通過國際貿易行為產生一定的知識產權權利主要體現在商標權方面，也包括商業外觀（tradedress）方面的權利。從商標權利的取得方面來看，《巴黎公約》或《TRIPS協定》對商標權的取得方法沒有做出統一規定，授予商標權的條件就由各國依其本國法確定。按現有各國立法，商標取得有三種制度：⑴注冊在先原則，即商標權屬于最先注冊的人，各國大多采用這一原則。⑵使用在先原則，即商標權屬于首先使用該商標的人，注冊只起到確認和保障權利的作用，使用是注冊商標的前提。只有美國、菲律賓采用這一原則。1988年修正后的《蘭哈姆法》修正為，申請人有在貿易中使用的“意圖”也可以申請商標注冊。⑶混合原則，即通過注冊或使用均可取得商標權。例如，依德國《商品和其他標志保護法》第4條，商標保護產生于以下3種途徑：一個標志在專利局設立的注冊簿上作為商標注冊；通過在商業過程中，一個標志在相關商業范圍內獲得作為商標的“第二含義”；或者是具有《巴黎公約》第6條之二意義上的馳名商標的知名度[5]。按德國法，未注冊的商標只有在具有相當高的市場地位時（例如某類商品或服務市場份額的40%），才能受到類似于普通法的保護。由此可以推斷，在采用“使用在先原則”或“混合原則”的國家，在國際貿易中優先使用某種商標可以取得商標權，或者可以利用這種優先使用來撤銷他人搶先注冊的商標。中國《商標法》第31條也有類似規定。

從商標權利的保護角度來看，對于未注冊商標，各國也提供一定的保護，例如，英國采用反假冒（Passingoff）法律來保護。假冒（Passingoff）在屬于英國普通法上的一種侵權行為，其保護的是商業者在經營中所取得的良好商譽（goodwill）。在英國普通法上，構成假冒必須同時滿足三個條件（稱為“經典三位一體”，theclassictrinity），它們是：⑴商業者擁有商譽。商譽被界定為：“無論在何地，由于企業長期誠實工作或大量資金投入帶來的良好聲譽，及人們將這種聲譽與某個企業聯系進來所產生的一種有利地位”。⑵商業者的產品或服務被誤導。⑶商譽被損害。在反假冒（Passingoff）訴訟中原告必須證明他的產品或服務有商譽[6]，并且證明由于被告的誤導導致公眾（thepublic）認為被告產品是原告的，或與原告有某種聯系。其中的商譽即可以通過國際貿易中的行為取得，并通過該訴得到保護。依美國法，商標權可以基于使用而取得，對于未注冊商標，可以受兩種保護，一是商標法保護，二是反假冒（Passingoff）法律保護。由此，在國際貿易中使用某種商標在既可能取得美國商標權，還可以受雙重保護。

商業外觀（tradedress）是商標之外的一種商業外觀標識，也是一種知識產權，但并不需要進行注冊或申請即可得到保護，其主要目的是保護消費者免受欺騙或誤導。商業外觀必須具有非功能性（Non-functionality）和顯著性（Distinctiveness），非功能性指受保護的商業外觀不能是起功能作用的，而只能是對消費者起標識作用的產品或服務的總體印象。而顯著性指該商業外觀能夠指明產品或服務的來源，顯著性的取得有兩種方法，一是固有的顯著性，二是“第二含義”（secondarymeaning）上的顯著性，各國大都以第二種取得方法為主。“第二含義”的取得要將商業外觀投入使用，并取得一定的商譽才可以得到保護。所以，在國際貿易中使用的商品或服務標識，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在所在國得到商業外觀保護的。

三、知識產權本身是國際貿易的重要對象

國際知識產權貿易（InternationalTradeof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指以知識產權為主要對象的跨國貿易。知識產權貿易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知識產權貿易是指以知識產權為標的（或貿易對象）的貿易，主要包括知識產權許可、知識產權轉讓等內容，即企業、經濟組織或個人之間，按照一般商業條件，向對方出售或從對方購買知識產權使用權的一種貿易行為。廣義的知識產權貿易，除包括以知識產權為對象的貿易外，還指含有知識產權的產品（知識產權產品、知識產品），特別是附有高新技術的高附加值的高科技產品，如集成電路、計算機軟件、多媒體產品，視聽產品、音像制品、文學作品等的貿易行為。本文所指的國際知識產權貿易屬于廣義的知識產權貿易的范疇。國際知識產權貿易從方式來分可以分成三類，一是許可貿易，即將知識產權的使用權進行跨國轉移，但權利所有人并不發生變化；二是權利本身的轉讓，即權利所有人發生跨國轉移；三是帶知識產權跨國轉移的咨詢與服務。

在知識經濟的條件下，國際知識產權貿易的重要性在不斷提高，其貿易量也在不斷增加，其增長速度已大于世界貿易總量。據WIPO的統計顯示，世界各國間所進行的主要以專利技術為主的許可證貿易的交易額，1965年為20億美元，1975年為110億美元，1985年為500億美元，1995年增長到2500億美元，2000年突破6500億美元，平均不到5年就翻一番[7]。

四、國際貿易中日益重視和運用知識產權戰略

知識產權戰略可以分為國家和企業的兩個層次。

目前，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內容之一，很多國家都制定了國家知識產權戰略，一般包含的內容是指導思想、戰略目標、戰略重點、專項任務、戰略措施等幾個方面，對國家知識產權的發展進行全面布置。按照國家戰略的要求，還可以制定地區知識產權戰略、行業知識產權戰略等。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要通過提高知識產權的創造能力和運用能力，來提高國家的核心競爭力，提高企業運用知識產權參與市場競爭的能力，其中包括國際貿易中的競爭能力[8]。在具體實施制度上，有的國家（如美國）還采取將貿易與知識保護進行掛鉤的戰略。

現代企業也注意在國際貿易中知識產權戰略的運用。企業知識產權戰略指企業為獲得與保持競爭優勢，運用知識產權保護手段謀取最佳經濟效益的策略與手段。企業在國際貿易中一般要考慮和決定在哪些國家取得知識產權，如何取得具有比較好的效益（例如以主要市場作為其知識產權的保護區）；在進入國際市場前，還要進行相關的知識產權檢索以防止和避免侵權，等等。日本企業在這方面做得是比較成功的，例如，日本企業在初期注意專利技術的引進，然后進行消化和再創新，圍繞國外專利創造出許多小專利（日本人稱之為“肉末申請”），覆蓋該技術各方面的最小細節，使國外的基礎性、關鍵性專利技術在與其競爭中喪失發展的動力和空間，從而使自己在國際貿易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

五、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國際貿易發展的相關性

各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國際貿易的發展水平是有關聯的。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理論和實踐證明，高水平的知識產權保護有利于國際貿易的發展，對國際貿易有促進作用。知識產權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取決于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市場支配力效應（marketpowereffect），較高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能夠給外國知識產權權利人更大的市場支配力，由此他可以通過限制供應（出口）來提高價格；二是市場擴張效應（marketexpansioneffect），因為較高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可以有效地減少仿冒產品，由此知識產權權利人為滿足市場需求而擴大出口。美國學者Smith認為，弱知識產權保護會阻礙權利人向該國的出口，因為他會認為向這些國家的出口會增加自己的產品被仿冒的可能性[9]。

但過高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也會限制國際貿易，成為阻礙國際貿易的一種知識產權壁壘。國際貿易的知識產權壁壘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過寬的權利保護范圍。例如，不允許產品的平行進口，對知識權利范圍進行任意擴大解釋，對知識產權侵權濫用懲罰性賠償等。二是進行技術壟斷。少數發達國家掌握著80%以上的專利技術，還往往通過建立專利聯盟來聯合要價，將專利標準化等手段，設定高額的專利使用費用和條件，使一些國際貿易企業難以承受。據統計，自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有60%的出口企業遭遇過國外的專利技術壁壘，出口額每年損失約500億美元[10]。

六、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問題成為國際貿易管制的重點

在TRIPS協定之前，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問題的管制制度最初是一項國內法上的制度，并且以美國的做法為代表，這方面主要就是“337條款”和“301條款”。按美國《1930年關稅法》第337節（后經過《1974年貿易法》、《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1994年烏拉圭回合協議法》多次修改，仍稱“337”條款），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管轄與進口產品有關的一切違反知識產權法的案件，并有權沒收或銷毀這些產品。“301條款”指根據美國《1974年貿易法》第301節設立的一種使美國企業或個人的知識產權在國外受到保護的一種制度，依該條款，美國貿易代表（USTR）可以根據調查結果對那些對美國企業或個人知識產權保護不力的國家采取強制性報復措施。在海關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美國海關依據的是《海關條例》（customsregulation）。據此，美國海關有權扣留相關知識產權侵權商品，也有權沒收向美國進口的假冒商標的商品

及盜版作品。

TRIPS協定后，各國根據協定的規定相繼建立了國際貿易中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特別是海關保護制度。我國1994年和2001年《對外貿易法》中沒有有關對外貿易中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定，在2004年修訂后，增加了“與對外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保護”一章作為第五章。相關內容是根據世貿組織規則，同時借鑒美國、歐盟、日本等國的立法經驗制定的，包括通過實施貿易措施，防止侵犯知識產權的貨物進出口和知識產權人濫用權利，促進我國知識產權在國外的保護的相關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