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業國際競爭力探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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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業國際競爭力與政府支持力

與農業國際競爭力相聯系的耕地的保護和改良、水資源的保護和治理、水利基礎設施的興建、農業生態環境的改善、農業科學研究和先進技術的推廣、農民素質的提高以及農產品價格的調控和國際農產品市場的開發等等,都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和投入。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的支持力度是決定一個國家農產品國際競爭力大小的重要因素。

在當今世界農業發展問題上,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與發展中國家不同,許多發達國家的農業生產,從18世紀中葉就開始穩步增長,并且其增長速度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不斷地加快著。于是一種奇怪的現象發生了。即過去曾經被稱為“世界糧倉”的工業不發達國家,現在卻反而從工業發達國家進口糧食,出現糧食“倒流”現象。按照人們的傳統觀念,經濟發達的國家,即工業化了的國家,農業是不發達的;而發展中國家,雖然工業不發達,農業則是比較發達的。但現實情況則不是這樣。發展中國家不僅工業不發達,農業也不發達。

美國及歐洲的發達國家,雖然農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農業就業人數占全部就業人數的比重都降到10%以下,但其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國際競爭力卻處于領先的地位,其重要原因就在于這些國家工業化、現代化程度很高,有著強大的物質技術基礎,使政府有可能對農業保持很大的扶持力度。美國和歐洲發達國家通過輸血式的農業產業政策,給農業生產以各種補貼和優惠貸款,對農業科技成果的研究和推廣、水利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的治理和改善予以了大量的投入,以彌補農業資本積累不足的缺陷,提高農業的技術進步率和勞動生產率。美國政府在聯邦預算中設立了農產品價格補貼基金,由農業部負責實施。農業部在下一個農業生產年度開始之前,根據上一個農業生產年度的市場和庫存情況,制定和公布農產品的目標價格。目標價格一般高于市場價格和貸款利息之和。屆時如果農產品的市場價格低于政府的目標價格時,差額由農產品價格補貼基金補足。美國大型水利基礎設施由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投資進行,中小型水利基礎設施由農場主個人投資或多人聯合進行,農業部和內政部給予資助。歐共體國家為了保護和扶持農業生產,1962年制定了共同農業政策,對農產品實行類似于美國的目標價格和干預價格的補貼,補貼額占歐共體預算的50%以上。即使在關貿總協定就削減農產品補貼達成協議之后,歐盟仍然為成員國的農產品生產提供大量的補貼,比重仍然占歐盟預算的50%。歐盟和美國為了保護自己的農產品市場,還不時與對方進行貿易磨擦,并在這種貿易磨擦中積累了豐富的保護本國市場、打開對手市場的經驗,從而無形中提高了本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為了增強農業發展的后勁,美國和歐洲發達國家對農業教育和科研實施了大量投入。許多歐盟國家對農業教育實行了歸口管理,例如法國設有15所國立農業大學和150多所國立農業中專,并由農業部為15所私立農業大學和200多所私立農業中專的職員發工資。荷蘭農業應用技術研究總部、農業科研中心和農業科研成果產業化總部、農業推廣服務中心均為農業部附屬機構。美國農業預算支出中除了穩定農場主收入的各種補貼外,還設有農業科技研究和推廣、資源保護與土地管理、水源與水利、農業資源改造、農業區域開發、受災救濟與保險等項目。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對農業科技的投入達150億美元,而收益則高達6000億美元。美國20世紀80年代農業科技投入與產出的比例從60年代的1:20上升到1:40,某些領域甚至高達1:50。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歐國家大都是糧食進口國,后來在歐共體共同農業政策的保障收購價格、高額出口補貼的計劃和各國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才解決了糧食安全問題,并使農業獲得了比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和國際競爭力。法國1968年以前一直是農產品的凈進口國,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1969年農產品出口額達到74.16億美元,首次實現農產品貿易順差22.21億美元。1988年法國出口谷物2820萬噸,占世界谷物總出口量的12.2%,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農產品出口國。其它歐盟國家,如荷蘭、德國、瑞典、丹麥,也依靠歐共體的補貼和政府的大力扶持,迅速增強了農業實力和競爭力。

目前,美國、歐盟、加拿大等農產品出口國已經占去了世界小麥出口市場份額的85%以上。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由于農業生產過剩而不得不使10%至40%的耕地休耕,它們現在的生產規模遠未達到全盛時期。美國考慮到自己的農業已經足夠強大,為了迫使貿易對手削減農業補貼和開放市場,1996年開始逐步削減農產品價格低于目標價格時的差價補貼等,并承諾到2020年時完全取消這種補貼。1998年,雖然美國農民得到的補貼比1996年減少大約25%,但由于美國對中國等亞洲國家的農產品出口迅速增加,他們出售的農產品的價格反而高出了美國政府原來規定的目標價格。一旦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對它們敞開了農產品市場,它們就會將休耕地全部投入生產,以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和國際競爭力占領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市場。

由于中國尚未實現工業化、現代化,受物質技術基礎的嚴格限制,中國政府對農業的支持水平,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來說,是處于非常低的狀態。在世界貿易組織的《農業協議》關于國內農產品補貼的基期即1986年至1988年期間,它一直是處于負值狀態之中。建國50年來,中國政府曾經進行過幾次重大的經濟調整,大多數經濟調整都是因為農業出了問題引起的。即農業出了問題就抓農業,增加政府對農業的投資,農業形勢好轉了又忽視農業,減少政府對農業的投資,始終無法走上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的軌道。這固然有主觀認識上忽視農業的原因,但也有客觀條件的制約,即中國工業還沒有發展到能夠完全依靠自身積累的階段,工業還需要農業繼續為其提供資本積累,因而在投資分配上還不可能真正做到向農業傾斜,這就很難不會導致農業的周期性徘徊與波動。這就向中國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即如果中國最近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由于政府對農業的支持水平長期處于負值狀態,雖然農業國內支持率不需要減讓,但由于中國基期的基數很低,按照《農業協議》關于農業國內支持水平不得超過基期年平均農業生產總值10%的規定,中國可能不但不能增加對農業的國內支持強度,反而還要進一步削減。

中國農業因此面臨著更為嚴峻的挑戰。應當清醒地認識到,美國利用中國要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一時機,逼迫包括中國在內的對手開放農產品市場,并不單純是為了獲得農產品貿易利益,其背后的意圖是降低別國農產品自給率和提高其對自己的依賴性,并利用它來謀求自己稱霸全球的戰略利益。歐共體長期對農業進行高額補貼,使糧食自給率從80%上升到120%,從而保證了自己的獨立性。長期以來,日本一邊在工業制品等競爭強項上高喊貿易自由化,一邊又對競爭力極弱的大米等農產品的進口實行嚴格的進口許可證制度和高關稅,將外國質優價廉的大米拒之門外。日本這種從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來保護大米市場的做法,是值得中國深思的。由于中國的糧食、棉花、糖料等的價格普高于國際市場價格,缺乏競爭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這些市場將面臨強大的沖擊。

二農業國際競爭力與農業經營結構

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中國農村微觀經濟體制改革,是以廢除、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主要內容。由于普遍采用人均或勞均農地承包分配辦法,在轉向家庭承包經營的同時,中國農業從一開始就形成了以土地分散、均田為特征的小農經營結構。1996年中國農戶總數達到23438萬戶,農業戶均經營耕地10.2畝,農業勞均經營耕地僅4.4畝。小農經營結構的弱點,在于這種經營方式駕馭市場能力很弱,難以進行較大規模投入與投資,不利于技術的進步,也使得農業生產者無力取得與其它產業大體相當的收入。這種小農經營結構意味著中國農業的商品化程度仍然處于較低的水平,同時意味著政府調控農業的代價要大得多,而其效率則相對低得多。這也是中國農業缺乏競爭力的一個重要原因。

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家,其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很強的競爭力,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它們的農業是實行大規模經營的。每個農業勞動力平均耕作面積,中國為0.29公頃,美國為66.81公頃,加拿大為109.17公頃。對于美國來說,之所以一直鼓吹農產品貿易自由化、國際化,其社會經濟背景就在于它擁有以大規模經營為基礎的現代化農業部門。在日益擴大的對外開放形勢下,中國農業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生產經營規模小與組織化程度低。由于生產經營規模小而導致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低,這一方面迫使農民走兼業化道路,因而強化農業生產的負激勵;另一方面迫使政府實行價格支持政策,使得國內農產品價格顯著高于國際市場價格。同屬農業小規模經營,日本對農業實行全方位價格保護,導致稻米價格高于國際市場價格7～8倍。中國財政目前還無力對糧食實行價格支持政策,農民收益還處于明顯偏低狀態,但糧食價格已經達到甚至超過國際市場價格水平。1997年3月,中國鄭州小麥市場價格每噸1970元人民幣,而美國芝加哥期貨市場的小麥交易價格折合人民幣只有1141元;山東玉米市場價格每噸1060元人民幣,而美國芝加哥期貨市場的玉米交易價格只折合人民幣991元。主要原因,就是中國小麥和玉米生產成本太高。中國糧食價格還存在著持續上漲的趨勢。在日益擴大的對外開放形勢下,中國主要農產品價格高于國際市場價格水平,意味著中國主要農產品依賴于國際市場供給的程度將不可避免地擴大,這不僅會導致因大量進口農產品所必須承受的巨額外匯負擔,同時勢必嚴重影響中國農民的收入,給中國農業造成極大的損失。

一談起農業保護,許多人首先想的是價格保護。價格保護是一種由最低價格、緩沖儲備、風險基金、價外補貼等一系列相互配套措施組織而成的政策體系。但是,價格保護在發揮一定作用的同時,也存在著相當大的局限性:(1)將會給國家財政帶來沉重的負擔;(2)加入WTO之后,容易受組織內其它成員國的指控和報復;(3)導致農業生產資料配置的扭曲,削弱農業的市場競爭能力;(4)一旦出現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價格保護的有效性將大打折扣,等等。借鑒發達國家政府在保護農業方面的經驗與教訓,并考慮中國農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大、農業勞動力占社會總勞動力份額高的客觀實際,在價格保護與非價格保護的措施選擇上,中國應當走一條以非價格保護為主、價格保護為輔的道路。從適應對外開放和經濟貿易自由化的總趨勢,中國農業應把追求技術效率與市場效率放在突出的位置,始能增強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同時,在現代化產業體系內,農業也必須向著自主的方向逐步邁進,走政府保護和農民自我保護相結合的道路。

農業經營規模趨于擴大從而農業生產趨于集中,是戰后發達國家發展農業的一種重要形式。理論與實踐的經驗表明,農業規模化經營是構成農業集約化增長的基礎性條件,也是實現農業穩定與提高的必由之路。一方面,實現農業規模化經營有利于農業生產者取得與其他產業生產者相接近的收入水平。這是單純依靠提高農產品價格或提高單產所難以達到的。1973年美國農場平均農業純收入為11332美元,按一家3口計算,人均純收入為3777美元,而同期美國非農業人口人均收入為4270美元,相差9%。但從銷售額在2萬美元以上的大農場看,平均純農業收入達到26950美元,人均8983美元,超出非農人口水平1倍以上。可見,農業規模經營可以使得經營農業獲得富有吸引力的收入。另一方面,農業規模化經營有利于農業生產者應用新技術和擴大資本投入,有利于提高農業生產力水平和增強農業競爭力。國際比較充分表明,一個國家的農業經營規模相對愈大,其農業生產力水平相對愈高,其在國際市場上也往往更具有競爭優勢。

農業規模經營的一個基本前提,就是土地使用的相對集中。但在農村非農產業還不夠發達與穩定,以及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健全和完善的情況下,要使農民普遍地讓渡對土地使用的占有權(或承包權),在相當時期內顯然缺乏條件與可能。為此,很有必要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和家庭承包經營長期不變的基礎上,在引導和促進土地使用權有償流動的同時,尋找在不改變農民占有土地使用權和承包權的前提下,實行土地集中經營的新方式。在這方面可以探索土地使用權的股份合作制,即允許以土地使用權入股經營,以保護農民的已有利益。

農業現代化國家的實踐經驗表明,由農產品生產和消費的特性決定,工商企業介入農業生產,使農業生產突破單純依靠自身發展的傳統模式,借助于外部的資金、技術與市場力量,是促進農業持續發展和現代化進程的必由之路,也是現代農業組織結構的一個重要標志。進一步說,為了把農業規模經營的內部經濟與外部經濟有機地結合起來,聯結成有機的統一整體,使農業在市場競爭中發展成為自強自立的高效益產業,客觀上要求農業經營體制上必須有一個新的突破,這就是實現農業產業化。

農業產業化是根據農業現代化的要求,大規模地組織分工分業生產,把分散的家庭經營納入一條龍的生產經營體系,把分散獨立的許多生產過程,融化為一個社會生產總過程,最大限度地發揮整體效應和規模效應,為的是調整中國農戶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中國家庭承包制作為一項制度創新,主要是解決農業生產體制問題,即還原農業家庭經營最優的經營特性和適應農業生產特征,最大限度地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它并沒有(也不可能)解決生產與市場的銜接問題。這仍然是制約中國農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中國農產品購銷與價格放開后,能否獲得一個內在的穩定機制,把農產品市場與價格風險控制在一個較低限度內,以便為農業的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實行家庭承包經營之后,千家萬戶的農民在極為分散和閉塞的條件下進行生產和經營,生產什么,生產多少,賣給誰,賣多少價格,都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風險性,很難適應大市場變幻莫測的需求。而實施農業產業化,用“公司加農戶”的辦法,以大型工商業為龍頭組織農民進入市場,有利于增強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性、有序性,增強其市場競爭力和經濟實力。

長時期以來,農業(狹義農業)一直被認為是社會效益很大、經濟效益很低的產業,而實行農業產業化,通過對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和產業的重新組合,把貿、工、農和產、加、銷有機統一起來,使農民也能分享農產品加工、銷售所增值了的一部分價值,這就有利于變低效益農業為高效益農業。農業產業化的實質,就是使農業能夠獲得平均利潤,唯有如此,農業才有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產業。農業產業化的實現,使人們第一次把農業真正做為一種現代產業來對待,改變過去把農產品加工附屬于第二產業,把農產品流通和農業服務業附屬于第三產業,以及農業是與落后的生產方式和生產條件相聯系的傳統觀念。通過農業產業化,把貿、工、農和產、加、銷有機統一起來,使平均利潤率規律第一次在中國農業領域發生作用。農民成了平均利潤的分享者,農工商各方、各環節由此形成了“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利益共同體。無論是為了保證原料的數量、質量、品種、規格,還是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可持續發展,都促使以農林牧漁產品為基本原料或營銷對象的各類企業,采取一體化形式,即與初級產品生產者保持長期穩定的供求關系。而作為初級產品生產者的農民,無論是降低市場風險,擺脫小生產與大市場難以對接的窘境,還是提高產品科技含量和增值價值,都要求與市場運作能力、技術創新能力強的龍頭企業結成利益共同體。

農業產業化能否發揮應有的效應,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能否組建一批具有一定規模、一定品牌,能否在農產品生產、流通、加工中起“主導”或“龍頭”作用的現代化企業。這種主導型或龍頭型的現代化企業的形成,必然從根本上改變中國農業以小農經營為絕對主體的格局,改善中國農業的組織結構,乃至為中國農業總體結構的合理化創造條件,從而對增強中國農業發展的后勁以及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發揮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農業國際競爭力與農產品出口

對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其經濟發展幾乎都經歷了進口替代階段。即強調替代以往進口的國內經濟活動,并把它作為經濟發展戰略。由于不發達國家過去進口的大部分是工業品,故這一戰略有時也被稱為“替代進口工業化”。這個經濟發展戰略具有雙重意義:即由國內生產的代替以前要花外匯購買的商品,有利于緩和國際收支平衡;并且由于這些以前進口的商品大部分是工業性的,因而有利于促進國家工業化。

國內外的實踐經驗告訴我們,在進口替代工業化過程中,為了支付進口技術設備和原材料等費用,農業是提供出口產品取得外匯來源的主要部門。在通常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的經濟愈不發達,農產品出口就愈重要。這不僅因為通過出口農產品,可以換回現代技術裝備,促進國家的工業化,同時因為根據比較利益原則,對經濟不發達國家來說,在一定時期內,出口農產品比出口制成品可能是一種優勢。它除了可以保證農業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外,還可能通過農產品出口貿易,作為經濟增長的一種動力。這是近年來中國農村,特別是沿海地區農村強調發展農產品出口創匯的重要原因之所在。我們所以把沿海地區作為發展外向型經濟、發展創匯農業的重點地區,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目前沿海比內地具有更為達的文化條件、交通條件和市場條件,有利于提高農業經營集約度。同時也說明了,要加快內地經濟發展的步伐,就必須把完善交通設施以及改善市場條件與文化條件,擺在十分重要的戰略位置。

這里必須著重指出的是,以出口初級農產品為主的對外經濟貿易格局是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農村經濟的落后面貌的。誠然,像中國這樣類型的經濟不發達國家,在其經濟的起步階段,工業無疑是比較落后的。具體表現是:資金短缺,資本不足,有機構成低,技術設備落后;產品質量低,生產成本高,既缺乏絕對優勢,也缺乏相對優勢。面對這種狀況,如果按照西方傳統的貿易理論,這類經濟不發達的國家就不應該發展其國內工業,而只能去發展原有的初級產品生產,包括初級農產品生產。不言而喻,如果用靜態的“比較利益”和傳統的貿易理論來確定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格局,就會長時期維持這種初始的國際分工格局。其結果不但不會縮小反而會擴大經濟發達國家與經濟不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差距。國際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表明,世界對初級產品的收入需求彈性及價格需求彈性通常比對工業制成品的收入與價格需求彈性低得多,從而使得初級產品的增長彈性要大大低于工業制成品的增長彈性。在國際市場上,包括農產品在內的初級產品價格的波動幅度所以會特別大,是因為農產品的收入需求彈性與價格需求彈性通常都是小于1。

農產品收入需求彈性小于1意味著總收入水平每增長10%,對農產品需求的增長通常是小于10%。即隨著經濟的增長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與制成品相比較而言,對農產品需求的增長是愈趨緩慢的。1900年至1960年的60年間,工業制成品的世界貿易量增長了4倍,而包括農產品在內的初級產品貿易量僅增長50%。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中國農產品出口方向主要是高收入的國家和地區,而對于這些高收入國家和地區來說,居民對多數農產品的需求彈性是很低的。或者說,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高收入國家或地區對農產品需求量的增加,比低收入國家要弱得多。還有,在國際市場上由于農產品價格需求彈性通常也是小于1,因而通過降低農產品價格所能引起的追加需求,可能會帶來比以前更少的收入。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盲目遵循靜態比較利益原則,不斷擴大農產品出口規模,就有可能使市場價格下降到總收入減少的程度,從而使農產品出口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特別需要強調的是,20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中國農產品市場基本上屬于賣方市場,而國際農產品市場則基本上屬于買方市場,這就等于出口農產品的流向是從需求較強的市場流入需求較弱的市場,這就有可能造成收購時抬高價格、銷售時不得不壓低價格的現象發生。同時為了完成農產品出口創匯計劃,唯一的辦法是持續擴大農產品出口量。至于這些出口農產品的換匯效益則往往被放在極其次要的地位。這樣做的結果,一方面會加劇國內市場農產品供給短缺和農產品價格的上漲,另方面又會較大幅度提高農產品的換匯成本。

與上述工業制成品和初級農產品貿易增長差異相聯系的是,工業制成品與初級農產品的國際貿易價格剪刀差的擴大和經濟不發達國家貿易條件的惡化。這里所說的對外貿易條件,是用在相同的基期內計算的出口價格指數與進口價格指數之比來表示的。如果一個國家的出口價格相對于進口價格呈下降趨勢,則它將不得不出口更多的商品和消耗更多的稀缺資源來保證計劃所要達到的進口貨物水平。亦即當一個國家的出口價格相對于進口價格下降時,該國單位進口貨物的實際機會成本就會上升。從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以出口初級農產品為主的對外經濟與貿易格局,說到底只不過是進口替代工業化的產物,它仍然沒有從根本上突破傳統的內向型經濟模式。國內外的歷史經驗告誡我們,用出口初級農產品所獲得的外匯收入來維持進口替代工業所必需的資本投入品的購買支付,一旦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形成進口替代與外匯短缺之間的惡性循環,使替代工業目標遭受挫折。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用動態的觀點、發展的觀點,來認識和貫徹比較利益原則。許多經濟學家都鼓吹對外貿易是經濟發展的動力,其主要理論基礎是比較利益原則。

我們應當作這樣的認識,即比較利益原則是動態的,而不是靜態的。對于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來說,雖然有些生產要素在較長時間內是相對不變的,但是有許多生產要素卻是不斷變化的而且其變化的幅度是很不一致的。這種國際間比較利益的差別性完全取決于各個國家或地區天賦要素的變化速度。隨著國際經濟的發展與變化以及時間的推移,任何既定的國家或地區都可能喪失某一些產品的比較利益,重新獲得另一些產品的比較利益。作為對外貿易基礎的比較利益,是會變化的,舊的對外貿易基礎經常要被新的對外貿易基礎所代替。對外貿易條件的經常變化,或比較利益的經常變化并不足以否定對外貿易的專業化和國際分工,而是要求在生產資源的配置上,必須采取更加靈活的對策,以利于在更廣闊的國際市場上獲得力所能及的好處。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實踐經驗表明,對一個特定的區域來說,其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農業主要是利用本土資源(而不是借助于資源轉換)以提供出口農產品的方式,來完成其支持經濟發展的基本功能。但發展到一定階段,其所能提供的農業“剩余”便日趨減少,甚至有可能變成負“剩余”。面對這種情況,客觀上要求必須因勢利導調整出口產品結構,逐步地用勞動密集型產業制造品來代替初級農產品出口,便是從根本上擺脫不利的貿易條件,并促使內向型經濟向外向型經濟轉化的重要途徑。

一個國家參與國際貿易,既可以為該國家的經濟帶來擴展效應,也可以為該國家帶來倒流效應。這里所說的擴展效應,是指國際貿易對國內經濟發展產生積極的刺激作用,而倒流效應則是指國際貿易對國內經濟發展所產生的消極抑制作用。如果經濟不發達國家的對外貿易的短期增長是以犧牲國內工業的發展為代價的,其結果必然是延緩經濟不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強化它們原來就不利的要素稟賦和低下的國際經濟地位,從而損害了這些國家經濟的長期發展,擴大了經濟發達國家與經濟不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相反,如果后起的國家能夠盡量避免上述累積性的消極作用以及同這些消極作用相關聯的不利的貿易形式,那么它們就有可能盡快地改變自己初始的經濟落后狀態,不斷地增強自己的國際貿易優勢和獲得新的競爭優勢。例如,中國的臺灣省,1952年至1976年,出口量平均每年以15.8%的比例增長,而出口增長速度所以這么快,主要原因是出口的構成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在50年代前期,臺灣省的兩種主要商品(糖和大米)幾乎占全部出口額的70%,到了1976年這兩大主要商品的出口比重下降到2%以下,而工業制成品的出口比重上升到88%。在傳統的農產品出口商品減少的同時,以出口為導向的新興農產品出現了,其中罐頭蘑菇、蘆筍尖是最顯著的例子,1976年達到1.58億美元的價值。臺灣省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在經濟上所以獲得較快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應當歸因于實現了由內向型經濟向外向型經濟的轉變。而這種轉變的順利實現又有賴于從初級農產品出口為主向工業制成品出口為主的轉變。臺灣省的實踐經驗還告訴我們,根據國際貿易的基礎理論,遵循動態比較利益原則,因勢利導地調整出口商品結構,是有可能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帶來擴展效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