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自由化與轉軌國家經貿的互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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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轉軌國家貿易制度改革與全球貿易一體化和貿易自由化的互動效應

首先,全球貿易一體化進程加強了各國、各地區經濟的緊密聯系,轉軌國家的貿易自由化已呈不可逆轉之勢并得到進一步強化。這就要求轉軌國家在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改革貿易制度,使之符合世界貿易的發展趨勢。俄羅斯、烏克蘭和匈牙利等一些東歐國家紛紛全面實行對外經貿自由化政策。中國采取了由局部到全局的貿易開放政策和制度,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加快了外貿改革的步伐,經過多年努力終于在20世紀初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其次,不同國家參與國際分工極大地推動了全球貿易一體化和貿易自由化進程,轉軌國家也不例外。

應該說,沒有包括中國在內的轉軌國家的參與,經濟全球化特別是貿易自由化就不具備全球意義。正是由于轉軌國家不斷擴大對外經濟貿易聯系,參與國際分工,從而加速了世界統一大市場的形成,對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起到了推動作用。但轉軌國家對貿易自由化進程的影響作用還是有限的。當然,在這種互動關系中,貿易自由化對轉軌國家的經濟發展產生了多方面的積極效果,如加強了競爭、強化了分工并提高了資源配置的效率、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以及外部經濟效應等。但是,全球范圍的貿易競爭對轉軌國家的消極影響也不容忽視,特別是轉軌國家的國家經濟安全面臨嚴峻的挑戰。

二貿易自由化與轉軌國家服務貿易發展的互動效應

服務貿易已發展成為全球三大貿易之一,為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整體經濟水平的重要指標。轉軌國家服務貿易的發展與貿易自由化趨勢之間的互動關系也因此越來越明顯。

(一)貿易自由化促使轉軌國家調整外貿政策

為適應全球貿易自由化的發展趨勢,轉軌國家的外貿政策必須不斷進行調整。特別是在全球服務貿易自由化的今天,轉軌國家服務貿易政策的調整勢在必行。轉軌國家政府必須制定切實可行的整體發展戰略,以推動服務部門的現代化進程,必須建立健全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和法規。管理立法和管理方法的落后,不僅不能適應對外開放的需要,而且會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轉軌國家服務業的深入拓展。同樣,轉軌國家服務貿易政策的調整也會在很大程度上促進全球貿易自由化進程。這主要表現為:服務貿易政策的調整意味著轉軌國家進一步加快融入貿易自由化進程,逐步實行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從而改變轉軌國家在世界服務貿易中所占份額較低的狀況。尤其是在全球服務貿易越來越趨于專業化,分工更加深化和細化,一些發達國家的服務貿易已開始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服務產業轉變的趨勢下,轉軌國家服務貿易政策的調整有利于全球服務貿易的專業化分工和傳統服務貿易特別是勞動密集型服務產業的深入發展。

(二)貿易自由化與轉軌國家服務貿易發展的互動效應明顯

貿易自由化促進了轉軌國家服務貿易業務的成熟,同時,轉軌國家服務業的發展也是對全球貿易一體化進程的最大貢獻。服務業包括金融、電信、運輸、會計、咨詢、旅游等廣泛的領域,而金融服務貿易又是服務業中非常重要和敏感的領域。因而,這里以貿易自由化與轉軌國家金融服務業的關系為例加以分析。目前,盡管轉軌國家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還較弱,無法與發達國家的金融業展開全面競爭,而且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也會給這類國家的金融業造成嚴重沖擊,但還是應當看到其更為積極的一面,即貿易自由化能夠促進轉軌國家金融服務貿易業務的成熟并在全球拓展金融服務業。因為隨著對外經濟貿易的發展,客戶必然產生外匯交易、遠期結售匯、利率和匯率風險防范等業務需求,這些業務對轉軌國家銀行來說都是正在開辦或尚未開辦的新業務,而對于外國銀行來說都是非常成熟的業務品種,具有成功的經營與營銷經驗。

轉軌國家的銀行可以借助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的不斷深入,利用金融創新來拓展金融業務領域,學習掌握先進經驗和成熟的金融業務技術,提升本國金融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實現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所帶來的收益。與此同時,轉軌國家金融服務業的發展也是對貿易自由化的應有貢獻。如果沒有轉軌國家金融服務業的巨大發展和金融服務貿易一體化程度的提高,全球貿易自由化進程的深化是很難實現的。不過,為了盡可能避免和減少金融服務業對外開放和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對國內金融市場和金融安全的不利影響,在金融服務業和金融市場對外開放過程中,對外資金融機構在市場準入和經營活動中的管制是非常必要的。轉軌國家應該積極加入經濟和貿易的全球一體化進程,但不要急于使自己的金融市場同國際金融市場實現一體化,尤其是資本自由化應該分階段進行。這樣可以防止國內金融業和金融市場遭受外資金融機構和國際投機資本的沖擊,有效地保護金融業,維護金融市場和國家經濟安全。

三轉軌國家貿易自由化的可持續發展效應

相對于經濟發達國家而言,轉軌國家在商品貿易條件方面總體上不占優勢,從而導致其貿易利得的份額受到削弱。但是,在全球貿易自由化浪潮不斷席卷轉軌國家的情況下,轉軌國家又面臨著在推進本國貿易自由化進程的同時爭取獲得更多貿易利得的雙重任務。要想獲得長期、可持續的貿易利得,必須從提高勞動生產率和降低單位勞動成本上下功夫,這是轉軌國家實施貿易自由化并保持可持續貿易效應的關鍵。在當今經濟生活國際化中,盡管國際投資占據先導地位,但國際貿易依然是衡量一國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標志之一。因此,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迫使任何一國都不能游離于國際生活之外,轉軌國家不僅要采取短期措施實施貿易自由化,更要從戰略高度推進貿易自由化的實施。全球貿易自由化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推進轉軌國家貿易自由化的可持續發展。為提高貿易自由化的可持續效應,轉軌國家應從提高勞動生產率和降低單位勞動成本入手,帶動經濟貿易結構的調整,加強科技創新和基礎設施建設。

在調整經濟結構以保證經濟可持續發展方面,俄羅斯正采取措施加速實現經濟結構的多樣化,這是俄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發展對外經貿關系、實現出口結構多樣化的重要保證。俄羅斯已將增加能源和原料性產品的生產和出口、提高高新技術產品和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和出口比重,以及擴大加工制造業產品的出口作為實現經濟結構多樣化的重要舉措,以提高貿易自由化條件下的可持續發展效應。中國也同樣面臨著經濟結構和出口結構多樣化的問題。當前,圍繞實施貿易自由化和提高勞動生產率,中國必須首先繼續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通過農業技術推廣,提高農產品的產量和質量,增強農業出口市場競爭力。其次,國家要繼續加強實施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的跨越式發展戰略,不僅要用先進適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更要加快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擴大科技含量高的產品出口。再次,國家必須突出能源和原材料等資源的建設,既要通過國際合作抓好能源建設,又要抓好節約能源、節約原材料和節約用水工作,搞好重要資源的綜合利用。

四貿易自由化與轉軌國家區域經濟發展效應

貿易自由化更多地表現為局部區域的自由化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在全球不可逆轉的貿易自由化趨勢的推動下,轉軌國家紛紛參與或組建各種形式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如一些東歐國家紛紛加入或申請加入歐盟;組建獨聯體和加強獨聯體次區域經濟合作;成立上海合作組織,推進上海合作組織區域經濟合作,并逐步建立上海合作組織自由貿易區,等等。目前,東北亞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中心之一。東北亞地區總產值占世界總產值的20%,對外貿易額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從1980年的34%上升到2003年的58%,這一比重高于北美自由貿易區(55%),但低于歐盟(65%)。鑒于此,俄羅斯正以積極的姿態參與東北亞經濟圈的規劃和建設,因為俄遠東地區未來經濟的發展與東北亞經濟一體化進程緊密相關。

通過參與東北亞地區的經貿合作,可以大大提高俄羅斯遠東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從而促進遠東地區的經濟發展。相反,如果俄羅斯被排擠在東北亞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之外,其遠東地區的經濟落后問題將長期得不到解決。中國參與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和區域經濟合作包括:APEC、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曼谷協定》、圖們江次區域經濟合作、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東北亞經濟圈等。特別是在中國的主導下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從而極大地推動了本區域內的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合作。轉軌國家參與區域經濟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各國在貿易、投資、能源、交通等領域的俄羅斯廣泛合作,有利于促進轉軌國家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發展。

然而,由于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形式不同,其貿易自由化的程度存在差異,因此對各成員國產生的貿易轉移效應和貿易創造效應的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也各有不同。以上海合作組織區域經濟合作為例。從理論上講,上海合作組織區域經濟合作的最終模式以建立自由貿易區為最佳,建立其他形式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則有一定的消極效應。例如,若建立關稅同盟這樣的組織形式,將會導致各成員國間存在嚴重的貿易轉移效應。這是因為,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都是發展中的經濟轉軌國家,經濟發展水平普遍較低,由于技術、資本、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制約,在大多數產品的生產上都不具有成本優勢。如果成員國的貿易由區域外轉向區域內,則會由于存在嚴重的貿易轉移效應而受到損害。英國學者羅布森曾得出過這樣一個結論:就一般而言,自由貿易區的經濟效應要優于關稅同盟。

因為“在關稅同盟體制下,貿易保護主義壓力會迫使比較開放的成員國增加對非成員國的壁壘,一致對外,從而使貿易轉移效應增加,使進口成本加大。自由貿易區可以使比較開放的成員國進一步單邊地、不加歧視地降低貿易壁壘,而這又可以反過來給其他成員國造成一種積極的、而不是強迫的壓力。”因此,上海合作組織建立自由貿易區這樣的組織形式,會對該組織未來的發展產生更為積極的經濟效應。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是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國內產業多以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源密集型產業為主,產業、產品和工藝技術同構性強,無法形成緊密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關系。這樣,彼此間對對方的產品必然不會產生大的需求,貿易創造效應很小,難以分享規模經濟帶來的好處,同時也無法形成旨在提高規模經濟效益的協議分工。自由貿易區可以使成員國最大限度地保持同外部世界的原有經濟貿易聯系,減低貿易轉移效應。二是自由貿易區的市場開放程度也比較低,可以避免對不發達成員國造成嚴重沖擊。

自由貿易區的貿易和經濟政策協調程度低,可以避免成員國在貿易和經濟政策協調方面的困難。一些區域經濟專家估計,在未來20年內,上海合作組織區域經濟合作將實施貿易投資便利化,為2020年前最終建立自由貿易區打下堅實的基礎。貿易投資便利化的主要任務是減少關稅和其他非關稅貿易壁壘,消除影響資本、貨物、人員、技術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消極因素。貿易投資便利化涵蓋面廣,內容豐富多樣,且具有靈活性強、投入少、見效快、代價小等特點。積極推進貿易投資便利化進程能有效減少貿易投資的摩擦成本,可以逐步提高效率,加強管理和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加強區域內的經濟合作,并真正推動貿易自由化進程。

五轉軌國家參與貿易自由化進程與國際貿易體系的雙重矛盾效應

美國著名學者沃勒斯坦認為,在20世紀,“核心—半邊緣—邊緣”的關系擴展到全球范圍。同樣,國際貿易體系并不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礎上的體系,它也是一種由“中心和外圍(或稱邊緣和半邊緣)”構成的不平衡體系。在這個體系中,處于中心地位的發達國家是世界貿易一體化規則的壟斷者,世界貿易規則的制定很大程度上是為發達國家的利益分配而制定的,因而它們也成為全球貿易一體化的最大受益者;而處于外圍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承擔了大部分風險,不發達國家的利益并未給予足夠考慮,一些最不發達國家甚至被邊緣化的問題越加嚴重。例如,發展中國家、經濟轉軌國家農產品和紡織品以及服裝的市場準入仍未付諸實施,相反,出口補貼和國內支持等扭曲的農業政策仍繼續廣泛地存在于發達經濟體中,這就阻礙了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軌國家參與全球市場的競爭并獲得相應的利益。

世界貿易一體化規則在改善市場機制的同時,在國家層面和全球層面仍舊存在著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可能由于不受約束的市場力量而加劇。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教授所反復強調的,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否認市場機制在創造收入和財富方面的積極作用,而是要認識到市場機制不得不在一個存在許多制度的世界中運作,這就需要不得不考慮其他方的利益和其他方面的問題。但是,全球貿易規則的制定只有在不同勢力的力量均衡中運作,才能尋求均衡的制度建設。目前,隨著更多發展中國家、轉軌國家被整合到多邊貿易體系中,隨著這些國家經濟、貿易的增長和發展,只要這些國家團結一致并共同致力于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構建,通過與發達國家多方長期的博弈,最終會使貿易自由化的利益分配更加平等,世界貿易組織越來越重視協調各成員方的貿易政策,并能夠推進世界貿易一體化規則的協調性運作。因為只有考慮更多經濟不發達國家的利益,世界貿易一體化才能真正可持續發展。

六全球貿易自由化與轉軌國家的經濟發展效應

(一)貿易自由化對轉軌國家的經濟發展產生了多方面的積極效果

主要表現在:促進了轉軌國家國際貿易的發展,增加了這些國家的福利,同時加強了競爭、強化了分工并提高了資源配置的效率。特別是在貿易投資一體化的今天,貿易自由化帶動下的投資自由化和生產國際化的迅猛發展,促使轉軌國家積極參與其中,并成為受益者。貿易投資一體化為轉軌國家的經濟發展帶來了資金、技術、管理和經驗,也加快了這些國家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進程。同時,轉軌國家的跨國企業(包括民營跨國企業)也在貿易投資全球化的進程中發展壯大。在某些轉軌國家中,一些經營狀況好、發展規模大的企業還向國際市場尋求投資場所,改單向投資為雙向投資,融入世界經濟大循環,更深入的參與新的國際分工和國際合作,更好的利用國際資源和國際市場。

(二)貿易自由化對轉軌國家的消極影響不容忽視,特別是轉軌國家的國家經濟安全面臨嚴峻的挑戰

第一,貿易自由化在市場、管理、產權、人才競爭、規模和技術創新能力以及國家經濟安全等諸多方面給轉軌國家帶來的挑戰不容忽視。這主要表現在:(1)一些轉軌國家加入WTO后,隨著市場的開放、各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取消以及跨國公司的紛紛進入,市場競爭日益激烈,使得那些創業時間短、技術水平低、實力不強的企業面臨著被淘汰的危險;(2)目前,轉軌國家相當一部分企業在管理上都不同程度的采取“人治”的手段、家族式的管理模式,隨著企業規模的不斷壯大,這種管理與國外發達國家的企業和著名的跨國公司相比,就會顯露治理結構落后、管理手段粗放、運營效率低下的弊端;(3)轉軌國家的企業還普遍存在規模小、產業集中度低的問題,與資產規模高達數百億、上千億的國外跨國公司相比,顯得相當弱小,很難與之競爭,這直接影響其研發能力和創新能力;(4)在貿易自由化逐步加深的過程中,轉軌國家的主權在一定程度上將受到沖擊,國家對產業政策的干預作用將會有所減弱,各國的經濟活動也將越來越多地遵循國際慣例和國際條約來運作。隨著轉軌國家經濟融入貿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其受到外部沖擊的可能性會增大。

第二,貿易自由化可能造成轉軌國家“貧困化增長”的問題值得重視。這表現在:(1)在貿易自由化進程中發展與增長的矛盾可能會導致轉軌國家“貧困化增長”。當前,轉軌國家普遍表現出對GDP和經濟高速增長的過旺追求。這對于轉軌經濟當然是必要的。但從長遠看,發展問題同樣不可忽視。因為事實上,一個社會可以有經濟增長,卻不一定有發展。增長與發展并不是一個相同的概念。例如,俄羅斯依靠石油、天然氣、黑色和有色金屬、木材等自然資源和原材料出口而取得的經濟增長,就是以不惜犧牲環境和枯竭資源為代價而實現的“高速增長”。這種不考慮長遠發展、不注重質量的經濟增長,其直接后果不僅會導致環境惡化、資源日趨短缺和人民的實際福利下降,還會造成國際貿易學稱之為“貧困化增長”的現象,從而使發展最終難以持續并可能使經濟再度陷入困境。(2)發達國家與轉軌國家在產品生產上存在技術梯度差異會引發新的依賴關系。伴隨著發達國家產業結構的調整,發達國家將一些過時的技術和高污染的生產向轉軌國家轉移,這不僅使轉軌國家自然環境受到污染、生態平衡遭到破壞,還會造成資源嚴重浪費,社會成本負擔日益加重,最終影響到轉軌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同時,國際分工中新的依賴關系也會導致“貧困化增長”。(3)在貿易自由化進程中,轉軌國家的商品貿易條件惡化使其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地位。隨著轉軌國家貿易自由化進程的加快,轉軌國家的出口大幅度增加,然而,在出口結構中,轉軌國家大多以出口初級原材料和初級加工業產品為主,而這些商品貿易條件的惡化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貧困化增長”。

當然,在目前的條件下,轉軌國家對貿易自由化進程的影響作用還是有限的。因為大多數轉軌國家是以所謂比較優勢加入全球分工體系的。這種比較優勢說到底就是國家的廉價資源,包括勞動力資源和自然資源。通過對這些資源的開發生產并獲取硬通貨,只能使轉軌國家處在國際分工體系的最底層。這也使轉軌國家的經濟對發達國家的依賴程度日漸加深,從而對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力減弱。因此,轉軌國家必須要按照國際市場的需求不斷調整經濟結構,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才能應對貿易自由化的挑戰。

總之,當今世界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度越來越高,經濟全球化特別是貿易自由化與轉軌國家經濟以及貿易改革的聯動關系和傳導機制的作用更加明顯。通過以上分析我們認為,必須在貿易自由化的大背景下研究轉軌國家的貿易轉軌和貿易發展問題。貿易自由化與轉軌國家貿易改革之間既存在良性的聯動效應關系,也存在較大的非良性聯動效應關系。一方面,貿易自由化給轉軌國家帶來了利益和各種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條件,最終會通過出口途徑增強本國的國際競爭力并進而提高經濟增長率,并降低由貿易保護造成的資源配置扭曲所帶來的福利損失。

另一方面,由于在較長時期內“中心和外圍(或稱邊緣和半邊緣)”構成格局的難以改變,轉軌國家與全球貿易一體化規則主導者的發達國家的地位是不對等的,由此決定了轉軌國家融入全球貿易自由化進程依然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貿易自由化與轉軌國家貿易改革之間存在的非良性聯動效應不容忽視。因此,如何更好地實現轉軌國家外貿體系與經濟全球化的有效對接和融合,這就需要轉軌國家實現合理的外貿制度安排,而轉軌國家經濟職能的發揮則在其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實踐證明,弱化國家經濟職能的調控作用,非良性聯動效應必然明顯增強;強化國家的經濟職能作用,則是充分發揮貿易自由化與轉軌國家貿易改革之間良性聯動效應,規避非良性聯動效應的重要閥門和有效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