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公司企業道德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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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公司的發展促進了世界經濟的進步，但同時也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影響。許多人指責跨國公司利用發展中國家的血汗工廠生產產品、雇傭童工、破壞環境和進行跨國界的商業賄賂，有關跨國公司社會責任和企業道德的問題受到了人們的普遍關注。要使跨國公司擁有良好的企業道德，首先應在外部形成有力的監督和約束機制，最終將外在壓力下的適應性轉變內化為企業的主動選擇。
跨國公司對當今世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跨國公司在世界范圍內的擴張甚至改變了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促進了世界經濟和社會的進步。與此同時，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的活動也產生了許多負面影響，許多人指責跨國公司為了經濟利益不擇手段，破壞環境、商業賄賂、殘酷剝削發展中國家工人、隱瞞產品瑕疵和誤導消費者。有關跨國公司社會責任和企業道德的問題正在受到越來越多人們的關注。
一、有關企業道德問題的爭論
對于企業究竟應不應該承擔社會責任和具備良好的道德這一問題，長期以來存在爭論。從企業發展的歷史來看，社會責任和企業道德不是企業與生俱來的使命，企業的存在是為了獲取經濟利益，實現利潤的最大化，這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堅持認為在自由公平的競爭條件下實現利潤最大化就是企業最主要社會責任的原因。而反對者則認為，時代已經變了，并且對公司的社會預期也在變，公司不再是只對股東負責的獨立實體，它還要對建立和維持它們的更大的社會負責[1。企業道德不僅意味著企業員工的行為應該符合道德標準和倫理準則，而且意味著企業的經營理念、宗旨和管理政策同樣應該符合社會的普遍價值觀念和是非原則。
與此相對應，對于商業行為中企業是否應該符合一定的道德標準，在商業行為中是否存在道德的例外，存在兩種看法。一種觀點認為，商業行為應該是非道德的，商業行為不受整個社會道德理想所指導，管理者可以做出自私行為，因為市場機制一般會自動地規范他們的行為，使其為大部分的利益相關者和社會的利益服務。正如亞當·斯密所言：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能保證一個商人在追求他自身利益的時候通常會比他真真實實打算去促進整個社會利益的時候更能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用這種方式，資本主義通過那些并不以道德為目的的行為，為追求利潤提供了一個合乎道德的理由[2。這種理論稱之為“非道義理論”，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曾經被人們所普遍接受，非道義理論使當時的管理者可以不必為自己那些不符合社會道德標準的行為感到內疚或產生負罪感。即使到現在，這一理論仍然被一部分企業拿來為自己違背人類道德良知的行為進行辯解。但隨著社會的進步，研究方向：國際企業管理。
公眾對這一觀點越來越難以認同，如果企業以獲取利益為目的作為自己逃避社會責任和損害道德準則的借口，最終受到損害的只能是消費者和整個社會的利益。因為企業的經濟決策不可避免會對周圍的社會環境產生影響，公司應該為此承擔自己的行為對社會所造成影響的后果，即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企業的道德也無法凌駕于社會的普遍道德準則之上。這一觀點被稱為“道德同一理論”。按照這一理論，商業行為應當由社會的普遍道德標準來判斷，而非用一套更為寬容的特殊的標準。堅持道德同一理論的人認為市場的存在并不是忽視規范行為的理由或借口。盡管社會的普遍福利可以通過自私自利的商業行為而提高，但謀利并不是唯一的或最高的標準。如果忽視道德價值標準，那么謀利的含義就會顯得比整個社會福利這一最終目的還要重要[3。市場不是為錯誤行為辯解的借口，并且，管理者也不是處在一個道德倫理的例外之地。
對于跨國公司而言，有關企業道德的問題還要更加復雜。由于跨國公司的經營范圍超越了國界限制，相應地也超越了單一國家的法律和文化的范疇。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是否應該存在一個被所有企業普遍遵守的道德倫理準則。例如，在很多國家，行賄受賄是一種普遍現象，一些國家政府行政官員的工資很低，他們已經習慣從自己的公共服務中收取一定的報酬。在有的國家，政府官員甚至會嚴格地運用大量的法律，阻止或妨礙正當的企業行為，一直到他們收到回報為止。而當地的文化傳統似乎已經習慣了這一行為，對于當地商人來說，采取這一手段是盡快完成公司目標的有效手段，他們并不認為利用賄賂來達成目標是一件羞恥的事情。但這樣的行為對于其它一些國家的社會文化傳統來說可能是難以接受的。
因此，針對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對道德范疇和不道德行為定義的差異，究竟以何種標準來對跨國公司的行為加以評判，存在兩種不同的認識。一種觀點認為，每一個社會的道德倫理觀念都必須被認為是合理的，是合乎倫理的。對跨國公司而言，這意味著經理人員必須只能遵循其經營所在地的倫理觀念[4。例如，如果賄賂在某國是可以接受的一種經營手段，那么，即使這種行為在母國是非法的，跨國公司依然可以依照當地的規則行事。這種觀點被稱為道德或倫理的相對論，它意味著每一個社會的道德評判標準和價值觀念都是合理的，都必須受到尊重。但批評者指出，如果以當地存在的倫理價值觀念作為跨國公司企業道德的依據，那么事實上會造成對跨國公司的道德水準進行評價時失去一種可供衡量的標準，其結果是沒有多少行為會被跨國公司認同為違反道德準則，因為它們完全可以把自己的行為符合當地的慣例當做為自己辯解的借口。另外一種觀點則認為，存在著不受文化和國家影響的基本的道德準則[5。不管文化的差異有多大，總是存在一些為所有社會都認可的普遍價值觀念和不能違背的行為規范，任何一個企業都必須服從并遵守這些準則。但是，令人擔心的結果是，由于在對這些普遍適用的道德規范進行選擇時必然存在一定的主觀性，一些自認為熟悉正確的和合乎道德倫理的行為方式的經理人員很容易將外國文化的道德體系視為低級的或不道德的[6，特別是當跨國公司規模巨大、資金雄厚并且在發展中國家擁有強大的控制力時，文化帝國主義很容易在這些跨國公司找到滋生的溫床。一個泰國商人曾經對他的美國合作伙伴抱怨說：我們成為一個國家已經上千年，我們的文化超過3000年，我討厭美國人告訴我們，我的公司哪些行為是不道德的。由于這種認識上的差異，到目前為止，有關跨國公司的行為究竟應該適用道德的相對論還是道德的絕對論仍然存在爭論。
三、對跨國公司企業道德的期望
一些商業倫理學者將企業道德的發展劃分為五個階段：一是非道德型組織，即不講道德只追求利潤，一般是那些處在原始積累、惟利是圖階段的企業；二是法制型組織，即只要不違法就是道德；三是反應型組織，這類企業反應靈活，在利潤與倫理道德之間尋找平衡點，對于商業道德的遵守不很自覺，需要權衡利弊；四是初級道德型組織，企業的道德管理比較明確，但整體的自覺性不強，沒有變成制度和規范；五是道德型組織，即商業道德已經成為企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道德的規范和行為準則明確完整。并且認為，大部分跨國公司處于第三或第四階段。
跨國公司處于這一層次的道德水準顯然是與跨國公司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不相符的，尤其是上世紀70年代以來諸多跨國公司被揭露出在發展中國家存在商業賄賂、破壞環境、血汗工廠、雇傭童工和損害消費者利益的行為以后，公眾迫切希望跨國公司應該具備更高的道德水準和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為此，國際社會建立了一套行為守則來指導跨國公司的道德標準。這些守則包括兩部分，指導性準則向跨國公司指明哪些是它們應該做的，而限制性準則告訴它們什么是不能做的。這一守則建立在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聯合國關于多國公司行為守則、歐洲人權協定、國際商會國際投資指南、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多國企業指南、赫爾辛基最終法案、國際勞工組織關于多國公司與社會政策原則的三方聲明等的基礎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