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經濟發展與工業污染的聯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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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產業結構變化分析

常州市1986－2011年三次產業結構變化情況見圖1。常州市三產結構由1986年的21.5:59.9:18.6發展為2011年的3.1:54.5:42.4，第一產業比重持續下降，第三產業比重穩健提升，第二產業比重平穩發展，“十一五”時期略有下降。按照經濟發展階段劃分方法，常州市正處于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十一五”時期是產業結構升級轉型的啟動期。1.3彈性系數趨勢分析工業污染物排放彈性系數是指工業污染物排放量年均增長率與GDP年均增長率的比例，常州市1987－2011年工業污染物排放彈性系數變化趨勢見圖2。由圖2可知，除1999年、2001年、2005年外，工業廢水排放增長率均低于GDP增長率，有13年呈現負增長;工業COD排放增長率25年中有20年低于GDP增長率，有17年呈現負增長;工業SO2排放增長率25年中有19年低于GDP增長率，13年呈現負增長;工業煙塵排放增長率25年中有18年低于GDP增長率，有15年呈現負增長;工業粉塵排放增長率25年中有17年低于GDP增長率，有13年呈現負增長。

從整體趨勢看，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90年代末至本世紀初，工業污染物排放彈性系數呈現大幅度波動態勢，其余時間段均較平穩，且污染排放增長速度整體遠低于經濟增長速度。1.4排放強度趨勢分析工業污染物排放強度為單位GDP工業污染物排放量，常州市1986－2011年工業污染物排放強度變化趨勢見圖3。由圖3可知，1986－2011年，工業廢水、COD排放強度持續削減，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呈現急劇削減趨勢;SO2、煙塵、粉塵排放強度上世紀80年代末稍有上升，90年代初急劇削減，之后維持削減態勢。

2經濟發展與工業污染排放關系分析

以人均GDP為自變量x，以廢水排放量、COD排放量、SO2排放量、煙塵排放量、粉塵排放量為因變量y，選用二次方程、三次方程、復合曲線模型進行曲線擬合分析經濟發展與工業污染排放關系。根據曲線擬合結果、模型檢驗參數，在各個函數模型中進行優選。

2.1曲線擬合結果

1986－2011年常州市工業污染物排放與人均GDP曲線擬合圖見圖4，曲線擬合參數及方程式見表2。從擬合結果可知:(1)工業污染物排放與人均GDP各曲線估計模型F值概率均很小，顯著水平較低;從各模型判定系數R2可看出，三次方程模型判定系數R2均最大，分別為0.749、0.377、0.233、0.593和0.421。(2)工業廢水、COD、SO2、煙塵排放量隨經濟發展呈現“U型+倒U型”曲線特征;工業粉塵排放量隨經濟發展整體呈現弱“倒U型”曲線特征。(3)綜合判斷，1986－2011年長時間尺度人均GDP與工業污染物排放之間的關系不具典型EKC曲線特征。

2.2分時段擬合結果

改革開放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蘇南模式逐步形成，上世紀80年代中期常州市啟動了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進程，鄉鎮企業快速發展，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占主體;90年代中期開始發展外向型經濟，大規模外商投資企業涌現，改革開放直至上世紀末以體制創新為主，進入本世紀后，開始了增長方式的創新，轉為依靠科技進步的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和高效率的增長方式，經濟發展呈現明顯分階段特征。為此，分時段擬合經濟發展與污染物排放量，以探索其相關關系，擬合結果見圖5。從擬合結果可知:(1)1986－1995年，工業廢水、COD排放量與經濟發展擬合效果較好(R2分別為0.925和0.882，方程式分別為y=27786－2.869x+0.00012x2和y=119700－45.167x+0.007×10－5x2－3.1×10－7x3)，排放量隨經濟增長而削減;1996年－2011年，工業廢水、COD排放量與經濟發展呈現“倒U型”曲線關系(R2分別為0.814和0.709，方程式分別為y=－159.9+0.946x+2.89×10－6x2－1.5×1010x3和y=－25189+4.176x－8.3×10－5x2+4.55×1010x3)。(2)1986－1997年，粉塵排放量與經濟發展擬合效果較好(R2為0.941，方程式為y=27731+5.936x－0.002x2+1.44×10－7x3)，排放量隨經濟增長長期持平后于90年代中后期上升;1998年－2011年，呈現“倒U型”曲線關系(R2為0.812，方程式為y=－61209+9.447x+1.59×10－9x3)，但曲線有拖尾現象。(3)1986－2004年，SO2、煙塵排放量與經濟發展擬合效果較差(R2為0.266和0.656)，SO2隨經濟發展呈波動變化，無明顯規律，煙塵排放量隨經濟發展略有削減;2005年－2011年，SO2和煙塵排放量與經濟發展擬合效果較好(R2為0.985和0.930，方程式分別為y=1266310－1.264x+2.92×10－11x3和y=62664－0.911x+6.86×10－11x3)，SO2隨經濟發展呈現“倒U型”右側曲線特征，煙塵隨經濟發展呈弱“U型”曲線特征。

2.3擬合結果分析

驅動環境質量變動的影響因素中，目前主要研究視角為經濟發展的環境效應，包括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廣義技術(減排)效應。(1)規模效應是指隨著經濟規模擴大，如果經濟結構和技術減排水平不變，經濟規模作用結果將使污染增加，環境質量退化。常州市1992－1994年經濟超高速增長，年均增長率超40%，1996年經濟總量超400億，隨著經濟的增長，隨后10年內工業廢水、COD、粉塵排放量持續增加，規模效應顯著。(2)結構效應是指經濟規模和技術減排水平不變，經濟結構導致產業結構的變動對環境質量的改善表現出先負后正的效應作用的效果。常州市1986－2011年，主要為第一產業向第三產業轉變，第二產業比重較為平穩，結構效應尚不明顯。(3)廣義技術(減排)效應指的是通過技術進步、環境經濟政策使單位經濟產出的污染排放量下降。常州市1986－2011年，單位GDP污染物排放強度急劇下降，工業污染物排放增長速度顯著低于GDP增長速度。尤其是“十一五”期間，從工程減排、結構減排和管理減排三方面全力推進污染減排，共關閉化工企業963家，非化工類企業118家，搬遷污染企業160家，淘汰高耗能高污染設備748臺(套)，污染物排放水平明顯好轉，除煙塵外，污染物排放量與經濟發展均呈現“倒U型”右側曲線特征。

3結論

(1)常州市產業結構自1986年至今，第一產業比重持續下降，第三產業比重穩健上升，第二產業比重平穩發展略有下降。常州市正處于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同時產業升級轉型期效果逐步顯現。(2)世紀之交，污染物排放彈性系數呈現大幅度波動態勢。從長時間尺度看，污染物排放增長速度整體遠低于GDP增長速度。(3)污染物排放強度除上世紀80年代末稍有上升外，持續下降，尤其是90年代初，隨著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和高新技術企業的迅猛興起，污染物排放強度急劇削減。(4)常州市1986－2011年經濟發展與污染水平尚不具有典型的EKC曲線變化特征，而分時段擬合結果顯示，1996－2011年經濟發展與工業廢水、COD、粉塵排放量呈“倒U型”曲線特征;2005－2011年，經濟發展與工業SO2排放量呈“倒U型”右側曲線特征;經濟發展與煙塵則呈弱“U型”曲線特征。(5)常州市1986－2011年經濟增長對污染物排放的規模相應最為顯著，結構效應尚未顯現，廣義技術(減排)效應較為顯著。(6)未來，常州市應堅持產業結構優化，加快產業升級轉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發展高端產業和產業的高端環節;與此同時，深挖減排潛力，建立健全總量減排政策管理體系，嚴格控制新增量，加強減排設施投運的監督管理，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的典型“倒U型”發展。

作者：周美春程翠云李雯香單位：江蘇省常州市環境科學研究院環境保護部環境工程評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