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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2016年第0期
摘要:通過對國內外有關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農村經濟增長以及民族地區農村經濟增長關系文獻的研究,探索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從理論上探索金融支農的可行性,為后期研究民族地區金融精準扶貧提供理論依據。
關鍵詞:金融發展;經濟增長;農村經濟增長;民族地區
農村經濟增長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中明確提出,到2020年全國7017萬貧困人口全部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區域性整體貧困問題得到解決。2013年至2016年4年間,我國每年農村貧困人口減少都超過1000萬,3年來累計脫貧人口達到5564萬,貧困發生率也從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貧困發生率下降達5.7%,貧困地區農村居民收入增幅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貧困地區面貌得到了明顯改善。本文通過對國內外有關金融與農村經濟發展文獻進行研究,為農村金融精準扶貧找到突破口,更好落實黨中央十八大以來關于精準扶貧新部署。
1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
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最早起源于西方學界,對于二者相關性的探討和研究,學界一直存在爭議。國外以古典經濟學派以及克魯格曼等為代表,國內以葉志強等學者為代表,認為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無相關性或者只具有弱關聯性。早期的古典經濟學派主要是基于貨幣中性理論,認為通過貨幣的供給的增減,只能對經濟社會的物價成相應比例產生變化,并不能對社會的投入、產出以及就業產生實質上的影響。Krugman[1](2003)通過對拉丁美洲等國家金融自由化失敗案例進行研究,認為金融發展只是經濟增長的必然結果,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不具有必然關系,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只具有弱關聯性。葉志強[2](2011)通過對1978—2006年中國各省相關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發現在金融發展的農村居民的收入呈負相關關系,并且在金融發展過程中,城鄉居民收入不但沒有下降反而在擴大,因此他認為我國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不具有相關性。而另外一些專家學者通過各自的研究卻認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具有正相關性,金融發展不但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并且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該論述最早可追溯到Bagehot(1873)和Schumpeter(1912)。西方在該領域先后對微觀和宏觀2個領域進行了研究。最開始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與產業以及企業發展關系的研究上,期間以1912年Schumpeter發表的《經濟發展理論》為代表,通過論證其認為金融系統在工業革命中能起到關鍵作用。Rajan和Zingales[3](1993)將不同產業的成長過程與金融發展相結合進行研究,通過其研究發現,認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具有正相關性。在金融發展與宏觀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上,學者通過構建一系列數理模型進行了研究。Romer[4](1986)、Lucas[5](1988)通過構建經濟增長數理模型,論證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具有正相關性,認為金融發展通過對資本積累進程產生影響從而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Diamond[6](1983)等通過構建流動性風險模型,論證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具有良好的互動性,認為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通過風險管理實現的。國內學者在研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談儒勇[7](1999)、李廣眾[8](2002)等先后通過各自的研究發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具有正相關性,金融發展有利于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米建國、李建偉[9](2002)通過研究提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具有高互動性,并且金融適度發展是經濟實現快速增長的必要條件,反之金融抑制或金融過度發展都會損害經濟增長。鄭常德[10](2008)通過研究論述了金融發展不但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同時能夠改變居民收入分配,并最終減緩貧困的發生。
2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
隨著國內外學者對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的深入,學者對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也得到了快速發展。M.T.Belongia和R.A.Cilbert[11](1990)通過建立農業產出的市場分析模型,分析了農業融資對于農業產出的影響,認為農村金融發展有利于農村經濟增長。國內最早從實證角度分析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關系的是徐笑波[12](1994),其通過實證研究認為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相關性。冉光和、張金鑫[13](2008)通過收集1981—2005年山東省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數據,并建立帕加諾經濟增長模型加以分析,最后發現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之間存在高度正相關性。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也發現農村金融市場存在嚴重的市場失靈以及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等問題。H•T•Patrick[14](1966)通過對欠發達國家的農村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發現欠發達國家農村金融市場存在嚴重的市場失靈,農村金融不但不能滿足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甚至會阻礙農村經濟的發展,從而導致農村貧困的產生。行懷勇[15](2008)認為當前我國農村金融發展不能滿足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導致農村資本配置不合理。林毅夫[16](2000)則認為由于我國各區域發展水平的不平衡、以及資金缺乏橫向流動等導致我國農村金融存在較為嚴重的體制性矛盾。學者就當前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不協調的原因也進行了分析。E.S.Shaw和R.L.Mckinnon(1998)認為發展中國家農村普遍存在金融壟斷,農村金融壟斷導致農村金融市場運轉效率低下,從而制約農村經濟發展。JacobYaron等認為政府的行政干預是導致農村金融市場存在嚴重市場失靈的重要原因。我國學者在探究我國農村金融市場的市場失靈原因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何廣文[17](2006)認為我國農村金融存在主體產權改革不充分,農村利率市場化不足等問題,農村金融體制方面存在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問題。針對當前農村金融市場存在的問題,國內外學者也進行了深入的探究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E.S.Shaw和R.L.Mckinnon(1998)指出打破農村金融壟斷的必要性。JacobYaron等認為政府應減少對農村金融市場的直接干預。杜曉山[18](2003)提出我國農村金融體系改革先應當從金融體系內部入手。黃勇、謝朝華[19](2008)提出通過建立多元化的農村金融體系,并通過不斷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從而促進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良性互動,實現金融支持農村經濟發展。
3金融發展與民族地區農村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
在國外相關文獻并沒有真正意義上對某一特定民族或者民族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相關研究,國外更多是針對社會中某一特定少數人群進行研究。在我國,為促進民族地區特別是民族地區農村經濟發展,探討并構建具有我國特色的民族地區金融制度,以扶持民族地區農村經濟發展已成為學界的共識。國內學者在這一領域不斷探索,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鄭長德[20](2007)通過對我國五大自治區以及青海、云南等多民族省份作為研究對象進行研究后,指出當前我國民族地區金融發展明顯落后于經濟增長。廖群云[21](2005)認為當前民族地區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不協調,最主要的問題就是金融支持弱化,而金融支持弱化體現在信用環境不高、政策引導不力以及法制建設落后等多方面。侯曉薈[22](2005)通過對恩施地區的研究指出,我國現有的農村金融支農體系無法適應各民族地區的差異性,從而導致金融體系不能適應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需要。針對當前民族地區農村金融支農存在的問題,專家學者也就各自的研究方向進行政策建議。徐珺[23](2003)認為在西部民族地區的金融支持方式,應當采用以農村信用社為主體的合作金融形式,從而促進西部民族地區農村經濟的發展。鄭軍、周運蘭[24](2012)更是提出從民族地區企業自身、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扶持等三個層面進行優化,共同發揮金融支農的作用。伍艷、黃煦凱[25](2006)針對西藏自治區的金融抑制現象,則提出了發展寺廟經濟的建議,通過發揮金融的作用促進寺廟經濟對外的輻射力,建立當地特色的寺廟經濟。
4結語
縱觀以上研究成果,國內外許多專家和學者通過研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農村經濟增長以及民族地區農村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取得了大量富有成果的研究。但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現階段的文獻中,還是存在著一些不足:一是關于民族地區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相對較少,真正深入研究西南民族地區特別是四川涼山民族地區農村金融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還有待學者進一步深入。二是關于民族地區農村金融市場存在的市場失靈以及運行機理、傳導機制方面的研究還有待深入。雖然陸銘寧、吳江[26](2011)以及陸銘寧、陳璐等[27](2016)先后通過構建信貸交易合約模型以及其后對模型進行修正完善,將西部民族地區農村金融抑制的產生機制以及傳導機制進行了探索,但相關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化。三是目前不少學者對促進民族地區農村金融的發展,提出了不少改進措施,但真正具有創新意義,以及符合民族地區特色且行之有效的措施較少。目前正值我國扶貧攻堅的關鍵時期,通過研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農村經濟增長以及民族地區農村經濟增長關系,為農村金融精準扶貧找到突破口,以便更好地落實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關于精準扶貧的新部署,也是本項目以及本文的研究出發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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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梓楠1;吳江2 單位:1.成都工業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2.涼山州衡鑒社會科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