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貿易的強制許可政策探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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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益平衡的標準

筆者認為，這兩條規(guī)定雖然沒有限制適用強制許可的具體情形，但各國在執(zhí)行時，應當基于國際條約，遵循協(xié)議所樹立的原則：依據現實情況進行對申請強制許可的事由做個案審查；除國內緊急情況外，應當以一定的商業(yè)條件向專利人爭取獲得使用許可，未能成功才可申請強制許可；嚴格根據強制許可目的限制使用范圍以及其期限；非獨占性；不得單獨轉讓性；在導致強制許可的事由不可能再次出現時，應當停止強制許可；強制許可之后必須對專利權人充分補償；強制許可的任何決定應接受司法審查或其他上一級主管機關的獨立審查。唯有在這些原則的支撐下，才可能在個案的分析中找準利益的平衡點，處理好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關系。

二、強制許可的價值分析

強制許可制度的存在一直以來備受爭議。誠然，每一個制度都有其存在的弊端，但筆者認為強制許可制度的存在利大于弊，對其價值所進行的探討，以及對其利弊的衡量，是我們尋找制度中所存在問題的關鍵。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專利權的存在是為了進一步調整市場的資源分配，通過專利權的獨占性來激勵專利人創(chuàng)造更多的智力產品，從而促進社會的財富積累，促使社會效用最大化。隨著社會分工的多樣化以及技術的跨學科化，新的智力產品的產生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其他領域的專利技術，而在產品研發(fā)途中，若撤銷某個重要專利的用戶許可證，將直接導致新產品的開發(fā)受到極大的阻礙。就是說，如果對專利權過度保護，必然會增加制造新智力產品所需要的成本，降低人們制造新智力產品的積極性，這與專利權存在的目的是截然相反的。另一方面，如果過分限制專利權人的權利必然導致專利權人本身的積極性降低，從而也影響了社會智力產品的增加，降低了社會效用。

故而，需要存在一個制度平衡這兩者的關系，專利的強制許可制度限制了專利的獨占性，在滿足適用的情況下，為智力產品的后續(xù)開發(fā)降低了成本，成為針對專利權濫用的救濟方式。在公共衛(wèi)生領域，專利的強制許可更多地起到了一種威懾的作用，即授權強制許可的現實壓力，往往會促成自愿談判的達成，以此抑制國際貿易中的特殊藥品壟斷，對于保障發(fā)展中國家公民的基本權利，控制世界性的健康危機有著不可小覷的作用。雖然許多發(fā)展中國家疾控形勢仍然不容樂觀，但筆者認為，就算如此，強制許可制度在公共健康領域仍然有極大的存在價值。例如巴西為了解決防治艾滋病藥物價格過高的問題，以對羅氏制藥生產的抗HIV藥物Nelfinavir實施強制許可為談判籌碼,成功地迫使羅氏制藥將該產品在巴西的銷售價格降低了40%。

總言之，在國際貿易的背景下，強制許可對國際貿易成員國的正面影響也是多方面的，而產生這些影響的原因都與資源分配的優(yōu)化以及成本的減少有緊密的聯(lián)系。首先，專利強制許可有利于推動產業(yè)發(fā)展和技術轉移，消除國際貿易障礙。在發(fā)展中國家企業(yè)與發(fā)達國家企業(yè)的貿易之中，若雙方愿意合作，但因為商業(yè)成本過高而無法達成一致的情況下，強制許可制度可以幫助被許可人合理取得授權；其次，專利強制許可制度可以有效避免外國企業(yè)的壟斷。如前所述，跨國企業(yè)在授權其他的企業(yè)使用其專利權之后，可能在授權到期需要續(xù)約時，憑借自己的優(yōu)勢地位漫天要價以謀取更多經濟利益，從而維持自己的市場優(yōu)勢地位。這嚴重阻礙了被授權人技術的進步以及產品的研發(fā)，將大大降低社會效用和極大增加交易成本。專利強制許可制度有利于防止此種情況的產生，并在交易中起到威懾作用。再次，強制許可制度可以為利用外國技術應對公共利益威脅提供幫助。

三、存在的問題

從《巴黎公約》到《TRIPS》再到國際條約無數次的修訂，專利的強制許可制度一直都被擺在談判的臺面上。目前，幾乎所有國家都將強制許可寫入立法，但從國際貿易中鮮有專利強制許可實例的現象可以看出，作為一個涉及公法與私法，國際法與國內法的制度，其現在的運行仍然存在著相當的問題。筆者在此提幾點問題。

第一，根據《TRIPS》之規(guī)定，“在導致強制許可的理由不復存在或不可能再次出現的情況下，專利權人可以請求終止強制許可。”但強制許可的執(zhí)行有多種原因，專利權人的請求權是否應當因為原因的不同而加以區(qū)分？例如以反壟斷為目的的強制許可和以公共利益為初衷的強制許可是否均可以請求終止？而因國家緊急情況所產生的強制許可又應當如何？這些執(zhí)行中所產生的問題都是應當細化規(guī)定的。筆者認為，專利人的請求權應當以強制許可之發(fā)生原因加以區(qū)分，以反壟斷為目的的強制許可在出現原因消滅之后可以申請終止強制許可，但如果原因是出于公共利益和國家緊急狀況，則專利權人不應當具備請求權之基礎。

第二，如前面關于《TRIPS》協(xié)議第31條的論述，其中的（f）義務在特定的情況下可以免除，這使得缺乏生產能力的成員方可以使用強制許可獲得解決公共健康危機所需的藥品。但這確實是“臨時性規(guī)定”，即此問題是通過在《TRIPS》協(xié)議的邏輯框架之外增加“特別條款”得以解決的。邏輯框架的缺陷可能會導致更多的問題產生：如何防止以此為名目卻具商業(yè)目的的出口行為？故而，如何能在《TRIPS》協(xié)議的邏輯框架之內良好處理公共健康與強制許可的關系亦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第三，在當下的國際貿易中，很少存在強制許可的實例。強制許可制度在某種程度上僅僅作為一個“威懾制度”而存在。這與該制度所預期達到的目的仍有差距。是應當重新定位強制許可制度還是應當通過修改使其發(fā)揮真正的作用也是今后將面臨的重大問題。

四、結語

在國際貿易中，專利強制許可制度仍然是一個十分年輕的制度。其運用雖初見成效但仍然存在著許多問題。要在國際貿易中發(fā)揮真正效用，必須進一步細化各項宏觀原則下的微觀制度，盡量在邏輯框架內解決現實中所存在的問題。唯有以此為努力方向，該制度才可能在今后協(xié)調平衡好國際與國內、公眾與個人之利益，促進貿易的順利進行。

作者：吳鎮(zhèn)東單位：四川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