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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生態政績考核的時代維度

從國際維度觀察，經濟全球化的巨大影響力已經波及我國經濟運行系統之中。無論當前我國面臨機遇與挑戰的程度如何，國外各類企業努力爭取中國市場份額的行動已是不爭的事實。其中，一些廠商利用我國地方政府生態政績考核指標的缺失，牟取不當利益，危害了生態環境。因此，如何應對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生態環境帶來的挑戰，為地方政府構建科學合理的生態政績考核體系，是應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生態負效應的保障條件，這已經成為國際大環境給中國提出的一個時代命題。從國內維度觀察，首先，生態政績考核是貫徹科學發展觀的需要。科學發展觀是新時代條件下結合我國基本國情提出的發展觀，是我國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科學發展觀強調全面、協調與可持續的特性，說明了它將生態文明建設作為重要的聚焦點。相應地，生態政績考核也應得到改造，即將有關環境指標納入政績考核的范疇，以體現出我國新時期的新要求。其次，生態政績考核是構建“兩型”社會與和諧社會的需要。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和十六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資源節約型與社會友好型社會”的目標，這其中就包括人與自然間的和諧。而實現人與自然關系的轉換就需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進而推動對政府政績考量內涵的轉換，這是實現上述目標的重要條件，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最后，生態政績考核是推動綠色GDP發展的需要。“綠色GDP是指從GDP中扣除自然資源消耗價值與環境污染損失價值后剩余的國內生產總值，也被稱為可持續發展國內生產總值。”“綠色GDP將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綠色GDP有利于保護資源和改善環境，提高資源利用率;綠色GDP可以為政府官員樹立全新的政績觀;綠色GDP是促進可持續發展，推動和諧社會建設的需要。”［5］可以看出，綠色GDP與生態政績考核有著緊密的聯系，具有重要的價值。總之，立足于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宏觀視域之中，置身于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全面認識生態文明及政治文明發展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努力構建有效的生態政績考核方式，必然成為統籌生態文明與政治文明協調發展的關鍵與核心環節。

二、問題的深入:政府經濟倫理意識不健全延滯生態政績考核的發展

相比于傳統的政績考核方式，生態政績考核是一種更為全面和科學的考核方式。然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仍然存在著如指標設置體系不完善、區域關聯性不強等困難。究其原因，不同研究背景的學者或機構都會從各自立場出發來說明生態政績考核在運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筆者認為，政府經濟倫理因素不健全是延滯生態政績考核發展的關鍵所在。經濟倫理主要研究“義”、“利”之間的關系問題，它存在并發展于一切經濟活動之中，反映了人們進行“利益”博弈的價值取向。馬克思曾指出:“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而實現“利益”最大化，就應將經濟行為中的經濟價值與道德價值進行統一，規避兩者相互沖突下的風險。倘若出現矛盾，則說明道德意義上的“結果利他”與“動機利他”出現相互背離的情形，這也印證了庫柏曾強調的觀點:“符合道德的行為是不可能在孤立的情況下形成并得以有效維持的。”因此，應將個體道德與經濟運行進行有機地結合，以構建滿足道德判斷的經濟行為。

本文認為，政府義利觀的模糊是影響生態政績考核效果的重要因素。政府之“義”，從角度來講，就是依法從事公共事業管理工作，并以社會綜合利益最大化為準則，提供其所需要的公共物品，即通過事前、事中、事后三個階段的、充分體現經濟倫理的社會治理來合理運用政治權力，以便促進市場經濟與生態文明社會的共同發展。這就是說，經濟增長既促進了人類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也日益惡化了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嚴重地威脅了當代人及后代人的生存與發展。人類在經歷一系列生態危機帶來的痛楚后，應積極探索建立生態環境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模式，并使之成為政府管理經濟活動所需遵循的必要準則。這其中，構建能夠反映生態利益訴求的、保障政府行政體現生態準則的生態政績考核體系就成為檢驗政府能否科學構建生態文明社會的重要標尺;而政府通過不斷完善生態政績考核體系就可以提升經濟社會與生態環境的協調水平，這也體現了一個政府應得之“利”。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并將GDP增長率作為考核地方發展和官員政績的主要標準，這對提高地方經濟發展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這種片面的、“唯GDP增長”的政績觀在許多領導干部看來，要比環境保護更加重要，生態政績在這種情況下不受重視就成為一種必然。由于官員的前途與政績緊密相關，所以，短期內能顯現的政績就會被各級政府部門所追求。生態政績是一種隱性政績，短期內難以取得很好的成績，這很難對政府官員產生明顯的政績吸引力。可以說，政府對經濟倫理應有之“義”理解的缺失使得生態政績考核在實踐中遇到諸多困難，因此轉變政府現有的經濟倫理“義”“利”觀已勢在必行。

總之，我國生態政績問題的實質在于政府所持經濟價值與道德價值有相互矛盾的現象，即政府短期經濟利益與社會長期利益出現了對立，造成“結果利他”與“動機利他”的不一致，加之我國當前生態政績考核配套建設的滯后，導致了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錯位。所以，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就是不斷修正政府經濟倫理理念，在此基礎上完善相關制度保障，以促進人與自然的可持續發展。

三、問題的破解:以構建體現新型政府經濟倫理理念的制度設計為路徑選擇

總的來說，生態政績考核在我國當前政績考核體系之中還是較新穎的事物，各方面仍處于探索階段，存在的問題不僅源于我國當前經濟、政治文明領域發展的不完善，而且也是經濟倫理方面建設缺失的直接反映。首先，正確經濟倫理意識的培育與完善。一方面，政府作為公共管理的載體，其所把握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應該符合當前經濟社會生態的發展情況，并及時加以調整。筆者認為，政府的職責就是要加強對官員的生態政績觀教育，并通過懲罰不顧生態環境、盲目提高經濟增長率的違法違規行為來使生態政績考核深入人心，從而牢固樹立起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理念。另一方面，民眾也要通過受教育、宣傳等手段樹立起主動參與監督生態政績考核的意識，通過對官員違反生態原則行為給予建議的方式，從外部為我國更好地推進生態政績考核作出應有的貢獻。其次，破解生態政績考核難題的經濟倫理運行機制建設。經濟倫理意識的完善是相關制度進步的前提，制度建設則是更好地落實經濟倫理理念的保障。具體而言:第一，健全生態政績考核的參與機制。上級組織人事部門“應該設立多元考核主體，實行上級組織、群眾和第三方(生態利益相關者、專家學者)三種考核主體力量對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進行生態政績考核”，使各方力量能夠作出更加專業、客觀、公平的評價。第二，健全生態政績考核的激勵機制。應參照安全生產領域的獎懲制度，加重生態政績考核指標在整個政績考核體系中的比重，對負責領導干部實行“問責制”和“一票否決制”，增強其關注環保的力度。第三，健全生態政績考核的監督機制。“要建立一整套與嚴密的組織監督和廣泛的民主監督相配套的有效制度，把制度約束與群眾監督、社會監督和輿論監督結合起來，使形式主義得到及時遏制。”

最后，從技術手段角度不斷健全生態政績考核體系。第一，“生態政績考核在不同地區、不同政府部門政績考核中的權重應該是不一樣的。對于限制開發區域，重點突出對生態環境保護的評價，弱化對GDP、工業化、城市化等相關指標的考核。而對于禁止開發的農產品主產區和重點生態功能區，將實施農業發展優先和生態保護優先的業績考核，對該地區的生產總值和工業等指標不做考核”。這樣，生態政績指標設計可以很好地體現不同區域的實際情況。第二，科學地設置生態政績考核指標。加大生態環境測評技術的研發力度，在參照歷年數據的基礎上，設定合理的數據區間并輔助定性分析來對該地區政府官員進行綜合評價。如“把節能減排目標納入各地經濟社會發展的綜合評價體系中，并作為政府領導干部綜合考評和企業負責人業績考核的重要內容”。第三，生態政績考核要體現程序規范。從考核通知到動員、信息采集、評價、公布結果，都要體現出程序公正，并將定期與不定期考核結合起來。這樣，既有利于維護政府的權威與公正性，也有利于發揮其激勵與引導作用。

總之，完善生態政績考核既要從思想上按照經濟倫理規則統一認識，也要強化各種機制與現實的適應性，更要不斷加強科技手段創新。只有這樣，才能逐步推動我國生態政績考核事業的發展。五、結語關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一系列重要講話，體現了黨和國家對可持續發展問題的關切程度。其中，生態政績考核能否成功實施是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保障條件。盡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此問題一直給予關注，但由于其涉及政治、經濟、社會、生態等多重變量協同變化的過程，復雜性與困難性十分巨大，結果造成了構建過程中出現困難重重的局面。可以說，政績考核方式的轉變必然會隨著人們對經濟倫理價值觀的認同而不斷推進，而這也必將提升全體社會成員包括生態利益在內的各項權益的水平。

作者：牛文浩 單位：天津科技大學 馬克思主義教育學院